“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管仲去世一百五十年之后，在南方出现了一位大商人，他的名字叫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后世尊之为“商父”。与管仲“先商后官”的经历不同，范蠡是“先官后商”。

        范蠡辅佐的是“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个霸主越王勾践。勾践的称霸经历最富戏剧性――先是战败几乎亡国，被迫到敌国为奴，然后卧薪尝胆，历二十年终成霸业。

        越国地处长江下游的浙江、江苏一带，在西周时期尚是蛮夷之地，到了春秋，它与比邻的吴国相继崛起，形成争霸之势。公元前496年，吴越战于携李（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负伤身死。两年后，阖闾之子夫差与越再战于夫椒（今江苏无锡马迹山），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被围困于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了避免灭国之祸，谋士范蠡献计，向吴王求和乞降，以待复起，他用宝剑在石头上刻了十二个字，“待其时，忍其辱，乘其蔽，就其虚”。范蠡陪同勾践入吴国为奴，前后三年，受尽屈辱。

        被放归越国之后，范蠡又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先是遍觅美女献给夫差，让他沉迷酒色，荒废国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同时，着力于军政经济的建设，从《越绝书》、《吴越春秋》及等史料看，他在三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首先是建立各种生产和军事基地。他建筑了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把都城从山麓平阳下迁到沼泽平原地带，使越国有了一个坚固的中心。在水土资料丰富的大城东郊筑塘，建立了粮食基地──富中大塘；在大城周围根据地址、矿产资源建造了畜牧基地鸡山、豕山和犬山，水产基地目鱼池，蔬菜基地稷山，冶金基地姑中山、练塘、锡山和六山，铸剑基地赤堇山、称山，造船基地船宫，练兵基地时浦，木材基地木客，编织基地麻林山和葛山，食盐基地朱余。通过建设这些生产、军事基地，有计划地重构了越国的国民经济。

        其次，以价格调控的办法促进粮食生产。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就是说，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如果下跌到每石粮食只值20钱，就会谷贱伤农，打击农民；如果上涨到每石粮食值90钱，就会打击工商业者。打击了工商业者，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就会下降；打击了农民，农民就会荒芜土地，全国就会闹饥荒。因此，他向勾践建议，最好把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控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限度内——每石粮食最高不超过80钱、最低不低于30钱，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实行宏观调控的“浮动价格”政策。这样，农业和工商业都能得利，物价稳定，关隘和集市繁荣，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那么，怎样才能把粮价控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合理幅度之内呢？范蠡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就是说，只要搞清楚哪些商品是供过于求的——“有余”、哪些商品是供不应求的――“不足”，就可以知道哪些商品价格要下跌、哪些商品价格要上涨――“即知贵贱”。他已认识到，由于市场供求对生产的影响和调节，供不应求的商品上涨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跌——“贵上极则反贱”；反之，供过于求的商品下跌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商品价格又会回升、上涨――“贱下极则反贵”。换言之，他已从现象上认识到，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商品的价格会围绕其价值而上下波动。

        根据上述认识，范蠡进而提出了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去调控粮食价格的办法。他的办法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当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上涨时，国家就用低价抛售粮食的办法——“贵出如粪土”，把粮价压下来；当粮食价格下跌时，国家就用高价收购的办法――“贱取如珠玉”，把粮价抬上去。他认为，国家采取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控制粮价，就可以稳定市场，让国家富强。

        其三，范蠡还天才地发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据此来设计政策。他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在旱灾之年要预见到大旱之后可能发生水灾，因此要及早资助造船业的发展，以免水灾来临时发生舟船供应短缺；反之，在水灾之年要预见到以后可能发生旱灾，因此要及早资助车辆生产。他还提出“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就是说，要发展商业、积聚财富，务必严格注意商品的质量――“务完物”，还要注意加快资金周转——“无息币”，不要让货币滞留在手中，成为死钱。他的这些见解，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驾驭市场经济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越国在范蠡的治理下，果然“修之十年，国富”，此长彼消之间，吴越国势逆转。公元前482年，勾践兴师伐吴，杀吴太子。九年后，再败吴师，夫差多次乞降，范蠡力谏勾践不准，遂灭吴。经此役，越国大兴，勾践与齐、宋、晋、鲁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周天子派专使前往祝贺，并封勾践为“伯”（霸），从此，“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越国称霸之后，范蠡被拜为上将军，然而他却做出一个十分反常、却也让他名垂历史的举动——挂冠出走，带着美女西施“乘扁舟浮于五湖”。临行前，他对另外一位辅佐大臣文种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乌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文种不听，后来果然被勾践赐剑自尽。

        范蠡辞官，并没有“飘然不知所终”，而是开始了第二段人生，他数易其居，成了一个超级大商人。

        范蠡先是出越入齐，更名为鸱夷子皮，他在大海边从事农耕养殖（“耕于海畔”）和土产贸易，很快“致产数十万”，成了远近闻名的富商，迄今，河北、山东和江苏等很多地方志中仍然留有他的经商传说，譬如管仲开办过皮毛集市的河北蠡县便记载范蠡也曾在此做皮毛生意，该县因此得名，他还在江苏无锡从事过种植，该地现存“蠡国”和“西蠡河”等地名，沿太湖周边地带，尚有不少以“蠡”字得名的地方，如蠡湖、蠡桥、蠡口镇、蠡庄渡等等。据传他还写了一部《养鱼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淡水鱼养殖的专著，后被收入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齐王闻其贤，请他去当国相，不多久，范蠡再辞，迁居到陶，更名为陶朱公。十九年之间三次积累家产到千金之多。他还广散家财于贫穷的乡邻亲戚，因此又有好德之名。他的子孙继承家业，累代经商，“遂至巨万”。因为范蠡的故事太过神奇，所以后世把有钱人概称为“陶朱公”。

        从各种史料分析，无论是在齐国还是在陶，范蠡从事的产业都是农耕和畜养业——“复约要父子耕畜”，此外还经营季节性特产的长途贩运。他显然把治国之术用到了经商之中，司马迁引用他的话说，“致富的策略有七种，越国用了五种就称霸天下，既然用在国家上如此有效，我要把它用在家业经营上。”

        经济周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名词，治国与为商之道一样，关键在于认识周期，同时善于运用周期，在这方面，范蠡无疑是一位世界级的先觉者。他是一位天文学家，在越国主政时曾筹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高46丈的观象台，他将天文运行与农业丰歉进行了周期性研究，并据此预测商品供求及价格的周期性变化趋势，形成经营的策略。他给出了一个周期性的公式：“岁星（木星）运行到金的位置时是丰收年，在水位时是涝灾年，在木位时可能有饥荒，在火位时则是大旱之年。每隔六年有一次丰年、一次平年，每隔十二年出现一次大饥荒。这里将古代天文知识与五行学说结合起来，认为“岁星”即木星12年间分别经过金、木、水、火等方位而绕太阳一周期，同农业生产由丰年到灾年的一个周期是相吻合的。

        且不论这一周期性总结发现是否完全的符合科学，不过，范蠡能够以长期循环波动的眼光看待工商经济，无疑已是非常的卓越――在古今中外的商业世界里，几乎所有的大成功者都是对周期有杰出认识和运用的人，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周期、产业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农业生产从来就有“靠天吃饭”的特征，范蠡从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变化来探求农业丰歉的周期性循环规律，以此掌握未来不同年份的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量的增减趋势，他能富冠天下，便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在掌握了周期性规律之后，范蠡提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商业思想，就是“待乏”。所谓“夏则资皮，冬则资絺……以待乏也”。夏天的时候要储备皮毛，冬天的时候要囤积薄纱，一切都需提前准备，等待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获取百倍、千倍之利。说他“候时转物”，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而转运不同的商品。根据农业丰歉的规律，范蠡又将所有的商品分成两大类，粮食类和非粮食类——田宅、牛马等等，在他看来，这两类商品的价格波动是相反的，在丰收的时候，谷物价格下降，人们对非粮食商品需求增多，其价格比如上涨，如粮食欠产，谷物价格上升，非粮食类商品必然价跌，所以，购进或抛卖，都应该顺势而动。

        在“待乏”的同时，范蠡还强调薄利多销，加快资金的流动，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利益。囤积居奇，自能获取利润，但又不可以赌博式的追逐暴利，“货无留，无敢居贵”——手中的货物不应该让它久留，不要贪婪地追求过分的高价。他说，“所有商品都是因为过多或过少而变得便宜、珍贵的，一种商品一旦太昂贵，大家都去生产，就会变得便宜，太便宜了，没人生产又会变得昂贵。手中的资金要象水一样的流动起来，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率。”他的这些商业思想，百世以降仍然不觉陈旧，“陶朱公”之所以成为富豪者的代名词，显然不仅仅因为财富之多寡，更在于他的智慧高超。

        另据《史记集解》记载，范蠡还曾经帮助过一个穷小子变成了大富豪。

        鲁国有个叫顿的年轻人，贫困潦倒，他找到范蠡请教致富之道。范蠡告诉他，如果想要发财，就应该去畜养母牛，以繁衍牟利。于是，顿迁徙到晋国的西河(今山西西南)，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由于经营有方，顿的畜牧规模日渐扩大，“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顿在猗氏一带起家，因此被称为猗顿。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又投资于池盐业。山西的西南地区（今山西运城一带）是古代中国最早进行池盐生产的地方，其历史可追溯到黄帝、尧舜之时，《诗经·南风歌》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便是对盐池生产的生动描述，运城当地也有民谚曰：“南风一吹，隔宿成盐”。猗顿便在这里开发池盐，从事生产和贸易经营。据传，为了加快贩运速度，猗顿还开凿了山西地区的第一条人工运河。

        山西池盐自古被视为“国之宝”（语出《左传·成公六年》），猗顿投资其中，当然获利非凡，很快成了一代巨富，后世常将他与范蠡同列而论，并视之为晋商的远祖。

        在中国历史上，范蠡是第一个辞官经商的典范。在商业史上，堪与他相比较的人物，是1895年下海办厂的晚清状元张謇。由范蠡的故事可以看到，在春秋时期，自由商人的地位并不低下——若以两千年国史论，竟可能是最高的，他们游走在各国之间进行贸易活动，与世家贵族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这一事实在各种史料中都有隐约的呈现。

        《左传》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商人故事。公元前658年，晋大夫荀莹被囚于楚，郑国一个商人想把他藏在货袋内偷运出境。这个计划尚未实现，荀莹已被释放回晋。后来，这位郑国商人到晋国，见荀莹后并不居功，转回齐国做自己的贸易。史家胡寄窗据此评论说，“一个大商人的活动可以往来于楚郑晋齐之间，其经营规模之大当可想见。”

        《淮南子·人间训》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个郑国商人急智救国却不愿当官的罕见故事。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去周王室辖地经商，途中遇到一支秦国军队，当他得知秦军要去袭击郑国时，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国报告敌情，一面伪装成郑国国君的特使，以12头牛作为礼物，犒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经获悉偷袭之事，只好班师返回，郑国因此避免了一次灭亡的命运。当郑国君主要奖赏弦高时，他却婉言谢绝了，继续去当他的商人。

        就在范蠡生活的同一时期，在北方还活跃着另外一位著名的商人，他比范蠡小16岁，是孔子的弟子，名叫端木赐，字子贡（公元前520－公元前456）。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与范蠡为同时代人，子贡则是他的七十二贤徒中最富有者——“最为饶益”，司马迁直接把他写进了《货殖列传》。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深得孔子喜爱，许之以“达”，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贡兼有学者、官员和商人三种身份，他曾多次出任鲁国和卫国的相，是一位活跃的政治纵横家，同时，他非常善于经商。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将他两位最心爱的弟子颜回和子贡做了有趣的对比，他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

        子贡能致富当然不是靠“臆猜”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废举”的意思是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白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货殖列传》还生动地描写了子贡富足之后的情景：子贡乘着华丽的马车、载着珠宝美玉，游走在天下诸侯之间，所到之处，国君无不专门设席，以平等的礼仪来招待他——“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分庭抗礼”这个成语就出于此，体现了商人子贡与君王、诸侯们的对等关系。司马迁接着很有感慨地评论说，“孔子的名声能够广布天下，也许靠的就是子贡的前后奔走吧？”

        在《荀子·法行篇》中记录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颇能表现这对师徒在经济思想上的落差。有一次，他们讨论为什么玉比较贵，而珉（一种低级玉石）比较便宜。子贡说，“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因为玉比较少，而珉比较多。”孔子则深不以为然，他说，“君子怎么可能因为繁多而贱弃某一东西，又因为稀少就珍贵某一东西呢？玉之珍贵，是因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征呀。”接着他洋洋洒洒地列举了玉的“七德”：“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这段对话，在历代道德家看来，当然可以读出孔老师的学识高妙，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似乎还是学生子贡说得有道理，因为他就物论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为贵”的朴素真理。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子贡似乎无意识地将之进行了分辨，因此，胡寄窗便评论说，“在缺乏价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子贡能第一次接触到价值问题，值得称述。”

        公元前四世纪到五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期，在东方的中国，相继出现了老庄、孔孟、杨墨等诸子百家，催动了东方哲学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则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众多哲人，开拓了西方文化的渊源。

        关于这两座人类思想巅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命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谓是东风西渐。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大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对老子、孔子等人表达了高度的敬仰，伏尔泰甚至提出过“全盘华化论”。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识增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便认为，老子哲学反映了“精神的儿童时代”，而同时期的希腊古代则是“精神的成年时代”。如果从政治伦理上看，雅典在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实践明显更让人神往，相对的，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接民主这样的事物。不过，若以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而论，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这种经济思想上的早慧，是多种原因所促成的。

        其一，与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经济制度不同有关。欧洲在中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经济，封建领主的庄园自给自足，对商品交易的兴趣不高，很少与外界发生经济关系，所以宏观经济制度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而中国则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在很早就采行了一种更符合经济原则的经济制度，至少从有文字记载的公元前七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语言相通、贸易自由的统一市场，产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阶层活跃，以至于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现过经济性的封建制度”。

        自殷商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就特别强调社会分工，采取各种措施朝这个方向推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自春秋之后就被历朝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由于社会分工的优越性，中国早期的生产技术发展得特别快。史家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比欧洲早八百至一千年。

        其二，地方割据造就思想活跃和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

        自东周之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坐大，各国为了强盛纷纷实施了变革，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范蠡在越国，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

        此外，各诸侯国之间频繁会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诞生，达成又一轮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贸易的考虑，日渐形成了贸易共同体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加快道路建设，尝试统一计量标准、关税比率等等，这一切都为商业流通提供了条件。

        其三，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客观条件。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走了两条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曾发展出一批为数众多、规模可观的城市，据称罗马全盛时有大小城市600多座。可是日尔曼人入侵后，欧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农村，整个欧洲被切分为成千上万的领主庄园，一直到中世纪之后，由自由民组成的工商业城市才重新复苏。

        而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欧洲大不相同。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兴盛期，然后又转入一个同样漫长的衰败期，而其转折时间正发生在欧洲重新开始城市化的中世纪，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西方商业文明的一个分水岭。

        中国的城市兴毁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国建城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显示，西周建立之后，分封了一千多个诸侯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即便一个诸侯国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码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镇。近世多位学者曾经考据春秋战国时的城市数目，民国的考古学家李济找出了585个周代城邑，被认为是最可能近似的数字。

        另据张鸿雁、杨宽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十五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灵寿和临淄分别为18和16平方公里。临淄有人口7万户，按平均每户五人计算，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与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的城市规模显然要大几倍，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为十五万人。根据学者的计算，春秋末期的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而城市居民人数就多达509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为15.9％。据此可以得出一个让人惊奇的结论：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已然有相当高的城市化。据赵冈的计算，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比重远高于晚清1820年时的6.9％。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于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时，它对粮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贸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周代开始，政府就已经有意识地以城市为中心，将工商业生产纳入到行政管理系统之中，相关的制度有两个，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所谓坊市制度，就是由政府规定市场贸易的地点和时间，这一制度从周代一直实行到宋代，前后超过两千年。市籍则是对市场内的商贾进行注册登记，实行执照制。

        古代文献中，对市场贸易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易经·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对交易时间——中午——进行了规定。另据《史记·三皇本纪》记载，“日中为市”的制度是由远古的炎帝设定的。

        在《周礼·地官》中——它被认定为周王朝的文件汇编——对集市的地点进行了规划，“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也就是说，国境之内，每隔十里、三十里和五十里就分别有“庐”、“宿”和“市”三种不同规置的集聚场所，“市”就是商品交易的地方，“积”则是供商贩存货的仓库，方圆五十里设立一个集市，显然考虑了人口流动的半径和交易成本。

        而这些“市”都被规划在城市的中心区，四周有墙，三面设门，市内预设一排排的摊位，政府派出官员进行管理，周代设“司市”一职，就是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员。赵冈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据，他写道：春秋战国时，每个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设立一个市场区，由专人负责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场内进行。也就是说商业区与住宅区要严格划分。为了配合城内规划，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职业分配的，据《管子·大匡篇》的记载，当官的家靠近王宫，平民及农民的家靠近城门，从事工商业的则靠近集市。

        早期规划的“市”占地一井——所以日后有“市井”一词，即每边长约三百步，较大的城可以设立多个集市。市内预先划定商贩的摊位，称为“肆”。市场管理者把同一类商品的贩卖者集中于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摊位贩卖不同货品。行就变成了商品分类，同业排在同一行列，故称“同行”。

        所有在市场内摆摊交易的商贩，都必须取得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这就是“市籍”。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他们在市门经过官署所派门监检验证件之后，得以进入市场贩售，政府则征收营业税，称“市租”，这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先秦最繁荣的大城市，便记载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可见收入之丰。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时颁布法令，严禁在官市之外另设集市。

        这种有计划的市场规划，对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催生，显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如果没有巨大的统一市场，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征，范蠡、猗顿这些商人要获得巨富，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治国者就非常善于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宏观及微观经济。中国经济的政府管制特征，自古犹然，其差别仅仅在于运用巧妙不同而已。

        到战国中期，在西北偏远的秦国出现了一位极端仇视商人和自由经济的铁腕强人，他把专制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并终而奠定了一个铁血帝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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