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密沃什恰巧出生在分界线，两个世界的边界上；有时他认为，正是这种隐匿于历史中的瞬间重重地折磨着他；世纪之交那会儿，中产阶级市民阶层正幸福而满足地享受着家庭财产的红利，那时，国家还保持着完整的历史边界，毫不吝啬地将各个阶层、种族的人民拥揽入怀；而地下运动梦魇般的灯标和远处传来的地动山摇的轰鸣声提醒仍沉浸在田园牧歌中的有产者，危机正在逼近。谁会有所警觉？生活还呈现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在最后十年的和平时期快要结束时，他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小贵族家庭。母亲是撒克逊人，也许他从母亲那儿遗传了平和的个性和对生活的不确定感，以及对“看不清”“摸不着”之物的敏锐感受；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一特质又与父亲沉默寡言、无所信仰和相对坚强的性格结合了起来。他的父亲科密沃什·?高博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老派法律世家；祖父也叫科密沃什·?克里斯托弗，是科密沃什家走出的第一个七人法官团注成员。因而，法官这一职业也就顺理成章地从祖辈延续下来。科密沃什家的人都跟法打交道，祖父是法官，曾祖父是律师，后来成了国王内廷的专职律师；显然，某种暗藏于内心的神秘力量把他引向了“权利”、真理和法律。这家人连续七代供职于法律系统，他们是用拉丁语说话思考的律师、老派的法官，与其说他们为了养家糊口，倒不如说政府机关衬托了他们的荣耀。有些人被威严的政府收编入册，有些人则对政府敬而远之。他们像其他匈牙利小贵族知识分子家庭一样，他们是法律世家；这个家庭的后代对一切法律和权利有着天然、血缘的亲近感；而拉丁教育则渗透后代的思维方式。科密沃什·?克里斯托弗，这个上世纪末最有名望的司法委员之子，便顺理成章地在这种本着人文主义精神、自成一体的严格教养中成长起来，这是家族传统。父亲有两段婚姻；克里斯托弗是他与第二任妻子，一位凯什马尔克医生之女所生；父亲那时五十出头，事业和名声正如日中天。表面看来，这第二段婚姻相当意气用事，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合常规”。这段婚姻打破了一切传统的束缚和家族规制，成了违反家规的叛逆典型。婚后八年，大儿子还不满六岁，他的第二任妻子便离家出走，后来嫁给了城里的一个总工程师；克里斯托弗一直无法理解她这种诡秘、冒失之举和她不可理喻的自私自利。父亲深受打击；妻子的背叛在某种程度上伤及了他隐秘的内心平衡点，那是一个人内心完全不可复制的稳定点，只有在那儿他才是完整的。表面上看，母亲也无法承受叛逃的风险，也许是因为后来一段时间，在这段婚姻永无止境、逐渐演变为隐藏于潜意识之下的混沌中，她生命的力量终于被耗尽——离婚三年后，她仍未在新的婚姻中苏醒过来，最后她死于产褥热。他同母异父的弟弟是个病恹恹的孩子，克里斯托弗从未见过他；后来，这孩子和他沉默的残疾父亲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相较于克里斯托弗后来耳闻的，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他也许是一个懦夫，被妻子绝望的冲动卷入了这场市民的冒险；男孩没有熬过战争，他没有上前线，牺牲得也并不“壮烈”：只是因为患上肺炎，几天后便死在他帮忙的兵营指挥部里。

        这场不幸的再婚之后，科密沃什·?高博独自度过了生命中余下的时光；那时他已经在首都定居，在法官生涯最后孤独的二十年中，他成为了法律界的典范。比他有野心的同行们也许运气并不输于他，可在仕途上却没有什么人能达到他的高度——直到逝世，他一直担任法官团主席，之前他只是个审判官，后来到了法官团里他才功成名就。他在公众面前展现出了羞涩、含蓄与庄严三相并重的魅力，以“大法官”之名行走天下；他是灵魂的审视者，也是法律条款的化身，抚慰崇尚法律的社会，而他却对自己一以贯之的正直，是的，对自己毫不留情的公正感到恐惧。这是他的名声。年轻的法官愿意以他为榜样，效仿他低调冷静而有内涵的行事方式；科密沃什·?高博擅长以眼神和手势引起关注，以点头或冷若冰霜的眨眼动作在被躁动情绪点燃的议事大厅中保持冷静，他从不与辩护律师、原告律师、证人辩论；曾经，他就是法庭中不可辩驳的存在，就是权威与高不可攀的象征；谁也无法脱离这样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圈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他被称为“创始学派”的大师、伟大的精神导师。科密沃什·?高博自然从未想过要“创始学派”——在不知不觉中，这种人文的、个人的影响，在他创造的丰功伟绩中散发出巨大的能量。他就像明主般端坐于法官席上，以他自由的智慧将公正分享给众生。也许他的异教徒祖先，或是可回溯至安茹王朝的小贵族先辈们认为这种大公一类人物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家族首领式的优越性远胜野蛮的奴隶制，因而他们的后代以手势动作捍卫家族在法庭中的判决权力。很少有人知道，十年来，这个集一切优点于一身，情绪极度自制冷静、少言寡语、高不可攀的人内心已几近崩塌，甚至比瘫痪病人更可悲、更不幸：他心里充满了怀疑与伤痕，还有被超人的力量所掩饰的绝望。克里斯托弗也是在长大后才洞察到父亲内心世界的崩塌。

        一切都只关乎他爱的这个女人，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埋葬第一任，也就是为他生了个女儿的妻子时，他并没有感到特别悲痛。可第二任妻子却让他悲痛欲绝。他并非为她的离去而心痛，因为这“不合常理”。对科密沃什家的人来说，一切否定习俗、法律、人类惯例的反叛精神他们都会自动远离；当然伤痛的外壳还是留存了下来，这颗忠贞的灵魂痛苦地承受着打击；但痛苦并非只从忠贞中吸取苦涩的毒素。她的离开让他疼痛，而他的爱则让她疼痛。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克里斯托弗从不知晓。父亲去世后，他在父亲那张带抽屉的大写字台的一格中找到了一摞用黑带子捆好的资料；这些是父亲与第二任妻子自订婚以后写给对方的一封封矜持而含蓄的信，内容包罗万象的便条，母亲的日常开支账本、手写菜谱、各种收据和铅笔记录的各种信息——一切都与妻子有关，即便是这些最琐碎的杂物，也能串起与她之间的某种联系，能感受到她手中的力量，勾起生活的回忆——例如一张酒店的收据就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去捷克度假时留下的——父亲细致地把一切收集起来，妥善存放，并用黑带子捆好。这就是生活，最好的也是最坏的，这是生活留给父亲的。克里斯托弗激动地翻阅了一会儿这些平淡的信件，虚微的侠义豪情让他想把这些从未被第三人看过的手写回忆，这些讲述着一出自我毁灭、无从逃脱、无法解释的悲剧的资料，直接投进火炉；可这些资料保存着两个给了他生命之人的秘密；他们是否有保护自己秘密的权利？信件并没有透露什么特别的信息。书信的笔触谨小慎微，仿佛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通信，男人和女人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着，陌生的两个人，对任何字句都战战兢兢，字里行间完全展露各自的拘谨。母亲在一封婚礼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定会倾尽全力，请务必信任我。”克里斯托弗把信收好，再没去看这些私密的收藏，可这句话就像彷徨的呐喊，在他耳边回旋良久。他想，这么写的人想必是需要博取别人信任的。接着，他想到把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刻的父亲。他理解，父亲爱这个女人，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假如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不论是逃婚还是出轨，不管什么行为，都可以容忍么？他有些激动地想。

        孩子们都在寄宿学校。节假日，三个孩子纷纷回到父亲家；但这个“父亲家”只是首都一套位于楼房三楼的出租屋。他们搬来首都前，父亲把北部家乡的老房子卖了。为老法官操持家务的女人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这个穷亲戚必定极为警醒地生活在这些尊贵亲戚的阴影中，她从来不敢当着孩子们的面理直气壮地将自己视为他们的亲戚。二儿子，也就是克里斯托弗的弟弟，在军官学校读书；同父异母的姐姐艾玛在外地跟随从事慈善医疗的修女们学习护理。他则留在父亲身边，在距离首都半小时车程的修道院学习。节假日总是在拘谨、混乱的气氛中度过，似乎错失了些什么，比如介绍自己的近况，或是不可避免的促膝长谈。这样的长谈能使一切明朗化、直接化。他们熟悉对方，彼此之间并无秘密可言。即使谈不上亲密无间，他们也能直接找到一种化解家庭成员间疏离感的基调。但这样的长谈却从未出现过；克里斯托弗一直期望能有人起个头，也许是弟弟。军事化的教育也未能平息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家庭的渴望，三人中，孤独的童年对他造成的伤害最严重——冷酷的保育员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克制力，她永远摆着一副苦行僧般冷若冰霜的面孔，仿佛刚从平淡无奇的梦中醒来，对白昼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期待。不过，后来他很快意识到，现实中是不存在这种长谈的，语言根本无力把控生活的真实境遇，那些沉重与艰辛就像自亘古留下来的岩石一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也许只有地震或是某种本质上的命运重置才能改变他们的存在状态与连接方式。但就如不存在这样的长谈一样，克里斯托弗孩提时代暗自期望的那种能够改变一切、碾碎所有顽固与陌生生命物质的命运重置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极为罕有、永不得见。或许，父亲的离世便是，可他的死也无法解决孩子们关系中的终极问题。孩子们在父亲的公寓里度过节假日，紧张的等待蔓延在他们之间，午餐与晚餐的间隔，克里斯托弗总是焦虑不安，好像他知道，他们中的某一个人马上要说些什么，是父亲或者弟弟；他们数目相对，放下刀叉，期待着“有事发生”。可什么也没发生。父亲在桌边一年比一年严肃，就连去学校短暂而隆重地探访时，他也是这样——永远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不容置疑，刚正不阿，既是提问者也是回答者，就像医生，或是……对，就像问话的法官一样。他身体中的某些东西破碎了，伤痕累累的人只剩下防守、规则和拒人千里的冰冷。一直以来，克里斯托弗只从这种行为模式中感受到了无可救药的冷硬；当他得知在父亲业已崩塌的生命废墟中，支起的屏风背后掩藏着历经灾难的碎片，而父亲却如约伯注般数年、数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悲惨绝望地坚守时，深深的罪恶感笼罩了他。他们，孩子们，无意中残忍地将父亲独自遗弃在痛苦的深渊中，也许这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这“痛苦”是高傲的，克里斯托弗一直认为：这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后来，克里斯托弗对这种“男子气概”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他认为，“男子气概”并不是某种令人无法承受，以致最终崩溃的东西——也许尽可能地妥协、找到解决途径的做法更具男子气概。有时，“寻求结果”与自我贬损或自揭伤疤毫无二致；这就像某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赌场中运行着不成文的条规，需要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但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一切都为时已晚；父亲切断了与外界交流的所有通道。

        战后三年，父亲因病去世，摆脱了长久以来圣人般崇高的评价为其带来的苦闷。他千疮百孔的灵魂平和地接受了身体的妥协，仿佛在说：?“现在自由了，终于自由了。”国家分崩离析，共产主义的昙花一现直接摧毁了他破碎的灵魂。时间在灵魂无力抵挡之处刻下了累累伤痕；他能承受个人的伤害，却无法与家庭、国家的创伤抗衡，最终心止于此。他这样的人，他这一代人中，许多都是以这种姿态离开人世，并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对父亲来说，“祖国”是家庭的集合概念，两者有共同特点，其命运在家庭的等级制度内，由高级成员决定。他的身体和灵魂都感受到了命运的重置，仿佛有人摧毁了家人的身体，以他们用来侵害国家的可耻行径打击他的个人家庭。他的消亡也是一种清算，是为业已发生之事承担责任，现在他正以自己的方式偿还。他知道，他父亲，作为个人，与其他人一样，与他们这一代人一样，彻底失败了。在谁都没有开始询问失败时，在孩子们都还未曾意识到这失败的重要性时，甚至在他以完美的手法，有时以惨重的代价推迟清偿的步伐时，他就已经失败了。他在病床上躺了数月；最后一周，他失去了耐心，颤颤巍巍地站起身，经过几小时与死神的搏斗后，在看护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挪步至书房，从书桌的抽屉里翻出一把老式自动手枪，企图结束生命。他紧握着手枪跌倒在书房地板上，身体呈中风病人的瘫痪姿态，正上方便是家族画像。别人发现他时，他已经昏迷了。几小时后，他陷入了弥留状态。父亲试图用来自杀的手枪已来不及让他解脱了。那些家族画像则是克里斯托弗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所有遗产。其中有一幅上色照片，是他母亲怀抱着一岁的克里斯托弗。她穿一件黑衬衫，胸口别着一枚宝石胸针，照片上的她，眼中透着疑惑与彷徨，仿佛在问：?“我是对的，谁觉得不是？”照片拍摄于婚后不久。克里斯托弗把它放在自己家的书房里，挂在书桌上方的墙上，正对着父亲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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