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样回家，那是一点半。”他用一种上课的口吻汇报，“那已经是十月底了，下了两天雨。女佣在前厅帮我脱下外套，用擦鞋布把我的鞋擦干净。我们家在厨房里烧暖气，可以从前厅感觉到安娜已经差他们烧上了。你知道，这是这个家里一个小小的节日，‘首日取暖节’。前厅飘来一股取暖设备中淡淡的机油味，我不禁微微一颤，就像打了个激灵。我很喜欢温暖的屋子。我悄悄走进公寓，安娜坐在写字台前，正在写信。我早上让她为我订些新器械，好替换那些已经磨损不堪的旧器械，现在，她正趁着午餐未开始麻利地写信预订呢。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柔和、潦草的紫色笔迹。她脖子微微前倾，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外出服，上午她进过城。她没有抬头，忙着写信，将左手递了过来。我吻了一下她的手，站在她身后。窗上挂着一支温度计，我从那上面读出了房间的温度，十七摄氏度。很舒适。我还是觉得有点儿冷。就回诊所服了一片阿司匹林。可能很奇怪，我怎么对这一天，这一天的每个时间点都记得如此清晰准确。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一般只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记得这么准确，或者会通过毫无逻辑关系的线索，描述某个受人尊敬之人去世时的环境：那是周二，下午一点半，十月二十八日，或是我站在房间的角落里，接着，快到两点半时走进来一个医生，数分钟后，大约三点前，他要了一杯柠檬水，三点过四分，他死了。这些细节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却仍然无情地折磨着我们的记忆，无限放大。显然，这样的事无法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我们迷茫地牢牢抓住现实世界的碎片，这样的事件是如此令人难以理解，我们需要一些真实的、物质的、实实在在的支点，否则就会失去平衡。也就是这样。我们安静地吃着午餐。喝过咖啡后，我就去了诊所，我的一个病人三点钟过来找我。几周以来，我发现他已经出现了痴呆前兆，产生幻觉的时间很长了。清醒时，他的思维非常敏捷，他四十岁，是国家部门的公务人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很清楚自己说的话，只不过感觉像是在做梦。他说话迟疑不决，唱歌似的拖着音调，表情僵硬，像被催眠了一样……我想起一个跟他类似的德国医生的病例，想在我的笔记中找找这方面的研究。我站在诊所的书桌前，翻着研究资料，突然发现少了点儿东西，我的手指在机械地翻找……啊哈，我一定是在找火柴。可并不是这样，我手里拿着火柴盒。点上烟。失落感强烈地刺激着我。也许是我忘记了什么，是的……肯定是落在隔壁房间了。我走过去，女佣已经收拾过桌子了，她们开着餐厅的窗子通风，我走到窗边关上窗子。我要找什么？我不知道。我抽着雪茄走回诊室，坐在书桌前，心不在焉地盯着一些物件，文件，听诊器，血压计，放大镜，锤子，玻璃柜里的剪刀、回形针、刀子、笔盘，药柜里的注射器，装着吗啡、胰岛素、硝酸银的小玻璃瓶，碘酒，秘鲁香脂，膏药，绷带，病人们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可以开始问诊、治疗了，就像昨天一样，就像五年前一样，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要各就各位。我也是，是的……我也有自己的位置，在我的诊室里，在我的家里。隔几个房间，安娜就在那儿等着我，我的钱存在银行里，不多，但今年不会有大问题，可能明年也没问题，谁会想得那么远？很明显，我身边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安娜负责打理我的诊室，到处都能看见她留下的痕迹，她把我的笔记和工具摆放整齐，把一切都安排得非常称手——但一件事一直让我很困惑，那就是不管我要找什么都找不到……不，什么都不会找不到的。我吃完午餐，吃得很撑，雪茄味裹着黑咖啡和淡淡的甜白酒的味道，在我的口腔里融化……是的，我轻飘飘，好像晕了。我没有忘记什么吧？我看了一眼工作日历。两点半是一个疑似痴呆病患者，接着是一个胃痛病人，再是一个失眠的将军，随后是一个守寡的法官太太，她觉得自己无法吞咽，却还在发胖。接下来是一个丢了工作的国家铁路局售票员，他勤勤恳恳地干了二十年，却在一次半开玩笑的聊天中冒犯了站长……是的，这些都‘没问题’。那么，究竟缺失了什么呢？我究竟遗漏了什么，忽略了谁？为什么这种不安在不断加剧？我打开门，轻轻地对着隔壁房间喊道：安娜……没人回应。我踮着脚尖朝她的房间走去，从门缝向里望，她躺在床榻上，身上盖着条绿色的毯子睡着了，看上去很疲倦，眼圈泛黑，现在她有的是时间……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又踮着脚尖走回去。一切都井井有条。我拨了一下立钟的指针，慢了三分钟。就在这时……或许，是这一刻吗？真的存在这样的时刻吗？可以这样衡量那种时刻吗？……我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所说的一点儿都不客观。我无法证明自己所说的一切。也不指望你能相信……我只是在陈述我所了解的……该怎样就怎样，不会有别的方式。那一刻，我想什么都没意义了。我四下看了看。一切都是如此熟悉，一切都是如此完美地各就其位，电话本中有我的地址，这是我的家，门上挂着我的名字，我的安娜正在屋里休息……只是，正是如此，一切全都失去了意义。我没法解释。也不能理解。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就连赋予它们一些意义都不能作为最终的目标。这就是现实，是的……可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走到门厅，外套在墙上的衣架上，那是女佣半小时前挂上去的。墙上还有一幅牛津游览图，是一幅早前的平面图，下面是一只晴雨箱，里面放着一把男式雨伞和一把女式阳伞。主人正要迈出这座神奇公寓的大门。是的，雨一直在下。我又走回公寓，想把安娜叫起来；可是，应该对她说什么呢？我觉得，在我的病人到来之前，需要把有些东西理清头绪……我这样没法工作，没法治病，这种状态，恐怕连活着都很难。活着？我愤怒地讪笑起来。真是太过分了！我在诊所里坐下，客厅里有人找我。我听见那个疑似精神病患者嘴里嘟囔的声音和接待小姐回答他的声音。这样不行，我想。我需要很快地理清思绪。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一下家具的摆放位置。或者用烧柴取暖取代中央供暖。或者离开几天出去散散心，或是更聪明一点儿，干脆换个行当。也许应该跟安娜商量一下……可我该跟安娜说什么？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说透了，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或者事件是我想在这一刻跟她商量的了。我看着灯，打开，也许不够亮；现在，灯亮了起来，很快这一切就会有‘意义’的。但灯就是亮了也没用……我又跳起来，两只手捂着心口，我觉得这时的我应该脸色惨白。安娜，安娜！我无声地喊着。恐惧攫住了我。我感受到即将发生的事。我感受到了？不，我不确定会发生什么。安娜还在睡觉，我不能无缘无故把她从梦里揪起来……不过，现在，或者稍早之前，或者可能很久之前，发生了什么？只是我现在才感觉到，意识和感觉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就像悲剧过后寂灭的星光一般向我们袭来，那是另一个空间，而我却觉得，那‘另一个’空间，那个‘现实’，变得越发逼仄、有限了，就像我自己的空间，那片模糊、无尽一样……已经发生了，是何时发生的？当两个人之间出现裂痕时，谁能把那一刻拍下来、固定住、触摸到？是在夜里，我们睡觉时？今天下午吃午餐时？还是稍早之前，在我回到诊所时？还是以前，很久以前，在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一起生活、交谈、亲吻，我们躺在一张床上，搜寻着对方的手和目光，像两个牵线木偶那样，即使弹簧断了，身躯依然在吱嘎作响，足够维持一段时间的活动……人死后，指甲和头发依然在生长，可能虽然血细胞已经死亡，但神经细胞还活着……我们什么都不懂。我该怎么办？我要点一盏多亮的灯，才能在这团迷雾和乱麻中找到那两人之间某种微妙的气场终止的唯一一刻，那千分之一的一刻？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安娜没有‘欺骗’——我几乎是盼着那一刻的，尽管可能有这样一个人，一个我能够看到或触摸到的敌人，我可以向他发起进攻，将他杀死……但是，这样一个人却并不存在。只有我们俩，她和我。这是一片迷雾。意义早就从这些家具、这套公寓、这份工作中消散而去，这只是一些化学方程式，其中的实质早就挥散无踪了。是的，这都是些朦胧、模糊的幻影。生活的实质、意义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还能活多久呢？哦，我知道的，很久。病人们来来去去，他们也就是这样，活上十几年，在黑暗中，永远在裂缝的边缘徘徊，而这条裂缝深不可探，没有意义也没有内容……被空虚、黑暗紧紧包裹。安娜还睡着，这时我觉得她睡得像个死人。是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在这空虚的迷雾中探索着前进，这世界是灰色的、空无的、冰冷的……就这么活着，很久很久。吃饭、睡觉、做爱……是的，为什么不呢？就跟现在一样。因为现在，我已经懂得了——迷雾中存在或浓或淡的阴影，空虚也会变得拥挤或弥散！现在，我知道了，这样的日子不是昨天，也不是一年前，而是从我们相识之日就开始了。人们不会意识到这点。他们不会，也不敢意识到，有一天，他们的生活再也没有实质内容，再也没有意义……就连最伟大的人也无法承受。托尔斯泰在知命之年，才……才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的这种空虚。他也承受不住。没有人受得了。我该逃去哪儿？可是，只要所有事物的背后都有安娜的身影，那么一切就都有意义了。生命……安娜就是生命。她还睡着，我知道，她跟我没有共同之处，我俩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是谁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的？我特别想出发，去寻找、呼唤，看看接着会出现什么……也许我能将它带回来，让它和安娜同在，生命的形式多种多样。可是，空虚却不是。它就是如此开始的。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着。还生活了四年。”

        他举起食指：?“医学术语叫作：感觉无能。这是一个被偷换的概念，能很好地适用于工作，却无法在生活中作出解释。有一天，四年的婚姻啊，在突破重重困难走到一起后，我应该知道，安娜是如此……到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看穿的……安娜自己也不知道。表面上一切照常。现在看来却如此明显……我看见了它，我小心翼翼地审视着，我收起诊所里的物品，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是多么平常！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与此相似的东西。我拾起了散落的悲剧，这是一种底色。家庭分崩离析，人们或向着死亡奔去，或失去了工作技能，迷失了对职业的追求，社会责任感逐渐弱化……家庭缺位，感情匮乏、消散，有一天，生活终将分崩离析……而这一切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冷漠的生活伴侣。我不相信。于是我开始研究。我拒绝一切理论，抛开所有用于科学验证的辅工具，独自一人挥起斧头，一路往那片原始丛林冲去。我需要穿过去。决不能停下来。我在寻找能聊以自慰的表象。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当然，我无论如何也是需要得出这个结论的……我小题大做起来：冷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问题。原因可能是教育、环境、恐惧，也就是一切文明的代价。那些在阶级社会中对文明肩负责任越大之人，其问题就越严重。阶层越低，这种问题就表现得越温和，也越容易解决。我发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阶层中，大部分女人都很冷淡。”他语调尖锐、语气生硬地说道。法官用裁纸刀轻叩桌面。这个动作魅力十足，很引人注意，尽管声音很轻，却非常有力。“请原谅，”他说，“这是很正常的事。一切平常之事都是廉价货。廉价而危险。”他咳嗽起来。格雷纳尔医生等着法官的咳嗽声完全停下来。“我谨慎地说过，”他僵硬地说起来，“我说过，大部分女人是这样。而且就是我们社会阶层中的女人。看上去，这就是文明程度提高所导致的结果。这些受到影响之人都失去了行动能力。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瘫痪了。有时，我能找到原因，偶然性、运气和执着会将有些东西揭示出来……但大多数时候，我什么都无法了解。我只能判断现象，却无法弄清原因和结果。有时能平息这种纷乱……但很少能做到。有段时间我觉得很惭愧，我被说成拥有神秘力量的巫医。那些病重的人们不会放过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当然，我也没法帮他们。只能缓解病痛，解释病情，安抚他们的情绪，是的。我并不是心怀善意之人：我根本不在乎这些病人。想象一下，如果你爱的某个人病得很重……医治他的前提就是解剖一些活人，或者用一些活物做实验，这样才会有用……我想治疗安娜。现在，她也明白了。我们之间有些东西正阻碍着她与我完全合而为一。身体很顺从，灵魂也没有异议，剩下的秘密就是个性，它没有完全投入进来。她最看重的就是一颗灵魂，一片赤诚，一个人或一件物。与生命无尽的组成物质相比，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虚无？自然挥霍无度的运作方式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知道大脑有六十亿个细胞，除了如此这般的物质铺张之外，一种隐秘的感觉，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毫无意识的情绪又算什么？有时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我又觉得一切都会过去。我试着让自己相信生命的意义是唯一的，就是为人类服务。工作，不惜一切代价。我剖析自己，绝不手下留情，我躺在手术台上，毫无保留，彻头彻尾地审视自己的情感、记忆，然后我希望：我错了，我犯了个错误，我并不爱安娜或者爱她爱得不够多，我不够聪明或者不够狡猾……也许就是需要这样。爱情不是田园牧歌！我病倒了。同事帮我做检查，我只是选择性地听了一下他们的意见。首先出现问题的是男子气概。这还有名字，什么东西都有名字：压力，他们说，造成了心律不齐。当精神无法处理一种情绪时，它往往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来，扰乱身体的机能。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表现为机能退化。有时会发生一些少有的，连我们自己都发现不了的变化。这是一种压力感，也就这样了……不期而至。再然后，就没事了。你对这种事肯定不熟悉，你很健康，不存在让你喘不过气来的压抑情绪。”他飞快地、不带情绪地说。法官感觉自己脸色惨白；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下意识地抽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或者还有一个理论认为，这是一种感觉，这种特殊压力的一种表现就是僵化成文明，成为一种溃散的文化。你说得对，这只是一个理论。然而，这些症状却相当顽固。恶心的感觉。这是一种……羞耻感。就好像你犯了什么弥天大错。谁听见了？我们就这么生活了四年。然后，安娜受不了了。表面上看来，是她受不了这种压力。婚后第八年，我们决定离婚。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觉得震惊，为我们感到惋惜。我们一直是一对模范夫妻。别人都以我们为榜样。我们从不欺骗对方。也从不争吵。只是，我们再也受不了在彼此面前保持沉默。你知道，就是性格的问题。安娜走了。我独自生活了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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