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欧洲深处昏暗、惨烈以及阴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煎熬中时，我度过了我2岁的生日。我成长在汉堡富裕的中产阶级区域内的一处舒适住所中，2岁才刚刚学会走路。而这场战争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显得无关紧要。这个年龄的孩子，需要的是爱护、关怀以及美味的食物，拥有这些就是最快乐的事情，而这三者我当时已经全部拥有。我的童年生活从始至终都在田园诗歌般的温馨中度过，无论外面的世界发生怎样的战乱，也丝毫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这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了1943年，那一年，我的生命中出现了第一缕波澜。

        在这之前的日子里，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天真与欢乐。就像大多数德国人那样，我们一家人过着与其他人一样平静、安宁、美好的生活。尽管不久之后，这种静谧的世界将被残酷的战争所占据，但是在这之前，一切依然显得是那样幸福和美好。我的家坐落在汉堡主要的道路凡贝克修斯路上，那是一栋恢弘的公寓建筑，我家就住在四楼。在这条路上，整齐地排列着同样美轮美奂的建筑物。我家的走廊又深又宽，我经常踩着滑轮在走廊上滑来滑去，家中还有一个能领略到美好街景的阳台。在我的脑海深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4岁的我，手中拿着一把钝刀，帮妈妈把一大碗醋栗去掉头和尾。我家楼下那层的阳台上有一个遮棚，我一不留神，醋栗就会从我的手中滑落下去，落在织得细密的遮棚上又弹了起来，发出“砰砰”的声音。这真是让人赞叹的音符！我会不由得再扔下一枚醋栗，所有栗子都在我的意愿驱使下溜了下去，只因为我想听到那美妙的旋律。

        “我的宝贝儿，你在做什么啊？顽皮的小家伙！”妈妈看到这样的情形，总会带着责备的语气对我说道。虽然她很想小小地教训我一下，可也觉得我做的事情颇有乐趣。妈妈跟我说，以后我只能乖乖地坐在房间里给醋栗去掉头尾，再也不准抱着它们待在阳台上了。

        我的两个姐姐比我大很多，我出生的时候，露西14岁，艾薇12岁。她们跟妈妈一样，总是喜欢对我管来管去。虽然我享受着富裕的生活，但是我的耳边总不会缺少教育我要“有礼貌、守规矩”的训诫。即便如此，身边所有人对我的关注和怜爱都是近乎完美的，家人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我的身上，好像我们所居住的公寓中的一切也都在围绕我而运转。家人都叫我“娃娃”，有时也叫我“小不点儿”。而我的真实名字是叫“芭贝尔”（Brbel），直到现在，我的德国亲人和朋友还是这样称呼我。但是到了1957年，当我迁居到英国的时候，当地人似乎认为我的这个名字很难念也很难记，所以就直接叫我“芭比”（Barbie）了。童年的我，总喜欢踮着脚尖哼着歌在公寓里疯跑。那时，我在一所幼稚园里学唱歌，这所幼稚园由一位慈爱的女士经营，我们在这里发明了一些好玩的游戏，并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当我们外出的时候，会排成一列，像一条鳄鱼一样，伙伴们手拉着手，一起漫步在运河边的大道上。我们有时候也会出演一些短剧，有时我会扮演雪花或是小兔子。有一年的母亲节，我还送给了妈妈一束五颜六色的手工折叠纸花，每一朵都是我亲手折的。

        当地有一家运动俱乐部，里面有很多小孩子专用的运动器材，我的家人有时候陪我一起去俱乐部，这样我就可以和最要好的伙伴一起玩耍。在那里我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名叫英格，她还有个双胞胎姐姐，和我在同一所幼稚园上学。

        战争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对此，我却毫无感觉。在遥远的地方，德国军队风卷残云般吞噬着整个欧洲，而这一切，似乎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我的家人把忧虑都隐藏在心底，无论我们深爱的国家发生着怎样的变动，无论我的家人对战争有着怎样的恐惧和忧虑，他们都丝毫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就这样在家人的庇护下成长着。

        我的父亲叫瓦尔德马，昵称瓦迪。在他40岁的时候，母亲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已经超过被征召入伍的年龄，至少那时是这样的。父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他所搭乘的飞机经过英吉利海峡上方时惨遭敌军击落，致使他有一只手造成了终生的伤残，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程度的伤害。我父亲当时的职务是铁道高层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侦测和治理铁路交通状况以及发生在火车上的犯罪行为。由于父亲的年龄、参加战争的纪录以及实际担任重要职务的关系，他获得了在家中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权利。

        战争初始，父亲被派往瓦尔特纳区，也就是波兰走廊。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这个地区被迫从德国分割出去，成为了波兰的殖民地。当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那些波兰人则大都迁移到波兰南部，他们的土地和工作则由德国接管。而“一战”前就世代定居在那里的波兰人大多数都留了下来，但是他们必须要为德国人工作而不是富裕的波兰人。我父亲的职责就是尽一切力量铲除那一地区猖獗的走私活动。父亲虽然在外地工作，但还是能够定期回到汉堡看望我们，那是我童年记忆中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父亲在外地工作的时候，在波森租了一所公寓，我们有时候会去看望他，并和他住上一段时间。因为我那时还没有上小学，相对于两个姐姐来说更加容易跟着母亲一起去看望父亲。不过露西和艾薇有时候也会在周末跟我们团聚，我们一家会一起出去散步、在公园里玩耍，或者去采摘野生的草莓。

        当我和父亲在一起时，我总喜欢去森德曼家拜访。他们和父亲是多年的挚友，居住在亚若钦附近的庄园里，拥有一大片农场。我们顺着引道到达森德曼家富丽堂皇的庄园大宅，在前门的喷泉边停下，赫曼伯伯和芙瑞达婶婶便会出来迎接我们。之后，男人们可能会去狩猎，或者一群人围坐着喝茶、聊天，我则和森德曼家的男孩们一起玩耍。汉斯比我大一岁，弗列兹比我小一岁，他们和我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大人们打牌的时候，我们三个就会聚在一起做各种游戏。

        森德曼家拥有丰厚的产业，因此赫曼伯伯每天都要顺着庄园环绕一周来监督工人们的工作。他驾驶一辆华丽的二轮马车，而我偶尔会被批准当个小跟班，每到那时，我便会快乐得像吃了蜜糖一样。当马车在崎岖的田野里飞速前进的时候，我总会担心自己会被甩出车外，但是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起过，因为我怕他们不让我再跟随前往。他们家饲养了几匹马，那些马看起来很结实且难以驯服，让人望而却步，不过它们都是些体态优雅的好马。

        大宅旁边有一潭碧湖，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会带上野餐盒坐着小船到湖的对岸玩耍。他们养了很多鸽子，有一座大型鸽子笼，而且被设计成小屋的样子。我喜欢看那些洁白优美的鸽子昂首阔步地在小门里进进出出。在小孩子的脑海里，总会留下一些稀奇古怪的记忆。我在他们家中见到过最早的英式抽水马桶，这让我印象深刻。德国的马桶与英国的马桶看着不太一样，德式的马桶里面会有一个平台，与向下冲水的管道形成一个近似直角的弧度；而英国式的冲水管道是倾斜向下的，上厕所的时候会听到水溅落的声音，我们称这种英式马桶为简陋的茅坑。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惊奇不已。

        那时候的生活恬适、安逸，在汉堡的城市生活和在瓦尔特纳区的乡间生活，都是我记忆中最美妙的日子。

        我的父亲白手起家，最终凭借着自身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从小就失去父母，在一个照顾儿童的天主教关怀之家中长大并获得了教育。父亲有个妹妹叫艾尔丝，居住在柏林附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亲人。我母亲的家庭与父亲完全不同，她拥有一个大家庭。外公和外婆总共有三个女儿，分别为诺玛（也就是我的母亲）、希达和意玛。我的两位阿姨和外公、外婆都住在汉堡。因为离得不远，所以我们常去看望他们。外公是一位工程师，长期在船上工作，穿行于各个大洋之间，他到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吉普赛人预言外公将会行大运，结果当外公返回家乡的时候，预言竟然变成了现实，外公中了德国政府发行的乐透奖，得到了一笔巨额的奖金。不过当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不知道具体的金额，但是我知道在当时那绝对是一笔巨款。就像很多童话书中的父亲一样，外公允诺送给三个女儿每人一份礼物，让她们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我的母亲选择了精美别致的银质餐具和非常有名的梅森瓷器；意玛阿姨选择了珠宝，因为她没有想到其他想要的东西；而希达阿姨则像童话书中那些聪明的女儿一样向外公要了一块地，直到后来我们发现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外公总是对我说我会和他一样幸运，因此直到今天我都还保持着买乐透彩券的习惯，没准什么时候我也能中个大奖。

        我在汉堡生活的那几年，外婆开了一间午餐餐馆，专门为商务人士服务，每个工作日那些商务人士都会来外婆的餐馆吃午餐。其实这里和其他餐馆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这里只在工作日提供午餐。我的母亲、希达阿姨和意玛阿姨经常过去帮忙，有时我也跟着一起去。我仍然记得，外婆总会准备一张小桌子和几把小椅子给我和表哥弗克。弗克是希达阿姨的小儿子，他比我大四周，我俩就像双胞胎一样亲密。因为那些商务人士喜欢在用餐时商讨一些事情，他们也不想被小孩子打扰，所以我们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意玛阿姨的独生子名叫汉宁，他有时也会在餐馆里，但他比我和弗克小四岁，当时他还是个小宝宝。家里流传着一件关于汉宁的趣事，之前意玛阿姨一直想要生个孩子却很长时间都没有好消息，最后当外婆听说意玛阿姨在四十岁终于怀孕的时候，她难以置信地说：“别做梦了，别听她乱说，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一个重大的转折呀！”意玛阿姨的生命确实从此发生了变化，而这个令人高兴的转变就是汉宁的降生。

        凡贝克修斯路上的那间公寓，记录了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那间公寓的一楼是维德麦尔家经营的面包店，每天一早店里烘烤面包的香气就会四处飘散、弥漫开来，它总能把我引领到那里。我们的公寓楼是一栋大型的建筑，一个环形阶梯把上下楼连接在一起。有时妈妈会打电话给面包店告诉他们需要买的东西，有时也会允许我下楼把面包取上来。这个时候我会快速地跑下楼，再慢慢地走回楼上，细细地品着怀里刚出炉的面包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我们的公寓里也有电梯，但我需要在大人的陪同下才能搭乘。

        我们家的客厅很宽敞，客厅的另一端有一扇门通向另一个房间，那里是吸烟室，但事实上它是父亲的书房。这里是父亲的地盘，孩子们一般不能去那里玩。父亲把所有的藏书都放置在这里，当他想要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时，就会来这里抽根烟。对于我这个小孩来说，客厅里的几张皮革沙发实在是太庞大了，而且每次我穿着短裙、伸出两只没穿袜子的小脚，轻轻触碰到沙发的皮革时，总是感觉很凉，不过等我将整个脚底与沙发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后，一会儿就能感觉到它的温暖。

        当圣诞节来临时，大人们会将装饰好的圣诞树偷偷地运到吸烟室里，之后把礼物摆放在树下。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就会将门牢牢地锁起来，直到圣诞节的前一日才会打开。平安夜是德国诸多节日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这一天的傍晚我们得去教堂，等我们回到家里时，会发现大门已经打开，而父亲会摇着铃铛迎接我们。我们总是兴奋地冲进屋里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我们惊喜地发现，圣诞树被蜡烛装点之后晶莹闪亮，礼物在树下被堆成小山的模样。接下来是大家共用晚餐的时间，父亲朗诵耶稣诞生的故事给孩子们听，我们也得表演唱歌、吟诗等节目。最后，我们全家会一起合唱《平安夜》这首优美的圣诞歌曲。在这种环境下，我从小就学会了和姐姐们一起合唱。那时的圣诞节是多么令人怀念。直到现在，每当看到松树，我的思绪仍然还是会受松树针叶香气的引领，返回到汉堡那间温馨的小屋之中。

        然而，疾病和死亡地相继到来，让我所处的小世界的轴心发生了改变。

        1943年，我刚满五岁，却感染了猩红热。为了防止家里其他人被传染，母亲在我的房间门口加了一道门。可是十七岁的艾薇也染上了同样的病，但她已经渡过了危险期，安然地回到家里进行调养。幸运的是，露西没被传染，逃过了一劫。

        我们的大姐露西正值十九岁的年华，美丽而又迷人，她是城里的一位摄影师，也是社交圈中的活跃分子。她参加自行车社，还十分喜爱戏剧。一天晚上，她原本计划和朋友一起去剧院看戏，临出发时却突然取消了，原因是她的喉咙突然开始发痛，以至于她不得不回房休息。没过多长时间，她就变得虚弱无力。家人担心她也染上了猩红热，于是赶紧叫来了医生。但是检查结果表明，露西并没有感染猩红热，而是染上了其他的疾病。我们都很担心，家里突然之间变得紧张、肃静，被焦虑、恐惧的气氛笼罩着。

        露西病了三天，家里每个人都很担心她。最后大人们决定把她送到医院去，救护车已经停在了楼下。就在这时，她忽然坐了起来，紧紧地搂住母亲，气若游丝地说：“喔，我亲爱的妈妈……”可没等她说完，她的喉咙就变得越来越紧，呼吸也随之停止了。

        当时我正倚着自家的门口，心中忐忑不安，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就听到了母亲悲痛的哭声。我那美丽的姐姐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而当时距离她二十岁的生日只有三个星期。当时年幼的我，甚至还无法体会其中的悲痛。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再也没有办法见到姐姐露西，原本安全和快乐的世界也已经不复存在。

        当时父亲还在外地工作，但他很快就赶了回来，像是受到了不祥的梦境地指引。他感觉有什么事情不对，于是就打电话回家，可是全都无法接通，母亲也无法与他取得联系。虽然他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但心中的不安驱使他在第一时间赶了回来。在三个女儿中，露西最像他，而我和艾薇都比较像妈妈，因此和露西非常亲近。但等他回来后，才发现他最爱的大女儿已经永远离开了。

        后来，我从妈妈写给艾尔丝姑姑的信中知道了一些露西去世的细节。

        艾尔丝姑姑和亚瑟叔叔结婚之后，就住在了柏林附近。她生了个女儿也叫露西，所以她叫我的大姐为“大露西”，管自己的女儿叫“小露西”。小露西和我同年出生，仅比我大三周。我们都是母亲意外怀孕而生出的孩子，我们出生时，家中的兄长和姐姐已经都快要成年了。

        虽然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我们还是难以接受大露西已经离开我们的事实。她的死毫无征兆，是如此突然。瓦迪必须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而且要被派到更远的地方去。可以想象，他以后要想回来是多么得困难。

        亲爱的艾尔丝，听说你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你能尽快将葛云特的情况告诉我，我一直都很想念你们。

        芭比和艾薇也得了猩红热。芭比现在还卧病在床，不过已经渡过了危险期，应该很快就能康复。艾薇则是在上班的地方染上猩红热的，在马克兰堡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刚回到汉堡的家里疗养。露西去世时她刚好也在场。露西发病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三天。星期日晚上她突然感觉浑身乏力，第二天我请来了华格纳医生，他对大露西进行了全面地检查，最终确定露西得的并不是猩红热。星期二的夜里，露西感觉非常不舒服，于是星期三我又请来了华格纳医生，下午三点，他作出了诊断——白喉炎，并要求露西马上住院。

        正当救护人员下车要把担架抬到我们四楼的住所时，躺着的露西突然坐了起来，她抱着我说了一句“亲爱的妈妈”，然后就离开了。每每想起这一瞬间，我仍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我那勤奋、快乐又乐于助人的露西啊！竟被白喉夺去了生命，这实在是太悲惨了。我们在欧斯村买了一块景色宜人的墓地，我们全家人以后也都将安息于此。

        大露西的离去让我们非常痛心，丧礼很隆重，我们把她喜爱的东西都整理好同她一起埋葬。如果她真能从天堂看到人间，她就会看到有那么多的人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并且每个人都送上了满满的爱。前来吊唁的人实在太多，教堂根本容纳不下。里面到处是鲜花——露西生前总爱送人鲜花，这次大家似乎想将所有的花一起回赠给她。

        四月八日，也就是两天前，是露西二十岁的生日。我们的大露西啊，她现在躺在冰冷的地下，我想我的泪水永远都无法停止。

        请尽快给我回信吧，亲爱的艾尔丝和亚瑟，告诉我你们的情况，希望每个人都安好。

        你万分心痛的诺玛、艾薇和芭比

        因为露西的离去，我们家失去了以往的快乐，成为了一个伤心地。我当时身患重病，年龄也还太小，所以没有参加丧礼。期间有一位陌生人来到我家专门照看我，她是我父母的朋友，对于我而言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她的到来也加深了我这个年龄还未能理解的亲人离散的悲恸。之后有人对公寓进行了消毒，为了清除那些可能仍然存活着的传染病菌。

        我知道，发生在我们家庭中的不幸，只是这世间千万种不幸中的一种。在那个时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更悲惨的境遇中生活、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所以虽然露西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仍然要像大多数人一样努力而又坚强地走下去。尽管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无尽的哀痛还是笼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

        女儿的离去成为母亲心中无法磨灭的伤痛，她只能通过对我和艾薇无微不至地照顾来暂时忘却悲伤。我和艾薇从疾病的侵袭中渐渐康复，但健康状况依然不佳，妈妈付出全部的心血，只想让我们早日恢复健康。也许是她害怕剩下的两个女儿也会遭遇其他的不测，也许因为露西的死让她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她每时每刻都在关注我们的身体状况，细心地照料我们的生活，从不在意自己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等我和艾薇的健康状况完全好转，并最终康复时，妈妈却因为体力透支而累倒了。她被送进了医院，每天都只能卧躺在病床上，甚至无法开口说话。医生找不出她病倒的原因，但认为她有可能以后再也不能直立行走了。妈妈在医院的日子，我觉得家不像家，生活失去了依靠，而这样的状况似乎还要持续好几个月。

        在这段期间，艾薇开始了战时服役工作，这是国家规定她们那个年纪的女孩必须履行的义务。以前，她曾经参加过“德意志女青团”。这个组织的性质与男性组成的“希特勒青年团”性质相同。当时，每个十岁至十八岁的人都有义务参加这两个组织。“希特勒青年团”成立于三十年代初期，开始时这个组织会召集“童子军”到野外进行探险活动，因此吸引来了许多男孩子的加入。德意志女青团则不同，自愿入团的女孩少之又少。但是在其他青年组织被希特勒废除之后，很多人开始加入到这个团体之中，加之战前德国的纳粹统治，加入这样的团体似乎成为了必然的趋势。除了提供给成员规律的社交生活之外，这类组织还举行诸如远足、歌唱、篝火晚会等有趣的活动，成员们还能学会跳舞、烹饪以及缝纫等技艺。这些有趣的娱乐活动自然有其目的，它们都涵盖在纳粹的教义之中，以一种委婉和含蓄的形式出现，以至于当时大部分的父母和儿童对此都没有察觉。后来形势发生了改变，1936年起加入青年团，成为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1939年则通过立法，开始了强制执行。

        和艾薇一样大的女孩从1943年起则开始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她们必须参加战争工作，有的成为军队或政府机关的秘书，有的则到防空炮兵连工作，有的甚至要像男人一样成为士兵战死疆场。被送到农场工作的女孩，已经算是最幸运的了。还有些女青年因为比较聪明，又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所以被任命为教员，负责管理那些生活在德意志女青团之家的十岁左右的女孩子。

        而年轻的艾薇，尽管没上过大学，但她还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了德意志女青团之家的教师，负责教导一些小女孩。

        艾薇走了，妈妈仍然躺在病床上，汉堡的家中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再来照顾我，于是父亲把我接到波森一起生活。我最快乐的童年时光就是在凡贝克修斯路上度过的，但也就此结束了。但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我将永远离开汉堡的家，我还以为不久后的某一天，我还能回到那里，与母亲、艾薇一起幸福地生活。我很庆幸自己当时的单纯，因为不用为永远的离别而伤心难过。

        即便在波森，父亲也不能一直照顾我，因为他在铁路局工作，需要经常出差，而且他的公寓就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照看我。幸运的是，父亲有很多朋友，而他们都乐意帮忙照顾我。最初我寄住在森德曼家中，因为我们之间已经非常熟悉，所以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非常快乐。接下来我又被安排到父亲其他朋友的家中，一般情况他们家里都会有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这期间我一直都受到很好地照顾，生活倒也快乐，只是经常会想起母亲，想起其他的家人。

        在那段还算快乐的日子里也穿插着一段痛苦的回忆。我与一对没有孩子、也不懂孩子的夫妻住在一起——我父亲认识他们，但我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第一天晚上，那位太太带我上床睡觉时告诉我，假如我半夜要去上厕所，可以用她床下为我准备的夜壶，因为他们养的两只德国牧羊犬会在屋里到处走动，可能不会让我走到厕所去。婴儿时期过后我就再也没用过便盆，所以我决定无论怎样也不用它。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突然有了想上厕所的冲动，可我还是坚持忍着。就在这种煎熬和朦胧的睡意中，我不知不觉又睡着了，而且还梦见自己找到了一间厕所，然后走了进去，彻底地放松了一下。这感觉是多么得舒畅啊！那是一种放松的欢快和一股暖暖的感觉。当然，结果显而易见——我平生第一次尿床了。我内心满怀歉疚，但是照顾我的那位女士好像很不懂得小孩子的心，她将这件事告诉了村里的每一个人。这令我非常尴尬，也很不开心。我想回家，我强烈地想念我的妈妈。但是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天清晨，通体瞬间舒畅的轻松感觉。

        终于，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五六个月之后，母亲转到了我和父亲住所旁边的一间护理院。她的病情稍微有点好转，但她的生活还是被突如其来的瘫痪所累，医学上对这种状况的解释是，因为心理遭受了猛烈的创伤，导致身体失衡，无法站立。我和爸爸常去看她，爸爸总是会把她抱到轮椅里，推着她到外面散散步，偶尔我们会在草地上野餐。她的病情也在慢慢好转，最后终于搬到了波森与我和父亲团聚了。

        母亲的瘫痪以及离开汉堡的家，在当时看来是十分糟糕的境遇。但最终的事实却证明，我们的生命竟因此而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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