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这样在凯特阿姨家里住了一个月。这么多人住在一所房子里当然会显得有些拥挤,不过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汉堡城的每户人家都必须把一份注明了里面住着多少人的文件钉在门前,由此英军便可以清楚地辨识出那些居住人数不足的家庭。而因为艾薇和我的到来使得凯特阿姨家并不存在户口数不足的问题。
这里的水电供应并不稳定,但我们的运气很好,因为凯特阿姨的房子就在两所暂时用作军用医院的中学附近(这也是我后来就读的中学),所以当局会尽一切力量首先确保那一带的水电得到持续地供应。但也会遇到停水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必须到公共水管处取水,我们提起大型的金属水桶一路蹭着走过去,取水后再将两倍重的桶子慢慢挪回去,当然,如果当时使用更为轻巧的塑料水桶就会轻松许多,只可惜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东西。我需要非常专注地提着水走路,这样才会避免水在沿途溢出太多。
不久之后,上帝再次眷顾了我们。我父亲在被征召入伍前是在铁路局服务的,而妈妈听说附近的汉默公园正在搭建一些组合屋,那是专门为铁道员工家属搭建的,而且那一带风景优美,此前曾经作为英军的营地。妈妈申请了一户,而我们很快就得到了批准,这很可能跟父亲担任的高级职务有关。妈妈拨通了电话,知道了我们新住所的地址是法仁营四十三号,而且我们可以马上搬进去,虽然那里尚未完工。
这是一种解决住房的紧急方案,公园里建了几排像这样的小房舍,而它们的原料都是在北欧的斯堪迪那维亚半岛的工厂中生产的,之后就运到这里在公园里就地组合起来。在英国的一些大城市里也有很多这样的房子,为了照顾那些在空袭中失去房产,或是那些从战争中返乡开始重建家园的人。我们所住的那间组合屋位于一排房舍的最末端,旁边只有一户邻居,因此我们获得了比其他住户更大的花园。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房屋还没有装窗子,也没有装潢和布置,地板是水泥地,当然更没有家具,然而即便如此,能够拥有一个只属于妈妈、艾薇和我的家还是让我们感到很兴奋。
我们一直都没有得到关于我父亲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他人到底在哪里,甚至也不能确定他是否还活着。大批战俘已经开始返乡,我们也看到有些邻居在欢欣地庆祝家人的归来和团聚。我们每天都会虔诚地祈祷,希望父亲也能一样平安地回到我们身边,然而随着时间慢慢地流逝,我们的希望也在渐渐破灭。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有很多人家都不会再见到他们的父亲和儿子,也不会知道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而我们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家。我十分想念我的父亲,但这种思念肯定不及母亲和艾薇,因为父亲离开时,我还太小,而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的形象也开始有些模糊,我的生命里似乎只要有妈妈和艾薇就已经足够了。
没过几天,工地的工人就来帮我们安装窗户,我们又从那些免受空袭侵扰的亲戚那里拿来了一些家具。妈妈有些住在汉堡郊区的表亲和堂兄妹,他们的房子并没有遭到空袭的破坏,于是合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妈妈有一位经营大规模植物培育工厂的表哥,他为我们送来了一些水果树和灌木,为此我们还举行了一个植栽仪式来庆祝我们搬入新家,我们种上了樱桃、苹果、李子和梨子等果树,另外还在花园里种满各种醋栗。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依然经常在梦中回到德国,梦见自己在花园里照料那些果树。
那间小房子得到了所有人的钟爱,我们在里面住了好多年,它只有一层,里面有两间卧室、一间可以用餐的客厅、一个小厨房和衣帽间,屋子里没有洗漱的设施,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也就习惯了用毛巾把自己擦拭干净,有的时候我们使用亲戚和朋友家的卫浴。我们并不会因为这里没有凡贝克修斯路上的公寓那样奢华舒适而抱怨,相反我们对于此刻能拥有这样一个遮风避雨的小房子而心存感激。当时汉堡城里有很多人都住在地下室或是简陋的棚室里,我们自然也不可以因为屋子里没有卫浴而感到不满。
有人把这一排排的组合屋叫做“马厩”,因为它们看起来的确有点像。我们在屋后的花园里还盖了一个小棚子,我把我的宠物兔子翰喜养在了那里,每天它都会在篱笆内的草地上蹦来蹦去。我会在公园的附近收集蒲公英叶子,然后亲手喂给它吃,偶尔我也会给它改善一下伙食,从我们的菜地里拔一根萝卜给它吃。那时的食物供给依然十分紧张,所有食物都是配给的,所以如果想要喂饱我们、给我们提供足够的营养,妈妈的工作会非常得辛苦。有一个周末,我们的餐桌上出现了兔肉,震惊之余我突然意识到那可能是我的翰喜,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转身从餐桌边跑开了,那一整个礼拜我几乎都没有吃任何东西,心情抑郁到了极点。对于食物短缺的情况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母亲如此结束翰喜生命的这件事是我永远都无法原谅。尽管他们后来又送了一只宠物兔子给我,但翰喜再也回不来了。
对于当时局势的艰难程度直到今天我才能完全理解,好多人流浪街头,在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勉强求生,或是避居在废墟之中。食物严重短缺,好多人甚至捕食宠物狗和野猫。而对于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如此平静而正式的地方来生活 ,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在食物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想得到一份食物上的奖赏或是惊喜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有那便会是极为珍贵的。当我们在凯特阿姨家过夜时,有一天她要我帮她一起烘焙她的生日蛋糕,那感觉就像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做蛋糕的机会,虽然事实上就在六个月前,我还在砖块工厂的家里和弗克以及小汉宁一起烘烤了圣诞饼干。我很乐意帮助凯特阿姨的忙,因为她总会让我提前品尝一下那些美味的食材,不过很快就到了我该上床的时间。
第二天清晨我起床时特别兴奋,脑子里都是那个美味的大蛋糕,希望马上就能吃到我的那一份儿。然而大人们在前晚已经把它全部吃完了,这简直令我失望极了,他们一定还喝了一瓶酒,在一起谈天说地,根本就忘了我的存在。这份难过和委屈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了很多年,想来也有些好笑,不过我十分确定他们一定不是故意的。
随着我们这段漫长的寻亲旅途已经结束,艾薇的任务也已经完成,如往昔般快乐的岁月又回到了我的童年。就像那个砖块工厂一样,现在的汉默公园成为了我们这些孩子游戏的乐园。汉默公园将我们与外面来往繁乱的交通隔绝开来,除了几辆偶尔开过的笨重军用卡车,我们不仅安全无虞,还拥有了一大片快乐的天地,尽情地探索孩子的乐趣。我们这些住在组合屋里的孩子一起玩耍,很快就对汉默公园和英军兵营的情况打探得一清二楚。
军营里的那些士兵对我们十分友好,有些还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的英语学习也是从和他们交流聊天开始的。高中的时候,老师们都惊讶于我一口流利的英语,也或许是因为我所说的一些句子在学校的课本里是没有的。那些士兵的心肠很好,他们从未教过我任何不雅的话,相反的,我学到了很多礼貌的问候,比如“您好”,“怎么称呼您”,还有“您饿不饿,渴不渴”之类的。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可怕的战争,我想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相识,更不会成为朋友。所以当他们说“很高兴能认识你”时,我们总会忍不住笑出来,他们确实很好,认识他们也确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我也尝试着教给他们一些德语作为回报,他们对此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其中还有几个人已经可以用德语与我顺利地交流了,而且他们很喜欢跟我们作对话练习。
那些士兵看到我们这些小孩子时,总会联想到自己的童年。像是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士兵一样,他们也会掏出相片,让我们看看那些长得跟我们很像,但名字却听起来有些奇怪的陌生小孩儿。我喜欢和我的同伴们一起玩耍,同时也很乐意和那些士兵们坐在一起聊个不停,我是他们的快乐天使,他们都很喜欢我。我总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配给的食物,他们都很慷慨,之后我便可以把这些食物带给我的家人。那时食物的短缺情况实在令人担心,我们会将他们送给我们的茶包反复冲泡直到水都变白了。之后妈妈还会将这些茶包晒干,因为她说这样会让茶再次变浓。偶尔妈妈有了可以烘焙蛋糕的食材,就会让我拿过去一些给他们吃,他们总是表示衷心的感激,因为这与他们平常所固定配发的食物相比口味很不一样。
不过那段时间中还发生了一件让我感到愧疚和罪恶的事情,直到现在一想起来就会羞得满脸通红。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群女孩子和一小群男孩,看到了一个正躺在草地上呼呼大睡的英国士兵,他把皮带和靴子都脱下来摆在一边。那双靴子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耀眼,这对我们来说实在很有诱惑力,尤其是在当时那种根本买不到鞋子的时局里。于是,其中的几个男孩子便悄悄偷走了靴子。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一直都在担心那名士兵:他必须走回营队并向上级报告他把靴子弄丢了,而我确定这一定会给他带来麻烦。我想向他道歉,虽然靴子并不是我偷的,但我却知道是谁偷走了它。为此我一直感到深深的愧疚甚至无地自容,即便是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他还在世并能够读到这本书,我希望他可以接受我的道歉。
上学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里没有学校,即使是那些没有被炸毁的学校后来也被征用做了军用医院。如果要开学校,至少还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召集各科的教员,而为了清除纳粹思想,所有的课本也都需要重新编写,于是在这将近十二个月甚至更久的时光里,我们就在汉默公园附近快乐地玩耍着。当然,妈妈一定会让我上学接受教育,但我却一直以为自己属于特殊情况,所以继续享受着在公园里爬树、盖小屋与伙伴们一起玩办家家酒的美好时光。
卡拉是我那段时光里最好的玩伴,她的父亲在邮政局任职,因为他现在已经退伍返乡,所以公园里的相关单位批准他将原来的一处公共厕所改建成一处住所,并付给公园当局类似土地租赁的年费。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荒诞,但几乎每座在汉堡还直立着的建筑都被改造成了民众的居所。好在卡拉的父亲有一双巧手,很快便将公厕改建成了一间舒适的房屋,那里距我家大约有五百米。
卡拉一家人才刚刚走出一个低谷,五月十日,也就是艾薇和我终于过桥来到城里的那天,卡拉出生才一个月的小弟弟突然夭折了。卡拉的父亲将宝宝的尸体放入了一个纸盒箱中准备送到欧斯村墓园,那是段遥远的路程。但不幸的是,他没能在六点宵禁开始前赶到那里。宵禁一旦开始,任何在街上逗留的人都会被英国士兵包围并领到防空处,一直待到第二天的早上。卡拉的父亲不会说英语,但他知道德语和英语的“宝宝”听起来是很像的,那是因为此前两位士兵到他家登记居住人口时,卡拉的父亲听到了他们在提到他儿子时用了“little baby”(小宝宝)这个词。于是他走近哨兵,想要努力告诉他们盒子里放的是他的宝宝,他们显然没有听懂他的意思,甚至认为他有些精神失常。就这样,卡拉的父亲抱着那个装着他死去儿子的盒子,坐在那里熬过了凄惨的一晚,虽然他的身边还有许多人,但他依旧是沉浸在极度的孤独与悲怆之中。第二天早上,他才将宝宝的尸体送到了墓园。而在家中的卡拉和她的妈妈也是整晚没合眼,一直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同时为小宝宝的不幸夭折而哀悼。
那段时间我和卡拉经常在一起,在我们的花园里游戏,有时也到公园里去探险,汉默公园就像是我们所共有的一个超级大花园,而卡拉则是我最为要好的朋友。
汉堡的秋天就要来了,在夏秋之际有个叫做灯笼节的传统庆典。它看起来有些像万圣节,只不过我们不会到处去要糖果。到了日落时分,小孩子们会在手里握着点着蜡烛的纸灯笼在自家附近四处游走,并唱起灯笼之歌:
燃烧吧,我的小蜡烛,燃烧吧,我的小蜡烛
但千万别把我心爱的灯笼给烧着了
即便是战后的第一个秋天,大人们依旧可以找到足够的纸灯笼和蜡烛来给我们这些小孩子,或许这些纸灯笼在战争前就已经储存好了,或者是它们的制作工艺十分简单,所以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去准备。我很高兴自己能有一个小灯笼,虽然我并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和卡拉也加入了园区所有小朋友组成的队伍,大人们则在后面看着我们。
那些英国士兵从没见过这样的庆典,所以显得十分好奇和惊讶。
此后,我听说战俘们就在那晚也搭着火车返回到了家中,当他们看到残垣断壁的汉堡,看到游行队伍中发出的点点烛光时,都不禁潸然泪下,这也是他们小时候钟爱的传统庆典。当他们看到这些孩子很快就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庆祝着灯笼节时,也顿时感受到了城市里闪烁着的希望之光。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卡拉的父亲有双灵巧的手,他为卡拉的娃娃做了一辆推车还有一张精巧美丽的小木床,而卡拉和我总是一同分享所有的东西,于是我们可以轮流将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的家中,如果小推车放在她家,那么我就可以把木床带回家。
在汉默公园的第一个圣诞节到来时,也就是我们搬到那儿的半年后,我得到了一个塑胶娃娃作为圣诞礼物,它有双能够眨动的眼睛,头上还绑着用绳线扎起的小辫,我立刻为它取了个名字——夏洛蒂,也就是那个被无赖抢走的、我最心爱的布娃娃的名字。我时时刻刻和这个夏洛蒂在一起,形影不离,而她也帮我忘记了那个与她同名的旧娃娃。
卡拉家的附近种着几棵属于公园当局的梨子树,它们看起来既可爱又新鲜,我们会捡走掉到地上的,即使它们因为撞击到地面上而呈现出了点点的淤黑。每当捡起梨子,我们的心中都会闪过一丝罪恶感,我们觉得自己有些淘气,但依旧吃得津津有味。这个公园里的土地有一大半被分配给了那些没有花园的人家使用,我们十分尊重他们的财产,从没拿过他们种植的任何东西。
公园的地底下有防空洞,但通往这些防空洞的大门是锁着的,不过我们也从没有想过要去那里玩耍。有了曾经在矿坑待过的经历后,我再也不想到地底下去了。一个室外的演奏台在炮火的袭击后幸运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我们十分喜欢那里,甚至在那里即兴编排一些话剧,然后对着那些假想出来的观众进行表演。公园里还有个喷泉,不过只有在渡过缺水期后它才会喷出水来。到了冬天的时候,那里会形成一座奇特的冰堡。我们还会临时找来一些伙伴在运动场上玩一种类似棒球的游戏,我后来的学校就在那个位置。公园各个角落里总会看到有一小群孩子在快乐地嬉戏,与那些必须住在街道废墟堆中的孩子相比,这里真的是幸福的天堂。
就在几年前,我的表弟汉宁曾经寄给我一本讲述汉默公园历史的书籍,并附上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
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中有一篇的作者是卡拉,卡拉在文章中描述了战后几年汉默公园的情况。她写道:
芭比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与妈妈和姐姐住在公园的一间房子里。她们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房子的后院还有一个菜圃。
于是我给那本书的出版商打了电话,他们帮我联系上了卡拉。在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之后,我们还能有机会再次交谈实在是令人惊喜万分。在那之后,我到德国时与她见过两次面,书信和电话是我们保持联系的方式。卡拉继承了她父亲精湛的手艺,就在最近她给我寄来了一辆她自己制作的迷你推车,里面还放着一个小娃娃,为了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俩小时候一起玩过的游戏。那段时期我们所共同经历的快乐时光再次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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