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星期三，杰克逊远在国家的另一头被杀害18天以后，阿提卡监狱的一名警卫在犯人运动场上制止一场殴斗中被一个犯人打了一拳。当晚，两名斗殴的犯人被关进了“包厢”。其他犯人说，他两人被拖走时受到了侮辱。一名波多黎各犯人朝一名看守砸去一只玻璃杯，划破了看守的脸。次日早晨爆发了骚乱。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引起骚乱，已弄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一伙干活的人拒绝听看守的棍棒指挥，不肯排队。另一种说法把责任归之于看守，说他们为了对头一天的事报复，武断地取消了犯人的体操时间。第三种说法则是，“理查德兄弟”带了五名去吃早饭的犯人一路横冲直撞，放出了正在金工车间干活的布莱登。
不管事情是怎么闹起来的，其后果实在惊人。值勤看守不到一百人，寡不敌众，许多人被捉住。监狱学校、礼拜堂和机器厂，被纵火焚烧。这些房屋化为灰烬的时候，犯人的袭击队就冲出了四个长方形囚室区中的B、C和D三个区的走廊、大门和狭窄的过道。据怀俄明县副执法官说，犯人们拿着管子当武器，这些东西是他们藏在食堂托盘里的面包下面的。这种说法不一定可信。不等骚乱结束，阿提卡监狱当局早已威信扫地。但是，即使犯人在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还是很快武装了自己。他们有些人使用从车间抢来的砂轮，有些犯人马上用剪刀刃和扫帚把做成了投枪。另一些犯人做了棍棒和刀子，在监狱看守救火时，他们就用来扎破消防水龙。看守使用催泪弹，重新控制了C区和B区的一部分，但是犯人们坚守着其余部分，把门全锁上，甚至用工厂的设备把一些门给焊死。
暴动发生后四小时，各条战线便稳定下来，在以后的四天中基本上没有变化。D区离管理大楼最远，离车间最近，是布莱登和克拉克指挥暴动的主要据点。他们共有1280人，头戴橄榄球员的防护帽或裹着穆斯林缠头巾，分散在D区院里临时搭起的许多帐篷里。院子的一端有一张粗糙的工作台，就是暴动的中心。暴动书记处——人民中央委员会，一直在这里开会，确定各种工作安排，决定防御措施，甚至把不听指挥的犯人关进“人民监狱”。犯人和纽约州当局，就在那工作台处或是在A区的走廊里称做非军事区的无人地带进行联系，开会谈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监狱的地理中心“时报广场”，这里是通往四个囚室区的各条通道的汇合点。暴动者控制着这个地点。他们是从一个28岁的看守手里夺过来的，此人名叫威廉·奎恩，他用警棍同暴动分子搏斗，直到头骨两处被打得破碎才被制服。后来有些看守发誓说亲眼看见奎恩被从一条高处的过道上给野蛮地扔下来。无疑他是伤得很重的。克拉克看到这个失去知觉的看守耳朵里淌血，就命令把他通过非军事区，送给管理当局。奎恩的情况双方都十分关注，他要是死了，每个参加暴乱的囚犯都有可能因谋杀罪受审。
正午前后，州警察局亨利·威廉斯上尉集合了250名带有防暴装备的警察，告诉他们说，“如果对方有人被打死，那也是不得不如此；你们谁的废话也别听。不要丢掉武器，也不要丢掉伙伴。”这番话很强硬，但一个事实却使它大失分量，那就是轻率的行动可能会使他们损失39名伙伴——那些看守已被暴动分子抓住当做人质。这些被俘的看守给穿上了囚衣，蒙着眼睛，捆绑在D区。一个犯人用话筒警告说，如果警察发起进攻，首先遭殃的将是人质。任何一个负责人，甚至监狱长曼库西，都不大愿意说那是吓唬人的话。
对处理这个局势负有法律责任的人，是奥斯瓦德专员，下午2点乘飞机来到。他不顾曼库西的劝告，决定和赫尔曼·施瓦茨一起进入D区和暴动分子当面谈判，施瓦茨是暴动分子的领袖所信任的一位布法罗大学的法律教授。他打算告诉暴动分子，在释放人质以前，他不能同他们讨论他们的要求，这是司法当局不能违背的规定。他也的确提出了释放人质的要求，但是也倾听了布莱登口述了15项要求。暴动分子的要求包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举行政治集会；容许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停止邮件检查；同任何人通信的权利；要有正规的控诉手续；增加娱乐，减少待在牢房里的时间；增设体育活动场所；要有专职医生；学校要办得好一些；多给水果，少给猪肉；撤换狱长沃登·曼库西；成立一个局外人委员会，以“监察”在造反期间监狱当局的作为；由联邦法院发布禁令，禁止对犯人在造反期间的行为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报复”。最后布莱登又补充说，至少有一部分犯人坚持把他们“迅速而安全地由监狱转送到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里去”。他说：“我们是人，不是畜生，我们不打算任人鞭打或驱使。这里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被压迫的人们的愤怒的先声而已。”
奥斯瓦德进入D区的勇气实在不小。就在他和暴动领袖的书记处对坐时，某些暴动领袖就建议把他也留作人质。站在墙头的纽约州警察狙击手，虽然逐个瞄准了奥斯瓦德周围的犯人，但要是真动起手来，他能逃生的机会也是很小的。他此行是否明智则又当别论。既然听完了他们的意见，并且承认其中有许多是合理的，自然也就几乎无法抗拒他们要举行谈判的压力。他向压力让了步。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同意任命一个监察委员会，并派施瓦茨去找正在参加佛蒙特州司法会议的联邦法官约翰·柯廷，请求他发出那份禁令。奥斯瓦德还干了一件使曼库西和他的部下极为恼火的事，他签署了“不对参与1971年9月9日行动的犯人进行行政上报复”的保证。暴动分子把这理解为宽大处理的保证。州长办公室迅速指出，免罪是根本不可能的，专员无此权力。但误解的种子已经种下，肯定会结出仇恨之果。
当天晚上，奥斯瓦德回到了被探照灯光照得通明，而又为犯人的营火照得更亮的监狱大院。他带来了一批记者——这也是对暴动者要求的让步。大部分时间花在监察委员会的人选上。犯人们提出的人选有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顿、博比·西尔、州参议员约翰·邓恩、写过对乔治·杰克逊同情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汤姆·威克、第一个当选国会议员的波多黎各人赫尔曼·巴迪洛和发行曼哈顿《阿姆斯特丹新闻》的黑人克拉伦斯·琼斯。后来，洛克菲勒又增加了一些他自己挑选的人：他的秘书、一位学监、一位退休将军和几位立法委员和刑罚学家。一时监察委员达到30人。人数过多，无法执行任务；思想不一致，更削弱了这个委员会。
施瓦茨带回了柯廷法官签署的禁令，这是一名杀害警察的白人犯人、布鲁克林的杰罗姆·罗森堡起草的。但是暴动者这时认为它不充分，拒绝接受。监察工作一开始就吵吵嚷嚷很不顺利。威克、琼斯和全国法律协助和辩护者协会的朱利安·泰珀三人去同怀俄明县地方检察官刘易斯·詹姆斯共进早餐，但从他那里他们仅仅只能弄到一份不对犯人进行“不加区别的集体起诉”的书面保证，这种保证看来是不大可能消除那个焦急不安的犯人书记处的恐惧心理的。另一项不牢靠的协议于星期六凌晨4点钟，暴动的第二个24小时接近结束时，也被撕毁了，当时记者团被阻于监狱门外。警察对记者越来越敌视，这是一个不祥征兆，往往预示着警察将要采取不让局外人看到的行动。
然而，那天早晨奥斯瓦德还是乐观的。犯人的要求增加到了30项，但他已同意了28项，其余两项，一是完全赦免问题，他说这是“不能谈判的”，一是撤换曼库西。就在他表示有信心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时，新的发展使和平解决暴动的希望大为缩小。奎恩死了，于是排除了对暴动领袖实行宽大的任何可能。接着，博比·西尔来到。他进入监狱以前，对站在墙外向他欢呼的50名激进派的示威者说：“如果那些看守出了什么事，纽约州及其州长就应被控谋杀。”接着，他的随从散发了一份黑豹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被叫做‘人质’的监狱看守，实际上是由1280名犯人逮捕的，他们由于惯常遭受折磨人的、残忍和非人的待遇，完全有理由这样来为自己申诉……为了开始谈判犯人……的要求，保证赦免是必要的第一步。根据黑豹党的分析，这是被拘留的看守能够得到保释的惟一办法。”
西尔对解决这场危机显然不感兴趣。他在监狱里对犯人说，他们同奥斯瓦德打交道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犯人们激动地表示信任他，请求他提供建议。西尔回答说，在未得到休伊·牛顿的同意前，他不能提任何意见。他参加了一会儿监察委员会的会议以后，就离开了，告诉记者说，他们的问题和武装的州警使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加油，采取了一个极不负责的行动，他对暴动书记处说：“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就在街对面等着你们。”他指的可能是那50名示威者，但他没有解释，弄得那些犯人以为可望取得彻底胜利，因而无意再同奥斯瓦德讨价还价。
星期日双方都进行了动员。整个下午，成卡车地运来国民警卫队，粗大的消防水龙、成箱的瓦斯罐和防毒面罩。监察委员会发表声明警告说，他们“现在深信有可能在这座监狱里发生一场对犯人和看守的大屠杀”。威克、琼斯、巴迪洛、邓恩等人给洛克菲勒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请求他到阿提卡监狱来一趟，但是洛克菲勒州长发表一项声明说：“鉴于关键问题是全面赦免……我感到我亲临现场去也无助于和平解决。”他和奥斯瓦德已经同意，如果犯人领袖对最后通牒不予理睬，那他们就不得不使用武力。他们并不乐观。显然犯人的情绪正变得越来越坏了。铁门正在通上电流加热，水沟里倒满了汽油，泥炭和油脂做成的饵雷按上了定时引信。粗糙的火箭发射器也都安装起来，长矛打磨得更加锋利。从A区通往“时报广场”的主要通道，进攻警察的必由之路安置了用铁案子堆成的路障。那天下午，暴动者为报旧仇，刺死了两名白人犯人。
星期一早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7点钟，一队队警察被分派了具体任务：或狙击、或救护、或炸除路障、或作为后备力量。两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报告犯人力量的部署和人质的情况。8点35分，奥斯瓦德和理查德·克拉克在非军事区会面。“理查德兄弟”坚持，必须保证对犯人进行“安全、彻底、不折不扣的赦免”，并且把“曼库西那家伙”撤职。他说他需要半小时同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商。奥斯瓦德同意给他时间。9点零5分，一名犯人用话筒喊话说，如果暴动阵地受到进攻，囚犯“行刑队”就要把人质全部杀死。奥斯瓦德的一名助手回话说：“现在释放俘虏，然后专员就同你们会谈。”那犯人叫嚷说：“不。”那实际上就成了商谈中的最后一句话。剩下的只有蛮干了。
几分钟后，一架直升机用无线电报告说：“‘时报广场’的四角各有一个人质，各有刀子对着他们的喉咙。”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每个人质的头被人拽着头发往后拉着，让脖子弯出来，用手紧握着的尖刀已在慢慢刺进肉里去。实际上，外表比真情显得更加可怕。官员们不知道，他们所目睹的乃是好战的夸大手法的典型实例。那些人质并不会死在暴动分子手里。像要求定居在“非帝国主义国家”(奥斯瓦德第一次一皱眉头，这个要求便被撤回了)一样，这种用土造的匕首做出的可怕的姿态不过是一种夸张手法，目的在于耸人听闻，也许还为了给犯人自己壮胆的。总有人不惜为虚张声势的行为而死去，其中有些人就要在此时此地倒下，还打算拉几个身不由己的牺牲者同归于尽。
奥斯瓦德这时已肯定，人质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们可能总不免遭到屠杀。事情已非常急迫，刻不容缓。他于是对助手们说：“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们必须打进去。”这时五百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黄制服的州警，都在各通道的门边潜伏着，一架Ch-34型直升机“赌盘二号”突然在“时报广场”降落，放了一通催泪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无线电广播员哇里哇啦地叫着：“往里冲!往里冲!空降已成功!指挥所通知各个岗位——往里冲。发起进攻!”
警察炸开了铁门，摧毁了路障，站在灰墙上的狙击手开始瞄准犯人开枪。清除过道的障碍用了90分钟，然后主攻力量向前挺进。“时报广场”和D区，瓦斯烟雾弥漫，很难看清情况，人质都穿着囚衣，更难辨别。后来警察坚持说，强烈的抵抗持续了大约两分半钟。一个警察说：“他们挥舞着刀子和长矛，像日本敢死队冲锋一样向我们攻过来。对这些人，我们不得不开枪。”另一警察说：“进行抵抗的人，向我们投掷长矛和自制燃烧瓶，都给干掉了。我们击中一些挥臂正要投掷武器的人。凡是进行抵抗的，都给打死了。”
然而，有些人并没有抵抗，也被杀死了。零星的射击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纽约州阿提卡问题特别委员会(麦凯委员会)后来查明，警察的进攻“具有过分的缺点”，包括“大量不必要的射击”。某些不必要的暴行是出于轻率，甚至可能出于忽视人命。洛克菲勒特令禁止监狱看守参与进攻，但是他们还是参加了，并且至少对两起凶杀负有罪责。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有些警察使用猎枪和“”号铅弹扫射，其散射范围超过30码，打中了一些“无意攻击的目标”，因而“给不抵抗的犯人和人质造成严重的伤亡威胁”。当时在场的一位医生——布法罗的莱昂内尔·西丰泰斯大夫事后报告说：“许多暴动领袖是看守存心挑出而开枪打死的，有些是已经举手表示要投降的，有些已经躺倒在地上。”
120多人受伤，或已气息奄奄。算上奎恩和在暴动中被罪犯杀害的另一些犯人，阿提卡监狱事件的死亡人数是：32名犯人、11名看守或管理人员，总共43人。关于人质究竟是怎么死的，报道极不准确，使得重新夺回监狱后几小时内的实际情况，更为混乱不清。奥斯瓦德的一个助手说，有一个看守被阉割了，他的生殖器被塞在他的嘴里。另一个助手对记者说：“有几个人质的咽喉被割断。沾有血污的蒙眼布落在脖子上，从这一事实来看，被俘的看守是被看管他们的人杀害的说法是可信的。事实上，三名生还的看守的喉部确有伤痕。但是，次日上午法医发表报告说，他没有发现死者遭到阉割和被截肢的情况。所有的死者都是被枪弹打死的，而当时只有警察有枪。”
洛克菲勒州长说，人质“是在交火中打死的”。奥斯瓦德自己也不大相信地暗示，他们“很可能是被推在前面当盾牌使用”。得救的人质强烈支持警察的进攻。在华盛顿，尼克松总统说，进攻阿提卡监狱的“可悲和痛苦的”决定，是政府当局惟一“可行的”做法。对于事件的不同意见争论，很快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那些不相信自由派人士、刑律改革、“悲天悯人”和“行善”的人，反对一切对警察的批评。他们怪罪犯人——《亚特兰大宪法报》在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中，谴责“阿提卡的畜生”企图对人质“强行非法审判”；还有不少人怪罪监督人员。筋疲力尽的威克离开阿提卡时，门口有个看守嘘他说：“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再让你们这些人进这个地方了。”
另一方面的反应同样激烈。纽瓦克市长肯尼思·吉布森说这次粉碎监狱暴动是，“据认为属于文明社会从未采取过的一次最残暴、最明目张胆的镇压行动”。威克后来指出，虽然有60名犯人被控犯了共1300条之多的罪状，却没有一个法警受到控告，尽管“有证据证明，官方人员玩忽职守、残暴凶狠、违反纪律、任意妄为——甚至公然谋杀”。这次暴动镇压下去以后，麦凯委员会查明，“打人、刺人、踢人的现象很普遍”。犯人们被剥光衣服，被迫在两排看守乱棒打击中间走过。受伤的看守迅速得到治疗，并立即通知了他们的家属。受伤的犯人则四个小时得不到治疗，身上拴着“囚1、囚2、囚3”字样的小牌牌。四天以后，某些犯人的家属还在急得发疯似地打听他们丈夫、儿子的死活。阿提卡监狱往往连这情况都不告诉他们。得到消息的人则只是接到一份也是粗率简略的电报：“遗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维拉，编号29533，已经死亡，尸体停放在本监狱内。”
约翰·多斯帕索斯曾在写到大萧条时期美国富人同饥民间鸿沟时气愤地说：“一点不错，我们是两个国家!”现在这种裂痕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一样地深邃。三年前白宫的新主人发誓要“把咱们联合在一起”。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人民的分裂一如既往，在正义与宽恕、战争与和平、是与非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在离新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时候，美国人开始通过民意测验重新估价理查德·尼克松的地位。从这里是可以看出变化的。迟至8月初，民意测验组织人阿伯特·辛德林格发现，只有27%的选民希望看到尼克松重新当选。但是没出8月，尼克松的群众威望曲线不再下降，而渐趋平稳，接着又缓慢回升。决定性的因素是政府在国内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同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乒乓球队的组成，表明这个体育项目的广泛吸引力。一个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人事负责人、杜邦公司的一位化学家、一名《体育画报》编辑、一名大学教授、一名黑人联邦工作人员、一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程序编制员、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一名华尔街银行职员、两名十几岁的少女、两名家庭妇女和两名大学生。圣·莫尼卡大学的格伦·科恩，是美国球队最出风头的队员。他穿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和印着和平象征的衬衫，打球时用头带扎住齐肩的长发。也许由于科恩的头带的颜色是红的，也许由于他机灵、性格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选中他来提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议：他和他的队友愿意去红色中国做一次免费旅行吗·
队友们都很乐意——科恩同队友们商量后说：“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好像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很快送来正式请柬。华盛顿没有反对。仅在几星期前，国务院才刚对要去人民中国旅行的美国人取消了一切限制。一切有关人士，包括乒乓球员在内，都知道这两件事的关系并非偶合。一般认为，这是走向缓和的起步，反映了北京的新的自信，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年激烈的权力斗争，两年前已经以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获得最后胜利而结束。当七名西方记者获准进入中国报道球队此行时，世界显然已经到达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显然中国人像俄国人以往的做法一样，是在把体育用于外交目的。一夜之间，乒乓球获得了新的地位。连尼克松也告诉部下说：“我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个相当不错的乒乓球运动员。可以说，我打得相当好。”莫斯科闷闷不乐，克里姆林宫说北京对美国的建议“没有原则”。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香港穿过一座短的钢架桥到达边境的罗湖车站，接着再通过一座上覆铅铁皮顶的桥，到达中国城镇深圳。面带笑容的中国官员，把他们领上了一列乳白色和蓝色相间的火车。他们的第一个终点是广州。21年前，华盛顿和北京断绝关系后，这地名的英文名称已由ton改为Kwangchow。在这23英里的途中，可以看到香蕉林、荔枝树和稻田，在重要的地方，还有挂着毛主席肖像的巨大的宣传牌。在广州新机场，他们登上一架苏制伊柳辛-18型客机，扩音器里播放着军乐和毛主席语录。停机坪前悬挂煽动性标语：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并不是故意对来访者的污辱。其时，毛的政府把美国人民及其政府作了明确的区别。它需要美国人民的友谊，但对美国政府北京广播电台则不断责骂为“嗜血成性的强盗”的阴谋集团。
北京的4月天气，仍有冬天的寒意，但除此以外，首都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是极尽地主之谊的。他们下榻在华贵的新侨饭店，他们受到多次设宴招待，游览了19世纪满洲皇帝的颐和园，并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观看了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表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他们到北京体育馆同中国球队进行表演赛时，受到1.8万名球迷兴高采烈的欢迎，巨大的横幅上写着“欢迎美国乒乓球队”。乐队奏起了激昂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科恩跳了摇滚舞。
在乒乓球比赛中，中国人依然使用原来的策略。他们不让能够彻底打败美国队的一流球队出场，只派二流运动员参加比赛，男队和女队分别以5∶3，5∶4获胜。东道主把比赛叫做“友谊赛”。不过，这还不是最动人的友好之举。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铺着红地毯的客厅里会见了中国的这些乒乓球客人。美国队并不是那个星期惟一来访的乒乓球队，按照中国仪礼，会见严格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所以周恩来会见美国运动员之前，先会见了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运动员。但是周恩来用大部分时间——1小时45分钟——会见美国运动员，他告诉他们：“我们翻开了中国和美国人民关系方面的新的一页。”他对美国记者说，现在美国记者可以“分批来”。
在美国球队离京去香港的当天，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宽已有2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北京则恢复同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联系。可谈的事实在不少；又过了不到两星期，以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一个总统专门委员会建议，如果能够找到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办法，就可以接纳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已在着手制定，访问时，会谈的主要问题是总统本人前往进行国事访问。
7月初，基辛格飞往亚洲，官方宣布是前往西贡、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举行会谈。基辛格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了90分钟会谈后，宣布改变日程，说他要到拉瓦尔品第以北38英里的山区休养地纳蒂亚加利去度几天工作假日。基辛格此行并没有特殊的报道价值，因此，叶海亚政府宣布基辛格因稍感不适将在休养地多住一天时，对此事进行采访的记者也没有产生什么好奇心。基辛格被认为得了亚洲痢疾——“德里肚子疼”——美国大使馆为了鼓励这种说法，还放出空气说，已经派了医生去给他诊治。一个记者提出，总统顾问住在拉瓦尔品第有空调设备的旅馆里岂不更舒适一些。大使馆发言人回答说，基辛格不愿由于自己生病去麻烦首都的什么人。
实际上，基辛格和三名助手已驱车到拉瓦尔品第机场，登上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去了。7月9日中午，他们在中国首都郊外一个荒凉的机场上着陆。他们由汽车送到靠近湖边的一座宾馆，在那里吃了午饭，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便来会面。星期五夜、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上，他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人殷勤招待，这位总统顾问体重增加了五磅，之后，在他仍然被认为因肠胃病卧床时，他又飞回巴基斯坦，在别去两天半后，重新和代表团其他人汇合。再也听不到北京广播电台咒骂美国官员是强盗和走狗了。基辛格的中国之行五天以后，尼克松总统乘直升机从圣克利门蒂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伯班克电视台，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四分钟讲话。他宣布，他已被邀访问红色中国，而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说：“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在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减少紧张局势、改善关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民党，总统说，同北京“争取新的关系”，不会“牺牲我们的老朋友”。
这是他无法实践的诺言。他想让“两个中国”同时参加联合国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联合国一年比一年更接近于驱逐台湾代表团，就这一点就足以使它最后做出断然处置。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接纳北京，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美国保守人士当天从电视上看到的丢脸情景，这在艾奇逊、杜勒斯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互相拥抱，坦桑尼亚人在会场通道里跳起舞来。华盛顿反应强烈，恼怒万分。巴里·戈德华特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大会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类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休·斯科特轻蔑地谈到像坦桑尼亚那样的“赶时髦热裤的小国”。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谴责了“某些代表在投票后令人震惊的表演和不加掩饰的狂欢劲头”。但这些不过是政治上的仪式而已。事实是，蒋介石一直以“大国”自居的地位，从中国人在名古屋对格伦·科恩做出和解姿态时起，就已注定完蛋了。
在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宣布他要访问北京正好一个月之后，他又在广播中宣布了有关另一重大措施的消息，这一回是拯救美国经济。的确需要想想办法了。美国已开始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那时，由于胡佛总统顽固地相信亚当·斯密和约翰·司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使得已经步履蹒跚的美国金融更加寸步难行。尼克松对这两个人的学说也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在实践中他却绝非不肯灵活。《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评论说：“直到最后关头，总统总是墨守陈规。而当具体情况使他不知所措，或他自己改变了主意时，他便决定采取行动，那时什么东西也不用想长期阻碍住他。他会抛弃自己的哲学、诺言、说教、朋友和顾问。他走出一种生活进入新的世界，不作任何解释，连头也不回。”这种做法有时使人很为难，但是在1971年的8月，美元摇晃在灾难的边缘，却是使人为之振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了文明史上最富的国家，当时世界上400多亿美元的货币黄金，美国就握有350亿。战后金融结构，在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下来，规定黄金和美元将作为共产党集团以外的一切主要国家货币的储备。由于没有充足的黄金支持预期的外贸流量，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美元——就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之间支付债务两者均可使用。美国保证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率回收现有的全部美元，其他国家也以美元表示自己货币的价值。当时这是行得通的。贸易繁荣起来。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同美国的贸易变成出超——向美国出口的货物超过从美国的进口——这个国家的剩余美元就可以用作储备，再发行新的货币。
由于美国富，世界其他国家都比较穷，于是大量美元就流往海外，帮助匮乏的国家。这没有关系，因为美元有的是。接着，发生了朝鲜战争和欧洲商业的复兴。到1961年，共同市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的年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170亿美元；1962年，降到160亿；到1963年，更降到150亿。到70年代初期，黄金储备一直停留在110亿美元——几乎到了最低限度，因为美国法律要求每四个流通中的美元必须在诺克斯堡保存价值一美元的黄金，美国的企业则需要400亿美元的纸币和银元。此时，贸易差额越来越对美国不利。1960年，美国进口价值150亿美元的货物，出口达200亿美元，有50亿美元顺差。到1970年，这个差额下降到20亿美元；1971年5月，便完全消失。美国的贸易出现了赤字，由于五角大楼仍然在越南消耗大量财富，迅速扭转这种局面的希望是没有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警告说，美国自1893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
1971年5月，经济学家们从德国收到令人担心的信号。经济奇迹已经把联邦共和国变成大量出口的国家。过去十年里，德国马克两次增值，改变了同美元的比价，使囤积马克的投机家发了财。现在要求再次增值的压力又在增加。波恩作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美元和马克的关系，在马克增值时收买美元，出售马克。因为美国存在贸易逆差，投机者握有大量美元——即“欧洲美元”，这是一般对外国拥有的美元的称呼——可供投资。1971年头四个月，欧洲的欧洲美元储存额惊人地跃升，从50亿上升到五六百亿，德国中央银行出现了美元泛滥。
德国中央银行不停地收购，收购，直到波恩看出了通货膨胀的初期迹象，于是在5月9日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管有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规定，它不再继续收购美元了。作为代替办法，德国人提出，让他们的货币按照供求规律决定自己的价值。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要让马克“浮动”。马克从25美分“浮动”到27美分，就停在那儿不动，减轻了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压力，附带改善了美国同联邦共和国的贸易平衡关系，因为这时在德国的美国货比较便宜了。然而喘息的时间是很短的。由于美联社记者拉里·斯顿茨听说的“欧洲美元的巨大水塘正在欧洲泛滥”——总数相当于美国流通的全部货币，投机者必然得转向别的地方。他们准备开始对法国法郎加热，但是一直注视着德国的苦恼的巴黎，迅速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了美元交易。投机者接着向瑞士法郎打主意。伯尔尼也效法巴黎。要想脱手美元越来越困难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正趋向于不起作用。《巴伦》周刊预测，秋季会出现世界范围的恐慌。8月初，又出现权威性预测说：美国第二季度的贸易逆差会超过70亿美元。紧接着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报告说，美元比价过高，其他货币应当增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应当停止购买黄金。于是股票行情猛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从4月份的高峰下降了100点。这时欧洲美元几乎已没有市场。美国在欧洲旅游的人发现，一度坚挺的美元，成了没有人肯接受的货币。世界贸易停顿下来；商人们再也不知道他们手中的货币在下星期，甚至在明天能够买到些什么了。
美国人也不断得到国内经济方面的坏消息。尼克松断言，1971年是个好年头，1972年是个坏年头，他的预算是以预计国民生产总值为10650亿元作为基础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果达到10500亿元，而其增长的半数来自通货膨胀。生产下降，失业率达6%，接近衰退时期的水平。6月底，财政年度结束时，政府的赤字惊人，达到232亿元，比约翰逊政府1968年创纪录的亏空仅少20亿元，收入竟比尼克松的预计令人难以相信地少了245亿元。总统在讲话中使用了“充分就业平衡”一词，使得他的保守的支持者大为吃惊。这是凯恩斯的一种概念，主张只要支出总额不超过在人人都有工作的条件下的税收总额，预算就是“平衡”的。但是，即使用这个尺度衡量，政府也还有80亿元的赤字。前景也是阴暗的。新的劳工合同保证铁路工人42个月里增加工资42%，钢铁工人三年内增加工资30%。这必然会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
国会曾经批准1970年的经济稳定法案，授权总统“发布他认为有利于稳定物价、租金、工资和薪金的命令”。尼克松过去反对过这个法案，但是现在不得不签署了，因为这法案不把国防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在内，但他发誓决不使用这个法案。他的计划是排除任何控制。他甚至不相信自觉遵守的指导方针或说服办法，即利用总统威信说服劳资双方放弃提高工资或物价的要求。
尼克松和他的经济顾问在戴维营度了一个短暂的周末后，一切都改变了。经济顾问们接到必须于24小时内到达的通知，共同起草了一份经济咨文，使用了尼克松曾拒绝使用的权力。8月15日，星期天，尼克松便带上它在电视中出现。他把咨文中的方案叫做他的新经济政策。在他提出或者请求国会采取的措施中，有一项是关闭“黄金窗口”——美国不再让用美元兑换黄金。大多数进口货物必须付10%的附加税，目的在于使美国货在国内市场上比外国货有更大的竞争能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人如果购买美国货，还可以受到减税待遇。工业的新投资可以得到纳税贷款。汽车的7%出厂税也将废除，这样每辆汽车平均可节省200美元。除极少数例外，美国的物价、工资、租金、红利，都要在当前的水平上冻结90天。以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为首的生活费用委员会，将主管冻结工作。
尼克松已使美元浮动，其效果和贬值一样。开头两周，在货币市场上，美元贬值2%。外国银行家是同情的，他们表明，如果美国取消附加税，他们准备重新让他们的货币调价。同时，外国也没有采取报复性措施。丹麦人的确规定了自己的附加税，法国人也嘟囔着要征收，但是，并没有出现多少要抵制突然变得便宜的美国货的关税壁垒威胁。康纳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坚持美国在国际收支中迅速增收130亿元的提法，引起一片抗议，说这样迅速的逆转会毁灭共同市场。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份会议上，最富的“十国集团”的财界人士，仍对美国立场表示同情。康纳利也暗示，美国有可能重开“黄金窗口”，提高黄金价格，即直接贬值。随后在罗马会议上达成了由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公布的协议，美国取消附加税，其他货币增值，黄金价格暂时上涨到每盎司38元。
在尼克松宣布实行冻结——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第一阶段”——的第二天，华尔街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其历史上最繁忙的一天中，从32.93跃升到888.95；共有3172万股股票成交。9月，第一阶段的第一个整月，美国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为2.4%，批发价格指数记录了五年来最大幅度的下跌。在工资和物价的最高限额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例外，在某些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混乱现象，但就绝大部分情况来说，那办法是有效的。遗憾的是，按照定义，这只是第一步，到11月13日就将满期。在此之前，政府必须在纠正陷于冻结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的同时，找出有希望保持相对稳定的指导方针。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这次是建立起第二阶段的机构。这次，反对的意见较为强烈。新阶段的主要设计人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尼克松发表第一次讲话时已料到将遇到的困难。他说：“我当时就想到，问题不在于冻结，而在于取消冻结，或解冻。”第二个计划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每年2%～3%之内。控制工作由7人组成的物价委员会和15人组成的工资委员会来掌握。总统说，对利润没有限制，计划的成败取决于“美国人民的自愿合作”。
由于担心劳资双方都可能从监督机构撤出代表，使得把通货膨胀保持在3%以下的希望成了泡影。米尼在迈阿密海滩告诉劳联-产联大会的代表们说：“如果总统不愿按照我们的条件让我们参加工资委员会，那他知道他该怎么做。”尼克松大胆地飞到代表大会的会议大厅，回答说：“我确实知道我该怎么做，而且马上就准备要做。”尽管如此，工资委员会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周，还是接受了米尼的条件，宣布完全承认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确定每年增加工资的标准为5.5%。即使这条界线也没有维持住，工资委员会在第二阶段的第一个决定中，便同意煤矿工人增加工资15%。物价委员会也同样不起作用。一开始它就批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7%。不到三星期，全国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申请批准提价，他们的要求被批准和被否决的比例竟达20∶1。
12月，股票市场再次猛跌。工资委员会对劳工继续采取和解姿态，但是三个月后，米尼和其他两名工会最高领导人仍然退出，指责多数委员都怀有偏见。第二天，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罗纳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这样工资委员会里只剩下一名劳工委员，运输工会主席弗兰克·费兹蒙斯。自从尼克松在圣诞周赦免吉米·霍法以来，运输工会一直听从尼克松摆布。那一宽大措施普遍认为出于政治考虑，但是很少有人责备尼克松。尽管夏季他在民意测验中的低落地位已经有所改善，一般人都相信，他要想重新当选，非设法得到他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不可。
美国人物画像拉尔夫·纳德〓〓拉尔夫·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中心文斯特德，是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纳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饭馆兼面包点心店，顾客们抱怨说，店老板从来不让他们安静地吃饭。纳德经常给他们演讲现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和许多移民一样，他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是个热诚的民主党人。他没完没了地责骂财团的罪行，老是威胁着要控告他们。到最后，他差不多和谁也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尔夫。
1938年，拉尔夫·纳德年仅四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院向着陪审团发表长篇辩词时，他就是个小小的听众。14岁时，他就天天阅读《国会记录》。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在该大学，他拒绝和其他学生一样穿麂皮马裤或其他相应的服装象征；校园的树木喷射滴滴涕，他也提出抗议。学校图书馆闭馆后，他经常被锁在馆里，结果管理人给了他一把钥匙；而他的反应倒符合他的性格，反而指责学校当局不应对其他学生的合法权利漠不关心。1955年，他被选为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毕业时成绩优异，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而他却把这个学院称为培育权势仆役的“高价的工具工厂”。
他的清教徒名声传播开来。他发誓不看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看电影也是一样，他限制自己一年只看两部。他藐视戏剧、烟、酒、女人、晚会等等。在哈佛大学，他也不开汽车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另有动机。他开始研究汽车事故。他到附近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研究了一阵汽车技术之后，给《哈佛法学记录》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这个问题一直使他烦恼。他的整个生涯都是同人身保护工作相联系的——从不安全的天然煤气管道、食品的附加剂、变质肉类、污染问题、矿井健康条件、除草剂、不卫生的家禽、条件不足的私人医院，一直到彩色电视的辐射问题，但是汽车威胁的问题是最基本的。他在哈特福德开设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很快成了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地方)，继续敦促各地方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1964年初，他把这一运动带到华盛顿，劳工部部长助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聘用他为劳工部日薪50元的顾问。
在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的合作下，纳德搞了一份200页厚的呼吁书，呼吁制定强制性汽车安全法令。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向他指出，雪佛莱厂的科维尔牌汽车容易翻车，因而成了他在工业界内第一个秘密联系人。1965年11月，纳德的第一部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其中把科维尔牌汽车叫做“最难驾驶的汽车之一”，并且指责汽车工业在“这种型号已经用了四年，共生产了1124076辆科维尔之后，才决定采取措施”。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一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共出售45万册，终使作者以证实汽车危害的专家身份于1966年2月10日出席了里比科夫委员会。三星期后，纳德指控通用汽车公司利用私人侦探跟他找麻烦，打电话对他进行谩骂，以及企图用女人勾引他来败坏他的名誉，于是使他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宣誓下承认，他的上司曾指示他：“不论在什么地方设法抓住这家伙的一点把柄……使他不敢再跟他们捣蛋……封住他的嘴。”纳德提出控告，要求赔偿2600万元，结果得到了28万元。这钱和他写书的版税一样，都用在他的事业上。那年夏天，“全国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获得通过时，《华盛顿邮报》宣称：“这项重要立法所以成为可能，大部分功劳应该属于一个人——拉尔夫·纳德……这个为公众利益进行活动的单人院外说客，战胜了全国力量最强大的工业。”
纳德自己承担起全国交通安全署监督人的责任后，又插手过问肉类包装业，其结果是使得1967年肉类卫生法得以通过。他的攻击范围原来还限于消费者的剥削者，后来更扩大到包括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烟囱、智囊机构、不安全的卡车、纸浆和造纸工厂、财产税、官僚主义者、消费信贷、银行和超级市场。一个评论家说：“纳德并不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人，他只是一味反对消费。”
纳德不同于林肯·斯特芬斯时代那些揭发丑事的人，他得到保守选民的支持。在充满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时代，他仍然相信能在这个制度内部进行改革。他是个直线式的思想家，提倡守法和工业秩序。股票经纪人赞助他的事业，波特女士的学校给他派去志愿工作者。现在，他已有一些助手——一个记者称他们是“纳德袭击者”，这些人大多数是毕业于上流学校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白人，他们的姓名颇像普尔门卧车车厢的名称：罗维尔·道奇、威廉·哈里逊·韦尔福德、鲁本·罗伯逊三世、霍华德·塔夫脱四世等。其中有个叫爱德华·考克斯的，后来成了尼克松的女婿。
纳德把他的助手们安置在全国报业大楼的几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旧桌椅是从残缺物品拍卖会上买来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箱，书架是用木板和砖头搭的。他让这些人一周工作100小时，工资之低接近贫穷标准。他们编写的书籍所得版税，全部用于运动。但是他们没有怨言。纳德本人一年挣20万元，自己只用5000元。
他住的带家具的房间，靠近杜邦大厦，每月租金80元，办公室租金每月97元，也不用个秘书。别人送给他的公文包，他都用来做档案袋，自己旅行时却把文件装在一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他的黑皮鞋已经磨损，鞋带断了又接起来。他穿一套满是皱褶的灰衣服，白衬衫起了毛边，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一头波浪式的黑发，一副年轻人的面孔，《新闻周刊》把他比做“弗兰克·卡普拉影片里的吉米·斯蒂华式的英雄人物”。他的惟一特殊开支是电话费。这笔费用很大。工业界的志愿侦探给他打电话的费用，都由他付。
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讲演费。他每周接到50份请他讲演的邀请，他一年只接受150次，每次收费多达2000元。继沃尔特·鲁瑟之后，他成为最擅长长篇大论的演说家，一次上台演说，时间很少在1小时45分钟以下。演说结束时，从来不加上点儿什么华丽辞藻。他说完停下来，转身就走。大学的听众对他报以狂热的欢呼，但他从不回身表示谢意。如果有人请他签名留念，他会粗率地回答：“不签。”一位朋友说：“纳德怕被当成电影明星，把他的私生活浪漫化，所以他干脆抛弃了私生活。”
他是个无法对付的顾客。在饭馆点菜叫饭时，他会对女服务员说：“三明治里的火腿是单切的吗·这乳酪是真正的，还是人造的·你吃糖吗·你吃·那你听我告诉你——那东西绝无用处，毫无食用价值。”他对班机上的女服务员说：“在整个飞机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应的惟一东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还应当去掉它上边的盐。”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把他预订的座位让给别人，使他没有坐上飞机，他于是提出控诉，判得损失赔偿费5万元，这笔钱一半给他本人，一半付给由于他误了飞机而未能听到他演说的消费者集体。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为什么“干这一套”，他回答说：“如果我从事防止虐待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的最终目的“不亚于为工业革命进行质量改革”，任何诱惑也不能使他偏离这个目标。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提议他竞选总统。他说：“我对公职不感兴趣。国内最伟大的事，是公民活动。政治也要居于其后。”
尽管他散布福音，致力于公益事业，过着修道士的生活，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成问题的。这一点他有时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说：“我们总是失败。”“整个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失败的程度。”听众似乎把他看成是个演员。他们给他鼓掌好像是赞扬演出一样。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须参与其事，必须仿效他的榜样，或听从他的建议。他们照旧驾驶底特律的大型汽车，买加过工的食品吃，脸上抹一层昂贵的化妆品，抽着有毒的香烟。
他有一次沉思时想到：“两千年前在雅典，一个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里闲逛，调查和他个人以及本市同乡福利攸关的事。没有人会问他：‘你和谁一伙·’”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探问关于他的情况，他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对他的活动并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彩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但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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