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八周的游击战课程之后(他们被告知，学到的这些技巧，将用以训练一支古巴解放军)，他们再次转移，这次是到危地马拉。在这里，也是不想让他们知道身在何地的。在离开巴拿马时，他们只知道目的地的代号是“小农场”。在两辆大轿车把他们从危地马拉的圣何塞机场运出后不久，他们就知道代号之所指了。受训者原都是些阅历丰富的人，很多曾周游各地。鹅卵石街道，印第安人村庄中肮脏的房屋，一看就是中美洲景象；再加上大量美国势力的标志——公路两旁“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广告牌，以及许多售卖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美国石油公司或美孚石油公司石油的加油站——这只能说明是在危地马拉。不久大轿车开始爬上环绕的群山，穿过热带簇叶，这里是危地马拉濒临太平洋岸的马德里山脉。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大咖啡种植园，是危地马拉驻华盛顿大使的兄弟罗伯托·阿莱霍斯的地产。在危地马拉总统米格尔·伊迪哥拉斯同意装聋作哑之后，阿莱霍斯允许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使用种植园的一部分进行训练(作为这次行动的肮脏后果之一，伊迪哥拉斯坚持说美国曾经同意支持他在英属洪都拉斯的领土要求；华盛顿对此极力否认)。这个营地命名为特拉克斯基地。训练地点刚好在种植园里最不合适的一部分土地上，这已成为这次行动计划的特点。从基地的总部望去，可以看到仍然在活动的圣地亚吉托火山，而且营地的土地就是火山喷出的熔岩，有些地方，厚达六英尺，一下雨就变成一锅稀粥。那年的雨量又是人们记忆中最多的一年，于是那些古巴人许多时间是在烂泥中打滚。
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些人开始对中央情报局的无所不能公开表示疑惑了。另一些人把他们的意见压了下去。大多数人对他们的美国佬顾问完全信任。他们设想，这些曾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强大的征服者一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同意，“古巴旅”的力量很小，但是卡斯特罗毕竟也不过是以仅仅12个游击队员开始发动7月26日运动的。在那时，拿他们自己同卡斯特罗之间作这种类比倒还可以说得过去。中央情报局的顾问计划把他们分成一些游击小组，分别进行训练，以便渗透到古巴的六个省份去。他们准备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行动，最后期限是9月19日。这计划本来也许能成功。即使遭到挫折，后果也承担得起。被打败的丛林游击队员通常都能分散逃逸。失败也留不下什么痕迹。卡斯特罗将很难证实他们是美国支持的，而他们日后还可再回去战斗。
8月，华盛顿的特别小组开始怀疑在新古巴建立游击部队是否明智。卡斯特罗的军队比巴蒂斯塔的军队强大得多，国务院估计他拥有40万军队和民兵，十倍于巴蒂斯塔的兵力。再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动一场漫长的丛林游击战看来已无可能。此外，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由莫斯科和北京的新朋友极好地装备起来，国务院的研究材料估计他们已送给他2.8万吨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的海岸哨兵和航空观察员的戒备和部署表明，他已从巴蒂斯塔在这方面曾经犯过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因此现在要用空投来供应游击部队将极其困难。
如果这些理由是站得住的——次年发生的事件证明果然如此，非常正确——那么看来就应该劝阻他们别去进行任何军事远征。但又不是如此；在华盛顿指挥这项行动的人开始把宝押在两栖登陆上，由古巴人驾驶美国军用飞机对该旅登陆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从舰艇登陆进攻曾经非常有效，麦克阿瑟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仁川登陆，便破坏了北朝鲜的供应线。似乎没有人向特别小组指出：“古巴旅”的规模只等于一个美国步兵营，而过去进行重要的两栖登陆使用的兵力从未少于九个营，而且还有炮兵、空中优势和一支舰队作后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从舰艇登陆进攻的冲绳之战，使用舰只达1200艘。
华盛顿自信已操胜券，放弃了进行游击活动的计划，确信只要“古巴旅”建立起一个滩头阵地，全古巴就会聚集到它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在发给特拉克斯基地的一封长电中，命令将丛林游击队员的数目减至60名，并让危地马拉的特务们对其余的人“都只发给常规武器并普遍和进行常规训练”。古巴人体会这道命令的用意是，等他们一上岸，一支美国军队就会跟在他们后面登陆。他们推想，只有这样，这种改变才有道理。中央情报局的顾问们不仅没有纠正他们的想法，而且领导人“弗兰克·本德”还对佩佩·圣罗曼及其同伙古巴军官说，他们“将会得到海上、空中甚至水下的掩护”。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全都对新计划热烈拥护，而且从那以后，他们表示，任何对胜利表示怀疑都是软弱的表现。弗兰克·本德竟至认为这件事比他对美国总统的忠诚都更为重要。他对佩佩·圣罗曼说，华盛顿的某些要人正试图取消这次入侵，可以相信，这类命令可能来自白宫。“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你们就到这里来，做出把我们这些顾问监禁起来的样子，把我们全抓起来之后，就把整个计划执行下去。”为了让那些莫名其妙的古巴人懂得他的意思，他还作些具体指示。他解释说，有必要在每一个中央情报局顾问的房间门口配置一名“古巴旅”的武装人员，切断他们与华盛顿的通讯联络，然后自己去执行入侵计划。他会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离开特拉克斯基地前往集结地。他大笑着说：“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
毫无疑问，弗兰克在华盛顿的上司对此毫无所知。像一切和这次行动有关的人一样，他们直到很久以后，才通过许多零星材料弄清真相。事实上，白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哈瓦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在弗吉尼亚的艾伦·杜勒斯、危地马拉的弗兰克·本德、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迈阿密的“阵线”，以及在马德里山下的咖啡种植园受训的勇士们，全都弄得糊里糊涂，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通讯联络是不灵的。特别小组竟没有把改游击战术为两栖登陆的行动计划报告艾森豪威尔。“古巴旅”仍然相信他们只不过是一次入侵行动的先头部队，而“阵线”则一直认为美国人曾经说过，少于五千兵力是不会发动进攻的。
中央情报局力图招募尽可能多的战斗人员。每人每月薪饷175元，妻子还可得50元，每个孩子另有25元。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影响保密。消息传出，远近皆知。卡斯特罗经常预言“雇佣军”入侵迫在眉睫，但是古巴人民无须乎他来告诉他们，最下层的砍甘蔗的“瓜希罗”(古巴农民)知道反革命分子们要来了。关于“古巴旅”的文章已经在危地马拉市的《时报》上刊出，而且为大多数西班牙文报纸所转载，其中有几家还在古巴发行。新古巴的民兵们睡觉时身旁放着步枪，炮手在大炮旁边睡觉。
美国人可以从英文报纸《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读到这方面的报道，虽然一般说来，美国人对这即将发生的战斗并不像古巴人那样关心。他们知道那边正在进行某种活动，但是别的一些事情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将要受到入侵的反正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关于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戏剧性的斗争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即将来临的白宫生涯的高潮——意义重大的巴黎最高级会议和接踵而来的访苏之行。特工人员的先遣小组已在爱丽舍宫对安全措施进行检查，可是，5月1日，预定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前16天，忽然一架奇怪的飞机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这个地方是乌拉尔山区中的一个工业综合基地，在俄国边境内大约1200英里处。像危地马拉的古巴旅一样，这次飞行也是中央情报局行动的一部分；这架飞机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要求特制的，它的正式型号是U-2，很快全世界就都称之为“间谍飞机”。
U-2型飞机色黑，机身长，尾巴高，翅膀宽，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发动机，驾驶员座舱仅容一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军用飞机。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只有透过机身下面七个舱孔对外拍照的灵敏的红外线摄影机。这些摄影机能把宽125英里长3000英里的地面景物全拍摄下来，可供洗印成4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的清晰程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照片经过高倍数放大后，判读人员可以认得出飞机在九英里或十英里高空拍摄的报纸的标题。其他的装备能够从空气中测验出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证据，能够测定俄国雷达的效能。U-2飞机靠飞行高度作为防护手段。由于充分利用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的成就，U-2飞机能在很高的高空保持有效的续航能力，并据信超出苏联雷达的探测范围。总之，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精密的侦察装置。在五一节驾驶该机的驾驶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鲍尔斯属于新的一类寻求冒险的职业军人。他从事飞行，不是出于爱国，而是为了金钱。对他来说，飞行是一种职业，而且是很好的职业。靠这差事他每年能挣3万元，而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之前，他们夫妻总收入每年才只有8400元。那已是四年前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27岁的空军中尉。他身材粗壮，加上留个平头，看上去很像职业足球运动员——也许是个防守型的边卫，肯卖力，靠得住，可是没有什么头脑。
然而，鲍尔斯并不愚蠢。那年年初，他还曾询问一位情报官员：“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人掉在俄国境内怎么办·那个国家那么大，要走到边境，可他妈够走的。在那里有没有接头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几个名字和地址·”据鲍尔斯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虽然这种所谓的“越空飞行”当时即将进入第五个年头。鲍尔斯得到的回答是：“不成，我们提不出。”鲍尔斯还不肯罢休：“那好吧，假定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他应该怎么说呢·具体地讲，他应当说多少呢·”按鲍尔斯记忆，那位情报官员的原话是：“你照实全说算了，反正他们会逼得你全说出来的。”——迄今还没有人对这种说法出面更正。
这种事最荒唐的地方，还决不仅在于没有事先安排的托辞。1956年，“越空飞行”开始时，谢尔曼·亚当斯已在白宫，他完全知道，没有一次“越空飞行”不是经过总统批准的。鲍尔斯出事之后，他对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问题。艾克说：“你说得对，这个决定是我做的，过去一切这类飞行，事先我都知道，并且亲自批准。他们把这次越过俄国上空的飞行计划送来的时候，我认为不过是已经确定的情报政策之内的几个行动计划中的一项，也是批准了的。我丝毫不曾想到它对于最高级会议或对我即将进行的莫斯科之行可能会有什么影响。除非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事原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艾森豪威尔无疑是相信这一点的，但是这一点并不真实。有些情况是意想得到的，至少也是在应该细加考虑的可能范围之内的。鲍尔斯最后这次飞行并不是一次例行飞行。这是在长时间停止飞行之后又开始的两次“越空飞行”中的一次，而且是第一次企图飞越苏联全境。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基地出发，要飞行3800英里，最后到达挪威的博德。从一个国家起飞，在另一个国家降落就需要两组地勤人员。这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认为值得一试，是想到如果U-2飞机能比过去更深入俄国国境，就有可能飞越过去从未拍过照的重要目标。
U-2飞机的驾驶员们，对于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机揣测纷纭。一种推想是：俄国人当时已接近于在导弹制导方面取得突破，因而中央情报局力图抢先把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另一种推想是：艾森豪威尔在坐下来同赫鲁晓夫谈判之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资料。还有一种推想是：行将同俄国人达成的缓和协议会使得以后不宜于再进行任何隐蔽的活动。飞行员完全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见不得人的活动。猜想苏联雷达已发展到足以追踪他们的疑虑，在飞行员中一直有增无减。他们还讨论过发生各种机械故障的可能性。鲍尔斯就曾说过：“在要害的地方，一个螺丝钉松了，就能使飞机栽下去。”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前一年秋天，一架U-2飞机就曾在东京附近迫降。一位日本记者经过调查后肯定这飞机是执行间谍任务的，并在随后一期他的刊物上详细报道了这件事。
设计人员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是非同寻常的，因而给它装上了及时自毁的机械装置。后来为了进一步保险，又给装上了一种被称为“庄稼汉”的迷惑雷达侦察的装置。尽管对待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对付意外情况的问题的那个情报官员的态度颇为草率，但是对于迫降的问题，倒也不是未加考虑的。指挥“越空飞行”小组的空军军官威廉·谢尔顿上校曾告诉鲍尔斯，如果在他飞越苏联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坎达拉克沙城时，发现燃料不足，可以抄近飞往芬兰和瑞典的备用机场。谢尔顿还补充说：“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甚至考虑过坠机驾驶员是否自杀为好。显然，情报局那时还没拿定主意，只好由飞行员相机决定。氰化剂药片是现成的，谁愿意要都可以带一些，后来还让他们看到一种看起来很像是个吉祥锁的小玩意儿。这是一枚带有金属环的银元，可以固定在钥匙链或项链上。金属环拧下来，里面是一根直针，这针其实还是一个外鞘，拔开，便露出一枚细针。靠近针尖有一些小槽，槽里是带黏性的褐色的物质——马钱子毒剂，轻轻一刺立即致命。大多数驾驶员，包括鲍尔斯都既不想携带氰化药片也不愿要马钱子毒剂，可是鲍尔斯准备最后一次飞行时，谢尔顿上校问他：“你要那银元吗·”鲍尔斯改变了主意，他想这枚毒针也许能当武器来用。“好吧，我要。”他说着，顺手放进他飞行衣的口袋里。此外他还带上刮脸用具、便服、半包过滤嘴香烟、妻子的照片、若干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和俄国卢布、若干金币、手表和戒指(以便在需要帮助时用以行贿或和人交换)、大约100元现钞、若干美国邮票、一份国防部身份证、一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证件、各种仪表检验证、美国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执照、兵役卡、社会保险卡，以及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用俄文等14种文字印着“我是一个美国人”字样。很久以后，鲍尔斯回忆说，他被俘后，有人问他是不是美国人，他说：“当时要否认似乎没有意义。”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设施简陋得出奇。飞行员全睡折叠床，自己热军用罐头吃。好在他们不常到那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土耳其阿达纳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打扑克牌或闲逛(那时候，闲谈中一个最使人感兴趣的话题是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议将如何消除世界的紧张局势)。到1960年3月，他们都烦躁起来。将近两年，飞行的次数急剧减少。而飞行次数越少，对下一次飞行就越感恐惧。后来，在长时间停顿之后，1960年的两次飞行确定在4月进行。鲍尔斯是4月9日第一次飞行的后备驾驶员。这次飞行进行得很顺利，第二次飞行就该轮到鲍尔斯了。
鲍尔斯一到巴基斯坦，就发现事情很不顺心，他得知：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U-2飞机，已停飞进行维修检查。他这次飞行只好用备用的U-2·360号。这是个坏消息。360号是一架蹩脚货，他们叫它“癞狗”，经常总好出点毛病。最近的一次是油箱故障，有时不往发动机里供油。谢尔顿上校所以授权鲍尔斯必要时在芬兰或瑞典着陆，就是因为想到油箱不可靠的缘故。
如果油箱供油正常，其他也一切顺利，鲍尔斯的整个航线就会像个大“之”字形。他从白沙瓦起飞之后，本来将横越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兴都库什山，在斯大林纳巴德附近进入苏联。然后，他得飞越咸海、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汉格尔、坎达拉克沙和科拉半岛上的摩尔曼斯克；在穿过苏联之后，他还将飞越巴伦支海和挪威的北海岸，最后到达博德基地——其中包括世界上最荒凉的一些地方。这次飞行大约要九个小时。整个航程的3/4，即约2900英里，将是在苏联境内。起飞之后，他将终止与流动空勤调度官的无线电联系。此后在整个航程中也再不能发出任何声响。鲍尔斯说，那实在“令人感到寂寞”。
过了令人不安的三天，这次飞行仿佛永远也不会进行了。华盛顿对于下达最后指示一直哼哼哈哈。最后终于确定4月28日星期四为出发时间。于是谢尔顿上校、鲍尔斯同18名其他专业人员和机组人员从土耳其飞到了白沙瓦。鲍尔斯在星期三下午4点钟睡觉。星期四早晨2点钟，他被人叫醒，接到通知说起飞时间推迟24小时。第二天夜里，又是如此。这一次他已起来，在“受免费招待”——呼吸氧气，可是又传来再等24小时的命令。星期六，是第三次延期24小时。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有人下不了决心。
最后，5月1日，星期日上午5点半，鲍尔斯终于爬进飞机做飞行前的检查。可是，又继续拖延时刻，原定的起飞时间是上午6时。到了6时，没有起飞的信号。座舱里酷热如暑，谢尔顿上校跑来解释时，鲍尔斯的长衬衣裤已被汗水浸透。他们是在等待白宫的最后命令。这种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过去，驾驶员进入座舱准备出发之前，总统批准的命令早已到来。为等命令又度过了令人难熬的20分钟。最后，鲍尔斯终于得到了绿灯信号。他的飞机咆哮着离开了地面，在升入高空之后，他立即按条填写飞行日志：机号，360；架次，4154；以及起飞时间。当地时间是上午6时26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是1时26分，华盛顿时间下午8时26分。在莫斯科，当时是凌晨3时26分。
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时，云层极厚。这倒没有关系，中央情报局对这地区并无兴趣。咸海上空无云，他朝下看，看到一架单引擎喷气机排出的一道白色的尾烟，在平行的航线上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过了一会，他又看到一条尾烟，这次的方向与前相反。可能仍是同一架飞机。他猜测苏联的搜索雷达已在屏幕上发现了他，派出了巡逻机。他并不惊慌。那两道尾烟在他下面很远，俄国的驾驶员不可能看得见他。
向东飞行了大约30英里，来到俄国的卡纳维拉尔角，丘拉坦发射场上空，朝下望去，可以看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他拨动开关，打开各架摄影机。前面的云层又增厚，他把摄影机关掉。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五十英里的上空，无云，他清晰地看到一度被视为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顶覆冰雪。就在这时，飞机开始出了毛病，自动驾驶仪严重失灵，机身朝上倾斜。他关掉自动驾驶仪，人工操纵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动自动驾驶仪。飞机还是倾斜。他考虑要返回巴基斯坦去——在无法完成飞行任务的情况下，驾驶员有权决定。但是他已经进入苏联国境1300英里，而且往前飞能见度又极好。他决心用手操纵继续飞行。越过一片庞大的油库区和一处综合工业区，他侧转机头向苏联的鲁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向飞去。在这里，他在6.5万英尺的高空又侧转90度向北飞去。他又逐项填写飞行日志：高度、时间、速度、废气温和引擎仪表数据等，突然感到什么东西轰的一声撞击机身。飞机猛然向前一颠，一股眩目橘色的火光冲进座舱。
那时，在白宫大约是午夜后半小时。在克里姆林宫是清晨7点半。鲍尔斯想：“老天爷，我这回是碰上了!”
一经失控，飞机开始下冲。他伸手要去打开自毁装置的开关，又改变了主意，想先取得使用弹射舱座的位置。可是他未能实现，金属座舱罩的横杆老别着他的腿。这样弹射出去，两条腿就保不住，会有膝盖上边三英寸的地方截断。这时，他已下落到3.4万英尺，而且还在迅速下降。一闪念间，又想到自毁开关，但是他首先得解开安全带，谁知解开后，重力把他半个身子拽出了机舱。而输氧管又把他拉住，他忘了把输氧管拔断。恐慌中，他连踢带滚总算挣脱了身子，飘浮在空中，正想拉开降落伞，忽然感到猛的一抖。在1.5万英尺处，降落伞已经自动张开。突然间他看到飞机从身边掠过。机身完好，疾速下落。他想到了那枚银元。他把那金属环拧开，拔出那根自杀用的细针，考虑要不要刺自己一下。但他还是把它塞进了口袋。他想要活下去。
那天是星期天。到了星期四，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报告。在报告末尾，他谈到U-2的一段话，引起了长达两个星期的轩然大波。
苏〓联美国和盟国5月5日〓〓赫鲁晓夫说：“我有责任向大家报告美利坚合众国的……侵略行为。”宣布俄国的炮手在苏联上空击落一架美国飞机，但未说明地点。指控这一行动的使命是“旨在破坏最高级会议的侵略性挑衅。”谨慎地避免指责艾森豪威尔本人。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宣布，一架气象观察机在驾驶员报告供氧设备发生故障后，在土耳其上空失踪。还说，驾驶员可能飘落越过俄土边境。
5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说：“绝对没有——没有蓄意侵犯苏联领空的意图，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意图。”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确认该“气象观察机”驾驶员是弗朗西斯·鲍尔斯。这正是赫鲁晓夫等待的消息。
5月7日〓〓赫鲁晓夫告诉最高苏维埃，鲍尔斯被俘时“活蹦乱跳”，俄国火箭从6.5万英尺高空把那架U-2飞机击落，当时这架飞机已距苏联-阿富汗边境1300英里。他说，鲍尔斯已经完全供认。〓〓国务院承认昨天撒了谎。说从苏联拒绝艾克于1955年在日内瓦提出的“开放天空”建议后，便已开始这种“监视”飞行。
5月8日〓〓这次飞行时间的安排，美国撒谎被揭穿的事实，以及关于美国总统对如此重大之事竟不知情的暗示等，均使盟国感到惊愕。
5月9日〓〓赫鲁晓夫警告说，苏联火箭将对允许美国间谍飞机利用其本国领土的国家进行袭击。〓〓国务卿赫脱说，艾克批准飞行计划，但具体的飞行无须总统批准。U-2飞机的飞行将继续进行。
5月10日〓〓苏联对U-2飞机的行动正式提出抗议，并声明鲍尔斯将受审判。
5月11日〓〓赫鲁晓夫在U-2飞机残骸展览会上讲话说：“我要是欢迎一个向这里派遣间谍飞机的人，俄国人民会说我是疯子。”〓〓艾森豪威尔总统承认U-2飞机的飞行应由他个人负责。
5月12日〓〓艾森豪威尔对国会议员说，除非邀请被撤销，他仍然计划飞赴莫斯科。
5月14日〓〓赫鲁晓夫到达巴黎时保证他将努力使最高级会议获得成功，这使最高级会议可望如期进行的希望有所增长。
5月15日〓〓赫鲁晓夫说，除非美国停止一切U-2飞机的飞行活动，对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道歉，并惩办对这类飞行活动负有责任的人，他将不参加最高级会谈。〓〓艾森豪威尔说，这类飞行活动已经停止，以后也不再恢复。
5月16日〓〓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戴高乐总统和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巴黎的爱丽舍宫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开幕会。气氛冷漠。
〓〓赫鲁晓夫发言。态度傲慢粗野。他提议最高级会议延期六个月，谴责艾克的“奸诈”和“强盗”行径，并撤销邀请艾森豪威尔回访俄国。〓〓艾克面色阴沉，他说越空飞行的事，已经过去，但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美国不能接受。
〓〓赫鲁晓夫傲慢地走出爱丽舍宫，使艾克争取缓和和世界和解的希望成为泡影。〓〓艾森豪威尔返回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气得发抖。
5月17日〓〓赫鲁晓夫抵制会议。他的一名助手打电话给爱丽舍宫，询问艾克是否准备为U-2事件道歉并惩办有关负责人。〓〓戴高乐和麦克米伦尽最后努力企图挽救会议。下午3时正，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麦克米伦聚会，举行大会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艾森豪威尔说：不道歉，不惩办。下午5时正：最高级会议终止。
5月18日〓〓在有三千人参加的嘈杂混乱的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谴责美国“像小偷”，“像海盗”，而且是“怯懦的”。宣称苏联将和共产党东德单独签订条约以解决柏林问题。
5月25日〓〓美国空军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说，U-2赌博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他事先知道，他一定会建议在最高级会议前中止这种越空飞行的。
在归国途中，艾森豪威尔在里斯本着陆：他有意选择这一特殊时刻来向年逾古稀的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萨拉查致敬。在克洛斯宫造型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时，他看到一个美国记者，拿着一些法国钱币，懒洋洋地向喷泉里投掷。总统无精打采地问他：“你就是这样避免闲得慌吗·”
“不，总统先生!”记者回答说，“只是为了讨个吉利。”
艾森豪威尔转身走开时说：“那你最好为我们大家多投几枚吧。”
但是，总统还是摆脱不了那U-2事件引起的晦气。美国最强大的亚洲盟国日本，原定是他这次个人外交征途的最后一站。如果最高级会议进行顺利，那这次日本之行将会多么光彩。现在此行反成了为挽救总统威望的最后机会。然而连这一点也落空了。谁都知道日本是U-2越空飞行的亚洲基地。现在就有三架这类臭名昭著的间谍飞机停在那里。日本左派分子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启示，于是借此制造骚乱。6月11日，吉姆·哈格蒂为安排这次访问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像尼克松在加拉加斯一样，他侥幸逃脱了性命。2万群众把他和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大使围困在汽车中一个多小时，后来不得不用海军陆战队直升机把他们解救出来。
艾森豪威尔这时已到达马尼拉，而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决议请他为了个人安全避而不去日本。艾森豪威尔感到难堪，只得转而访问台湾。第七舰队出动了125艘舰艇和500架飞机护航。军舰以每小时30多海里的高速破浪前进，倒不是怕让蒋介石久候，而是担心遇上不友好的潜艇。在中国大陆上，北京电台咒骂总统是“瘟神”。为了给他点颜色看，中国人用多年来最猛烈的炮火轰击了近海岛屿金门。隆隆炮声，在第七舰队舰只上清晰可闻。爱挖苦的记者们恭维说，从来没有哪一国的元首像他这样受到8万发礼炮致敬。
艾森豪威尔6月27日返抵华盛顿，结束了这次旅行。他为了寻求和平，仆仆风尘历时一年半，行程6万英里，结果空手归来。面对残局，追根溯源，他满面倦容地说：“归根到底，共产党人干事总像共产党人干的。”埃米特·约翰·休斯哀叹地写道：
在他那异想天开的全球旅行中，曾经指望政治收获的一线光明，现已一去不返了。他毫未吝惜自己的精力和威望，换来了人民群众的回报——成百万的人纵情放声欢呼，成百万的人彩旗挥舞。辛苦聚敛的政治资本都投在巴黎、东京两地，冀有所获，现在，却连老本也丢个精光。
冷战的乌云又开始从各条战线聚拢。到苏联去旅行变得很困难。柏林的查理检查哨一再出事。在最高级会议的瓦砾清除以后，整个春季一直进展顺利的东西方十国裁军会议，又在日内瓦复会，可是，苏联首席代表瓦列里安·佐林用了一个半小时对西方进行指摘，然后退出会场，会议也就散掉了。7月，俄国人在公海上空击落美国RB-47侦察机一架；美国提出要求联合国对此事进行公正调查的提案，又遭到俄国人的否决。
接着，在8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已告结束，美国稍得安宁，而这时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却在莫斯科被判处间谍罪，使美国人又重温U-2事件所带来的难堪。鲍尔斯降落的地方是个很大的国营农场，农场工人缴下他的手枪，把他看管起来，直到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即秘密警察——的官员到来，把他押送进监狱。他在苏联法庭上说，他知道由于他的飞行，最高级会议和艾森豪威尔预定对苏联的访问均被取消，并且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他说：“我不幸对此事有所影响，实在感到痛心。”他被判处十年徒刑。17个月之后，俄国人用鲍尔斯换回被美国法院判刑的、苏联间谍鲁道夫·艾贝尔上校。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雇用鲍尔斯担任试飞驾驶员，直至1970年把他解雇。——译者总统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常显得非常沉默，若有所思。本届政府的开支，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政府资金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显得微不足道——政府的全部开支，包括国家和地方开支，现已高达1700亿元，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他的党竟然未能把曾经支持他的无党派年轻选民争取到共和党方面来，这也使他痛心。他的前助手谢尔曼·亚当斯有一次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来看望他，他问道：“那些在1952年为我们放气球，走访选民的优秀青年，现在怎么啦·”
第二年1月，离开白宫的前三天，他对选民讲了一席临别赠言。50年代，五角大楼，特别是空军，扶植起越来越多的大公司，这些公司领导人全都是些退休的陆海军将领。艾森豪威尔对这方面存在的危险提出警告。他在对美国人民告别的广播和电视演说中说：“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条件下实现裁军，仍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事。由于这一需要是急切而又明确的，因而在即将离职的时候，我承认心中痛感失望。”他接着说：“我但愿今天晚上能说持久和平已经在望。幸而我还可以说战争已经避免了。”然后他谈到军火公司的惊人发展，接着说：
“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一种新的情况……我们承认这种发展的急切需要。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其严重含义……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一定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有意无意地要取得不恰当的势力。大权旁落形成祸害的可能性，现在存在，时刻都将存在。”
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演说，但是赞成美苏之间进行军备竞赛的各种势力实在过分强大。苏美两国尽管有许多不同之处，实质上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到了1966年，美国军事-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对国会拨款的依赖程度，都令人大吃一惊。在那一年，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向政府出售全部产品的65%，雷锡昂飞机公司出售70%，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出售81%，共和飞机公司则是100%。六年后，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一书中告诫读者说，只举一个例子，如某一公司能够制作某种新一代的战斗机，它便处于一种可以左右这种飞机的设计和装备的十分有利的地位。进而对于这种飞机适宜担任何种任务，需要制作多少，如何部署，而且，不言而喻，这飞机应该用来对付哪一种敌人，该公司都可以有一定的发言权。”
1960年的总统选举，形成一场典型的二人决斗。两个候选人都属于摇滚舞音乐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是年轻的海军军官，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月内进入政界，而且都不过四十多岁，精力旺盛。理查德·尼克松从一开始，还在1960年的1月时，就认为即将到来的这场竞选将是美国大选史中最为势均力敌的。结果也确是如此；不过，当时关于这次选举所作种种预言，后来证明正确的，几乎也就只此而已。
当时的美国已不是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到处发表竞选演说时的美国，更不同于在那之前两年进入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到1960年，向新开发的郊区移居的活动正处高潮。国家较前更为富足。新的人口普查表明，华盛顿已成为第一个黑人占多数的美国城市——由1950年35%变成了54%。到1960年，4000万个美国家庭，也就是全部美国家庭的88%，至少拥有一架电视机。充分意识到亿万电视观众的存在，两位候选人都设法要取得他们的欢心。后来，大都认为，得到显像管的帮助最大的是肯尼迪。马歇尔·麦克卢汉以为他了解个中缘由，他说，肯尼迪的形象颇似一个西部打斗片中“沉默寡言的年轻警长”，而尼克松却像一个“铁路公司的律师，专门签署不利于小城市居民的占地契约”。麦克卢汉没有注意到，美国人愈是富足，他们便越趋于保守；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向铁路投资，因而是站在律师一边，而不是站在警长一边的。
两个候选人各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计划。肯尼迪求助于青年人，求助于蓝领阶层的选票和罗斯福在30年代拉到民主党方面来的自由派选民。肯尼迪的两大重要基地是民主党人占优势的南部——掌握这个地区是他的竞选伙伴的任务——和工业集中的东北部。他的竞选活动主要是集中在九个大州：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纽约、得克萨斯、新泽西、伊利诺伊、俄亥俄、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如果在这几州能够获胜，那他就将获得当选必需的269张选举人票中的237张。他采用的手段包括对700万未登记的选民进行集体登记——新登记的选民，十人中就有七人是民主党人——由名牌大学智囊团中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思等人宣传他们的观点，并依赖以劳伦斯·奥布赖恩和肯尼迪·奥唐内为首的马萨诸塞州的青年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出色战术。
肯尼迪原有的有利条件有：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他父亲的巨大财富、他的普利策奖、对他友好的报界、他个人的魅力——当时记者们已开始称之为肯尼迪“风格”；以及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
他的不利条件是：他父亲在20年前曾支持绥靖政策至今人们记忆犹新，他年纪太轻——尼克松已47岁而他却仅只43岁，经验不足；还有从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当选总统。
肯尼迪决意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坚持到底。尼克松却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他认为一项政治竞选运动有其高潮和低潮时期，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令人生厌，因而失去选民支持。据他看来，中心目标是在选举日使竞选运动“达到顶点”——进到高潮。和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集中力量于关键性各州，对他来说是七个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密执安、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伊利诺伊。他也曾保证要到所有其他43个州去竞选，后来显然后悔做出这种表示。他没有智囊团，尼克松现在一如既往，仍是一个孤家寡人，乐于自行其是，沉于内省。当时肯尼迪大肆宣扬的主题是，美国的威望正江河日下，美国人必须努力争先；而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却鼓吹自由企业的好处、个人的责任感、顽固的反共精神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繁荣的和平。
尼克松原有的有利条件是：工商业大亨的支持、较丰富的经验(例如，在总统生病期间解决钢铁工人罢工，他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强大的中产阶级的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当时仍在白宫。
他的不利条件是，较老的选民对胡佛身居白宫的时代记忆犹新，他在斗争中不择手段的名声——“老家伙尼克松”——是这次竞选运动中始终脱不开的噩运，以及他身为少数党成员。
美国的共和党人数每年都有所减少。“老大党”的候选人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全部票数的49%。1954年，47%；1958年，43%。1960年发表的一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过去八年内，不同职业集团对共和党的忠诚情况下降。在回答哪个党“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的问题时，1950年农场主中的28%的回答是：共和党。而在1960年，这样回答的则只有18%。在白领阶层中，下降的情况更为显著，从44%降到29%。所有的人都愿意艾克身居白宫，但是这种感情并不能转移到充当配角的共和党人身上。同时，这个党的较次要人物的不断减少的程度也十分惊人。
由于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副总统态度暧昧，使他对1960年的竞选运动所能发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弱。他显然喜欢尼克松，而不喜欢他认为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的肯尼迪(他把他称做“那孩子”)，但是他对许多人讲过“迪克根本不是总统材料”，这句话已经传开。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何以如此漠漠无情，令人纳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看不起尼克松。在他第二任期间讨论谁可能继任时，他明确表示支持他最后一任的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他说：“哈，1960年我倒愿意为他竞选一番!”在他随口拟出的心目中的名单中，他还加上了“其他一些新起的优秀人物”，其中包括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他忠于友谊地把谢尔曼·亚当斯也列了进去，“当然到1960年他将是61岁，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太老。”他只是在最后才说：“……还有迪克·尼克松。”艾森豪威尔1960年8月24日对尼克松的竞选活动给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在你执政期间，副总统曾经参与过一些什么重大的决定·”总统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竟是：“如果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可能会想起一件。”尼克松在《六次危机》一书中提到，艾森豪威尔曾打电话向他道歉，说他只不过是想“开个玩笑”。这样的辩解很奇特的，而且他也并没有做过公开的解释。
1958年中期选举之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竞选预测，选民中赞成肯尼迪的人超过了尼克松，比数是59对41。到了这位副总统1959年7月访问莫斯科前夕，则变成肯尼迪占61%，尼克松占39%——比1956年艾森豪威尔对史蒂文森的优势还要大。访苏之后，比数为肯尼迪52，尼克松48。到1959年11月，尼克松第一次居于领先地位，以53对47。在3月8日第一次总统预选前夕，这个六分比差依然未变。
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和民主党洛杉矶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相隔四个月，这期间，由于肯尼迪证明自己已立于不败之地终于取得了民主党的提名。谋求获得提名的其他民主党人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斯图尔特·赛明顿以及此番为其最后一试的艾德莱·史蒂文森。预选时汉弗莱在和肯尼迪争夺提名的人中居于领先地位。4月5日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挫败了汉弗莱，取得了56%的选票；接着5月10日在一般认为是反天主教的西弗吉尼亚州，以3∶2的优势彻底击败了汉弗莱。到此，汉弗莱退出竞选，他已无钱再干。于是，肯尼迪领先的势头越来越大，先后在马里兰、印第安纳和俄勒冈州获胜。到6月27日，肯尼迪在蒙大拿州议会发表演说寻求支持时，他已取得提名所必需的761选举人票中的550票。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以52∶48对尼克松领先。
当他搬进洛杉矶竞选总部，比尔特摩旅馆8315号的那套房间时，这个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的爱尔兰裔美国参议员，已经取得了600张选举人票。像历次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也是闹哄哄的，但又颇能反映出政治才华。即将退休的芝加哥党魁杰克·阿维和他的继任者迪克·戴利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为史蒂文森争取提名的一篇演说显得最为出色。罗斯福夫人是支持史蒂文森的，玛丽安·施莱辛格也是。(鲍勃·肯尼迪立即写了个字条给她的丈夫：“你难道管不了你的妻子——还是你也和我一样·”)史蒂文森的人马是组织得很好的。他们挤满了四周顶层楼座，楼下大厅里也到处是为他们扛标语牌的人，其中一个大腹便便的临产孕妇手执标语牌，上写：史蒂文森真能干!这未免使她的候选人都乐开了。
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是激动人心的，有时场面很有气派，但结果并无济于事。约翰·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时，以806票获得提名，威斯康星州的15票使他越过了800票大关。他选择林登·约翰逊当他的竞选伙伴——这两个人究竟怎么会搞到一起，在场的人说法不一，但是肯尼迪懂得，在11月大选时他需要南部的支持，而最有可能给他这种支持的是约翰逊。肯尼迪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讲到“新边疆——60年代的边疆——吉凶叵测、利害难卜的边疆——充满希望、遍布威胁的边疆。”他告诫说：“我所讲的新边疆，并不是一套好听的许诺，而是一系列需要应付的挑战。总而言之，并不代表我要向美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而倒是我要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最后，他说：“现在，又一次的长途进军已经开始，使我可以遍访全美各地的城市和家庭。请你们帮助我”(群众欢呼)，“请伸出你们的手来”(群众再次欢呼)，“请你们提意见，请你们投票”。群众全体起立，欢呼声经久不息。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以55对45的优势领先。
尼克松于下一周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后，根据盖洛普的报告，他以51比49对肯尼迪领先。在其后一周，他更加拉开了领先的距离，成为53比47。到8月末，两人还是并驾齐驱。9月份，犹豫未决的选民数字增多，使得两个候选人的比数都降至50%以下，不过尼克松仍然以49对46比肯尼迪领先。
这时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进入低潮。满以为自己会得到党的提名的林登·约翰逊，事先安排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希望在那里一显身手。尼克松于8月26日兴高采烈地在亚特兰大州开始了他的第一轮旅行，而肯尼迪却让那会给纠缠住了。六天后，特别会议结束了，肯尼迪才出发到缅因州去。盖洛普的最新比数是，尼克松：50，肯尼迪：50。
也是运气作弄，尼克松南部之行的第三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右膝盖。伤处一时不愈，经沃尔特·里德医院检查，发现伤口已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菌感染。他必须留住沃尔特·里德医院两个星期，接受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就会破坏膝关节软骨。因此，从8月29日至9月9日，他只能仰卧在床，一条腿牵引着，为平白失去的时间懊丧不已。恢复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嘶哑了。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一再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未能制止住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全国最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皮尔博士带领着一群牧师，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怀疑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能够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尼克松不便抨击皮尔博士，但他在那个星期日的“会见新闻界”节目里，几乎制止不住自己。这时，肯尼迪却抓住时机来对付这个他知道迟早必须正视的最微妙的问题。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恰好已邀请他9月12日到休斯敦的赖斯旅馆讲讲他的信仰问题，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在那里他庄严、明确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分离的原则，并说如果他发现自己无能解决良心和职务之间的矛盾，他就辞职。牧师们对此报以掌声。
两个星期之后，盖洛普宣称双方选民的人数又趋于接近。尼克松是47，肯尼迪46，尚有7%未定。
竞赛的关键时刻已经临近。在9月的两个星期里，两位候选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跑遍了全国作竞选演说。这时，尼克松已在25个州里旅行了1.5万英里，对两百多万选民发表了演说，但是他发现，如他后来所说，“不管你接触的群众有多少或走过的地方多么广大，那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在9月25日以前所取得的效果，同第二天，9月26日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第一次通过全国电视网广播的面对面辩论相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
预定将举行四次辩论——其他三次是：10月7日、10月14日和10月21日，但第一次最为重要。这次辩论吸引的听众最多，大约有七千万美国人收听，比其他各次要多两千万人。这是肯尼迪的一大胜利，使尼克松十分沮丧，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本人原是辩论能手。他在电视中看到肯尼迪接受提名的演说时，不知道肯尼迪当时劳累不堪，竟以为他的对手讲话太快，声音太高，讲的内容太复杂，一般美国人不能理解。这也正是尼克松所以接受进行辩论的挑战的原因。两人都为这第一次辩论全力以赴做准备，仿佛要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一般。就说话技巧和思想内容来说，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而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因为直到举行辩论的那个晚上为止，两人中，尼克松的名气更大，担任的职位更高。现在在这里，在公断人霍华德·史密斯的面前，他们却全然不见高下，肯尼迪竟然略无逊色。更为重要的是，他更中看一些。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辩论的人，认为两人都干得不错，但是电视观众更多，却能看到参议员肤色黑红，身体健康。而另一方面，尼克松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掉了五磅肉。他显得面容憔悴，衬衣领口松松地大了半个号码。他无精打采，表情严酷，而且由于考虑不周，意欲掩盖午后初生的胡子茬，在脸上涂了一层隐须膏，弄得油光闪亮。
盖洛普最新的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经以49对46领先，5%未定。
尼克松按医生的指示，每天喝四杯可可牛奶，恢复了体重。在以后的几次辩论中，他的健康情况看上去已和他的对手相当。他在辩论中也得分较多。但这已全然无济于事；成百万的人已经看到了自己所想要看的一切，主意也已拿定。
最后一次辩论之后，尼克松最后一分钟的进展之前，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是：肯尼迪51，尼克松45；4%未定。
随着竞选运动接近最后阶段，有两项关键事件影响了黑人的选票。洛奇未与任何人商量于10月12日在哈莱姆区发表讲话时说：“……内阁里应当有一名黑人……这是我们的既定纲领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尼克松忿怒地否认这是他的纲领的一部分——这就毫无道理地但却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黑人。一星期后，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的一次“入坐”运动再次触犯了佐治亚州的法律。在亚特兰大一家百货公司里，金由于拒绝离开该公司的餐馆被当场逮捕，被判处四个月的苦役。有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于此事的意见，他说他没有意见。私下里，他觉得金的宪法权利遭到了侵犯，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罗杰斯，请司法部进行调查。罗杰斯同意，但艾森豪威尔不想介入，此事遂被搁置。肯尼迪兄弟的反应却与此不同。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亲自打电话给科雷塔·金，向她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意尽力给予可能的帮助。接着和他商量了一番之后，他的弟弟鲍勃打电话给审理金案的佐治亚州法官，第二天，这位黑人牧师就被保释出来。当时，报界对这一切倒并不知情，但是金太太却把这情况告诉了其他黑人领袖，他们把这话传扬开去，这无疑对肯尼迪11月8日在北部各城市取得席卷多数起了相当做用。临时改变主意的投票人中就有马丁·路德·金的父亲在内。他对记者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投一名天主教徒的票，但是他儿媳的电话说服了他。肯尼迪不禁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马丁·路德·金的父亲竟是一个老顽固。”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是呵，我们大家谁没有父亲啊·”
在10月的最后几天，盖洛普的结论是，这次竞选势均力敌，难以逆料。埃尔莫·罗珀、路易斯·哈里斯和克劳德·鲁滨逊等民意测验机构都一致同意这种说法。劳伦斯·奥布赖恩对肯尼迪也说是“吉凶未卜”。不过，情况也并不是始终难解难分的。双方的笔杆子和政界人物都认为在10月里双方势力互有消长。在选举之前两周，出现了倾向肯尼迪的明显趋势，紧接着又出现了一股在最后一分钟推向尼克松的浪潮。尼克松因而认为肯尼迪过早地把竞选活动推上了“顶峰”，但是还有另一种解释。形势的转折是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加入竞选活动而来的。U-2事件，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都未能削弱艾克在国内的崇高威望。但是，尼克松和他的关系却仍不很和谐，副总统之所以直到10月21日(星期一)才能请求他给予帮助的原因正在于此。总统在那时突然投身竞选，使整个运动顿时改观。可以想像，再多一个星期，甚至几天，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
到竞选末期，选举的情况越来越模糊不清，仿佛成了许多景物和音响胡乱重叠的镜头：肯尼迪用他的冷静而简洁的腔调提醒观众说，卡斯特罗已使共产党人到了“离佛罗里达只有八分钟的喷气机航程的地方”；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人利用白宫“作为一个训练基地来学当总统，而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肯尼迪几乎像念咒一般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可是我认为还可以更加伟大。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能够使国家再度前进”；杜鲁门满口脏话，尼克松回答时发誓他在白宫决不咒骂而玷污总统的身份；艾森豪威尔反复申述共和党八年来的政绩：个人收入增加4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社会保险事业的扩大，圣劳伦斯河航道的开辟，4.1万英里州际公路的修建——“朋友们，美国人从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过这样多的成就”——在汽车队所经之处，十几岁的姑娘们，为了一瞻候选人的风采，在群众队伍中蹦蹦跳跳。副总统许诺说，尼克松政府决不容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这个共产党政权增加光彩，大大提高它在亚洲的力量和威望，甚至不可挽回地削弱那一地区的各个非共产党政权；”当肯尼迪说到即将来临的，“充满挑战的革命的60年代”时，在大学校园里出现热烈场面；尼克松赞成恢复原子弹试验；在竞选末期肯尼迪的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拥护者和他握手时用力过猛，把他已经被捏伤的手捏得鲜血直流。尼克松指责肯尼迪说，他宣称美国威望空前低落，是在“灭自己的威风，使我们产生自卑感。”肯尼迪每一提到他怀孕的妻子，就在妇女中引起微笑；还有尼克松敦促听众的话：“你们认为在这危急时刻，美国和世界需要的是谁，就投谁的票。不论你们最后决定如何，我知道那必将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我们大家都一定遵守，我们大家都一定支持。”
突然间，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天朗气清，再加上竞争双方的势均力敌，使参加投票的人数创造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共达68832818票，比1956年多11%。投过票后，尼克松为求得片刻轻松，和三个朋友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海岸，带他们参观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肯尼迪则在海恩尼斯港自己家庭大院，玩了一天橄榄球。鲍勃·肯尼迪家的阳台上装了精巧的电子设备，当夜和星期三早晨，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就是在这里观看投票结果的。
一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根据截至当晚7时15分的资料预告尼克松将获胜，使得当晚气氛相当活跃，它预告的双方比差简直令人难信，100∶1——以尼克松的459选举人票对肯尼迪的68票。接着，随着具体的数字倾泻而来，全国看来犹如山崩似的倒向民主党一边。在一向票数统计最快的康涅狄格州，肯尼迪以9万票的多数取胜。他以巨大的优势赢得纽约市的拥护，并以33.1万票，即全部票的68.1%夺得费城。在库克县，在迪克·戴利的严密监视之下，民主党的票数大大领先，似乎使共和党占优势的伊利诺伊州南部已无法赶上。到10点30分，肯尼迪所得选民票数已领先150万张。这时，一般估计他可能将以超出对方400万或500万票的多数获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计算机推算他将获得311张选举人票；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501型计算机则算出401张。美国东部的电视观众到这时纷纷关上电视准备睡觉，认为大局已定。杰奎琳·肯尼迪在她丈夫的耳边低声说：“哦，邦尼，现在你已经是总统了!”他平静地回答说：“不……不……现在还言之过早。”
确实言之尚早。肯尼迪得票的高峰出现在午夜之后不久。这时他领先的票数在200万票以上，而且洛杉矶县的报告表明，他可能以800万票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可是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选票开始出现了麻烦。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那一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在肯塔基州摇滚音乐盛行的列克星顿县，肯尼迪所获票数不及1952年的史蒂文森，更大大落后于1948年的杜鲁门。而堪萨斯州的初步报告却表明尼克松已超过或相当于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时所获得的优势。其后两小时内，情况逐渐明朗。而这却使在海恩尼斯港看电视的人继续感到不安。共和党的选票势如卷席：堪萨斯州60.4%，南达科他州58.3%，北达科他州55.4%，内布拉斯加州62.1%。在历次民意测验中都有利于肯尼迪的威斯康星州，也以6万多票的多数倒向共和党，而当洛杉矶郊区的选举结果报上来的时候，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的领先地位也在消失。从全国来说，肯尼迪所获选票的优势已逐步下降到170万、160万、110万。显然，它将下降到100万以下。也可能全部绝迹。
凌晨3点钟，全国已经获悉尼克松取得胜利的州将比肯尼迪多。但这并不能给共和党人多大的安慰，他们实际上无法得到能使尼克松当选所必须的269张选举人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肯尼迪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票数。四个大州胜负未定：伊利诺伊(27张选举人票)，密执安(20)，加利福尼亚(32)，明尼苏达(11)。尼克松必须在这四个州全部获胜，才能当选为总统，而在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性很是渺茫。对肯尼迪来说，在其中任何两个州获胜，都将保证他当选。但如果仅得其中一州，那他的票数也就不够。十四五个南部各州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的阻挠就足以挫败他的胜利，而改由众议院决定谁个优胜。
黎明时，海恩尼斯港所有的人都已入睡，只有鲍勃·肯尼迪还在守望着电传打字机、电视机和电话(那一夜，肯尼迪的电话费用是1万美元)。9时半，密执安州的共和党人承认失败，认为，肯尼迪领先6.7万票的优势已无法动摇。他在明尼苏达和伊利诺伊两州也已获胜。这已足以使美国特工处处长鲍海姆认为大局已定。他从华盛顿打电话给住在海恩尼斯港度假坪旅店的16个特工人员，让他们进驻肯尼迪大院。竞选运动已成历史，肯尼迪已是当选总统。
12月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肯尼迪得34226925票，尼克松34108662票——相差112881票，不到人民总投票数0.66%。这对尼克松，真是伤心事。如能在全国每一选区多得半张票就会使他获胜。他获得的选票比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所得总选票数几乎多出5%，在全国八个地理区——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各州、南部、各农业州、落基山各州、中西部的工业区、太平洋地区五个州和边境州——除前三地区外，他都获胜。他的某些顾问建议他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有一些州，特别像伊利诺伊和得克萨斯，显然有作弊情况，如加追究，大有可能转败为胜。他原想一试，但决定不干。障碍重重难以克服。以库克县为例，如重新计票，需时一年半，而得克萨斯就根本没有重新计票的规定。这期间，国家却不能无人管理。
1月，美国宪法又对这位神情紧张、逼得要发疯的人进行了残忍的捉弄。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在总统选举人投票之后，“参议院议长，应在参众两院议员出席情况下，当众拆验各地选举报告，计算选票。”而参议院议长，向由美国副总统担任。过去，在1861年，也曾有一位副总统约翰·布雷肯里奇，不得不这样亲自宣布自己败给亚伯拉罕·林肯。尼克松庄严地宣布选举结果，303票对219票，南部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有15票投给哈里·伯德。他借此机会作了高姿态的简短发言，向肯尼迪和约翰逊表示祝贺，并对美国政府接替程序的稳定性大加赞扬。国会报以热烈的欢呼。
就职日的午餐会是在F街俱乐部举行的，他从那里出来时，汽车司机客气地提醒他：他使用副总统专用轿车，今天已是最后一天。那天夜晚，他驱车到国会山。在黑暗中，全城一时仿佛荒无人烟。他后来写道：“我走下汽车，再一次俯视我心目中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景色——现在已为皑皑白雪所覆盖的林阴大道，远处耸立着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林肯纪念堂。”
此时此地，他一如往常，从发人深思的警句中寻得了慰藉。“失败比胜利更能考验人的性格”便是其中之一。另一句见之于罗伯特·雷诺兹的亲笔信，这人原是斯坦福全美足球队和底特律雄狮足球队的明星，后来做了洛杉矶种羊足球队的一个老板。雷诺兹信中说：“有时一次战役的失败正是为了赢得整个战争。”他还引用上大学时一位教授的话解释说：
……对某些人来说，失败有如毒药。伟大的人物常因不能忍受失败而变成庸人。许多人则由于能够忍受失败而成为伟人。一个人能有所成就并在气质上超过常人，往往正在于其对待失败的态度，而失败是凡人都会经历的。
尼克松很喜欢这一段话，当他打点行装返回加利福尼亚的老家，以待东山再起时，他还把这段话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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