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进入70年代的时候，摇滚爵士乐的一代已经是五十多岁或即将上五十岁的人了。这种年龄是人们开始发现他们所爱的世界正在崩溃的年龄。这一年这种印象特别强烈，因为似乎有非常多的理由使人感到受了亏待，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证券市场、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道德败坏、暴乱、有副作用的药物、交通拥挤、汽车上的侮辱性张贴和图案、对社会不利的罢工、种族主义以及新兴的飞机劫持。过去的一切现在都不行了。“不但上帝没有了，”伍迪·艾伦说，“你要想在周末找一个水暖工也没处去找。”
进入1970年还不到三个星期，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就为今后要发生的情况开了张。这艘军舰在大风中脱了锚，竟把切萨皮克湾大桥冲开了一个375英尺的大口子。对于迷信的人来说，新的70年代似乎是一开始就不吉利。
大自然在别处看来似乎也是抱着故意与人作对的情绪。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连续200天大旱之后，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这些火灾显然由于自燃，烧光了5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这面积几乎等于罗得岛一州。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座85年历史的公寓楼房，一场不知起因的火灾烧死了11个人。全世界到处发生天灾：威尼斯一次旋风有四个人死亡，东巴基斯坦一次海啸有20万人死亡，还有秘鲁、土耳其、伊朗的地震使数以万计的人死亡。上帝也许是由于像伍迪·艾伦这样的人不信神而发怒，或是由于像一些傲慢的大学生那样对他不敬而生气，他们戴的徽章上竟写着：“上帝没有死——他只是不愿管闲事。”
宗教肯定已经不再是原来那样安稳的磐石。不把上帝看成老顽固的那些基督教徒，对摩门教会新会长的话感到震惊，他说：“为什么有人生来是黑的并有种种不利条件，而另外有人生来是白的并有种种很大的有利条件，这是有道理的。黑人显然是受到了他们应得的赏罚。”主教派教会教友对放弃已使用了三个半世纪的英王詹姆斯版《圣经》，改用《新英语圣经》感到不安。从上帝的角度看来，还有更糟糕的是反基督教势力的增长——有人崇拜奇怪的图腾，甚至崇拜撒旦本身。
根据可靠的资料，美国人供养着1万个专职的和17.5万个兼职的占星术家。电子计算机被用来制作十美元一张的天宫图，纽约一家理发馆老板雇用了一个占星术家为职员，一家百货商店开办一年取费50元的电话算命服务，还有总发行量达三千万份的三百家报纸辟有长期固定的占星术专栏。读书会发给会员算命图片作为赠品。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有250名学生报名学习巫术课程。杂志上的广告问道：“你是否因为自己对巫术是门外汉感到厌烦了·那你就自己参加巫术的活动吧。参加我们颁发文凭的巫术学习班，学习这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术、入定法、预知未来术、生子术和秘传仪式。”休斯敦一位女巫西比尔·利克夫人，肩上栖息着一只名叫“急如火”杰克逊的寒鸦，她能用它去迷人，据她估计“全世界大约有八百万正式女巫。我指的是真正的女巫，而不是说好莱坞的那种开无遮大会的女人。我本人知道在美国大约有四百个正式的女巫小组。非正式的恐怕有千千万万”。
如果说天府已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地上的官方也同样如此。在一次伯克利的人民公园暴乱中，有一个人被杀死，105人受了伤，而联邦起诉书控告的却不是暴徒，而是县执法官的十名助手和两个前助手，他们被控侵犯了示威者的人权。(县执法官大发脾气说：“任何一级政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令人懊丧的事。”)黑豹党人简直就是杀了人而可以不受处分。旧金山、纽黑文和纽约的陪审团或上诉法院拒绝受理对于他们犯有杀人罪的控告；另外，芝加哥的一个联邦特别大陪审团反批评警方在进行一次搜捕中造成了两个黑豹党人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的死亡。甚至自立国以来一直处于社会最低层的美国印第安人也在跃跃欲试了。参议院没有把整个国家归还给他们，但是的确通过了一项法案，把新墨西哥州的蓝湖及其周围4.8万英亩土地交还给了普韦布洛人部落。
对于美国将军们，这一时期也是极不好过的，这不仅指在越南的而言。俄国人以侵犯苏联领空的罪名逮捕了两名美国将军。指挥欧洲轮换制度的一名将军因下属行为不检被剥夺了军衔，还有以陆军中将衔——黑人中军衔最高的——退休的小本杰明·戴维斯，辞去了克利夫兰社会安全局局长的职务，因为据他说，该市的黑人市长“支持和鼓励了执法机构的敌人”。任何一个着军装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反权威的人的责骂，然而尼克松总统却给他的白宫警卫人员一种特别碍事的装束。他对罗马尼亚警卫人员花哨的制服印象很深，于是委托华盛顿一个裁缝吉米·马斯卡罗为行政大楼的警卫人员设计一套新的华丽制服。结果这场笑话白白浪费了1.6万元——双排纽扣的金边白色上衣，嵌有总统徽玺的铜纽扣，加上鲁里坦尼亚式轻歌剧中虚构的一个欧洲小王国。——译者的黑色塑料帽子。有一个警卫人员嘀咕说，如果他必须穿上这样的制服，他就需要配上一只铜鼓。一位设计师说：“现在不是白宫搞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十九世纪末英国写作轻歌剧的两位合作者。——译者那一套的时候。”马斯卡洛说：“要使人人都满意是做不到的。”可是他没有使任何一个人满意，连总统也不满意；上衣是用上了，但是帽子却悄悄地束之高阁了。
纽约掘墓工人在1月里举行了罢工。航空交通控制员于4月里举行了罢工。乘客因飞机停飞而抱怨，但他们可能因此得了福；重于空气的航空运输在1970年可不是最可靠的。空中劫持仍然没有停止。一个名字叫巴克利的亚利桑那人出了一个新招。他带了一支手枪、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了一架环球航空公司飞机的机舱，宣布要求给他1亿元。经过了一场枪斗之后，此人被捕了，但驾驶员肚子受了伤。波音公司的2100万元的庞大的747型喷气式飞机一开始就未能按时起飞，比原定时间竟晚了六个小时。甚至向月球飞行的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20万英里的时候也发生了故障，机中的三位宇宙航行员也不得不折回。
可笑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航行之一却是远渡3200英里海洋的纸莎草制的太阳神2号船。这艘船是挪威探险家索尔·海耶尔达尔制造并驾驶的，他要证明古代埃及人可能曾经航海越过大西洋。太阳神2号至少已达到了目的地巴巴多斯，至于说它没有赚到钱，许多营利性的运输行业也都没有赚到钱，其中包括最突出的、美国最大的铁路运输线。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因负债26亿元而走上破产法庭，是许多收支无法平衡的美国企业之一。情况相同的，还有电影企业；好莱坞五家主要的电影制片公司负债累累，总数达1亿美元以上。60年代的大繁荣，看来随着这十年的终了也已经终止了，最好的证据在华尔街，那里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在1968年12月几乎达到1000大关，到了5月27日却跌到了631。
股票行情看涨的约翰逊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游廊里曾经挤满了热心的观望者。1970年5月的长期大暴跌之后，那里变得冷冷清清了。纽约这个现在被该市尖酸的市民称之为“欢乐市”的城市，已经不那么受到游客欢迎了。街道上常出现犯罪活动，同时还有其他种种危险。该市于6月1日把违法停车的牵引费从25元提高到50元。这一天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母亲带着儿女到纽约来看一场电影。当她从电影院出来，汽车不见了，她欠下了市政当局50元和一笔罚款。他们看的电影叫《乡下人》，内容是有关到曼哈顿来做客的种种风险。
1970年当加利福尼亚州大多数电影制片厂气息奄奄的时候，一个名叫拉斯·迈耶的导演在这一年完成了他连续获得成功的第21部影片。他一开始就知道这部片子的票房价值必然很高。它前面的那些影片没有一部亏本，也没有一部赚的钱不达到六位数字的。他的影片之一《狐狸精》，摄制费用7.2万元，但是赚了600多万元。迈耶说：“我对观众是不耍花招的。我的影片在15秒钟之内——一开始的15秒钟之内——你就知道你将看到什么了。”你在片中将看到的是电影业所说的“性爱片”，或一般人所说的色情片。贩卖色情在美国已成了一项大企业，每年获利5亿多元，而这市场似乎是永无止境的。
色情商品有各式各样的包装。市内大街的电影院里放映Ｘ级关于影片分级参看本书第32章。——译者的影片；1970年最轰动的电影包括《丹麦的性自由》、《调皮姑娘》(“使得《好奇嫉妒》都显得暗淡失色”——《纽约每日新闻》)，还有艾伦·芬特的《面对一位裸体的太太你会说什么呢·》(“你能说什么呢·”广告问道。“我们说‘喔唷’”)，这部影片在旧金山一家电影院中整天整夜连续放映，每周为该电影院净赚七千元。曼哈顿有二百家“成人书店”，那些坐落在第七和第八号大道之间的一天24小时开放的“成人书店”，像超级市场陈列商品那样，货架上面都挂着分门别类的广告牌——异性交、同性交(男)、人兽交、狂交、女同性交、乱伦交、口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机放映二角五一看的黄色影片。《八种美妙姿态》的图片两元一份。有九个裸体女演员的影片《一笑置之》，被美联社剧评家威廉·格洛佛叫做“在这艺术上日益容忍的时代前所未见的最为直率和满不在乎的同性爱实录”的《乐队男儿》，以及表现一个乡下人专喜欢和一头母猪性交情景的《佛兹》等影片曾在纽约引起普遍愤怒。但百老汇之外还存在着无比广阔的市场。乡间的一个单身汉可以买回黄色密纹唱片来聊以解除寂寞之苦。正像南卡罗来纳大学莫尔斯·佩卡姆教授所说，在街角杂货店里，顾客现在可以“用极少的代价买到不久之前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淫秽作品”。
这种变化在年龄在三十以上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在他们童年时代，有异性在场时，是不许说“屁股”的。摇滚乐的一代人还记得当海斯电影检查处允许克拉克·加布尔在影片中说“坦率地说，亲爱的，我他妈的才不在乎呢”竟引起轩然大波的情景。现在的杰克·瓦伦蒂却把使用“马粪球儿”和“冲你一泡尿”一类语言的电影定为可供全家人观看的一级。电影制片公司现在所以如此放任，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对罗思与美国诉讼案件所做的裁决，居然认为所谓淫秽作品必须具有挑逗作用，违反社会一般准则，并“全然无有社会教化价值”。社会风气放肆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有了新的避孕药物，大加放宽的堕胎法，因而使妇女不必再怕怀胎了。威廉·格洛弗曾说过，这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代造成的，扎根于这个性生活革命和女人裤衩越来越短、上无边、下无底的时代气息之中。对性的好奇似乎是永不会满足的。“行为失检”这个词用于性关系方面的意义现在几乎从语言中消失了，因为几乎不再有人在性活动方面是很检点的了。宾夕法尼亚一位反对堕胎法的州议员被揭露是一个伪善者，因为有一个年轻妇女出面告诉新闻记者这个州议员曾经是她的情夫，她堕胎的费用就是他支付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像这样的事，女方是会秘而不宣的。
所有这些事对儿童是为害极大的，他们接触到这一切，他们男女约会的年岁比他们的父母更早了，达到成熟的年龄也比他们的父母早。最常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在学校里进行性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同意这种办法的占国民的71%，有55%赞成设立讲解节育的课程。赞同教学性知识的团体有美国医师协会、全国教育学会、性教育协会、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等。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执行主席玛丽·考尔德伦医生说，性知识“不应当做为人的行为而是应当做为人的本能来讲解”。
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不印发任何材料，它只给学校提供行家意见。这一点却被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少数人完全给搅混了，他们一听说男女生殖问题将可以在教室里进行讨论便怒火冲天。在极右派对性教育发动进攻中开第一炮的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的基督教改革运动问道：“学校是讲解性交知识的适当场所吗·”比利牧师把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叫做“开明教育的一个淫秽助手”。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犹他三州的教育厅，对一些健康的影片，由于曾得到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也拒绝放映。
反性教育联盟的组织中还有伯奇协会领导下的恢复正派生活运动、争取负责任的教育的父母联合会、争取道德稳定的母亲组织、正性会、反对性教育父母会，以及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我怀疑在一年前一千个父母中曾有一人听到过性教育这个词，”伯奇协会的一位干事说，“现在他们听到了，他们对听到的很不高兴。”有一个组织指责学校计划“对儿童揭示性交与手淫的全部细节”；新泽西州帕西帕尼地方的一所学校被叫做“学府式妓院”；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指控学校“破坏了应该在家庭里进行教导的事”。一个八年级数学教师因散发淫秽材料而被判入狱；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学校的负责人被解雇了。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极右派指控性教育是共产党人损害学童品行的一项阴谋，最后也获得了胜利。比较荒唐的战斗之一是在旧金山，围绕一本叫《一位医生同五至八岁儿童的谈话》的无害的书引起的。该地的极右派在印发的传单中，复制了书中一只癞蛤蟆趴在另一只背上的插图。书中原说明是，一只母蛤蟆背着自己的小蛤蟆。但是传单把它改成了“交尾的癞蛤蟆”，因此使性教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在争论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性教育在27个州都引起了争吵。1970年年终时候，理智占了上风，学校里增设了性教育课程，但学童们全弄得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原来闹得那么凶究竟是为了什么。接着，在学校负责人和校董会正以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其他事务上去时，他们的性教育课程却受到从完全不同的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发起的攻击。解放了的妇女认为她们的信条之一就是：除了肉体方面的差异之外，男女之间的其他一切差异全都是教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她们相信妇女愿做妈妈和愿培养家政技能全是训练出来的，并认为公立中小学校是主要的训练场所。她们要求对教科书进行修改，并改变教师的态度，于是同她们的对手开始交战。这场将成为70年代一个主要问题的斗争是肯定要旷日持久的。
当罗宾·摩根——此前人们仅知她是“我记得妈妈”节目中的电视剧女演员——提着一长串引人注目的胸罩步入1968年“美国小姐”美女竞赛会时，千千万万美国人才了解到有一种新的女权运动。她告诉惊讶的记者们说，她是以国际妇女地狱阴谋恐怖分子组织(女巫此一组织名称各字的第一字母相连，即成“女巫”(ItCh)一词。——译者)创办人的身份而来的。1970年8月26日，宪法第19项修正案规定妇女具有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译者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女权运动者全到各大城市商店区去举行游行。整个这一年，获得解放的妇女表明她们同其他抗议运动的成员一样熟悉宣传的作用。她们中有一个人对一个建筑工人喊道：“去掉它!”当有人问她是否是指工人的硬保护帽，她说：“不是，是指他的下体护身。”一个名叫琼·康兰的妇女为了当一名挖沟渠的散工，在法庭里打了十年官司，终于获胜。马琳·狄克森写道：“在一切阶段和集团中，各种组织机构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起着压迫妇女的作用；不同阶级妇女的团结取决于我们对共同受到的压迫的了解。”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约翰·D即美孚石油帝国的“创业人”，老洛克菲勒。——译者的曾孙女——把男女之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斥之为“反革命的”。
对民主党的政治活动非常积极的一位医生埃德加·伯曼说：“关于妇女解放运动我算受够了。”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国会女议员帕齐·明克立即指控伯曼是一个妇女歧视主义者，具有“对妇女的最卑鄙的偏见”。随着这一年时间的消逝，讲话的火气越来越大。玛格丽特·米德说：“妇女解放运动必须特别警惕引起男人杀女人的危险。你们已实际把他们逼疯了。”妇女在纽约游行时，一个旁观的男人对她们大声叫嚷：“你们这些猪都是搞不到男人的!”而这时他身旁却站着一个戴着胸罩的男人，一声不响。休·赫夫纳在他给自己的属员的一件备忘录里说：“这些娘儿们是我们的天然的敌人。是该同她们进行战斗的时候了。她们对《花花公子》杂志所提倡的那种浪漫主义的青年男女社会是决心反对到底的。”
有些妇女的话听起来同休·赫夫纳的一样无聊。她们用了很大的精力辩论自己该被称呼为夫人、小姐还是Ms，要求把chairman(主席)改为chairperson因chairman后半man为“男人”，故主张改为person，无性别之分的“人”。——译者，并攻击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让漂亮的女服务员说：“我叫多丽丝，请坐我的飞机我们一同飞吧。”但是她们提出的较深刻的问题却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有二千三百万个美国妇女这时全日工作；另外还有八百万妇女从事临时工。每十个已婚妇女中有四个已被雇用，她们中有一千二百万人家里都有18岁以下的孩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以男人为主的职业市场的挑战，但是工作职位的性质和工资的多少，仍然反映出一个由男人而不是由女人来养家糊口的社会。男人仍然占据着工资最高的职业，带回家的钱仍然更多。美国30万医生中只有7.6%，外科医生中只有1%是妇女，而电话接线员和速记员的90%都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人可挣五元的，女人一般只能挣到三元。《生活》杂志发现，一个妇女需要有大学学士的学位才能同一个到八年级就退学的男人挣得一样多。典型的男推销员的工资是8549元，典型的女推销员是3460元。
到1970年，妇女解放运动争取就业和教育平等的论点得到了许多男人的支持。关于免费堕胎和儿童免费日托的要求则争论较多。男性人口中对拟议保证妇女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第27宪法修正案——平等权利修正案——看来赞成与反对的各占一半。而仅在两年之内，参议院就将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并分送到各州的立法机构去。根据这项修正案，妇女结婚后不需再改变自己的姓氏；对于应在什么地方住家的问题她们有同等的发言权；如果丈夫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转到别处去，而他妻子在原地留下，他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了他。另一方面，如果婚姻破裂，妻方有可能须付赡养费。保护妇女在工作上不受危险和过于劳累，以及保护她们不受某些性方面的凌辱的(强奸例外)一些法律就都将无效了。此外，妇女也可能被征召入伍并且被命令投入战斗。《耶鲁法律杂志》的一位拥护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撰稿人论证说：
……现代军人的有效作用有赖于装备和训练多过依靠个人气力。妇女在体力方面同男人一样能够担任许多被称为战斗的任务，例如驾驶飞机和参加海军作战……没有理由假定在危急的情况下妇女不能够像男人一样严肃认真和训练有素的。
不敢说会有许多家庭妇女想要当机枪手或白朗宁自动步枪手，或是愿意让人把她们同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个女将军的陆军妇女队队长伊丽莎白·霍伊辛顿一样看待。尽管如此，以百万计的美国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确由于运动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她们身上有了一种新的勇武的气质，一种对那些为私利而摆布她们的人的大胆对抗，这情况从《妇女服装日报》读者称为“过膝裙”和全国其他人称做半长裙的新式样所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差不多1/4个世纪之前，独立自主的妇女就曾企图领导一场对“新式样”长裙的反抗运动，她们搞宣言签名，组织“刚过膝”俱乐部，并且示威反对时髦女服商店见前第421～423页。——译者。当时她们是完全失败了。现在女子时装家又在制造较长的裙子。詹姆斯·加兰诺斯说：“加长是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再会吧，大腿。”利奥·纳杜奇说：“妇女现在已肯定准备改换时样了。”他们都深信妇女群一定会为之倾倒，争着购买他们供应的服装的。
最早发出的反抗声来自洛杉矶，那里有一个叫做朱莉·亨特纳的什么“维护妇女女性气质和财权组织”的主席对一位记者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既蒙住我们的眼睛又遮住我们的腿了。我知道有一些女人只要加兰诺斯一说是时髦的，她们连铁皮盒子都肯穿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我们要求的只是可以有所选择。”反长裙少女会的成员游行时扛的标语牌上写着“市场必须连续供应超短裙”和“大腿!大腿!大腿”!她们中有些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阴谋，服装设计师企图用恢复女性气质的办法来孤立女权运动者；另一些人则指责那些大腿已失去性感的年长妇女不该想要把二八少女的腿也遮掩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尔把半长裙归因于证券行市的下跌，说它肯定还将流行下去：“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在萧条和衰退时期，决定社会的各种标准。而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在繁荣时期决定各种标准。”
到这年冬天，证券行市回升了，时装工业对半长裙的热情也急剧下降了。《纽约时报》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虽然有少数店家气势豪迈地对略长式样表示有信心(“现在该它行时了!大家都欢迎它、爱它、买它!”)，但大多数人承认这种式样已遭到了惨败：“去年秋天说自己购进大批半长裙的商店，现在则说它们实际并没有那样做。它们买进的一些货根本销不出去。妇女的膝盖还没有过时。”诚然，刚过膝的裙子是多了一些。但是时装设计家曾为半长裙规定了具体的长度，从肩部量到裙边是44～45英寸，这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裙边将长到小腿肚。《纽约时报》发现这种尺寸只占售出的裙子的20%，而到了年底穿这种裙子的妇女则仅只5%了。另外那些不是拿回去改短了，就是留在衣柜里了。
倒霉的零售商说这种式样“大大失败”或“完全失败”了。有一位说它“确实损害了时装业，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人欢迎”；还有一位告诉一个女记者，“我们的顾客不要这种式样……我们从来就无法把它推销出去。”然而，大规模推行长到小腿肚式样的企图，倒是引起了一种未曾预料的时装上的转变。“半长裙，”《纽约时报》说，“实际上消灭了女式整套衣裙……一转眼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裤子，裤子、裤子、裤子。”年龄较大的妇女购买整套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起特别短的短裤，照样把膝盖露出来。伯格多夫·古德曼把这种短裤叫做“凉裤”。《妇女服装日报》对于新女性的心情更为了解，称这种短裤为“热裤”，这名字就流行开来。
使约翰逊政府受到折磨的暴力风气，在尼克松政府下仍然继续着，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险恶了。大都市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保持着相对的安静，但是在小城市的黑人区仍有暗中杀人放火的活动。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有六名黑人被枪杀。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次种族事件中，有一个男少年被戳死。密西西比州卡西奇的一个教堂因曾用来开人权运动的会，被人投炸弹。而东洛杉矶、迈阿密、休斯敦、密执安州高原公园、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公园、佛罗里达州南墨尔本、宾夕法尼亚州阿里奎帕、北卡罗来纳州奥克斯福德、阿肯色州温泉城、密执安州鲁兹河城、伊利诺伊州凯罗，以及佐治亚州佩里、梅肯、阿森斯三个小市镇，都发生了暴动。
在纽约，爆炸的恐吓每个月达到一千次。在为时15个月的期间，该城实际有368处发生了爆炸，其中一次是在警察局二楼男厕所里爆炸的。警察局长霍华德·利里对参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说，他不能保证到他属下派出所来的人的安全。有些时候看来简直像已宣布到了打猎季节，林区开放一样，可以对美国警察公开放枪。联邦调查局报告说，1970年对警察的袭击有35202起——几乎是1960年的四倍——这一年的九个月之内有15名警察被打死，其中大多数都是被伏击者打死的。
小石城警察局长说，对警察的袭击成了“实际是无日不有的事……好像从入学年龄起的每个人都在袭击警察”。费拉德尔菲亚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说：“我们对付的是一群神经病——一群精神变态者。”奥马哈的社会治安领导人认为，“全国警察部门遭遇的问题完全表明存在着一种阴谋活动，时间的选择也是一项迹象。我们正在把所有的情报集中起来研究，希望证明确有阴谋存在。”他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执法官认为这不大可能——“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互不相关和单独发生的事。”利里说。但是一般都同意当政权受到广泛攻击时，警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袭击目标。照国际警察局长协会的奎因·塔姆的说法：“由于激进集团鼓励它们的成员‘打死那些猪’，对警察的袭击也就越来越厉害……那套蓝制服使穿它的人成了现存权力体制的最显眼的代表。”
对现存秩序的敌视是这些爆炸事件发生的原因。在某些案件中，进行爆炸的人公然夸耀自己的行为。当爆炸损坏了曼哈顿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电子器材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的时候，一个自称为九号革命势力的团体承认炸药是他们所放，并指责那些公司正在靠越南战争大发其财。还有些爆炸案，由于恐怖分子技术不熟，结果连自己一起炸掉了。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被炸后一个月之内，在纽约下东区一座公寓楼里私设的炸弹制造厂爆炸了，一个革命者丧了命，另一个受了重伤。在巴尔的摩，拉普·布朗的追随者，两个黑人斗士，由于一枚炸弹在他们的汽车里过早爆炸而死掉。3月6日这一天，格林威治村被1970年最轰动的一次爆炸灾祸所震动，死了三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并且牵涉到几个富有的家族的姓名。
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是斯沃思莫尔女子大学新近的毕业生，黛安娜·奥顿和凯西·博丁是布林·莫尔女子大学的校友，三人都是气象员派的女成员。黛安娜是一位极端保守主义的、非常有体面的伊利诺伊州数百万家财的大富豪的女儿，在一个世纪之前，当时还只是威尔士亲王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曾驾临过这个不寻常的家族的宅第。凯西是I·F·斯通的外甥女。她父亲伦纳德·博丁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主顾中包括保罗·罗伯逊、朱迪思·科普朗和朱利安·邦德一类人物；他后来还担任过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辩护律师。凯思琳的父亲拥有一连串的广播电台。这个月他和他第二个妻子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度假。他不在家的时候，凯思琳在威尔克森家在曼哈顿西11街18号一座价值10万元的讲究的市内住宅里款待黛安娜和凯西，另外还有一个哥伦比亚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分会中的活跃分子特德·戈尔德和另一个年轻男子——他的姓名和身份一直是一个谜。
在那个不幸的一天的中午，纽约天朗气清，阳光明媚，空气中微有一点即将来临的春意。隔壁属于演员达斯廷·霍夫曼的房子里没有人。18号看来静悄悄，但是屋里年轻的革命者却忙碌着。当时气象员派的两个流行口号是，“如果你不相信枪支和暴力，你就不是革命者”和“把战争移到本国来打”。星期一，年轻男子之一打扮成一个教士，曾开车去新罕布什尔州买了两箱炸药。现在地下室里的临时车间到处放置着57只梯恩梯棒，另外还有摩擦带、屋顶用钉、定时装置、门铃金属线、30条爆炸引线，以及准备装炸药用的一节节铅管。
可能永远不会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肯定有某一个人闯了祸，引起了全部的爆炸。这人可能是黛安娜；她的肢体全部四分五裂了——她的头、双手和一只脚都被炸掉了，她的躯干被屋顶用钉扎得尽是窟窿。戈尔德和那个身份未查明的青年也死了。第一次爆炸冲穿了霍夫曼房屋起居室的墙，把对街的许多玻璃窗都震碎了，并使相隔16座门的一个厨房都受到震动。接着，煤气总管着火了，又引起两次爆炸，楼板开始坍塌。
房子里剩下惊呆了和流着血的凯思琳和凯西，一个全裸着，一个还穿着一点衣服。两名警察和一个退休的消防队员(约翰·尼亚里在《生活》杂志上挖苦地写道：“这两个姑娘原会叫他们‘猪’的。”)前来救出了她们，一个邻居让她们使用了她家的淋浴设备，并借给她们衣服穿。然后她们就不知去向了。最初消防队认为煤气漏气是这次灾害的起因。后来他们发现了炸药和爆炸雷管，以及成堆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宣传小册子。这一来，他们就急于要讯问那两个幸存者。纽约当局得知凯西和凯思琳于去年10月里在芝加哥参加“气象员狂怒日”活动已受到控告，后来是被保释出来的。3月16日她们没有出庭接受审判，于是联邦调查局也参加了对她们的搜捕。她们家里人说两个姑娘曾捎信回来说她们还活着，但没有谈任何其他情况。
在美国的另一边，加利福尼亚州自曼森屠杀案以来所发生的最厉害的大规模凶杀案，被归咎于激进派政治与巫术的离奇的结合。县执法官的助手们在一次例行的巡逻中，看见蒙特雷湾上眼外科医生维克托·奥塔的价值25万元的房屋冒着火焰。他们叫来了消防队，消防队员到奥塔的游泳池去找水，却在那里发现了外科医生、他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儿子和医生的秘书的尸体。他们都被用艳丽的围巾捆着，用枪从脑后射杀。警察在这位外科医生的汽车挡风玻璃的刮水器下发现了一张草草书写的字条：“自本日起，不论何人……凡是滥用自然环境或加以破坏的人，均将受到处死的惩罚……我和我的同志们，自本日起将战斗至死或至不再有不维护这个星球上的自然生物的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时为止。物质至上主义必须死亡，不然人类就将灭绝。”签名是塔罗特算命纸牌上的词儿：“持杖骑士、持杯骑士、持符骑士、持剑骑士。”签名者被发现是居住在半英里外的一个破棚子里的一个留着胡子的青年约翰·弗雷泽。弗雷泽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撞伤了头，那以后就“完全变了”。
这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出名的革命行动鼓吹者是一位黝黑的26岁的黑人美女安吉拉·戴维斯。安吉拉是黑人中产阶段家庭的女儿，她曾经是伯明翰的一个女童子军，一直到1963年9月该地一教堂被炸以致她的四个黑人女友都被炸死以前，她看来对社会并无不满。在布兰代斯大学她被选进了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热心钻研马克思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作品，接着在巴黎大学和德国当研究生，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成了马尔库塞的门徒。在这里她参加了黑豹党和共产党。在一次演讲中她对大学班的学生说：“政府必须推翻。”在另一次演说中她又说：“革命现在必须全力处理具体问题，不能空喊革命口号，而是要解决真正的根本性问题。”她参加了冲进圣迭戈校园一座大楼的行动，并因拒绝离开一个警察局而被捕。
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助教教哲学的时候，里根州长的校董会按照校董会禁止共产党员担任教职员的决议，于1970年4月议决将她解雇。但因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都认为不能仅以共产党员为理由解雇教授，不容在州立大学教学，校董会于是把辞退她的理由改为不能胜任。学生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职员大多数都站在安吉拉一边。她的教授同事们做出决议，对她的解职表示了“我们的震惊，我们的沮丧，我们的愤慨”。他们决定抗拒校董会，仍把她留在教职员中，这一问题一直尚未解决，而另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却使她的问题完全改变性质了。
作为一个参加战斗的黑人，安吉拉也曾参加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的鼓动活动——这三个黑人囚犯实际彼此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他们被控于1月16日在索尔达德监狱杀害了一个白人看守。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岁的乔治·杰克逊，他因1961年一件加油站的抢劫案而正在服五年至无期的徒刑。作为《索尔达德兄弟》(杰克逊的狱中书信集)一书的作者，这年秋天他将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囚犯。书中最动人的信件的一部分是写给安吉拉的，她是这年5月在萨利纳斯法庭上一次审讯中首次见到他的。在她自己给杰克逊的信中以及在一本日记中，她表明她“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杰克逊。她自称她是杰克逊的“终身的妻子”，并说将把自己一生献给营救他的事业。她还说，她将不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这段话后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8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人们常看到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乔治的17岁的弟弟——在一起。属于她所有的三支枪到了乔纳森手中，另外还有她于8月5日买下的一支12号锯短的猎枪。那一天是星期三。星期四她同乔纳森开着他前一天租来的一辆嫩黄色的小型密闭式福特牌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到处活动。星期五这辆货车停在距旧金山西北13英里的圣拉斐尔法院外面的停车处。几分钟之后，身材细长、精神紧张的乔纳森，穿着一件雨衣，手提着一只小包，走进了一间审判室。
当时在证人席上的是鲁切尔·马吉，一个监禁在圣昆廷监狱的囚犯，他是在为被控刺杀一个看守的同狱囚犯詹姆斯·麦克莱恩的案子作证。另一个黑人同狱犯人，威廉·克里斯马斯，正等待传唤。马吉、麦克莱因、克里斯马斯都是体格强壮的年轻人，其中坐在辩护律师桌旁的麦克莱因是在圣昆廷谁都知道的一个善于闹事和煽动的黑豹党人。高级法院的哈罗德·哈利法官主持审判。代理地方检察官是加里·托马斯，他的妻子是法官的侄女。法院里有一个陪审团，但年轻的杰克逊是惟一的旁听者。这案件很单调乏味。
当乔纳森拉开提包上的拉链，取出安吉拉的一支左轮手枪，并从雨衣下亮出一支30毫米口径的卡宾枪时，法庭上马上变得活跃起来了。“你们瞧瞧!”他喊叫着。“我手里是自动武器。谁也不许动!”他命令没有带武器的法警解开麦克莱恩、马吉、克里斯马斯的手铐，他又分给三个解脱了手铐的犯人每人一支枪。他把猎枪给了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把枪带套在法官的脖子上，所以枪口离哈利的下巴只有几英寸。其他的犯人把托巴斯和三个女陪审员用钢琴弦捆绑在一起。麦克莱恩命令法官打电话给执法官办公室，指示他让同狱犯安全退出。“我现在在审判室里，”哈利对着法官席上的电话机里说，“这里有几个带枪的犯人。”麦克莱恩把电话机抢过来，对着里面大声喊叫：“你得把你们那些猪调开去，我们要离开这里，把他们全叫走!”
黑人赶着那群人质往前走，到离大厅约五十英尺的记者室前停了下来，但是门是锁着的。当他们沿着走廊走下去时，麦克莱恩叫道：“我们要索尔达德兄弟在今天12点30分之前得到释放!”在停车处他们把五个人质推进福特运货汽车。麦克莱恩斜身坐到驾驶盘前去，乔纳森把钥匙交给他，马吉接过了看守法官的任务，然后他们向约二百码外的美国第101号公路驶去。瞧着他们的是躲在别的车辆和房屋后面的数百名司法人员。忽然，一个圣昆廷看守飞快冲到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前面，大声叫道：“停下来!”
紧接着是一片疯狂景象，车内外子弹横飞。这当中，货车后部发出了猎枪的轰鸣声。法官也就立即了结了，他的下颚和一部分面孔被炸掉了。托马斯脊骨上中了一枪，此后从腰部以下将终身瘫痪。一个陪审团员的臂膀受了伤。马吉胸部中了枪，但是仍然活着。麦克莱恩、克里斯马斯和乔纳森·杰克逊都死了。
三小时之后，安吉拉·戴维斯在旧金山航空站购买了一张飞机票，就此销声匿迹。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在凶杀案之前，任何人给杀人者以支持的，同样犯杀人罪，于是对她发出了逮捕状。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说，他相信法庭射击事件是安吉拉筹划的，为她感到骄傲，并且希望其他的人学习她的“英勇榜样”。一个为黑豹党人辩护的白人律师查尔斯·加里大声喊叫：“愿安吉拉·戴维斯发挥更大的力量!愿她平安长寿。”实际上安吉拉逍遥法外只两个多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于10月13日在曼哈顿逮捕了她，那时她同一个有钱的黑人小戴维·鲁道夫·波恩德克斯特一起登记住在一所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波因德克斯特被控藏匿逃犯，安吉拉被引渡关进了圣拉斐尔的一所监狱，距离乔治·杰克逊在圣昆廷监狱的牢房不到五英里。
差不多一年之后，于1971年一个酷热的8月，杰克逊见了他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宾厄姆。宾厄姆是白人，耶鲁大学毕业，是曾经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的海勒姆·宾厄姆的孙子。监狱里的官员后来确信，一直热心于少数民族事业的年轻的宾厄姆这一天负有私运违禁品进监狱的任务。他带着未经看守检查的两只小包：一个装得很满的牛皮纸信封和一只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在他同杰克逊进行了一小时会谈离去之后，一个看守注意到这个在押犯的非洲型的发式有点异样。当他问到此事时，这个黑人拉下假发，从中取出了一支小型自动手枪。
接着是一片恐怖和死亡的场面。按照杰克逊的命令，27个囚犯，包括正在逐渐恢复健康的鲁切尔·马吉，被释放了。然后三个白人看守和两个受优待的白人犯人被杀死，其中两人是在脑后开枪打死的，其他几个人被一把钝剃刀割断了喉咙。死尸像血染的地毯堆放在杰克逊单人牢房的一个墙角里。这时圣昆廷监狱的警报器已经在刺耳地尖叫着。杰克逊一手仍然握着手枪，他突然夺门而出，全速奔跑过一片空旷的场院约75英尺，才被瞭望塔上的射手开枪打死。
斯蒂芬·宾厄姆被控谋杀看守和受优待的罪犯——县里的检察官说：“除了利用与宾厄姆会见的机会外，杰克逊是无法弄到那把杀人的手枪的。”但是他毫未留下踪迹，就此不见了。第二年，当局说他可能已经死了；可能那些好斗的黑人在利用过他之后，就把他弄死了。司法人员对于8月21日的凶杀事件感到愤恨。黑人活动分子也义愤填膺，杰克逊在他们心目中成了一位烈士。他的遗体给穿上了黑豹党人的制服——黑皮夹克、黑贝雷帽、黑衬衫——埋葬在乔纳森的墓旁。朱利安·邦德谈到他被“暗杀”，谈到“他不断进攻一个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无法战胜他的那一邪恶制度使他终于遭到了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众议员威利·布朗说：“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对他执行死刑，认为说杰克逊头发里藏着枪是荒谬可笑的。”安吉拉·戴维斯则在文章中说到“失去了不可弥补的爱情”。
1972年暮春对安吉拉的审判是国际上一项大事。她那优美的侧面形态、高颧骨和非洲式发型——她在逃亡时曾经剪掉头发，但是后来又已长出来——曾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招贴画上。战斗性的标语把她叫做“政治犯”，要求“释放安吉拉”!检察当局声称，该案与政治和种族问题全然无关，纯属刑事案件，并拿出了201件物证和95个证人的证词。有三个人证明她在那次企图逃跑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曾伴同乔纳森到过法院对过的加油站，还有其他一些人证明前三天每天都有人看到她同他在一起。
被告辩护律师提出12个证人的证词(安吉拉自己决定不作证)，并且嘲笑那种认为“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会卷入这种轻率的阴谋的想法。她的律师们说，她与乔纳森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经常。他们不否认安吉拉是把猎枪交给了他，但他只能用这枪来保卫索尔达德兄弟辩护委员会的总部。其他的枪安吉拉都放在她家里的枪架上，是备格瓦拉-卢蒙巴俱乐部的成员练习打靶用的。乔纳森在法院惨案发生之前六天曾到她家看她，可能是那时他把枪偷走了。
被告方面作总结发言的律师说，现在要定她的罪的仅有的证据只是“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关系密切，使用的是她的枪支，她曾表示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她曾表示过自己对乔治·杰克逊的爱情，以及她于8月7日没有让当局找到她”。这位律师断言，在座的陪审员，如果他是黑人，如果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四支枪曾被用于法院的企图逃跑事件，那他们也是会逃亡的。“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通过一个黑人的眼睛来看这形势，你们就不会奇怪她为什么逃掉了。你们只会奇怪她为什么会让自己被人抓住。”
陪审团经过了13个小时的审议之后，裁决她无罪。安吉拉对陪审团背过脸去，她离开审判室，到外面去向她的崇拜者讲话。一个记者问她是否认为她受到了公平的审判。她说没有。“宣判无罪本身，”她说，“就说明不曾有公平审判，因为如真公平就根本不应当有什么审判。”在她出发进行胜利的全国旅行的时候，她告诉她的拥护者，“从今以后，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解放我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个政治犯和每一个受压迫的人。”
索尔达德屠杀案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以安吉拉的大出风头而告终，在此四个星期之后，芝加哥的另一件异乎寻常的审判也宣告结束了。这次审判开庭时有八个被告：他们是易皮士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把反战运动示威者带到芝加哥来的全国运动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托姆·海登；黑豹党人博比·西尔；还有李·韦纳和约翰·弗罗因斯。在他们被捕之前，这些被告有些人彼此并不认识，并且事实上控诉他们的主要罪状不是搞阴谋，而是指控他们各自进入伊利诺伊州来煽动暴乱——“怀着某种思想跨过了州界。”首席辩护律师维廉·孔斯特勒说。他们的另一位律师伦纳德·魏因格拉斯把法院援用的法令——作为1968年公民权利法案的附加条款而通过的——叫做“政府可以对没有明显犯法行为的人进行处分的惟一的联邦法律”。他们是第一批以这条法律为据遭到控告的被告，虽然这个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在诉讼程序越来越胡闹的情况中早被人忘掉了。
孔斯特勒由于认为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控告书的口气不当而提议宣告审讯无效，这样他就在审讯的第一天为这次审讯定下了调子。这位律师说：“阁下让人听起来好像奥森·韦尔斯在朗诵《独立宣言》。”
“还从来没有人拿我同奥森·韦尔斯这位伟大的演员相比过，”法官说，“但是我拒绝接受你的提议。”
总共说来，被告律师前后提出了二十多次审讯无效的动议，而这次审讯所以如此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孔斯特勒、魏因格拉斯和他们的主雇为一方，同霍夫曼法官和州律师等为另一方之间的巨大分歧引起的。美联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西科恩写道：“这次审讯，表现了两代人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霍夫曼法官穿了一件坎肩；阿比·霍夫曼挂着博爱珠项圈，穿着麂皮衣裤，而在一次群起哄笑的审讯中，他和鲁宾两人又都穿上了法官的长袍出庭。鲁宾和霍夫曼都留着胡须。被告们和他们的几位律师都留着长发，对此，头发理得十分洁的两位检察官托马斯·福伦和理查德·舒尔茨还特别挖苦地提到了这一点。
在艾伦·金斯伯格为被告方面作证时，有一次他表演了他于1968年如何用长达十秒钟的一声“啊—喔姆!”使反战的芝加哥示威者静下来的情况。孔斯特勒抗议法官不应发笑，法官阁下又对此否认。他说：“我只是不懂他叫的是什么语言。”金斯伯格解释说：“这是梵语。”法官说：“这是一种我不懂的语言。”记录说明法庭方面不懂的事很多，但是霍夫曼对于在他的法庭内应当遵守礼仪可是一点不含糊的。自从他于74年前在芝加哥一个卑贱的居民区出生以来，他已习惯于要到他面前来的人尊敬他，但现在这芝加哥八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没有给予他这种尊敬。在一次开庭前的预审中就出现了最初征兆，预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要求询问陪审团候选人对抗议示威、美国贫民窟和越南战争的看法如何。霍夫曼法官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说他们甚至也不能询问未来的陪审团员对嬉皮士和易皮士有什么看法。被告方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要求是，推迟审讯，等到西尔的律师查尔斯·加里手术后康复再举行。这项要求霍夫曼也拒绝了，他接着拒绝西尔要求自己对法庭讲话的权利，但告诉西尔，他将允许孔斯特勒代表他讲话，这样一来，法庭上的一片混乱就开始了。
西尔说：“我只能认为这位法官是一个铁杆种族主义者。”矮个子的法官跳了起来。“你听到他说的话吗·”他难以置信地问一个办事员。这个黑豹党领导人当时和以后一而再地受到警告，扰乱审讯的行为将“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西尔回嘴说：“你能对我使出三百年来你们没有对黑人使用过的什么新招儿呢·”审讯进行到第八周时，法官对西尔的许多带火气的话进行反击：“注意，年轻人，你如果继续如此——”西尔回答：“注意，老头子，你如果一再剥夺我的宪法权利，你就将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霍夫曼说：“西尔先生，你是愿意住口呢，还是要我叫法警——”西尔说：“我要对此事进行争辩，好让你对事实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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