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向霍华德·约翰逊旅馆叫话：“你还在街对面吗·”鲍德温答道：“我还在。”亨特便对他说：“好，我们就过来。”鲍德温从阳台上俯视，看到亨特和利迪出来。不一会儿，亨特闯进了他的房间。他急急问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鲍德温说：“你过来瞧吧!”下面大街上满是穿制服的巡警、摩托车和警察局的巡逻车；他们正把麦科德、巴克、冈萨雷斯、斯特吉斯及马丁内斯铐上带走。亨特唉声叹气说：“我得去一下厕所。”他跑进去用了厕所后又跑了出来，给一个律师打电话，还向鲍德温打听麦科德的住址。他们环顾一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子设备。原来截听到的谈话记录扔了一地；麦科德的钱包和钥匙也扔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弄走，连你自己一块儿离开这里!”亨特说。“我们回头再联系，我们会通知你下一步怎么做的。”他向门口冲去时，鲍德温在后面叫着问道：“这是不是说，我就不必去迈阿密了·”
《华盛顿邮报》关于闯入事件的报道，刊登在该报星期日版的头版上，但是很少几家报纸给它那样突出的地位。《纽约时报》在里页上登了占版面13英寸的一篇报道，题为《五人被控夜间潜入民主党总部》，大多数其他报纸编辑甚至对此事更未加以重视。然而，对美国政府和共和党的某些高级官员来说，这是报纸上所发表的使他们最为关怀的事，在这些官员中有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约翰·米切尔、莫里斯·斯坦斯、查尔斯·科尔森、戈登·斯特罗恩、约翰·迪安、杰布·马格鲁德和弗雷德·拉鲁，而且大概还有合众国总统。
一年以后，在由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萨姆·欧文主持的参议院总统竞选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期间，有人问马格鲁德，这伙违法的头面人物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掩盖他们的罪行的，他有点感到莫名其妙地回答说：“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掩盖不掩盖的问题。”这就无意中露了馅，掩盖活动是于6月18日那天早晨在洛杉矶开始的。那时他们之中的几个人在那里开会讨论竞选策略。他们在贝弗利山饭店吃早饭，大约上午8点半，马格鲁德在餐室接到利迪打来的电话。利迪问：“你能找一个保险的电话通话吗·”马格鲁德说找不到，并问他出了什么纰漏。利迪说：“出问题了。”马格鲁德问：“什么样的问题·”利迪告诉他：“我们搞完全工作的头头在水门被抓了。”“你是说吉姆·麦科德·”“是的。”马格鲁德一边挂断电话，一边咕哝着对拉鲁说，“你也知道，昨天夜里是他们要到民主党总部去的日子。”拉鲁告诉了米切尔，米切尔说：“这简直不可信。”
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设法保护麦科德，在那五个在押的人中，他们只认识麦科德。据马格鲁德说，米切尔提出，由利迪去同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联系，要求他准许把麦科德保释出来。米切尔否认有此事，然而有人于加利福尼亚时间上午9点——在华盛顿是正午——在贝弗利山饭店打电话给利迪，叫他去干的正是这件事。利迪在火树乡下俱乐部找到了克兰丁斯特，在更衣室里向他提出此事。克兰丁斯特不仅当即加以拒绝，还下逐客令，要利迪立即离开俱乐部，并随即打电话给司法部刑事司司长亨利·彼得森，指示他对水门五犯绝不可徇情。
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了这桩案件，案情也越来越离奇了。在巴克的口袋里找到了牵连到亨特的文件。犯人身上带着票面100元的钞票13张，在水门饭店古巴人住的房间里又发现100元的钞票32张。利迪企图销毁牵连到他的全部证据，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用文件销毁机处理掉了他手头所有的全部材料，包括他的票面100元的一些钞票。斯特罗恩根据霍尔德曼的指示，清查了他在白宫的档案，抽走了他和那潜入案有关的一切材料。马格鲁德打电话给他的一名助手，指示他把一份关于“宝石”计划的卷宗拿回家去，他说，原因是他怕民主党人进行报复也到他的办公室进行窃盗。另外，霍华德·亨特已逃跑了。
迪安、科尔森和埃利希曼匆促地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讨论他们应该给亨特出些什么点子。据迪安说，埃利希曼提出，应该叫亨特出国去。迪安打了电话，随后又担心起来。他问另外两人，由白宫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否得策·“为什么不得策·”埃利希曼答道，“他又不是逃犯。”但是科尔森同意迪安的意见，又打个电话，撤销那个指示。不过亨特反正已决定要逃跑。他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一空，只留下一个空酒瓶和几片利眠宁，然后飞往加利福尼亚，躲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一直到他再也顶不住压力出来投案为止。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追踪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利迪，他因拒绝同他们谈话而引起怀疑。米切尔也就因此把他解雇了，他这样做好像是耍两面派，但是利迪心里当然明白；他对马格鲁德和迪安讲过，他“闯了大祸”，并说：“我是个好兵，永远不会招供的。”还说：“如果有人要在街上枪杀我，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同时，总统的一些部下却伤透了脑筋，他们要洗刷亨特与自己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亨特一直还列在白宫雇员名单上。迪安安排人把行政办公大楼552号房间里亨特的保险柜给清出来。一名助手把柜里的东西交给他：一个黑色公事包和一个纸箱子，纸箱内除别的东西外，还有四个步话机，一个催泪性毒气罐，四副手枪带，伪造的国务院1963年发到越南的电报(这是他试图说服《生活》杂志使它相信这些伪造电文的证据)，一个装着五角大楼文件的公文夹，中央情报局搞的埃尔斯伯格简介，以及亨特关于查帕奎迪克岛的报告。
迪安看了一眼这堆离奇古怪的东西，倒抽了一口冷气说：“真是一堆破垃圾!”
同时，米切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匆匆发表了一项声明，想把麦科德的事解释过去，他说麦科德：
……是一家私营搞保卫工作的机构的老板，几个月前受我们委员会的雇用，协助装置我们的安全系统。据我们了解，他同不少主顾有来往，其中的关系我们并不了解。我们需要着重讲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几个人的活动既不是为我们干的，也不是经我们同意的。那些报道使我感到震惊。在我们的竞选运动和选举过程中，是没有这类活动的地位的，我们决不会容许或纵容这类活动。
知道这是说谎的人中，有米切尔的妻子。米切尔星期一回华盛顿时，劝说他的妻子待在洛杉矶，在那里，她后来说，她受到接替鲍德温做她保镖的人的监视，活像一名“政治犯”。据她说，她有一次给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通电话，说“他们不让我讲话”时，这个保镖把电话线从墙上拉断了，还将她按倒，让另一人个在她屁股上打了一针镇静剂。尽管如此，他们仍无法使马莎·米切尔保持沉默。三天以后，她再次给记者打电话说：“我不能容忍这一切卑鄙事情。”马莎的话可以写条很精彩的消息，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信她的，倒是接受了官方的说法，那就是说，政府对这些卑鄙事情是一无所知的。星期二上午，前广告商、现任理查德·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就提出了官方的说法。他满脸轻蔑的神态，甚至拒绝对米切尔的声明再作任何补充。齐格勒说：“我不打算代表白宫就一件三等窃案发表评论。这不是什么属于政治范围内的事。”可是，《华盛顿邮报》少数几个记者一个劲儿地抓住这件事，齐格勒却又终于代表白宫发表评论了。他说：“我瞧不起《华盛顿邮报》搞的那种新闻报道，那种下等的新闻报道。”米切尔在提到这家报纸的发行人时，对该报的一名记者说：“卡蒂·格雷厄姆看来会让人把她的奶头塞进挤奶器里去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接下去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越来越稳操胜券。初期的预测曾表明胜负不分。后来，到了夏末，总统一路领先，最后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将得到60%左右的选票。从那以后，便谁也远远追不上他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经费充足的有利条件——它有6000万元，而民主党只有2500万——对选举结果实际并未起什么作用。水门窃听更无关紧要。四年前，他在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高涨时当选。此后他便似乎全力去结束战争，而在他这样做时，那里已有大约1.7万个美国人丧了命，但是到1972年初，他已将投入越南的美军从54.95万人裁减到13.9万人；五角大楼的每周伤亡人数表，在他进入白宫时，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到1972年9月21日，表上的数字便将是零，而且一直维持在近于零的数字上。尼克松是个政治动物，他自会抓紧时机利用这一点以及出现的其他机会。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预选中，乔治·华莱士提出这个口号来竞选，“给他们捎个信”，如果佛罗里达州人投他的票，“尼克松总统在30天之内就会想办法制止使用公共汽车接送儿童”。华莱士深知尼克松其人。这位总统没有等30天。那边的选举结果报告刚送来两天，他就要求暂停使用公共汽车。
尼克松的全部本领就是由一位不管过去的经历如何、现在以主张和平与缓和为标榜的被提名的候选人来领导一个统一的党。在共和党内和他争取提名的只有两个对手，比他偏左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保罗·麦克洛斯基和比他更右的俄亥俄州的约翰·阿什布鲁克。他们的作用仅仅是突出了总统独占着共和党内中间派的地位。由于迪塔·比尔德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已使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圣地亚哥召开，它便迁到迈阿密海滩来，这时麦克洛斯基带着他仅有的一票来到了。这一票按照新墨西哥州预选法是只能归他的。他希望会在代表大会上得到提名，这样就使一些对尼克松的种族政策和军事政策进行抨击的人有机会在会上发言，但是规章委员会规定，候选人至少得控制三个州的代表才能被提名。第一次投票的最后结果是：尼克松1347票，麦克洛斯基1票。这位孑然一身的新墨西哥人向大会表示抱歉。
这件事的舞台效果令人肃然起敬。总统宣布打算仍把阿格纽的名字保留在候选人名单上，这样就打消了一切犹豫顾虑。党内人人都似乎愿意听从他的吩咐。罗纳德·里根主持大会，纳尔逊·洛克菲勒提名尼克松。大会工作人员知道总统喜欢一切秩序井然，便有意把拥护他的示威的时间限定为整整20分钟，为了驳斥民主党代表年轻的美国的论调，把3000名衣着规矩的青年用租来的大轿车载到了迈阿密海滩。这些青年头发都剪得很短，看来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要使人明白的当然就是这一点。
当然，到那里去的美国青年并不仅是他们这些人。5000多名衣着随便的反战战士也在该城火鸟公园安营扎寨。在民主党开会的那一周内，他们比较安静，但是，共和党人一到，他们就大发作了，1200人因刺破车轮、阻塞交通、砸商店橱窗、在大街上点篝火、阻挠代表参加会议而被捕。共和党人大为高兴。他们好像是在对那些反对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会议的人讲，如果你允许在竞选活动中任意乱来，其结果就必然如此。在其后的竞选运动期间(尼克松本人很少参与，他把大多数的竞选活动交给他的代理人去办，并且从不提及他的对手的名字)，共和党发言人自豪地谈到他们的团结一致，反复强调对方是混乱不堪。
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民主党于四年前在芝加哥分裂以来，一直陷于残酷内争。这次总统角逐，不仅唤起他们之间所有的旧怨，而且也造成了无数新仇。在初选的数月内，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想争得该党的提名，他们是马斯基、麦戈文、汉弗莱、乔治·华莱士、尤金·麦卡锡、俄克拉何马州的弗雷德·哈里斯、印第安纳州的万斯·哈特基、华盛顿州的亨利·杰克逊、纽约市的约翰·林赛、洛杉矶市的萨姆·约蒂、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纽约州的雪莉·奇泽姆，还有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年轻的社会工作者爱德华·科尔。这人在一场电视辩论中，拿一只橡皮耗子在一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女委员面前晃着，把她给吓得灵魂出窍。这次夺魁之争成了一场混战，哈里·杜鲁门曾把预选叫做是“全然瞎胡闹”，他倒是完全说对了。像1964年共和党的斗争一样，民主党的这一场混战把有前途的候选人全都搞垮了，剩下来获得提名的人完全缺乏竞争能力，在大选中无法获胜。事实上，在这场他赢得提名的斗争过程中，已充分表明了他的弱点。
巴里·戈德华特在参加那次时运不济的竞选活动的那一年年初，曾在新罕布什尔州发表演讲，由于他实际上等于提倡要结束社会保险，而使自己失去了获胜的希望。八年以后，几乎是同一天，在1972年的1月13日，乔治·麦戈文对艾奥瓦州艾姆斯的一所大学的听众讲，他赞成从国库里拿出钱来，给每个美国人1000元，并且把遗产继承权限制在每人不得超过50万元。这次演讲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因为麦戈文那时还是个次要人物；在数月前一次民意测验中，支持他的仅不过2%。但是后来，那次讲话却一再使他后悔莫及，因为不论是那些认为政府已经过于慷慨大方的人或者梦想有朝一日能中头彩或者发一笔大财的人，都对他不满，而那两种人为数甚多，何止成千上万。
麦戈文所以有实力，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组织巧妙地利用他的默默无闻这一点。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时，他们成功地宣传了这样一种看法：既然马斯基是领头的候选人，而又是从邻州来的，他所得票数只要低于50%，这就意味着他的失败和麦戈文的胜利。这就使得马斯基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感到极大的压力，那伪造的所谓“加纳克”的字以及《曼彻斯特联合导报》说他的夫人喜欢讲黄色笑话的无聊的攻击，本来已使人受到很大打击。在这家报纸的办公室外举行的一次电视讲话中，马斯基称该报发行人威廉·洛布是一个“没骨气的胆小鬼”，又说“他很幸运没有在这个讲台上站在我身边，”并且哭了——这也许是一位政界人物流出的代价最高的眼泪了。虽然如此，3月7日，马斯基仍赢得46.4%的选票，而麦戈文仅只37%。这样的差距虽不能说是压倒的胜利，也算是极大的优势了，然而这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的助手们却无比巧妙地把他描绘成一头冷门黑马，使他处于人们注意的中心。
预选之争的下一个回合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参加角逐者共11名。麦戈文明智地说，在这个州他不存“有多大成功的希望”，结果也很不理想，仅得到6.1%的选票。华莱士大获全胜，人人都感到惊讶，包括他本人在内——他吹嘘道：“我们打败了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抛在他后面的是汉弗莱、杰克逊和马斯基。在随后一周内，马斯基在伊利诺伊州获胜，他以63%对37%挫败麦卡锡。接下去是威斯康星州，麦戈文的队伍在那里组织得极好，在12名候选人中，他以30%的票数领先，抛在他后面的是华莱士、汉弗莱和马斯基。麦戈文在自由派的马萨诸塞州获胜；汉弗莱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领先；在内布拉斯加州，麦戈文以多得6%的选票击败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汉弗莱以67%比33%，击溃了华莱士，而华莱士又在北卡罗来纳州获胜。
5月中旬，马斯基退出战场，这场马拉松竞赛最后成为华莱士、汉弗莱与麦戈文三方面的角逐。普遍认为，对这位亚拉巴马州人华莱士的支持是一种抗议性投票。他说，他将利用这种支持去争取全国代表大会的让步。接着便是马里兰州的5月15日。华莱士接连在弗雷德里克挨了一块石头，在黑格斯敦挨了臭鸡蛋，在索尔兹伯里挨了冰棍砸，最后在劳雷尔挨了六颗枪子。次日，他赢得了马里兰州和密执安州的预选胜利，但是由于他受伤并已瘫痪，一切也就全完了。实际上，全部民主党候选人也就此完结了。再没有华莱士的偏右的第三党吸走选票的威胁，尼克松的胜利已肯定无疑了。但是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因而6月6日决战性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成了剩下的两名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一场恶战。选举结果，麦戈文得票1527392张，占47.1%；汉弗莱得票1352379张，占41.7%。打这以后，这位南达科他州人便一天比一天走运，他来到迈阿密海滩时，已有149275个代表将投他的票——实际上，提名已稳操胜券了。
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影响了麦戈文的名望。在那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苛刻地剖析过他的竞选纲领。他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英俊的、正派的、直言不讳的、被越南战争所激怒的人。但在三次电视辩论中，汉弗莱毁掉了他的这种形象，指出在以色列、国防开支、福利、劳工法、失业救济、税收等问题，甚至初期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上，麦戈文有时出尔反尔，或往往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态度。民意调查人罗伯特·蒂特事后说：“搞垮麦戈文的是休伯特·汉弗莱，民主党内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像休伯特那样。不仅如此，而且这也是麦戈文第一次受到敌对的待遇。”
第二次是在迈阿密海滩，当时全国都看到了民主党内发生的情况。四年以前，在1968年8月27日那个闷热的夜里，芝加哥代表大会用口头表决通过了代表证书审查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要求改革挑选大会代表的程序。改革委员会在乔治·麦戈文的主持下，以十对九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了一定数额的黑人代表，接着，又规定了——委员会一个成员提议说：“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理由不应有50%的妇女，和10%～15%的年轻人”——一定数额的妇女和青年代表。委员会的多数人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但其实不然。这种限额分配的规定，等于全盘否定了代表制的原则。更糟的是，其实际效果是使对所有未获得分配定额的其他类别的人——例如，民主党实力的三个传统的来源：中年以上的人、种族集团和有组织的劳工——的歧视合法化了。
佛罗里达州州长鲁宾·艾斯丘在他的基调发言中说：“看到这群人，你不可能不感到见到了美国的面貌。”他眼里看到的那群人当然是那些进入政界的新手。每十名代表中有八名是初次参加代表大会的；15%的代表是黑人，36%是妇女，22%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对要求搭便车的人可一个也别拒绝，他们可能是大会代表。”代表中有搭便车来的，也还有另外一些人。加利福尼亚代表团，由于急切地要保证穷人获得代表资格，代表中竟有89名是靠福利救济生活的。麦戈文打定主意不得罪一个少数派，因此他对在电视节目中高唱“二、四、六、八，我们不搞人口过剩”和“三、五、七、九，搞同性恋的女顶呱呱”，对“欢乐解放运动者”搞同性关系的男人的别称。——译者也百般殷勤相待。同时，数目惊人的被选出的民主党人被拒之于大会之外：其中有该党255名国会议员中的225名，以及费城、底特律、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地的民主党市长。
这些业余政客必然会犯下职业政客们知道避免的种种错误。少数还能参加大会的职业政客痛心地觉察到了这些错误。在伊利诺伊州选出的代表团被麦戈文的狂热拥护者逐出会场时，弗兰克·曼凯维奇闷闷不乐地说：“我看今晚我们可能就已失去了伊利诺伊州的选票。”在政纲委员会上，本·沃顿伯格叹一口气说：“他们搞的那汽车接送学童一条，今天就把密执安州断送给共和党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去年秋天，马科姆县的一次公民投票，以14票对1票反对汽车接送学童。”休·斯科特斥责麦戈文是提倡“吸毒、大赦和流产”的“头号”鼓吹者。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不过在有些场合，有些麦戈文的支持者确实为这三件事说过好话，尽管像戴维·里斯曼一类的观察家不安地指出，在全国性的政治代表大会上是不宜于讨论流产这类敏感的问题的。所有这一切究竟对全国电视观众产生何种影响现在很难确定，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由于要求在种族、性别和年龄等方面“合理地”反映选民比例而被争取到的黑人、妇女及青年的数目，远远不及因看到迈阿密海滩的场面而不高兴的选民群众。这三方面的人中，只有黑人在11月间还支持麦戈文，而他们是本来早就支持他的。
到麦戈文最后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或许已不存在多大意义了。凌晨3点，绝大多数选民犹在梦乡，麦戈文发表了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说，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此事的意义。此后不到12个小时，他在枫丹白露饭店的枫丹厅会晤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一系列灾难中的第一桩于是便发生了。麦戈文一上来就宣布劳伦斯·奥布赖恩已经“决定不愿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了”。这并不确实，奥布赖恩是愿意继续留任的，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琼·韦斯特伍德夫人被挑选出来当新主席。麦戈文提名皮埃尔·塞林格任副主席。查尔斯·埃弗斯站起身来说：“既然我们要按麦戈文规定办事，我要……强烈主张，我们既有妇女担任主席，那我愿意提名一位黑人来担任联合主席或者副主席。”他于是就提名一个不知名的黑人——麦戈文接着说他对此并不反对，这样就当众把塞林格给否定了。
倒霉的皮埃尔随后又被耍了一回。同一天的晚些时候，麦戈文要他充任自己的代表，去巴黎同北越人会谈。塞林格便飞往法国，不料此事泄漏出去让合众国际社知道了，于是麦戈文向报界发表声明说：“皮埃尔·塞林格并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指示。他告诉我，他要去巴黎，他还说，他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对谈判情况做出一些判断。但是，我压根儿就没有给过他什么指示。”吃过这亏的人不止一个，其中之一便是充当过麦戈文与河内之间的联络员的戴维·德林杰。指责尼克松不诚实的候选人，自己也在迅速地丧失掉自己的信誉。
接着，伊格尔顿事件爆发了。麦戈文正开始在黑山饭店度竞选前的假期时，记者们获悉他的竞选伙伴，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因精神病曾两度住院治疗，并用电休克疗法。到那时为止，谁也还不能说要这位候选人对这一不幸事件负责。他在挑选伊格尔顿做竞选伙伴时，并不知道此人有这种病史，而且，曼凯维奇曾经问过伊格尔顿有无不可外扬的丑事，答复是没有。这位密苏里州人这一点是不对的。美国人对精神健康状况非常无知，一个从政的人只要有轻微的忧郁症病史，就被剥夺竞选全国性公职的资格，而一个要接受电休克疗法的人，他的病情是不会轻的。解决办法显然只有让伊格尔顿体面地自己退出竞选。麦戈文却没有这么办。
相反，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百分之一千支持汤姆·伊格尔顿”，并且“无意让他退出竞选”。黑山饭店的油印机余温未散，国内最开明的报纸：《纽约邮报》、《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都表示伊格尔顿非下台不可。一位知名的纽约民主党人马修·特罗伊，本来是一贯坚决支持麦戈文的，现在报上引用他的话说：“我有九个孩子，我不愿见到他们，因为有个精神状态靠不住的人有可能当总统而被毁掉。”民主党总部，信件、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副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这时总统候选人决定不再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他，同意让韦斯特伍德夫人在“会见报界”节目上说，如果这位密苏里州人退出竞选，实属“高尚之举”。但是麦戈文在见到伊格尔顿时却又对他说：“汤姆，相信我，她当时要去讲些什么，我可完全不知道。”他的竞选伙伴回答说：“别糊弄我了，乔治。”据伊格尔顿说：“乔治假笑了一下。不是暗自心喜的微笑。不是稍感恼怒而皱眉头，就是假笑，就是那么一个表情。”7月31日，伊格尔顿的名字从选票上划去。后来在包括马斯基在内的五位民主党人都拒绝出来顶替他后，萨金特·施赖弗终于答应下来。这一插曲在总统竞选史上可说是具有灾难性的事件之一。麦戈文再也无法挽回此事所造成的影响了。
民主党的竞选运动从此开始江河日下。总统候选人这时才极力讨好林登·约翰逊、戴利市长、有组织的劳工和犹太人，希望得到他们的选票。但为时已晚，他们都会极为冷淡。他设在华盛顿的总部已四分五裂，重要信件无人回复，演讲约会一一取消。有名望的民主党人前来帮忙，却遭到粗鲁的青年志愿人员的侮辱，全被打发走。曾经有一度(在5月)，在民意测验中麦戈文与尼克松相差不出5%。到了7月，民主党举行代表大会的那个月，麦戈文落后了20%。伊格尔顿事件发生后，他更落在后面了。10月间，他在全国来回奔忙，飞行航程6.5万英里，稍有进展。但也不过昙花一现。大选前夜，盖洛普和哈里斯两家的民意测验，预言尼克松将得61%的选票，麦戈文39%。实际结果是60.7%比37.5%，其他候选人的零星选票占1.8%。
尼克松赢得了49个州；仅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倒向麦戈文。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参加投票的选民是24年来人数最低的。在全国登记的选民中，只有55%投了票；其余的人，大概对这两位候选人都表示反对。总统虽然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可是他的党却干得不好。民主党国会候选人在众议院中比共和党多12个席位——不是他们为控制众议院所需要的41个席位——在参议院中增加2个席位，两党相比成为57对47，同时另外多得了1个州议会的领导权。
麦戈文说，他并不泄气。他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越南战争，他相信他为结束这场战争已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承认失败的同时，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希望诸位人人都记住，如果我们把和平的日子哪怕只推近了一天，那么，在这次竞选中花费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和所作每一个艰苦的努力，对于我们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有价值的。”这是在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失败贴金。当然并非人人都同意这种看法。马奎斯·蔡尔兹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不快的选举运动之一”。不难理解，尼克松是不会这样看的。他在华盛顿的肖尔哈姆饭店会见他的支持者时说：“我还从来没有在一次全国性选举后这么早上床睡觉。”当他转身离去就寝时，他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齐声高叫“再来四年”!在场的全是共和党内第一流的人物，修饰入时、衣着讲究。电视观众当时无从知道这些头面人物中有一些实际是重罪犯人。
在一次谈及水门事件时，麦戈文曾称尼克松政府为“历史上最腐败的”，但是盖洛普民意测验在10月报道说，仅有半数选民听到过潜入水门事件。在这些人中，五个里有四个人并不认为因此就应投民主党的票。蒂特的测验发现仅有6%的人认为总统曾参与其事。其他人则倾向于责备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由此可见共和党领导在白宫以外建立一个争取总统连任总部是何等明智。这是一种错觉，重大的竞选决策都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做出的。尼克松周围的人继续更深地卷入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根据后来在欧文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这一活动的过程如下：
约翰·迪安在见过亨特保险柜里存放的东西后，他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他同埃利希曼商量此事，后者建议他“销毁文件和沉掉公文包”。埃利希曼说：“你夜里开车回家时不是要过河吗·你过桥的时候把公文包扔进河去好了。”迪安指出，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白宫雇员中，看到过保险柜里一部分东西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助手。埃利希曼的解决办法是，把帕特里克·格雷叫到他的办公室来。从埃德加·胡佛5月去世以来，格雷便是联邦调查局代局长。6月28日，水门窃案发生后11天，迪安便在他办公室把这些碰不得的材料交给了他，他称它为“政治炸药”，“永远别让它再见天日了”。格雷一直把它保存到年底——可能有意留着等万一总统不推荐他正式任局长，就可用来对白宫讹诈，后来同圣诞节扫除去的废物一起烧掉了，这就注定他最后只能落得个不光彩辞职的下场。
白宫在同一周内力图用“国家安全”这件外衣掩盖水门事件的部分情节。总统本人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后来为了表明他有理由应过问其事，他说：“我得知，中央情报局有可能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件事。”他担心的还有，亨特在“管子工”里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暴露，这样另外一些微妙的“国家安全问题”，很可能包括夜间潜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一事在内，会全给揭露出来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及其新任副手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被叫到白宫去，在那里，霍尔德曼对他们讲，民主党总部的闯入事件，使尼克松感到为难。他说，“总统的意思”希望沃尔特斯向格雷建议，拘捕五名闯入者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调查，“尤其是在墨西哥”——这指的是竞选捐款在存入巴克在银行里的户头时所经过的路线。
在6月26日和6月28日的会上，迪安向沃尔特斯提议，要中央情报局给五个在押者出保释金和付工资。将军说，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这样做会有损于该局“超政治”的声誉。沃尔特斯去找了格雷，但是没有照白宫的建议办；相反他警告格雷，总统的助手们为了某种可疑的目的想同时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格雷已经知道此事。除了亲身经历以外，他并开始觉察到从下面来的压力，联邦调查局里下属人员都在对他说，已有掩盖活动在进行之中，要求他去警告总统。7月6日，格雷打电话给总统，请他注意：“您的部下在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并且把中央情报局对联邦调查局想要调查的人有无关系问题搅乱，这会对您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沉默片刻以后，总统说：“帕特，你继续放手进行你的彻底的调查吧。”便将电话挂断了。
水门捕人至今已将近三星期了，掩盖闯入事件的遗留痕迹的活动正在全力进行。格雷放了一炮但并未看到什么结果，竟让自己受了迪安的骗。这位总统的助理竟得到允许在联邦调查局调查八名白宫助手时参加进去，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事件的报告大约有八十来种都给过他一份。此外，他还劝说彼特森，不要叫白宫班子里的五个成员——科尔森、扬、克罗、斯特罗恩和德怀特·蔡平——出席正在调查水门事件的联邦大陪审团的审讯。他们可以另外在一间屋子里提出证词，这样陪审团就不能问他们问题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彼特森的上司克兰丁斯特向公众保证说，司法部对闯入事件真情的追查，是“自肯尼迪总统被刺案以来所进行的一次最广泛、最彻底、最全面的调查”。
8月29日，尼克松自己也提出了一些保证。他告诉全国人民，除了给予联邦调查局所需要的一切协助外，他自己也在进行调查：“在我们自己的班子内部，在我的指导下，总统顾问迪安先生已在对一切线索进行全面调查，看看任何白宫的成员或任何政府官员有无卷入的可能。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他的调查表明，白宫班子中，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迪安在广播中听到这话，大为震惊。他只不过执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他根本没有进行什么调查，没写过任何报告，甚至也没有见过总统(一年以后，白宫承认此事，说尼克松是由于得到了埃利希曼的“保证”才有这样的信心的)。
总统在上述那份声明中说：“在这类事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的。如果你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的。”当然，这恰恰是他们正在干的事情。约翰·米切尔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如何掩盖的战略，开会地点先是在他的办公室里，7月1日以后，他在马莎的要求之下辞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职务，便改在他的水门公寓的套间里。在与会的人中间，有拉鲁，司法部助理部长马迪安和杰布·马格鲁德。有一次，马格鲁德自愿替他们所有的人承担罪责。大家对此事作了认真的考虑，但是最后认为，由于他无权批准利迪所花的大笔款项，他的自称有罪只会把米切尔牵连进去从而危及尼克松重新当选。
因而他们决定，把利迪以后的线索掐断。这个人虽然脾气很古怪，却很可靠；他不会随便讲话，他们可以围绕他编出一套能自圆其说的遁辞来，交给他的正当用途的款项的数目加以夸大，说他自作主张把这笔钱用于搞潜窃活动。马格鲁德的一名助手，巴特·波特同意出面作伪证。他将说明，他曾交给利迪10万元，用于打入反战激进分子的组织。但有一件事不好办。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休·斯隆是个诚实人。4月间，他曾问过斯坦斯关于利迪的大笔预算的用途。(斯坦斯回答说：“我不想知道，你也不必过问。”)现在，马格鲁德告诉他，他们要改动钱数，说利迪只拿过7.5万或8万元，这时，斯隆回答说：“我可不打算作伪证。”马格鲁德说：“你可能非做不可。”
斯隆以为在争取总统连任运动的领导人中，做事谨严认真的人不止他一个，因此多次试图警告总统的几位助手说，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有些事情非常不对头。他先去找蔡平，蔡平劝他去休假，并说：“重要的是必须保护总统。”接着，斯隆去见埃利希曼，建议让一个局外人来调查这个委员会。同斯坦斯一样，埃利希曼说：“别把详情告诉我，我不想知道。”末了，在联邦调查局人员已守候在他的办公室里要询问他时，他跑去求米切尔给他出主意。这位前司法部长说：“事情难弄的时候，难弄的人得走。”斯隆得走，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斯坦斯对联邦调查局人员说，他已经辞职了。
9月15日，大陪审团对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党总部被逮住的五个人起诉，此外再无别人。追查就到他们为止，因此，总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那天下午稍晚一些时候，迪安被召到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对他颇为热情。迪安后来在欧文委员会前作证说，尼克松说，他希望在选举前不会进行审讯，并且要求迪安搞出一份找政府麻烦的人的名单，因为他打算在选举后让他们日子不好过。主要的眼中钉依旧是《华盛顿邮报》，该报于10月10日报道说，水门窃案是“在白宫官员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指挥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侦探和破坏活动”的一部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迅速而愤怒地做出了反应。米切尔的继任者克拉克·麦格雷戈说这篇报道“恶意可鄙”。另一位委员会发言人称它为“集荒谬之大成”。斯坦斯认为，那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谎话”；罗纳德·齐格勒则说，这是“最荒谬的新闻报道”。普遍认为，他们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在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公众对第四等级指新闻界。——译者的尊重一落千丈。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那年夏天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多数票中四个人是这届政府委任的——做出裁决，法官和大陪审团可以要求新闻记者讲出他们的消息的秘密来源。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称：“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美国的新闻界从许多人认为是极为安全的地位转移到了极为软弱的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人们，现在受到了有力的报道的威胁。他们的反应是煽动他们自己在公众思想中造成的对“舆论界”的怀疑。他们所得到的是暂时的胜利，最后却丢尽脸面。
一件意外事使他们更接近于彻底败露了：在12月8日那个多雾的下午，2点27分，美国航空公司的553次班机抵达芝加哥米德韦机场，它在离跑道一英里半的地方坠毁，45位乘客中有30人死亡。死者中恰好有霍华德·亨特太太，事故调查人员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1万元的现款。她的家人说，她携带现款专程去买下一家假日旅店的营业权的。当局感到奇怪的是，她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亨特家一向很拮据。亨特自己曾经非常想要买下华盛顿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权，始终未能凑足所需的2000元的现款。现在在他妻子尸体上却发现了不算太小的一笔财富，全是100元一张的钞票——正好同水门事件那五个人的一样。
这笔钱是买人缄口的钱，而且不止这一笔。水门捕人事件后11天，米切尔主持对策会议，决定筹一笔经费，用迪安的话说：“以换取在狱的那几个人的缄默。”赫伯特·卡姆巴克是第一个被分派这项任务的人，虽然并没有把全部事实真相告诉给他。他从洛杉矶乘夜航机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华盛顿，在拉斐特公园里一个接头地点，听迪安简要地向他交代了一番之后，他便打电话给斯坦斯，让他送来从竞选基金中提出的7.51万元，全都是现在到处发现的百元钞票。在此后的两个月内，卡姆巴克共拿到21～23万元，其中15.4万元给了多萝西·亨特。这位加利福尼亚人对这种做法是否正当感到不安，便于7月26日去找埃利希曼。他一上来就说：“约翰，我要看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他说，他想知道，迪安是否有权给他作那些指示，以及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据他讲，埃利希曼的回答是：“赫布，约翰·迪安有这个权力，这样做是正当的，你干下去吧。”
8月底，卡姆巴克无论如何也不干了，拉鲁成了新的财神爷。付给水门事件被告的钱总共在42.3～54.8万元之间，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亨特太太的手转交的。实际送款，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送“该洗的衣服”的人，托尼·乌拉塞维奇说他已肯定感到“这里有些事是不干不净的”。说句老实话，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正在被人敲诈勒索。亨特在出事后不久，给迪安送去过一封黑信：“作者有一部剧本的手稿要出售。”后来，据麦科德讲，亨特说，除非他妻子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就要“让白宫全部暴露出去”，提出“可以使总统遭到弹劾的材料”。他不但要钱，而且还坚持要得到总统给以特赦的保证。科尔森通过亨特的律师对他作了“一般保证”。作为交换，亨特同意伏罪，并向报界宣布，他不知道“更上面”有任何人卷入此事。
掩盖策略看来似乎已奏效。而实际上却已快拆穿了。即将拆穿的关键是麦科德，他感到应继续忠于他的老机构——中央情报局，或者如他和其他内部的人所称的——“公司”。6月30日，在总统的助手开始试图使中央情报局陷入掩盖策略的罗网的那一周内，麦科德寄给赫尔姆斯一封未署名的信，答应随时跟他通消息，在信的收尾处写道：“我将不时告诉你会感兴趣的情况。”这是他寄给这位局长的七封匿名信中的第一封。紧跟着他于12月22日又写了一封，警告中央情报局保安处一位老朋友说：“有很大的压力企图将全部活动的责任推给公司。”他又于同一周内写信给约翰·考尔菲尔德：
亲爱的杰克：
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白宫已决意要让中央情报局承担水门事件的罪责。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怕不免火烧城门殃及池鱼的。整个事情现已面临千钧一发之际。告诉他们，如果要把事情搞糟的话，他们现在这样干倒是对的。很抱歉，你也会遭殃的。
信上没有署名，但署名是不必要的。考尔菲尔德到处散布说，麦科德打算把真情全都供认出来，但有人作了疯狂的努力要让他改变主意——保证给他的家庭经济上的帮助，总统特赦，出狱后为他恢复名誉，给他安排工作等，甚至使麦科德认为是受到考尔菲尔德的生命威胁：“你明白，如果政府被逼入绝境的话，它是要采取自卫措施的。”麦科德回答说：“各种风险我都已经想过了，到时候，我准备冒一切风险。我这一辈子已经活够了，我的遗嘱都已经写好了。”考尔菲尔德说：“除你以外，谁都非常听话。你没有按计划行事。你保持缄默吧。”但是这个老特务不想再管它什么计划不计划了。他主意已定。他在法院审讯结束时写给约翰·赛里卡法官的一封信(这封信在该案审讯即将结束时曾在法庭上宣读)说，“审讯期间并没有指明其他卷入水门行动的人”，“审讯期间，有人作伪证”，“有人使用政治压力迫使被告服罪并保持缄默”。此事轰动一时，是美国司法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尼克松的总统职位随之开始崩溃。
总统争取连任的竞选运动在最后几天内由于从亨利·基辛格那里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同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在巴黎会谈中已取得了突破。10月8日，北越人不再坚持罢免阮文绍和在西贡设立联合政府了。18天以后，基辛格在一次电视记者招待会上说，再开一次会，便能达成最后的协议。他说：“和平在望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10月23日，白宫宣布，停战协定的签字要延期，因需要举行新的会议，以“澄清”某些问题。发生困难的原因看来至少一部分来自西贡方面，南越外交部长陈文林抨击即将达成的协定是“不能接受的”。阮文绍说，这等于“让南越人民向共产党投降”。阮文绍发誓说，如果有必要，他的国家将单独继续作战。
当基辛格试图重新谈判某些敏感问题时，河内谴责华盛顿言而无信，要求按原来谈妥的条款签署协议。美国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黎德寿盛怒之下开始就诸如国际停战监督小组的规模和——对于美国来说至为重要的——遣返美国战俘等问题提出反建议。基辛格宣称，对方是有意“一个接一个提出琐碎的问题”，河内派出的小组试图“在改动文字的掩饰下”做出实质性的改动。
据报道，总统对越南两方都很恼火；怨西贡执拗顽固，认为河内说过的话不算话。12月14日，基辛格绝望之下离开巴黎，尼克松给北越总理范文同发电报，警告他除非在72小时内恢复认真的谈判，他将重新在海防港外布雷，并使用包括B-52、FO4鬼怪式和海军战斗轰炸机在内的美国空军威力。柯蒂斯·李梅将军曾经建议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去，而总统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这可不是没分量的威胁。总统的空军将领们向他保证，在两星期内他们可以对敌方本土进行饱和轰炸，投掷炸弹的总吨数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全部大规模空袭中的投弹吨数还多。此外，在其规模上这将是前所未闻的最大的恐怖轰炸。B-52就能确保这一点。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进行定点轰炸。每一架B-52机腹内载有40吨炸弹。飞行时以三架为一“小组”，每一小组向一个一英里半长、半英里宽的“方格”内投掷它的炸弹。到目前为止，这种飞机还没有用来袭击过城市。如果它们在河内上空投弹的话，使平民遭受大量伤亡将是不可避免的。
72个小时过去了。范文同没有答复，尼克松向关岛和泰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东京湾里的美国航空母舰发布命令：开始闪电攻击。结果是美国卷入越南的漫长历史上的最残酷的一章。河内遭到了各种类型的美国飞机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昼夜不停的连续轰炸。美国飞行员使用了100架巨大的绿、棕两色的B-52，仅在第一周内就出动了1400架次以上。美国人全惊呆了。仅在几天之前——实际上直到12月中旬——他们还一直在盼望着美国完全摆脱印度支那，期待着美国战俘(其中有些人已经被俘将近十年了)能够回家过圣诞节。现在他们见到的却是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180度转变。总统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解释。过去，尼克松同他的前任约翰逊一样，总是出现在电视上，宣布他在越南采取的新的行动。现在他根本无意为自己的行为申述理由了。惟一出来表明态度的白宫官员是齐格勒。他对记者说，轰炸“将继续到达成解决办法的时候”。
五角大楼提出许多军事目标：停车场、交通塔、发电厂、仓库、桥梁、铁路、船坞、工厂、公路、兵营、供给站、飞机着陆场以及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阵地。但是大部分目标都是北越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地区。例如河内热电厂就在距市中心仅仅一千码的地方。驻河内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发出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个遭浩劫的城市。城里没有电，并经常缺水。周围一大片地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学校变成了冒着烟的大坑。瓦砾堆里到处是炸碎的练习本。父母拼命地在碎裂的水泥板间寻找他们的子女。
在河内郊区太原，几乎有一千平民死伤，棺材堆置在街角上。白太肺结核医院被夷为平地。白梅医院也是如此，医生从废墟里把病人背出来。一家药房被炸毁。一个炸弹落在一所战俘营里——此事激怒了尼克松，据报道说，他责骂北越人不该把战俘安置在导弹会落下来的地方。波兰货船约瑟夫·康拉德号被炸沉在河内港口内，炸死水手三人；还炸坏了一艘俄国船和一艘中国船。为这些违法行为道歉的国务院人员都非常生气。一位美国外交官忧郁地说：“照这样干下去，到圣诞节前夜我们该去炸河内的天主教堂了。”
实际上，尼克松宣布圣诞节前后停战36小时，但是这段时间一过，死神又光临了。墙上依旧有北越人用白垩写的：“我们要替被美国人屠杀的同胞报仇”和“尼克松，你必须偿还这笔血债”。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而已。白宫远在7000英里外，最后一批美国地面部队不久便将撤离印度支那了。北越惟一可以用来抵制暴行的人质是被他们抓住的美国飞行员。在这次闪电轰炸之前七年内，B-52出动过10万架次，被敌人炮火击落的仅一架。而现在河内已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高射炮防空能力，仅在1972年的最后这两个星期内，他们的愤怒的炮火便击落了16架这种空中无畏战舰，一架就值1500万元。更重要的是，98名飞行员被俘。美国在东京湾地区上空的猛烈轰炸，增加了在巴黎的赌注。无论基辛格还是黎德寿，他们身上的压力都更大了。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和平的因素。尼克松(这还不是最后一次)错误地判断了公众在道义上愤慨的限度。詹姆斯·赖斯顿把大规模轰炸称做“抽风的战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原曾支持尼克松的越南政策，现在也出来反对，说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不安，并且认为他的同胞都会有“同感”。在欧洲，反应更为尖锐。伦敦的《每日镜报》说：“美国恢复轰炸北越，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在巴黎，《世界报》把这次空中进攻比做纳粹在西班牙内战时夷平格尔尼卡的罪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更不留情，把它与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相比。这激怒了美国政府，它把瑞典大使召来提抗议，但是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反应都几乎同样强烈。
如果说华盛顿低估了盟国的不满情绪的话，河内则是高估了共产党世界的愤怒程度。莫斯科和北京的评论都是敷衍了事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50周年国庆的讲话中，对于B-52的轰炸的态度真是再温和不过了，他还很显眼地派他的孩子们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去与特里西娅·尼克松·考克斯和她的丈夫相见。俄国人与中国人都力劝北越人同美国人取得谅解。美国已失去了反对“解放战争”的热情，苏联和中国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也不如从前热心了。与其说是轰炸，也许反倒不如说是这一原因，使河内发出了要求重新会谈的紧急信号。12月30日，白宫宣布暂停轰炸，再度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寿在1月8日会谈。阮文绍派了两名外交官到华盛顿，扬言要反对任何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条约，此时，尼克松的反应是派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带了一封致阮文绍的信前去西贡，内容实际是要他免开尊口，这一点已足以表明美国谋求解决问题的决心了。
基辛格随即挟着装有新建议的公事包奔波于巴黎和比斯开湾之间。1月底，当两个谈判者在42个月中举行第24轮会谈时，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大家原估计将还需两天的讨价还价，但是最后的谅解仅在四小时内便达成了。在巴黎古老的美琪饭店墙上挂着丝绒的大会议厅里，宣告了战争的正式结束；华盛顿、河内和西贡同时广播了这一消息(基辛格说，光是完成那一套程序，“便使我们大家都老了几岁”)。尼克松总统带领全国做祷告，大力赞扬“在各国历史上最无私的事业之一中”在越南服役的250万美国人。他宣称，他取得了“光荣的和平”。
但光荣二字实在无从说起。基辛格很明白这一点。在向报界发表的经过深思的简单谈话中，他说：“到现在，看来已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痛苦，或者说只有他最有远见。”他根本没提什么光荣，或英勇，或荣誉或任何其他与这场冲突毫不相干的有关武功的辞藻。他说：“在医治印度支那的创伤的同时，我们可以着手医治美国的创伤。”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那正是当时美国的问题。美国在阵亡大约4.6万人、受伤30万人和花费了1100亿元之后，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国内问题，一种精神上的沉疴。在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加拿大作家，由于电视的发达，他称世界是个小村庄。——译者里，要使一个遥远的国度成为废墟，而又不使美国遭受严重创伤，那是不可能的事。除去人力物力的损失以外，受伤的还有：美国公众对总统职位的尊重，因为它使美国进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公众对国会的尊重，因为它曾继续不断为这场战争拨出巨额款项；美国公众对法院的尊重，因为它没有裁决这场战争为不合宪法；美国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为，事实证明在影响决策者方面，它实际不起作用，因而已经堕落成街头的混乱了。赖斯顿就停火一事写道：“由于这场战争的影响，美国人对权威的尊重已是一落千丈了，这不仅包括对政府行政权威的尊重，而且包括对学校、大学、报界、教会，甚至家庭的权威的尊重……美国生活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变化现在还没有为人所理解，或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也或许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停战的一周内，麦迪逊广场花园发生了一场丢人的争吵，争吵的问题是在体育比赛前是否演奏乐曲《星条旗歌》。同一时候，教师罢教像新发生的流行病传遍全国，使教学活动全部停顿。这在上一次美国精神大考验的大萧条期间，都是不能想像的。当时，星条旗飘扬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国土上空，当时的美国存在着许多物质上的苦难。教师在那场经济危机中属于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给他们的报酬往往是不值钱的临时通货，或甚至分文不给，有些人只能同挨饿的孩子分食极少的一点食物。但是在那个纪律严格的社会里，教师罢教，犹如不尊重国歌一样，是不能想像的。这并不是说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这只表明，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国家，住着与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与70年代的挑战全然不一样的。
或许这正是亨利·亚当斯在本世纪初所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20世纪的美国人要经受的考验，将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国家，为变化本身而崇拜变化，把变化和进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需要变化。我们需要进步。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如果说这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它也还有另一个方面，与此完全针锋相对的一面，这一方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又重新抬头了。那就是渴望抛弃现在，恢复那尚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曾说：“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来。”这是在美国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没走的一条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忆着，一边寻求已被遗忘的伟大的语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个未找到的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呵，迷失的，因风而悲伤的幽灵，回来吧。”因此，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最优秀的小说的结尾中写道：“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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