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胡适有一次保定之行，除了再一次和蒋介石见面并长谈外，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钧任）也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胡适日记》对此有相当翔实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及其对日政策。

        当年1月1日，日本侵略军突袭山海关。两天后，这座巍峨的雄关失守。2月21日，日军进犯热河，守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节节后退。3月3日，汤玉麟放弃承德，率部西逃。这时，蒋介石仍在南昌，一心一意“剿共”。当晚胡适约丁文江、翁文灏聚谈，拟了一封给蒋介石的电报，要他立即北飞，挽救危局。电云：

        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

        不战再失一，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3月5日，蒋介石复电翁文灏，表示即日北上。9日，蒋介石到达保定。13日，胡适偕翁文灏、丁文江等赴保定见蒋，双方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蒋介石原来估计日军进攻热河用六师团兵力，必须从本土和台湾动员，因此，不会很快发动进攻。他说：“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能抵抗吗？”胡适问。

        “须有三个月的预备。”蒋答。

        “三个月之后能打吗？”胡适再问。

        “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

        蒋介石一直害着恐日症，认为打起仗来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忍让、妥协。蒋介石和胡适的这段话，貌似慷慨激烈，但把他内心的虚弱、恐惧暴露得清清楚楚。

        胡适很快理解了蒋介石的意思，因此，转移话题，问道：“那末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放弃‘满洲国’。”蒋介石答，他并声明，绝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

        最后，蒋介石要胡适等人想想外交的问题。

        1932年，蒋介石在武汉召见胡适，胡适不满意；这次，胡适仍然很不满意。当日，他在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谈话有几句评论：“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14日，胡适和外交部长罗文干同车回北平，罗认为，此时绝不能和日本交涉，他说：“不是不愿意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交涉，只是日本此时绝不会承认这个先决条件。”又说：“（中国）这个民族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既不能做比利时，又不能做普法战后的法兰西。如果我们能相信，此时屈服之后，我们能在四十八年内翻身，我们也不妨此时暂且屈服，但我是没有这种信心的。”

        胡适反对罗文干的这种悲观态度。他曾经说过：一个强盗临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觉得，对于中国的前途，不能连这点信心都没有。然而罗文干却明明白白地承认，没有这点信心。

        胡适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罗文干对。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的，此时的屈服，只可以叫那些种种酣嬉无耻的分子一齐抬头高兴，决不能从此做到兴国的目标。

        这个国家这三十年来完全在国际局面之下苟活，而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己有幸存之道！国难的教训才使我们深深感觉国际局面的重要。我们此时若离开国际的局面而自投于敌人手下，不过做成一个第二“满洲国”而已。以后这个“第二满洲国”永远不能脱离日本的掌握了！

        钧任对于国际局势，较有信仰。

        从这段日记看，胡适、罗文干等不愿意“自投于敌人手下”，但是，都对于自己的民族没有信心，结果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局势”。3月27日，胡适写作《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一文，声称：“现在全世界的赞助是在我们的方面，全世界道德的贬议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疑的。”4月3日，又为蒋廷黻的论文作跋，赞成在与日本的长期抵抗中运用“国际与国联”。相信中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自然不错，然而，如果这种“信心”只是建筑在“全世界正谊的赞助”，而不是本民族的力量上，那么，这种“信心”就绝不可能是坚强有力的。

        5月，国民党当局与日方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受到舆论的广泛谴责，而胡适却著文为之辩解，其原因，不难从他的保定之行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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