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们排长是个怪人,常做些与大家不同的事。比如睡觉,他爱白天睡,夜里折腾。白天明晃晃的,他能打呼噜大睡;夜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家都是农村孩子,往常在家时,午休时要下地割草,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但排长睡午休,一屋的人都得陪着他躺在铺上不动。晚上,大家训练一天,累得不行,要睡了,这时排长却依然挺精神。床上睡不着,他便倚到铺盖卷上看书。他看书不用台灯,非点蜡烛,说这样有挑灯夜读的气氛。明晃晃的蜡烛头,照亮一屋。王滴说:
“多像俺奶夜里纺棉花。”
当然,排长也有不睡午觉的时候。那是他要利用午休时间写信,或者训人。他一写信,全班的人替他着急。因为一封信他要返工五六次:写一页,看一看,一皱眉头,撕巴撕巴扔了;又写一页,又一皱眉头,撕巴撕巴又扔了,……闹得情绪挺不好。他情绪不好,别人谁敢大声说话?再不就是训人,开生活会。上次开王滴的生活会,就是利用午休时间。所以,大家说,排长睡颠倒虽然不好,但不睡颠倒大家更倒霉。一到午休时间,大家都看排长是否上了铺板。一上铺板,大家都安心松了一口气。
柳树吐了嫩芽。戈壁滩上下了一场罕见的春雨。哩哩啦啦,下了一天。训练无法正常进行,连里宣布休息。大家说,阴天好睡觉,今天该好好休息了。于是到了午休时间,大家都打着哈欠,摊铺盖卷准备睡觉。这时排长急急忙忙进来:
“不要睡了,不要睡了,今天午休时间开会。”
大家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排长又要训人。可看他脸上,倒是喜孜孜的。大家闹不清什么名堂,都纷纷又穿起衣服,整理内务,围坐在一起,等待排长开会。
排长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噗噗”吹两口,坐到一张椅子上,拿出一个笔记本翻着说:“刚才我到连部开了一个会,训练再有二十多天就要结束了,研究大家的分配问题,现在给大家吹吹风……”
大家的心“咯噔”一下,马上睡意全无,人圈向内聚了聚。连刚才还漫不经心的王滴,也瞪圆眼睛,竖起了两只耳朵。大家在新兵连训练三个月,马上面临分配问题,谁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呢?
排长说:“大家也不要紧张。能分到哪个连队,关键看各自的表现。大家想不想分到一个好连队?”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想!”
排长说:“好,想就要有一个想的样子。现在训练马上进入实弹考核阶段,大家都要各人操心各人的事,拿出好成绩来!到时候别自己把自己闹被动了……”
又讲了一通话,问:“大家有没有信心?”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有!”
这时排长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说:
“大家还可以谈谈,各人愿意干什么?”
大家都纷纷说开了,有愿意去连队的,有愿意去靶场的,有愿意去看管仓库的,排长问身边的“老肥”:
“你呢?”
“老肥”这时十分激动,脸憋得通红,答:“我愿意去给军长开小车!”
大家“哄”地笑了,说:“看你那样子,能给军长开小车!”
排长问:“你为什么愿意给军长开车?”
“老肥”答:“那天检阅,我看军长这人不错。”
排长拍了一下他的脑袋:“好好干吧,有希望。”
“老肥”乐得手舞足蹈。
开完会,大家摩拳擦掌,纷纷写起了决心书。
这时新兵连训练又开始紧张起来。投弹、射击,马上要实弹考核;夜里又练起紧急集合。这时大家都已成了老兵,本来吃不下这苦;但面临一个分配问题,大家都像入伍时一样认真。分配又是一个竞争,你分到一个好连队,我就分不到好连队,大家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又开始面和心不和。本来投手榴弹、瞄靶,大家一起练练、看看,多好;但一到晚饭后,各人找各人的地方,悄悄练习。一直快到熄灯,才一个个回来,各人也不说自己练习的成绩。李上进把我、“老肥”、“元首”召集到一块开“骨干”会,说:
“还是号召大家互相帮助,不要立山头。一闹不团结,班里的工作就搞不上去。”
接着开了一个班务会,号召大家平山头,休息时间一起训练。当天晚饭后,李上进便集合大家,一块排队到训练场去。路上碰到副连长,问:
“这时候排队干什么?”
李上进说:“利用休息时间补课。”
副连长点点头说:“好,好。”
李上进很兴奋。
但到了训练场,大家仍是面和心不和,各人使劲甩自己的手榴弹,不给别人看成绩;惟独李上进跑来跑去,说某某投了多少米。
夜里紧急集合。这时连里又缩短了集合时间。过去是十分钟,现在缩短成五分钟。但大家到底是老兵了。竟能在规定时间利利索索出来。“元首”穿鞋也从不错脚。这时“老肥”出了问题。不知是白天训练太紧张,还是他夜里睡不好,一到紧急集合,他就惊慌。全连已经排好了队,他才慌慌张张跑出来,背包还不是按标准捆的,勒的是十字道。有一次把裤子又穿反了。班长找他谈话,说:
“李胜儿,咱们是‘骨干’,可不能拖班里的后腿,那同志们会怎么说?”
“老肥”含着泪说:“我难道想拖班里的后腿?只是心里一紧张,想快也快不起来。”
李上进说:“过去你不出来的挺快?”
“老肥”说:“过去是过去,现在也不知怎么了,浑身光没劲。”
王滴挨着“老肥”睡,背后对别人说:“‘老肥’这人准是犯病了,一到夜里就吹气,嘴里还吐白沫。”
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李上进。李上进问:
“过去他有什么病?”
我说:“没见他有什么病。”
后来又一次紧急集合,“老肥”更不像话,队伍已经出发抓特务,他还在屋里折腾。队伍跑一圈回来了,他出去找队伍没找到,一个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李上进说:“看样子他真有病。”
王滴说:“他犯的准是羊羔疯!你想,一听哨子响就吐白沫,浑身不会动,不是羊羔疯是什么?”
李上进把我拉到一边说:“班副,要真是羊羔讽还麻烦了。领导知道了,非把他退回去不可!部队不收羊羔疯。我们那批兵,就退回去一个。”
我看看四周说:“班长,不管是不是羊羔疯,咱们得替他保密。你想,当了两个月兵,又把他退了回去,让他怎么见人?”
李上进摸着下巴思摸。
“再说,他这羊羔疯看来不严重,到部队两个月,怎么不见犯?现在偶尔犯一次,看来是间歇性的。横竖再有二十多天就结束了,我们替他遮掩遮掩。”
李上进思摸一阵说:“只好这么办。以后再紧急集合,你帮他一把。”
我点点头。
“老肥”这时满头大汗从黑暗中跑回来,衣裳、被子都湿漉漉的。李上进说:
“回来了?”
王滴说:“你还是独立行动!”
“老肥”还在那里喘气,顾不上搭言。
第二天上午,我找“老肥”谈话。问:
“‘老肥’,你是不是有羊羔疯?”
他说:“班副,咱俩一个村长大的,你还不知道,我哪里有羊羔疯?”
我说:“我记得你爹可犯过这病!”
他低下头不说话。
我说:“一犯羊羔疯,部队可是要退回去的。”
这时他哭了,说:“班副,我可不是有意的。我心里可想努力工作。”
我说:“你不用着急。”又四下看一下人,把李上进的话给他说了一遍,让他自己也注意一下,争取少犯或不犯;紧急集合我帮他。
他感激地望着我:“班副,你和班长都是好人,我忘不了你们。一我给军长开上小车……”
我说:“开小车不开小车,人不能有坏心。”
他连连点头。
我又深入到班里每一个战士,告诉他们不能有坏心,要替“老肥”保密。每到紧急集合,我只让“老肥”穿衣服,我帮他打背包,夹在我们中间一起出去,倒也显不出来。
十来天过去,没出什么事。大家平安。我和李上进松了一口气。“老肥”心里感激大家,把劲头都用到了工作上,休息时间一遍又一遍扫地,还替大家打洗脸水,挤牙膏,累得一头的汗。我看他那可怜样,说:
“‘老肥’,你歇歇吧。”
他做出浑身是劲的样子:“我不累。”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没想到班里出了奸贼:“老肥”犯羊羔疯的事,有人告到了连里。连里责成排长查问。排长午休时没睡,先独自趴桌上写了一回信,撕了几张纸,又把我和李上进叫到乒乓球室,问:
“李胜儿犯羊羔疯,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和李上进对看一眼,知道坏了事。但含含糊糊地说:“这事儿倒没听说。”
排长“啪”地将写好的信摔到球案上:“还没听说,都有人告到连里了!”
我急忙问:“谁告的?”
排长瞪我一眼:“你还想去查问检举者吗?”
我低下眼睛,不敢再吭声。
排长说:“好哇好哇,我以为班里的工作搞得挺不错,原来藏了个羊羔疯!连我都跟着吃挂落!你们说,为什么不早报告?”
李上进鼓起勇气说:“排长,真没见他犯过。”
我说:“我和他一个村。”
排长说:“你们还嘴硬,有没有病,明天到医院一检查就知道,到时候再跟你们算帐!”
我和李上进挨了一顿训,出来,悄悄问:“是谁这么缺德,跑到连里出卖同志?”
嘴上不说,都猜十有八九是王滴。王滴跟“老肥”本来就不对付,“老肥”又曾顶掉他的“骨干”,他会不记仇?再说,王滴是班里的落后分子,平时唯恐天下不乱,这放着现成的事,他能不吹灰拨火?这奸细不是他是谁?回到班里,又见王滴在那里又笑又唱,越看越像他。我和李上进都很气愤,说:“遇着事儿再说!”可他向连里反映情况,是积极表现,一时也不好把他怎么样。只是苦了低矮黄瘦的“老肥”,在那里愁眉苦脸坐着,等待明天的命运判决。
第二天一早,“老肥”就被一辆三轮摩托拉到野战医院去了,到了晚上才回来。
他一下摩托,看到他那苦瓜似的脸,就知道班里的“骨干”、想给军长开小车的“老肥”,要给退回去了!
“老肥”从车上下来,立即哭了。拉着我的手说:“班副,咱俩可是一个村的!”
又说:“不知谁揭发了我。来时大家都兄弟似的,怎么一到部队,都成仇人啦?”
我心里也不好受,说:“老肥。”
“老肥”说:“这让我回去怎么见人?”
王滴在旁边说:“这有什么不好见人的?在这也无非是甩甩手榴弹!”说完,甩屁股走了。
我们大家都气得发抖。背后告密,当面又说这风凉话,我指着他的背影说:
“好,王滴,好,王滴!”
这时“元首”上前拉住“老肥”的手,安慰说:“‘老肥’,心里也别太难受。
咱们都是‘骨干’,原来想一块把班里工作搞好,谁想出了这事!”说着,自己也哭了。
入夜,大家坐在一起,围着“老肥”说话,算是为他送行。卸了领章、帽徽的“老肥”,脸上痴呆呆的。李上进说:“李胜儿同志虽然在部队时间不长,但工作大家都看见了,还当着‘骨干’……”
我说:“李胜儿同志品质也好,光明正大,不像有的人,爱背地琢磨人。”看了王滴一眼。王滴躺在自己的铺板上,瞪着眼不说话。
“老肥”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如果以前有不合适的地方,大家得原谅我。”
这时有几个战士哭了。
排长从屋外走进来,也坐下参加我们的送行会。他从腰里摸出一包“大前门”
烟,破例递给“老肥”一支,吸着说:“李胜儿,别怨我,连里要这么做,我也是没办法。”说着,又递给“老肥”一双胶鞋:“回家穿吧。”
“老肥”抱着胶鞋,哭了:“排长,我不该尿你一裤……”
第二天一早,“老肥”乘着连里炊事班拉猪肉的车走了。临上车问:“班副,你给家捎什么不捎?”
我说:“不捎什么。回去以后,如果村里不好呆,就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吧。我给我爹写一封信。”
他点点头,一包眼泪,蹬着车轱辘爬上了汽车。
汽车马上就开了。
再也看不到汽车和“老肥”,大家才向回走。回到班里,又要集合去训练场练投手榴弹。这时大家都没情没绪的。我看着班里每一个人都不顺眼,觉得这些人都品质恶劣。十七八岁的人,大家都睡打麦场,怎么一踏上社会,都变坏了?
但集合队伍的军号,已经吹响了。
六
“老肥”走后的第二天,实弹考核开始了,实弹考核以后,就要分配工作。实弹考核的成绩,是分配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大家都很紧张。实弹考核是先投手榴弹,后打枪。
投手榴弹之前,我找王滴谈话,告诉他班长说了,因为他投弹没达到三十米,没有投实弹的资格。接着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也是替“老肥”报仇的意思。
“排长和班长都说了,你这人平时爱偷懒,不好好练习,现在拖了全班和全排的后腿,你说该怎么办吧!”
王滴急得浑身是汗:“我怎么没投弹的资格,我怎么没投实弹的资格?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及格?”
我说:“假弹还投不及格,真弹就投及格了?真弹会爆炸,炸死你谁负责?”
王滴说:“假弹没压力,真弹有压力,说不定一投就投过了。”
我说:“一投就投过了?你两投也投不过。我和班长商量,你手榴弹投不投,先给班里写份检查,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动机,为什么不好好练投弹?往深里挖一挖!”
王滴一下把胳膊肘捋了出来:“我怎么不努力,看这胳膊练的!”又带着哭腔说:“班副,你们这不是存心整人吗?”
我正色道:“什么叫整人?你这思想又不对了!你自己工作不努力,让你反省,是对你的爱护,怎么叫整人!难道你投弹不及格,还得大张旗鼓表扬你么?”
王滴这时哭了,哭得挺熊,一把鼻涕一把泪:“班副,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给我提,用不着这么背地给我穿小鞋。当初咱可是一个闷子车拉过来的!班副,我不就说话随便点,可没犯过大原则!”
我说:“你犯不犯原则,我不知道。排长和班长让我找你,我就找你,别的我也不敢多说,省得叫人到连部去汇报,说不定把我也退回去!”
王滴这时不哭了,半天看我,忽然从地上跳起来,又像蛤蟆一样伏到我脸前: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怀疑,‘老肥’退回去和我有关系?”
我说:“我可没说和你有关系。再说,向连里报告情况,也是积极表现。”
他猛地从地上跳起来,涨红着脸,指着我说:“好,好,你们竟怀疑上我!你们怀疑吧,你们怀疑吧!班副,我算和你白认识了!既然这样,你让我投弹,我还不一定投呢!”说完,一溜烟跑了。
我怔在那里。回到宿舍,把情况向李上进汇报,说:“班长,说不定向连里汇报不是他?”
李上进摸着下巴说:“不是他,可又是谁呢?班里就这么几个人,掰指头算一算,也找不出别人。”
我掰指头算了算,是找不出别人。
李上进拍一下巴掌说:“这事就这样决定了,别听他贼喊捉贼,这人品质一贯不好,汇报必是他无疑!”
这事就这样决定了。这时李上进又说:“班副,还有个事得商量商量。”
我说:“什么事?”
他说:“据你看,临到训练结束,组织上能发展我吗?”
事情的头绪可真多。我叹了一口气,说:“班长,这事你不用再操心了,那天你给副连长搓背时,他不说的挺明确?”
他点点头,又说:“我就怕‘老肥’的问题一出现,对我有影响。”
我说:“‘老肥’的问题是‘老肥’,再说已经把人家退回去了,怎么还会影响别人?”
他点点头,又说:“现在关键是看我了,得想法把班里的工作搞上去。”说到这里,一下从铺板上跃起,“班副,我看还是让王滴投实弹吧。”
我吃了一惊,问:“你不是决定不让他投吗?”
李上进说:“要不让他投,他无非得个零分;可他一得零分,班里的工作也受影响啊!班里出了个零蛋,连里不追查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他投不过三十米,出了危险怎么办?”
李上进说:“实弹比教练弹轻几两,要万一投过呢?”
我说:“那就让他试试?”
李上进说:“还是试试吧,轮到他投弹时,让别的战士撤下来。”
我又去找王滴,告诉他可以投实弹。但宿舍内外,横竖找不见他。我猜想他又犯思想问题,躲到什么地方哭去了。我信步走到训练场的沙丘后寻找,也不见他。
我心想:批评他两句就闹情绪,还跑得到处找不见,真不像话。接着就往回走。这时我忽然发现,远处的旷野上,有一黑默默的影子,在那里跑。借着月牙的光亮打量,身影有些像王滴。我过去,叫了一声“王滴”,那身影也不答。但我看清,确是王滴:原来正一个人跑来跑去,在练手榴弹。我忽然有些感动,说:“王滴,别练了,深更半夜的。”
王滴不答,仍在那里投。
我上前拉住他,说:“王滴,别练了,班长说了,让你投实弹。”
这时我发现,王滴浑身湿漉漉的,胳膊肿得像发面窝窝。他赌气似的,甩开我的胳膊,仍投。弹投完,忽然伏到地上哭,哭得挺伤心:
“班副,要知道这样,我就不当兵了。”
我心里也不好受,说:“王滴,班里并没有存心整你。”
投实弹了。靶场背靠一个山坡。把弦套在小拇指上,顺山坡跑几步,“呼”地一下投出去,弦还在小拇指上,山间便“咣”地一声响了。这时要赶紧卧倒,不然弹片飞到身上不是玩的。成绩测定的办法是:三十米算及格,三十五米算良好,一过四十米,就算优秀了。
第一个投弹者是李上进。他是老兵,只是作示范,不计成绩。李上进不负重望,一投投了好远。响过以后,大家都鼓掌拍巴掌。李上进甩着胳膊说:
“好久不练这个了。过去我当新兵时,一投投了五十米。”
这时“元首”上前一步说:“我争取向班长学习,一投也投五十米!”
第二个投弹者是我,一投投了三十八米。大家挺遗憾,“再稍使一点劲儿,就优秀了。”
李上进说:“不碍不碍,大家只要赶上班副,就算不错了!”因为连里评定班集体成绩的标准是:只要大家全是良好,集体成绩就是优秀。大家说:
“不就是三十五米吗?投着看吧。”
接着又投了两个战士,一个良好,一个优秀,大家又鼓掌。
下一个轮到王滴。李上进问:
“王滴,你紧张吗?紧张就歇会儿再投。”
王滴没答话,立时就把手榴弹的保险盖拧掉了,把弦线往手指头上套。吓得李上进忙往后退:
“王滴,马虎不得!”
王滴仍没答话,向前跑着就扔,唬得众人忙伏到地上,纷纷说:“娘啊,他是不要命了!”
听得“咣”地一声。大家爬起身,见王滴也趴在前面地上。大家悄悄问:“王滴,没事吧?”
王滴没答话,只是从地上爬起来去拿米尺。用米尺一量,乖乖,三十六米。大家都很高兴。李上进上去打了王滴一拳:
“王滴,有你的!没想到你适合投实弹!”
王滴脸上也没露喜色,只是说:
“就这,还差点不让投呢!”
说完,掉屁股走了。
李上进还沉浸在喜悦之中,连连告诉我:“我就担心王滴,没想到他投了个良好!这下班里肯定是优秀了!”
接下去又投了几个战士,都是“良好”以上,李上进高兴得手舞足蹈,掏出一包烟,请大家抽。最后只剩下“元首”。“元首”在训练中是投得最远的,大家都盼他投出个特等成绩。“元首”也胸有成竹,连连咳嗽两声说:“争取五十米开外吧!”
吸完李上进的烟,“元首”上阵了。大家都要看他的表演,纷纷从掩体中探出头。“元首”不慌不忙地拧开手榴弹,将弦线掏出来,这时突然问:
“班长,是把绳套在大拇指头上吗?”
李上进在掩体中答:“是套在小拇指头上。”
“元首”这时出现了慌乱:“怎么我的弦比别人的短,不会炸着我吧?”
李上进说:“你投吧,弹是一样的。”
大家纷纷笑了:“原来‘元首’是投得了假的投不了真的。”
在大家的笑声中,“元首”向前跑去。跑了几步,胳膊一投,同时听见他叫:
“不好,我的弦太短,听见了‘咝咝’声!”
同时见他胳膊一软,但弹也出去了。不好!手榴弹没投远,只投了十几米,眼看在“元首”面前冒烟。“元首”也傻了,看着那手榴弹冒烟。李上进“呼”从掩体中窜出,边叫:“你给我卧倒!”边一下扑到“元首”身上,两人倒在地上。在这同时,手榴弹“咣”地一声响了。响过以后,全班人纷纷上去,喊:“班长,‘元首’,炸着没有哇?”
这时李上进从地上滚起来,边向外吐土,边瞪“元首”:
“你想让炸死你呀?”
“元首”从地上坐起来,傻了,愣愣地看着前边自己手榴弹炸的坑。看了半天,哭了:
“班长,我的弦比别人短!”
李上进说:“胡说八道,军工厂专门给你制造个短的吗?”
成绩测定,“元首”投了十五米。
大家纷纷叹息,说白可惜了平日功夫。“元首”滚到地上不起来,“呜呜”地哭:
“班长,我可不是故意的!平时训练你都看到了。”
李上进这时垂头丧气,连连挥手:“算了,算了,你别说了。谁知道你连王滴都不如,一来真的就慌。”
“元首”听到这话,更是大哭。
实弹投掷就这样以不愉快的结尾结束了。大家排着队向营房走,谁都不说话,显得没情没绪。回到宿舍,倒见王滴喜孜孜的,哼着小曲,提杆大枪往外走,说要去练习瞄准,准备下边的实弹射击。
这一夜里,“元首”明显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戴着两只黑眼圈,在厕所门口堵住我:
“班副,不会因为投手榴弹取消我的‘骨干’吧?”
我安慰他:“‘元首’,别想那么多,赶紧准备下边的射击吧,不会撤销你的‘骨干’。”
他点点头:“可会不会影响我的分配呢?”
这我就答不上来了。说:“这我不知道,不敢胡说。”
“元首”一包眼泪:“班副,我对不起你和班长,身为‘骨干’,投弹投了十五米!”
我又安慰他:“‘元首’,千万不要思想负担过重。如果影响了下边的射击,不就更不好了?”
他点点头,又抹了一把眼泪,果断地说:“班副,你看着吧,我原守不是一般的软蛋,哪里跌倒我哪里爬起!”
我说:“这就对了,我相信你‘元首’。”
瞄准练习中,“元首”很刻苦,一趴一晌不休息。别人休息,他仍在那里趴着,托枪练习。
射击开始了。射击分二百米、一百五十米、一百米,分别是趴着打、跪着打和立着打;六十环算及格,七十环算良好,八十环以上优秀。李上进作了示范以后,先上来三个战士。不错,都打了七十多环。就是一个战士拉枪栓时给卡了手,在那里流血。李上进一边用手巾给他包扎,一边说:
“打的不错,打的不错,回去好好休息。”
又上来三个,其中有王滴。打下来,除了一个战士是及格,王滴和另一个是良好。王滴小子傻福气,刚刚七十环,其中一环还是擦边儿的。李上进虽然遗憾有一个及格,但鉴于上次手榴弹的教训,说:
“及格也不错,及格总比不及格强!”
这时王滴倒挎着大枪,从口袋摸出一包香烟,叼出一支,也不让人,自己大口大口吸起来。吸了半天,突然蹲到地上小声“呜呜”哭起来。大家吓了一跳。
我说:“行了王滴。”
李上进说:“不要哭,王滴,知道你打的不错。”
又上来三个战士,其中有“元首”。我和李上进都有些担心。我说:
“‘元首’,不要慌,枪机扳慢一点。”
李上进拿出大将风度:“‘元首’打吧。打好了是你的,打坏了是我的!”
“元首”点点头,对我们露出感激。但他嘴唇有些哆嗦,手也不住地抖动。我和李上进说:
“不要慌,停几分钟再打。”
这时在远处监靶的排长发了火:
“怎么还不打?在那里暖小鸡吗?”
三个人只好趴下,射击。射完,大家欢呼起来。“元首”打的不错,两个九环,一个十环。我和李上进都很激动:
“对,‘元首’,就这么打!”
“元首”嘴唇绷着,一脸严肃,也不答话。爬起来,提枪向前移了五十米,蹲着打。好,打的又不错,一个八环,一个七环,一个十环。我们又欢呼,拥着“元首”移到一百米。这时“元首”浑身是汗,突然说:“班长,眼有些发花。”
李上进说:“只剩三枪了,不要发花。”
“元首”又说:“班长,靶纸上那么多窟窿,我要打重了怎么办?”
李上进说:“放心打吧‘元首’,再是神枪手,也从没打重的。”
“元首”又说:“我觉得我这靶有点歪。准是打了六枪,打歪了。”
李上进有些不耐烦:“你怎么又犯了手榴弹毛病?”
这时排长举着小旗跑过来,批评“元首”:“怎么就你的屎尿多?我的手都举酸了!”
“元首”和其他两个战士又举起了枪。“啪”、“啪”、“啪”三枪过后,老天,“元首”竟有两枪“啁”“啁”地脱了靶。另有一枪中了,仅仅六环。李上进傻了,我也傻了。傻过来以后,李上进赶紧蹲到地上用树枝计算分数。三个姿势加在一起,刚刚五十九环,只差一环不够及格。李上进也不提“打坏了算我的”了,责备“元首”:“你哪怕再多打一环呢!”
“元首”也傻了,傻了半天,突然愣愣地说:
“我说眼有些发花,你不信。可不是发花!”
排长在一边不耐烦:“行了行了,早就知道你上不得台盘。扔手榴弹也是眼睛发花?”
“元首”咧咧嘴,想哭。排长狠狠瞪了他一眼,把他的哭憋回去了。只是喉咙一抽一抽的,提着枪,看前边那靶。
实弹考核结束了。班里形势不太好。由于“元首”手榴弹、打枪都不及格,班里总成绩也跟着不及格。李上进唉声叹气地,一个劲儿地说:
“完了,完了。”
我说:“咱们内务、队列还可以。”
李上进说:“只看其他班怎么样吧。”
又停了两天,连里全部考核完了。幸好,还有三个班也出现不及格。我和李上进都松了一口气。但算来算去,自己总是落后中的,心里顺畅不过来。
班里形势又发生一些变化。“元首”两次不及格,“骨干”的地位发生一些动摇。和过去看王滴一样,大家看他也不算一个人物了。他自己也垂头丧气的,出出进进,灰得像只小老鼠。虽然写了一份决心书,决心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但新兵连再有十几天就要结束了,还能爬到哪里去呢?王滴投弹、射击都搞得不错,又开始扬眉吐气起来,出出进进哼着小曲,说话又酸溜溜的,爱讽刺人。有时口气之大,连我和李上进都不放在眼里。我和李上进有些看不上这张狂样子,在一起商量:
“他虽然实弹考核搞得好,但品质总归恶劣!”
按说在这种情况下,“骨干”应该调整,把“元首”撤下来,让王滴当。但我和李上进找到排长:
“排长,再有十几天就结束了,‘骨干’就不要调整了吧?再说,王滴这人太看不起人,一当上‘骨干’,又要犯小资产阶级毛病。上次他给连长送笔记本,让群众有舆论,后来也常给排里工作抹黑……”
排长正趴在桌子上写信,写好一张看看,皱皱眉头,揉巴揉巴,撕撕,扔了。
这时把脸扭向我们:
“什么什么?你们说什么?”
我们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他皱着眉头思考一下,挥挥手说:“就这样吧。”
这样,班里的“骨干”就没有进行调整。“元首”观察几天,见自己的“骨干”
没被撤掉,又重新鼓起了精神,整天跑里跑外,扫地、打洗脸水、掏厕所、挖猪圈,十分卖力气;王滴观察几天,见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升上去,气焰有些收敛。
连里分配工作开始了。大家都紧张起来,整日提着心,不知会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方去。但提心也是白提心。直到一天上午,连队在操场集合,开始宣布分配名单。
大家排队站在那里,心“怦怦”乱跳,一个个翘着脖子,等待命运的判决。念名单之前,指导员先讲了一番话,接着念名单。名单念完,整个队伍“嗡嗡”地;但随着指导员抬起眼睛,皱起眉头盯了队伍一眼,队伍马上安静下来。
由于我们班实弹考核不及格,所以分得极差。有几个去烧锅炉的,有几个去看库房站岗的,还有几个分到战斗连队的。全班数王滴分得好,到军部当公务员。虽然当公务员无非是打水扫地,但那毕竟是军部啊!——“老肥”没有实现的愿望,竟让王滴给实现了。我们都有些忿忿不平,王滴虽然实弹考核成绩好,但他平时可是表现差的。散队以后,就有人找排长,问为什么王滴分得那么好,我们分得那么差?排长说:
“他够条件,你们不够条件。”
“为什么他够我们不够?”
“军部要一米七五的个子,咱们排,还就他够格!”
大家张张嘴,不再说什么。人生命运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测啊!
“元首”是导致全班分配的罪魁祸首。“元首”虽然整日努力工作,但大家还是难以原谅他。他自己也是全连分得最差的:到生产地去种菜。名单一宣布,“元首”当场就想抽泣。但他有苦无处诉,只好默默咽了。回到宿舍,全班就数王滴高兴,一边整理自己的行囊,一边又在那里指手画脚,告诉“元首”:
“其实种菜也不错,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元首”抬眼看王滴一眼,也不说话。我虽然分得不错,到教导队去受训,但全班这么多人分得不好,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看王滴那张狂样子,便有些看不上,戗了他一句:
“你到军部,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见军长,可以汇报个什么!”
王滴立即脸涨得通红,“你……”,用手指着我,两眼憋出泪,说不出话。
晚上连里放电影,大家排队去看。“元首”坐在铺头,不去排队。我说:“‘元首’,看电影了。”
“元首”看我一眼,如痴如傻,半天才说:“班副,我请个假。”说完,抽被子蒙到身上,躺到那里。
李上进把我拉出去说:“班副,注意‘元首’闹情绪,你不要看电影了,陪他谈谈心。”
队伍走后,我把“元首”从铺上拉起来,一块到戈壁滩上谈心。
已经是春天了。迎面吹来的风,已无寒意。难得见到的戈壁滩上的几粒小草,已经在挣扎着往上抽芽。
“元首”没情没绪,我也一时找不到话题,只是说:“‘元首’,人生的路长得很,不要因为一次两次挫折,就磨掉自己的意志。”
“元首”叹了一口气,说:“班副,我不担心别的,只是名声不太好听,应名当了兵,谁知在部队种菜。”
我说:“你不要听王滴胡说,他虽然分得好,但也无非是提水扫地,没啥了不起。再说,他这人品质不好,爱背后汇报人,说不定时间一长,就被人识破了。”
“元首”抬起眼睛看我,不说话。
我又安慰他:“你虽然分得差,但比起咱们的‘老肥’,也算不错了,他竟让给退了回去。提起‘老肥’,谁不恨王滴?”
这时“元首”突然拦腰抱住我,吓了我一跳,他带着哭腔说:
“班副,我给你说一句话,你不要恨我!”
“什么话?”
“汇报‘老肥’的不是王滴!”
我心里疑惑,问:“不是王滴是谁?”
“元首”愣愣地说:“是我!”
“啊?”我大吃一惊,一下从“元首”胳膊圈中跳出,愣愣地看他,“你?怎么会是你?你为什么汇报他?”
这时“元首”哭了,“呜呜”地哭:“当时‘老肥’一心一意想给军长开小车,我听他一说,也觉得这活儿不错,也想去给军长开小车。当时班里就我们俩是‘骨干’,我想如果他去不了,就一定是我。为了少个竞争对象,我就汇报了他……”
“啊?”我愣愣地看“元首”。
“元首”哭着说:“没想到现在得了报应,又让我去种菜。班副,我这几个月的‘骨干’是白当了!”
“你,你,”我用手指着他,“你这人太卑鄙了!”
“元首”开始蹲在地上大哭。
哭后,我们两个谁都不再说话。
远处营房有了熙攘的人声。电影散了。我说:
“咱们回去吧。”
这时“元首”胆怯地说:“班副,你可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信得过你,才给你说。”
我瞪了他一眼:“如果你能去给军长开小车,你就谁都不告诉了?”
“元首”又呜呜地哭,说:“要不我这心里特别难受……”
我说:“你难受会儿吧,省得以后再汇报人。这么说,我们还真错怪王滴了!
王滴这人原来真不错!”说完,扔下他一个人走了。
“元首”在黑暗中绝望地喊:“班副……”
七
再有五六天新兵连就要结束了。又是一个星期天,大家一块到大点去买东西。
大点是部队一个集镇,有几个服务社,一个饭馆,几棵柳树。周围却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大家在那里买了许多笔记本,相互赠送,算是集结三个月的纪念。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上各自要说的话。各自的话,其实都差不多。“愿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祝进步”,“与×××共勉”等等。班里的人相互送遍了。“元首”这两天情绪低落,出来进去低着头,可能背地哭过,两只眼看上去像两只熟透的大桃。
但他送笔记本并不落后,买了一大叠,每人送了一本。送我的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写道:“人生的道路不是长安街,与班副共勉”。我看了这话,明白他的意思。从大点回来,与他并排走。走了半天,他突然说:
“班副,我马上要去种菜了。”
我忽然有些难受,说:“‘元首’,到那来封信。”
他长出一口气,又说:“班副,我还得求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你说吧。”
他说:“那件事,就不要扩大范围了。要传出去,我就没法活了。”
我点点头,看他,说:“放心。”
停了一停,他又说:“我不准备送本给王滴。”
我说:“送谁不送谁,是你的自由。再说,他不也不送本给人吗?”
王滴从大点回来,手是空的。他没买一个笔记本,只是口袋里装了半斤奶糖,在那里一个一个往嘴里扔,嚼吃。大家说,王滴这人可真怪,原来不该“共勉”的时候,他与连长“共勉”;现在该“共勉”了,他又一个也不“共勉”。大概是分到了军部,看不上大家了。没想到王滴听到这话,一口痰连糖吐出来,说:“‘共勉’个屎!三个月下来,一个个跟仇人似的,还‘共勉’!”
说完,撒丫子向前跑了。
大家一怔,都好长时间不再说话。
晚上,大家开始在宿舍打点行装。该洗唰的开始洗涮。这时李上进出出进进,情绪有些急躁,抓耳挠腮。我知道他又为入党的事。现在新兵连马上要结束了,他还没有一点消息。等到宿舍没人,他来回走动几圈,突然拉着我的手说:
“班副,你看看,眼看就要结束了,怎么还没有一点消息?”
我说:“是呀,该啦!怎么还没有消息?”
他说:“副连长不会骗我吧?”
我想了想说:“身为副连长,说话肯定会负责任的。”
他叹了一口气:“这可让人心焦死了。”
第二天上午,我领人出去打扫环境卫生。扫完,回宿舍,见李上进一人在铺上躺着,两眼瞪着天花板,也不说话。我知道他又为没消息犯愁,便说:
“班长,该准备吃饭了。”
没想到他猛地蹿起来,拉着我的手,咧开黑红的大嘴笑,叫道:“班副,有了,有了!”
我问:“什么有了?”
他说:“那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为他高兴,说:“让你填表了?”
他不以为然地看我一眼:“你可真是,这点知识都不懂,那也得组织先找谈话呀!刚才连部通讯员通知我,说午饭后指导员找我谈话。你想,不就是这事么?要是不让入,还会找你谈话?”
我说:“可不!”
他又拉我到门后,翻开巴掌,说:
“你再看看,你再看看,看看怎么样!”
手掌中又露出他对象的照片。
我只好又看了看胖姑娘,说:“不错呀班长。”
他长出一口气,又“砰”地打了我一拳,说:“一个月没给她写信了。”
我说:“现在你就大胆放心写吧!”
他说:“晚上再写,晚上再写。”
中午,李上进饭吃得飞快。吃完,抹了一把嘴,又对着小圆镜正了正军装,对我不好意思地一笑,一溜小跑到连部去了。去了有二十分钟,我们正在午休,他蹑手蹑脚回来了。我欠起身问:
“这么快班长?”
他摇摇手,不说话,爬到自己铺位上,不再动弹。我以为事情已经谈妥了,他在高兴之中,在聚精会神构思晚上如何给对象写信,没想到突然从他铺位上传来“呜呜”的哭声。把我们一屋吓了一跳。
我急忙到他铺位上摇他:“你怎么了班长?”
他开始嚎啕大哭。
一班人都聚集到他身旁,说:“你怎么了班长?”
李上进也不顾影响,也不顾人多,大声喊:“我X指导员他妈!”
我们吓了一跳,问:“到底是怎么了?”
李上进边哭边说:“班副,你说这像话吗?”
我说:“怎么不像话?”
“副连长明明说好的,让我入党,可指导员找我谈话,不让我入了……”
我吃了一惊:“他说不让入了?”
“说不让入还不算,还通知我下一批复员。你说,这样光着身子,让我怎么回家!”
我倒抽一口冷气:“哎呀,这可没想到。”
他又放声嚎哭起来。
连里集合号响了,班里人都提枪出去集合,宿舍里就剩我们俩。这时李上进也不哭了,蹲在铺头不动。我陪在一旁叹气。他埋着头问:
“班副,你说,我来到班里表现怎么样?”
我说:“不错呀。”
“跟同志们团结怎么样?”
“不错呀。”
“说没说过出格的话。办没办过出格的事?”
“没有呀!”
“班里工作搞得怎么样?”
“除了投弹射击,别的不比人差!”
“那指导员怎么这么处理我?”
我摇摇头:“真猜不透。”
他咬咬牙说:“指导员必定跟我有仇!”接着站起来,开始在地上来回转。转了半天,开始两眼发直。
我劝他:“班长,你想开些。”
李上进不说话,只在那里转。突然蹲到地上,双乎抱头,“这样光身子,我是宁死不回家。”接着又站起,对着窗户喊:“我X指导员他妈!”
我急忙把他从窗户口拉回来:“让人听见!”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听见又怎么样?反正我不想活了!”
到了晚上,李上进情绪才平静下来。到了吹熄灯号,大家围着劝他,他反倒劝大家:
“都赶紧睡吧。”
大家都为他心里不好受,默默散去睡了。连王滴也露出一脸的同情,叹口气去睡。脱了裤子,又爬到李上进的铺头,说:
“班长,我这还有一把糖,你吃吧。”
把一把他吃剩的奶糖,塞到李上进手里。
熄了灯。大家再没有话。都默默盯着天花板,睡不着。这是当兵以来让人最难受的一夜。连“老肥”退回去那天晚上,也没有这么难受。不时有人出去解手,都是蹑手蹑脚的。翻来覆去到下半夜,大家才朦胧入睡。这时外边“砰”地响了一枪,把大家惊醒。夜里头,枪声清脆嘹亮。大家被吓了一跳。爬起来纷纷乱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接着外边响起“嘟嘟”的紧急集合哨子。大家顾不上穿衣服,一窝蜂拥了出来,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时有人说是有了特务,有人说是哨兵走了火。正一团混乱,连长提着手枪喘喘跑来,让大家安静,说是有人向指导员打黑枪。大家“嗡”地一声炸了窝。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时副连长又提着枪跑过来,说指导员看见了,那身影像李上进;又说指导员伤势不重,只伤了胳膊;又说让大家赶紧集合,实枪荷弹去抓李上进,防止他叛逃。我们这里离国境线只几百公里。
大家又“嗡”地炸了窝。赶紧站队,上子弹,兵分几路,跑着去捉李上进。因李上进是我们班的,大家都看我们。我们班的人都低着头。我也跟在队伍中跑,心里乱如麻。看到排长也提着枪在前边喘喘地跑,便凑上去问:
“这是怎么回事呀,排长?”
排长抹一把汗,摇头叹息道:“这都是经受不住考验呀,没想到,他开枪叛逃了!”
我说:“这肯定跟入党有关系!”
排长叹息:“他哪里知道,其实支部已经研究了,马上发展他。”
我急着问:“那为什么找他谈话,说让他复员?”
排长又摇头:“这还不是对他的考验?上次没有发展他,指导员说他神色不对,就想出这么个点子。没想到一考验就考验出来了!”
我脑袋“嗡”地响了一下。
排长说:“他就没想一想,这明显是考验,新兵连哪里有权复员人呢?”
我脑袋又“嗡”地响了一下。心里边流泪边喊:
“班长,你太亏了!”
队伍跑了有十公里,开始拉散兵线。副连长用脚步量着,十米一个,持枪卧倒,趴在冰凉的地上潜伏,等待捉拿李上进。副指导员又宣布纪律,不准说话,不准咳嗽,尽量捉活的,但如果他真要不听警告,或持枪顽抗,就开枪消灭他。接着散兵线上响起“哗啦”“哗啦”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左边的战士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右边的战士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但我心里祷告:“班长,你就是逃,也千万别朝这个方向逃,这里有散兵线。”
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散兵线上一个个哨位,已经看的清清楚楚。李上进没有来。副连长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回营房吃饭。吃了饭,又让大家到各处去搜。我们班的任务,是搜查戈壁滩上的一棵棵骆驼刺草丘。我领着大伙搜。我没有话,大伙也没有话,连王滴都没有话,只是说:
“不管搜出搜不出,都是一个悲剧。”
我瞪了他一眼,不再说话。
这样搜了一天,没有搜出李上进。
夜里又撒散兵线。
三天过去了。李上进还没捉拿到。
这时军里都知道了。发出命令:再用三天时间,务必捉到叛逃者,不然追查团里营里连里的责任。团里营里连里都吓傻了。指导员托着受伤的胳膊,也加入了搜查的行列。
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搜到。
夜里连部灯火通明。
最后一天,李上进捉到了。不过不是搜到的,是他自己举手投降的。原来他藏匿的地点并不远,就在河边的一个草堆里。他从草堆里钻出,向人们举手投降。叛逃者被捉住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也来了劲头。李上进已变得面黄肌瘦,浑身草秸,军服被扯得一条一条的。领章帽徽还戴着,不过一捉到就让人扯掉了。精疲力尽的李上进,立即被带到连部审问。
副连长问:“你为什么向指导员开枪?”
李上进:“他跟我有仇。”
“他怎么跟你有仇?”
“他不让我入党。”
沉默。
“不让入党就开枪?”
李上进委屈地“呜呜”哭了:“副连长,我给你搓背时,你明明说让我入,指导员却不让我入,这不是跟我有仇吗?”
副连长红了脸,“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李上进,你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了,过了界限了!你向指导员开了枪!你开枪以后不是要叛逃吗?怎么不逃了?”
李上进说:“我不是想叛逃,我是想跑到河边自杀!”
“噢——”副连长吃了一惊,看李上进半天,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自杀?”
李上进:“我想着家里……还有一个老爹。”
沉默。
连部审问李上进,这边连里召开大会,要大家深入批判他。连长站在队伍前讲:
“这和林彪有什么区别?林彪谋害毛主席,他谋害指导员;林彪要叛逃,他也要叛逃……”
会后,李上进被押到猪圈旁一间小屋里。连里派我和“元首”持枪看守。猪圈旁,是我们以前一起做好事的地方。到了小屋前,李上进看我们一眼,叹息一声,低头不说话,进了小屋。看他那浑身散架、垂头丧气的样子,真由一个班长,变成一个囚犯了。围观的人散去,剩我们三个人,这时李上进说:
“班副,快给我弄点吃的吧,饿了五六天了。”
我想起刚来部队,晚上站岗,到锅炉房吃他烤包子的事。我把“元首”叫到一旁,说:
“‘元首’,我是不顾纪律了,我去给他弄点吃的,你要想汇报,你就去汇报。”
这时“元首”脸涨得通红,“啪”地一声把步枪上的刺刀卸下来,递给我:
“班副,我要再犯那毛病,你用它捅了我!”
我点点头,说:“好,‘元首’,我相信你!”
留下“元首”一人看守,我到连队厨房偷了一盆剩面条,悄悄带了回来。李上进见了食物,不顾死活,双手抓着乱吃,弄得满头满脸;最后还给噎着了,脖子一伸一伸的,忙用双拳去捶。看他那狼狈样子,我和“元首”都禁不住流泪。
夜里,李上进在屋里墙上倚着,我和“元首”在外边坐着。这时我说:
“班长,你不该这样呀!”
但我朝里看,他已经倚在墙上睡着了。
“元首”喊:“班长,你醒醒!”
但怎么也喊不醒。
我们俩都开始流泪。
这时“元首”说:“班副,我有一个主意。”
我问:“什么主意?”
他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大吃一惊,急忙看了看四周,又上前捂住他的嘴:“小声点。”
他小声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说:“放了怎么办?”
他眨巴眼:“让他逃呀!”
我叹息一声:“往哪里逃呀,还真能越过边境线不成?”
“元首”不说话了,开始嘬牙叹气。
这时我说:“‘元首’,你是一个好兄弟。”
一夜在李上进的酣睡中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师里来了一个军用囚车,提李上进。李上进还迷离马虎的,就被提溜上了囚车。临走,也没扭头看看我和“元首”。
囚车“呜呜”地开跑了。
我和“元首”还站在囚李上进的小屋前,愣着。
突然,“元首”喊:“班副,你看那是什么?”
我顺着“元首”的手指看,小屋地上有一片纸。我和“元首”进屋捡起一看,原来是李上进对象的照片。
照片上的姑娘很胖,绑着一对大缆绳般的粗辫子,在对我们笑。
八
过了有三天,上边传来消息,说李上进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消息传来,并没有在连里引起什么轰动。因为三天时间,李上进已经被连里批臭了。任务布置下来,个个发言,人人过关,像当时批林彪一样认真。林彪能被批臭,李上进也被批臭了。
在批李上进的过程中,大家又起了私心。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最后分配,大家批得都挺认真。李上进出自我们班,我们班成了重灾区,指导员、连长都来参加我们的批判会。大家一开始还挤牙膏,后来索性墙倒众人推,把他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缺点往一块一集合,一下堆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好像谁批得越多,谁就越不认识李上进似的。王滴原来也挺同情李上进,说他是“悲剧”,现在为了不影响自己分到军部,第一个发言,而且挺有深度:说李上进叛逃有思想基础,几年之前就带刺刀回家,受过处分。说得连长指导员直点头。发言一开始,下边就有人接了茬。中间休息时,连“元首”也动摇了,找到我,涨红着脸说:
“班副,我也要批判了。”
我看他一眼:“你批吧,我不让你批了?”
他脸越发红:“大家都批了,就我不批,多不好,总得做做样子。”
接着开会,“元首”便批了。说是做做样子,谁知批得也挺深刻,说李上进思想腐化,平时手里老是捏着个女人照片;把他关起来,还看了一夜。连长指导员都支起耳朵。我听不下去,便插话:
“那是他对象的照片。”
指导员说:“要是他对象的照片,还是可以看看的。”
我说:“现在保准不看了,一坐监,对象还不吹了?”
大家“哄”地笑了。笑后,都又觉得心里不好受,一时批判停下了。
中午吃饭,“元首”又找我:
“班副,我不该批判吧?”
我十分气恼:“‘元首’,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说你不该批了?你这么说话,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班副!”“元首”又双手掩着脸哭了。
批过李上进,大家都洗清了自己,分配也没受大影响。该去军部的去军部,该去菜地的去菜地。终于,大家吃过一顿红烧肉之后,开始陆续离开新兵连,到各自分配的连队去。
第一个离开新兵连的是王滴。他可真威风,军部来接他了。来的是一辆小吉普。
班里有几个人坐过小吉普?大家都去看他上车。他一一与大家握手,倒没露出得意之色。只是说:“有时间到军部来玩。”
排长本来在宿舍写信,揉巴揉巴撕了两张,也跑出来送王滴。王滴对他倒有些带搭不理,最后一个才与他握手,说:“排长,在这三个月,没少给你添麻烦。自己不争气,把个‘骨干’也给闹掉了。以后排长到大点去,有时间也来军部玩吧!”
把排长闹了个大红脸。
吉普车发动了,王滴又来到我面前,说:
“班副,我走了。”
我说:“再见王滴。”
这时王滴把我拉到一边,突然两眼红了:
“班副,你知道让我干什么去?”
我说:“不是当公务员吗?”
“说是让我到军部当公务员,今天司机才告诉我,原来军长他爹瘫痪了,让我去给他端屎端尿!”王滴说着涌出两包泪。
我也吃了一惊,说:“哎呀,这可想不到。”
他叹息一声:“我以前说话不注意,你可得原谅我。”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王滴!”
他说:“俺奶在家里病床上躺了三年,我还没尽一点孝心!”
我说:“不管怎么说,到那得好好干。”
他点点头,叹息一声:“这话就对你说了,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不然又让人笑话了。”
我使劲点点头。
车把王滴载走了。车屁股甩下一溜烟。
第二个来接人的,是生产地的指导员,来接“元首”。指导员是个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说话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来十分沮丧。没想到菜地指导员一来,给他带来了喜讯: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还算好的——在新兵连当过“骨干”,于是瘸子里拔将军,还没去菜地,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班副。这真是因祸得福,“元首”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给他的指导员让烟,围着问这问那。指导员叼着烟说:
“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的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是打水的时候,他的羊羔疯又犯了。
排长抖着信说:“他羊羔疯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决不是羊羔疯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
“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又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1987.9.北京十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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