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敢面对记者，甚至把记者看作“麻烦的制造者”，面对媒体的采访、询问、质疑，往往不知所措，甚至缄口不言。一些部门在接待媒体和服务记者时，不知道记者需要什么，把握不准新闻“卖点”，提供的服务既不适合记者的口味，也不符合组织采访的初衷，效果适得其反。遇到敏感问题缺乏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一躲、二查、三封堵”，碰见记者采访就推诿、扯皮，结果放弃了话语权，甚至造成了负面影响。不敢见媒体，见了媒体不敢说，张了口不知道该说什么，成为很多领导干部的“怪症”。一些领导干部出现“怪症”的原因在于：

        第一，认为与媒体打交道耽误时间。毋庸置疑，但凡领导干部，除专门负责与媒体打交道的领导干部外，如果经常要专门腾出大量时间用于应对媒体，势必会影响其日常工作的开展。

        第二，认为自己的政绩与媒体关系不大。有些领导干部坚信：毕竟政绩最终是要靠成绩单来说话的，在踏实做事、多出成绩和分心费神与媒体“陪聊”之间，孰轻孰重，他们心中自有判断。

        第三，担心自己被媒体关注“过多”。有些领导干部担心媒体对己关注过多，易使自己滋生浮躁、盲目自大，遂不能沉下心来冷静地审视自身短处，不能进行理性的思维和作出正确的决策。

        第四，自己与媒体交流的能力有待提高。有些领导干部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并且不擅辞令，个别人甚至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与媒体交流，无异于“鸡同鸭讲”，沟通都有障碍；或者，他们对于同媒体打交道缺乏经验和技巧、对于媒体传播缺乏系统了解、对于“新闻棒杀”的局面自感难以掌控……在上述情况下，与其公开“出丑”，不如退而藏拙，倒还能避免形象受损。

        向公民及时公开信息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由于过去存在怕暴露“阴暗面”的落后观念长期束缚人们的思想，一些领导干部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工作中的问题、失误甚至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掩盖，于是，一些领导干部平时“躲”着媒体，“一不小心”见了媒体，干脆来个“无可奉告”，然后“三十六计走为上”。

        资料链接 “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2008年4月28日，过去施行货币政策常“出其不意”的中国央行公开表示，未来央行政务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这是在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央行相关负责人首次就此表态。

        由于央行拥有大量备受关注的经济金融信息，如何区分“可公布信息”和“不能公布的信息”，成为外界关注重点。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组长王鸿章表示，需要社会周知的信息将在央行网站上主动进行公开，主要包括有：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与职责、有关经济金融政策法规、有关行政许可事项、有关经济金融统计报告、人民银行政务公开规定、货币政策、金融稳定、金融服务等相关信息。同时，对社会普遍关心的金融信息和政策，及时通过网站、新闻媒体等进行发布。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无可奉告”应该尽量少说，原因在于：

        第一，“无可奉告”这个词在中文上所表达的意思，与英文的翻译似乎并不完全重合。在中文表达上显得更生硬、冷淡一些，有时，似乎还有“不屑一顾”的意思，显得对提问人有点不恭敬。

        第二，从加强宣传的角度，多提供信息、多宣传也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领导干部如果经常对什么事情不知道，或没有把握、拿不准，以“无可奉告”一推了事，很有可能会被认为其对业务不精通，甚至渎职。

        第三，“无可奉告”这个词本身有特殊含意，有时可理解为默认，暗含“我知道，但我不说”之意。以为说“无可奉告”，就是没有表态，这是错误的。据一项研究表明，65％的人在听到这一词时会认为你实际上已经默认。

        第四，在危机和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涉及危机或事件本身的问题，不能使用“无可奉告”这个词。处于危机中的公众对信息无限渴望，说“无可奉告”，会给人一种冷漠无情和不合作的印象，易丧失公众信任。

        美国著名社论作家、记者杰克·海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如果记者找到你的头上那就很可能是这样），那你就不要指望通过不予合作的办法来隐瞒事实。出于自尊心，大多数记者会日夜工作，就是要把新闻挖出来——即使是从你的尸体上爬过去也在所不惜。”遇上了穷追不舍的记者，领导干部或者新闻发言人的“无可奉告”将失去所有抵挡效用。因此，应对记者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们坦诚沟通，如果确实是自己不知道的，也应该帮助他们联系到有关知情单位。

        1987年参议员戈尔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主持人问起了他吸食大麻的问题。在众目睽睽之下，戈尔尴尬地沉默了很久。事后，戈尔采取了一个补救办法：和他的助手字斟句酌地拟定了一个讲话稿，发出了自己理性的声音，“如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的生活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六十年代是一个变革时期，是一个国家成长、成熟、走出冷战、尽力解决越战问题和找回自己的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但是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个人，这些经历使我们更加强大。”戈尔发表了这个简短的讲话后，有人认为他会为此断送前程，但很快地，一个参议员和一个众议员也先后承认自己曾经吸食过大麻，舆论释然了，戈尔也获得了成功。

        以前，对媒体提问三缄其口或打定主意不让人听懂自己的话、顾左右而言其他，是西方政要应对记者的常规武器，是公众人物特别是政界要人或者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与记者们长期博弈中发明的一件政治技术产品。究其因，新闻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是一种信息输出活动；而宣传的主要功能是传播观点，是一种观念输出活动。政界要人或代表政府立场的新闻发言人召集媒体，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他们来输出某种观念，而媒体却希望能够充分披露信息。此，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出于种种目的，公众人物或新闻发言人有时迫不得已就频频用“无可奉告”来应对各路记者。

        当然，过多使用“无可奉告”显然是与“增加透明度，加大信息量”原则相违背的，但也不是绝对不能用。主要看在什么场合，看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无可奉告”，就是对问题“不予评论”、“没什么要评论的”、“没有什么要说的”之意。“无可奉告”这个词虽然现在许多部门发言人或领导干部都很少使用或已不用，但“不予评论”、“没什么要评论的”、“没有什么要说的”之类的表态却是新闻发言人常用的语言，不仅是中国新闻发言人也是外国新闻发言人常用的语言。此外，记者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样的记者都有，所以什么问题都可能会被问到。记者既会问一些正面的寻求信息的问题，也可能会问一些无聊和隐私的问题，或者完全就是想刁难一下被提问者。在这种情况下，用“无可奉告”应该说是正常的，并且也丝毫不违背“增加透明度，加大信息量”的原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增加透明度，加大信息量”。

        现在国内有些地方规定面对媒体时不准说“无可奉告”，出发点是好的，是想对各级领导干部起到一种督促作用，但有点绝对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承认问题、缺点乃至错误，接受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其实无损我们取得的成就，无损我们的根本制度，相反，只会促进我们工作的不断改进和事业的不断发展。事情既然已经发生，问题既然已经出现，政府及领导干部不妨及时准确地通过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告别“无可奉告”，勇敢地“说”出来，这对于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对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改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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