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没有奸商？当然有。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坏人，商人自不例外。在商言商，商人做买卖就是要挣钱，商人言利，理所当然。在一个儒家学说盛行多年的国度，言利之人被人看不起，在情理之中。况且，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一度甚至被打入贱民行列。所以，用“奸商”二字鄙夷一下商人，就成了时髦。

        每到物价飞涨时，人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其实在这种时候，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术坏了的商人在中间捣蛋，但物价飞涨的关键，还是因为短缺。一旦供应充足，没有商人有这个力量可以垄断商品，抬高物价，就算有商人联盟这样做，总会有不乐意加入的人破坏之。市场太大，没有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积多了，不仅货物本身积压资金，储存也是需要成本的，万一到最后还卖不出价来，就会赔得底掉。这样的教训很深刻，没有多少商人乐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在消费者眼里，物价飞涨给他们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同样的东西频繁地在商人手里涨价，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还能是哪个？不用说，凡是在这种时候，社会必定出现动荡，而统治者稳定秩序的法宝，就是找替罪羊。现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拿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咔嚓掉了，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马人心大快。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经济一团糟。糟的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不乘抗战胜利的东风搞建设，而是大肆接收所谓的敌产。敌产的确定，就大有问题。按中国人的经商习惯，当年留在沦陷区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得跟敌伪政权打点交道，不能说人家打了交道就是敌产。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唯道德主义的旗帜下，大多数沦陷区的产业都成了敌产。而接收者，实际上是经过抗战八年，已经变得相当腐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所以，接收变成了劫收，不仅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而且接收来的产业都变成了国家资产，国民党政府因此成立了诸多国字号的大公司，什么中棉、中糖、中蚕之类。这些公司跟所有国有企业一样，都经营不良，在那个特别的岁月，干脆就无法运作。所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经此一劫，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停工，经济实际上陷于瘫痪。

        瘫痪的经济，却要支撑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由于战后英美的剩余武器大量涌入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在短时间内翻了几番，一场突然到来的现代化战争，使得国共内战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内战，其耗费也是空前的。显然，残破的中国经济根本支撑不了这样的战争，所以战争一开始，国统区立马物价飞涨。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百姓连米都买不起了，民怨沸腾，工潮和学潮，都闹起来了。

        当然，买不起米的市民，愤怒的目标首先是米商，这些人被骂为“米蛀虫”。而国民党政府安抚民心的招法，也是打击米商。当时，上海米业公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杜老板在上海威名赫赫，无事摆不平，米业找万墨林做理事长，其实不是因为他米业做得大，仅仅是想借杜老板的名头，拉不来杜老板，拉一个管家也好。没想到这么一来，却给万墨林招来了无妄之灾。当时上海负责治安的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背后的靠山是蒋经国，对于采用“列宁主义铁腕”治理国家情有独钟。整顿秩序，平息民怨，他要拿万墨林开刀。事实上，选择一个具有黑社会背景的所谓的米业老大，拿来杀鸡儆猴，制造舆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结果，万墨林被抓，关进了警备司令部。宣铁吾公开宣布，万墨林具有黑恶势力的背景，囤积居奇，操纵米价，要以军法严惩。好在杜月笙毕竟在上海树大根深，基础雄厚，任凭这样，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万墨林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捞了出来。在万墨林锒铛入狱期间，上海的米价依旧狂涨，如果政府限价，那么米店就空空如也。为了应付局面，政府只能加速通货膨胀。结果，一个政府雇的清洁工的工资要用麻袋装，领了工资，马上跑步进米店，晚了一步，米价就又是一个样了。

        到了1948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规模，经济已经崩溃。原因大家都知道，就因为内战。内战耗尽了国内的真金白银，拉得通货膨胀直线上升，物价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体现，这个大格局，绝非什么奸商可以操控得了的。但是，国民党政府此时即使有心停战，也力有未逮，想要稳定局势，遏制经济崩溃，还是乞灵于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组合拳，于是开始了金圆券的货币改革。

        在内战不能停止的情况下，实现把法币换成金圆券的改革，原本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博。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即黄金储备和硬通货。但是，显然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原来的家底都耗于内战了。但是，金圆券却气魄很大，可以直接兑换黄金和硬通货，政府也就真的强行用金圆券来购买民众手里的黄金白银和硬通货。幻想通过这样的掠夺，让自己的新货币坚挺起来。然而，这样牛气的新货币，一出笼实际上就是膨胀的，此后更是一路翻着跟头地膨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靠掠夺使货币站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包括商家，当然不买金圆券的账。而一些大人物，包括杜月笙，自然要想办法把手里的黄白之物和硬通货转移到香港或者国外。眼看着金圆券就要变成第二个法币，这时候，蒋经国亲自出马，亲到上海作为经济督导员，以铁腕整顿经济和金融。

        小蒋出马，再次拿杜月笙开刀，以套汇外流的罪名，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同时强令冻结上海物价。拿杜月笙开刀，震慑所有的上海有钱人。结果，杜月笙拉出来同样套汇的孔令侃，让孔家人告到老蒋门上，致使小蒋查不下去。而冻结物价的结果，是上海商家货架空空，所有的商品，连抽水马桶都算上，均有价无货。新一轮的打击奸商行动，又告破产。整个国统区秩序紊乱、人心不宁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小蒋一轮又一轮地收买人心、打击奸商的铁腕行动，不仅没有安定下民心，连上海的中产阶级，甚至连杜月笙这些老牌的国民党支持的心都寒了。这也是为何上海解放之后，杜月笙只去香港，不肯去台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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