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洛阳乃豫西重镇，是明朝福王建藩之地。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的宠姬郑贵妃所生。子以母贵，朱常洵自然受到神宗的特别偏爱。在万历后期围绕着立太子的一场激烈斗争中，朱翊钧拗不过朝野舆论，被迫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立爱子常洵的初衷既不能实现，他和郑贵妃就多方在经济上给常洵以优遇，不仅大量赐给宫中积累的财物，而且对于福王请乞的庄田、行盐、商税等也无不“朝报而夕可”。朱常洵就藩洛阳，同明初以来分封的诸王相比在时间上虽然要短得多，但拥有的财物却是“富甲天下”。福王在洛阳所过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同当时河南人民所受的灾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道福邸宫墙隔出了两个世界：墙内是纸醉金迷，说不尽的豪奢糜费；墙外却是凄凉愁惨，无异鄷都地狱。这种人世间极端不合理的丑恶现实理应结束，它果然在起义农民铁拳的打击下结束了。

        李自成起义军在攻克宜阳、永宁、卢氏、偃师、灵宝、新安、宝丰、鲁山、郏县、伊阳等县的过程中，不仅扫清了洛阳的外围，也使大批新参加义军的战士得到了初步的作战训练。义军在豫西的发展，使统治者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居住在洛阳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给福王的一封信里对形势的危急有如下一段描述：

        他一方面建议福王，敦促河南巡抚李仙风急派军队来洛阳加强城防；另一方面又指出官府库藏如洗，要求福王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拿出钱来解决军队的粮饷。吕维祺特别举出宜阳、永宁二城被起义军攻破的事作为前车之鉴。两座城里的宗室官绅，“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筹不画，一钱不舍，一言不听，今虽噬脐，嗟何及矣。”希望朱常洵不要充当眼光短浅的守财奴，最后落到噬脐无及的地步。可是，朱常洵偏是个爱财如命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义军进抵洛阳北门，开始攻城。守城的官军知道福王府库里的金钱财物堆积如山，却叫自己饿着肚子去守城，一个个愤愤不平。有的士兵公然在路上大骂：“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当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守城的官军士兵以至一部分中下级偏裨都毫无斗志，迅速地转到了起义军方面。二十日晚，总兵王绍禹的部卒在城头起义，逮捕了明兵备副使王胤昌，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二十一日凌晨，义军占领洛阳全城。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逃出王宫，躲进迎恩寺。在义军搜捕时，朱常洵被活捉，世子朱由崧钻空子逃脱，这就是后来在南京登极的弘光皇帝。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也被俘获。当押解这批吸血鬼向起义军领袖献俘时，朱常洵向吕维祺大叫：“吕先生救我！”吕维祺也哀叹：“我命亦在顷刻。”他从封建纲常出发，劝朱常洵别忘了自己是当今皇上的亲叔，“毋自屈”，得装出个样子来。可是，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带到李自成面前即吓破了胆，“色怖，泥首乞命”。李自成端坐殿上亲自审问这位朱明王朝的亲王，怒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枭首示众。当审讯吕维祺时，李自成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请饷，欲杀我曹，今定何如？”下令处死了这个反动官僚。接着，响亮地向洛阳的贫苦群众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李自成的话鲜明地表达了他所领导的起义军的革命宗旨，对于动员人民起来同朱明王朝作拼死的搏斗是个有力的号召。

        在经济方面，起义军没收了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令饥者远近就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史载：

        除了开仓济贫以外，起义军还把大批金钱物资运往山区，充作军用。剩下的金银财物，李自成在准备移兵攻取开封时，委派原洛阳的一名书办邵时昌为副将，用以募兵守城。同时授官的还有洛阳生员张旋吉、梅鼎盛等人。邵时昌等受命后，即“募人为兵，月给银五两。饥民趋如鹜。简五百人，用贼旌旗列营城上。”二月，明河南巡抚李仙风探听到义军已经转移，才领兵来攻洛阳。城破，邵时昌等为李仙风所杀。

        李自成指定人员募兵设守洛阳，是义军在占领区内建立政权的尝试。顺治《河南府志》说：“贼置官留银，妄意作开国始基。”李自成攻克洛阳时，虽然不一定就有了开国建号的计划，但是这个措施至少说明义军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建立自己地方政权的问题。人们或许会说，任命一个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吏员，负责洛阳这样重要城市的防守事宜，未免有同儿戏。李自成部义军的实力当时还相当有限，兵员虽有数万人，但骨干部分只有千人左右，不可能分派主力部队担任防守。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何尝不希望自己能有一块立足之地，既可安置随军家属，又可取得比较稳定的人力、物力补充。无奈主观愿望拧不过客观上强弱异形的力量对比，只有继续通过反复的运动战歼灭官军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脚跟。洛阳失守以后，李自成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力量，所以直到崇祯十五年秋，战局发生根本变化以前，再也没有勉强去做自己的力量达不到的事情。他“破城下邑，弃而不守”，每次部队转移之前，都下令将攻克城池的城墙拆毁，叫做平城，目的是防止官军再度据以抗拒。历史已经证明，李自成的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张献忠起义军在这段时间里，也采取了“夷其城”的措施，表明张献忠对客观形势同样地作了清醒的估计），它保证义军能够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地夺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真正从历史实际出发，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没有这一阶段的流动作战，也就没有崇祯十五年冬季以后，李自成、张献忠在大面积土地上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局面。

        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的连克洛阳、襄阳，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经过十几年的斗争锻炼，起义军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力量对比的优势和作战的主动权正在逐步地转到起义农民手中。崇祯十三年以前，各部起义军都没有攻占过大城市（凤阳是一个特殊的例外，而且凤阳虽是明朝中都，政治地位很高，城市规模却并不算大），明朝的藩王也没有被俘杀的。而在崇祯十四年初的一个月之内，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两城，杀福、襄二藩。战役的胜利，不仅缴获了大批金钱财物和军械，增强了起义军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使起义者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明朝貌似强大、实际却虚弱不堪的本质。朱由检得到洛阳被攻破、福王被杀的消息，召见阁臣和礼、兵二部、科臣时，大哭道：“朕不能保一叔父。”“御袖为湿”，诸臣只好俯伏请罪。史料又载，此后的一天，朱由检去朝见其庶祖母刘太妃，坐下不久就打瞌睡，一觉醒来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说：“神祖时海内少事，至儿子苦枝梧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心烦懑，辄废餐。自以年才逾壮，为国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惽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为之泣下，上亦汍澜者久之，诸宫人莫能仰视。”这个小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昔日的美好安宁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建筑在劳动人民血汗和白骨之上的乐园已经动摇，欢笑的日子确实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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