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飞机开始向三万英尺的高空爬升时，我才有机会打开那个信封。账单有好几页，是按每位探员的房间逐条列出的，和我预估的一样。我立即抽出标着索尔森名字的账单，开始研究起他房间的电话费用。

        账单上没有显示他往马里兰地区打过电话，那是沃伦住的地方，区号三〇一。但有一个打出至区号二〇三地区的电话，这是洛杉矶的区号。不难想象，沃伦很可能去了洛杉矶，去他的前编辑那儿兜售我那篇报道，然后他很可能就留在洛杉矶写出那篇文章。电话拨出的时间是星期天凌晨零点四十一分，大约在索尔森住菲尼克斯那家酒店的一个小时后。

        我用信用卡在前排椅背的电话上划了下，接通了飞机上的无线电话，接着又划了次卡按下账单上列出的那个洛杉矶的电话号码。提示音刚响，一个女人就接听了电话：“新大谷酒店，请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刚听到时我怔了一下，幸好在她挂机之前反应过来，于是请她转接迈克尔·沃伦的房间。电话接通了，但是没有人接听。我意识到这会儿还太早，他应该还没有回酒店。我挂断电话，又打到查号台，拿到了《洛杉矶时报》的电话号码。我拨出那个号码，请对方转到编辑部，然后又请接电话的编辑转给沃伦。终于接通了，我找到他了。

        “沃伦。”我说。我觉得自己即将开启的是一项声明，是一次事实的昭告，也是一项审判的裁定，既是对索尔森，也是对沃伦。

        “是我，请问有什么事？”他没听出打电话的人是我。

        “我只想对你说，去你妈的，沃伦。另外我还想让你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写下来，出一本书，把你干的好事昭告天下。”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只知道必须得威胁他，但是又没有其他手段，只能出言吓唬。

        “麦克沃伊，是麦克沃伊吗？”他顿了顿，然后发出一声嘲讽的嗤笑，“什么书？我的经纪人已经拿着我的写作计划联系出版社了，你那边怎么样了？嗯？你手里有什么？嘿，杰克，你该不是还没有经纪人吧？”

        他在等我回话，可我只有满腔怒火，气得说不出话来。

        “哈，看来我猜对了，”沃伦说道，“听着杰克，你这小伙子挺不错的，发生这种事，我也很抱歉。但那时我就像被困在果酱罐子里，再也不想做那份毫无意义的工作，然后你攥着报道找上了我，这可真是送来的车票啊，所以我就拿了，上车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你个该死的杂种！那是我的报道！”

        我吼叫的声音太大了，尽管我这排的三个座位只坐着我一个人，但过道另一侧的男人生气地瞪了我一眼。他与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坐在一起，我估计那是他的母亲，老妇人也许从没听过这种粗话。我向舷窗边挪了挪，窗外一片漆黑。我捂住另一只耳朵，这样才能在飞机引擎的隆隆声中听清沃伦的回答。他的声音很低沉，也很平稳，没有一点做了亏心事的羞愧感。

        “报道永远只属于把它报道出来的人，杰克，记住这一点。不管是谁写的，只要他写出来了，那就是他的报道。你要想曝光我，没问题，那就去写你那操蛋的曝光报道，而不是给我打电话，哭哭啼啼地埋怨我抢了你的报道。尽管写，朝着我的屁股踢，别客气。去试试吧，我就在这里，咱们头版见。”

        他说的所有话，每个该死的字都是现实的，而我也知道这一点。他的话刚说出口，我就知道了。我顿时又尴尬又窘迫又气恼，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我生自己的气，就像我恼恨沃伦和索尔森一样，但我不能就这么放过他。

        “好吧，别指望再从你的线人那儿打听出什么消息了，”我说道，“我会把索尔森踩进泥里，让他再也站不起来。我把他的把柄都攥在手里了。我知道他上周末从酒店里给你打过电话，我拿到他的罪证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会跟任何人谈及我的线人。”

        “你用不着说，他死定了。从今以后你要是再想联系他，就得试着打到盐湖城的金融犯罪调查组了，你会在那儿找到他的。”

        用蕾切尔的话说，去那个地方相当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但这仍然无法平息我的怒火。等他回话时，我的牙关仍旧咬得紧紧的。

        “晚安，杰克。”他最后说道，“我能说的就是，赶快从这个挫折中恢复吧，好好过你的操蛋日子。”

        “等等，沃伦，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的声音已经流露出一些恳求的意味了，我讨厌自己这样，他还没有回答，我就继续问道，“我记事本里的那张纸，就是你落在基金会档案室里的那张，是你故意留在那里的吗？你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这是两个问题了，”他说，我听得出他声音里的笑意，“我得挂了。”于是他挂了电话。

        过了整整十分钟，直到飞机开始平飞时，我才冷静下来，而这还要归功于那杯烈性血腥玛丽的帮忙。此外，我总算找到了一点证据，支持我对索尔森的指控，这也有一定安慰作用。说心里话，我并不能怪罪沃伦，他确实利用了我，但这就是一个记者要干的事，这一点还有谁比我更清楚？

        尽管如此，我可以怪罪到索尔森头上，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现在还没决定应该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但我一定会做，我要让鲍勃·巴克斯注意到索尔森的酒店账单和那个拨打到洛杉矶的电话的含义，我要看到索尔森完蛋。

        喝完酒，我重新研究起那些账单，刚才我把它们塞到了前排座椅后的杂物袋里。这时我已经没有什么特定目的了，只是随便翻翻，顺便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从索尔森的账单看起，分析他在给沃伦打电话之前和之后拨出的其他电话。

        他在菲尼克斯停留的两天里，一共只打出过三个长途电话，而且全是在半小时之内打的：星期天凌晨零点四十一分打给了沃伦；在四分钟之前还打过一个长途，区号是七〇三，然后零点五十六分又往区号九〇四的地区打了个电话。我估计区号七〇三的那个号码应该是打给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的机构，但是因为没其他什么事做，我便又拿起电话划了卡，拨出这个号码。一拨通，那边立即就有人应答道：“联邦调查局，匡提科。”

        我挂了电话，我猜得没错。接下来我又按下第三个号码，区号九〇四的那个，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的区号代码。铃响三声之后，电话接通了，但应答的是一声尖锐的长啸，大概只有电脑才听得懂。我继续听着，直到尖锐的信号声终止。大概因为没有收到与之匹配的应答声，那台电脑就自动断线了。

        我有些疑惑，于是打电话给查号台，询问九〇四这个区号在哪里，又问接线员那个区最大的城市是什么，然后被告知是杰克逊维尔。随即我追问道，这个区号涵盖的地理范围是否包括雷福德小镇，对方给了肯定的回答。我谢了她，然后挂上电话。

        我已经从之前的一篇有关霍勒斯·冈贝尔的相关报道中得知，联邦感化监狱就设在雷福德小镇，那里是霍勒斯·冈贝尔目前被监禁的地方，也是威廉·格拉登曾经服刑之地。我在想索尔森拨出的那个九〇四区号所辖的电脑联机号码，会不会跟那所雷福德监狱、格拉登或者冈贝尔有关。

        于是我又打了一次查号台，询问九〇四区的情况。这一次，我请求接线员帮我查询位于雷福德的联邦感化监狱的电话号码头三位数。被告知前缀的三个数字是四三一，和索尔森从酒店房间里拨出的号码相同。我往椅背上一靠，陷入沉思。为什么他要打到那所监狱？他是不是为了查询冈贝尔的服刑情况，或者调阅格拉登的档案，于是直接连上了监狱的某台电脑？我想起巴克斯曾经说过，会让索尔森再核查一下冈贝尔在监狱里服刑的情况。巴克斯很有可能在星期六晚上从机场接到索尔森以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我又想到这通电话的另一种可能性。不到一个小时前，索尔森告诉我已经查过格拉登了，而且排除了他的嫌疑。也许这个电话就是这项核查工作的一部分，但到底是哪一部分我猜不出。只有一件事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探员的工作并不是完全对我开放，他们不会让我知晓调查得到的全部信息。这段时间我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但有些事情他们瞒得很紧，让我一无所知。

        其他几份账单没有带来任何惊喜，卡特和汤普森房间的账单干干净净的，一个电话都没有；至于巴克斯，从他的账单可以看到，他于周六和周日的午夜拨打了同一个位于匡提科的电话号码。带着几分好奇，我又从飞机上拨出了这个号码，对方立即应答道：“匡提科，匡提科总机。”

        我一言不发地挂断电话。我现在可以确信一点，那就是巴克斯跟索尔森一样，都往匡提科打过电话，可能是为了检查别人的留言，也许是为了回复留言或者处理调查局的其他事务。

        最后我打开了蕾切尔的账单，这时候我突然感到惴惴不安。之前检查其他人的账单时，我没有过这种感觉，可这一回，我觉得自己像个疑神疑鬼的丈夫，正在偷偷检查妻子的社交情况。这给我带来一种窥视的快感，同时又有点惭愧。

        她从房间里打出了四个电话，都是打给匡提科的，其中两个号码与巴克斯的相同，那是匡提科总机的号码。我拨出了一个她打过而我还没见过的号码，应答的是一台电话答录机，里头传来了蕾切尔的声音。“这里是联邦调查局探员蕾切尔·沃林。我现在不在，如果你能留下姓名及简短留言，我会尽快回复，谢谢。”

        这应该是她打回自己办公室检查留言的。我又拨了最后一个号码，这是她在星期天下午六点十分打的，这回应答的是一个女人。“心理侧写室，我是多兰。”

        我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感觉糟透了。我对多兰挺有好感，但这份好感还没到让她知道我正偷偷检查她同事的电话的程度。

        账单都检查完了，我把它们折好放回电脑包，然后啪地把听筒放回前排椅背的机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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