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中国人普遍由一日两餐变三餐。吃得多了,老百姓赶不及下厨,像都城汴梁这样繁华风雅的所在,就流行消夜外卖。叫了消夜,熟的店铺就拿食盒、掌灯笼,穿街过巷送来,杯盘俱备;如果再熟一点,餐具和食盒都能留在府上过夜,白天再来拿。
我听朋友说,四川担担面,最初也是上门外卖的做法:货郎挑担子,一头搁着锅,一头备着汤、作料、面和肉臊子;哪家太太们打麻将到后半夜,饿了,出门叫一声,当场煮罢面,下肉臊子和作料,热腾腾端进去。好吃不好吃另说,这场面听着便馋煞人。
吃外卖这件事,很容易让人上瘾。比如中夜要吃东西,念头一闪,想到要下厨起火、备饭煮菜,就懒得动弹;要披衣起身,摸黑出门找馆子,更想算了;赶上冬天,霜雪横飞,就会告诫自己“晚上吃东西多不健康啊,不要啦”。所以出去吃东西,若是我和女朋友两个人,得彼此劝勉,才鼓得起劲儿来;有一个人懒,就宁可饿一阵子。可是叫外卖,那就毫无劳动成本:身不需动,腿不需抬,只打个电话,等一会儿,寒夜叩门声传来,一开,吃的东西就来啦!——谁能抵抗这点诱惑呢?我在上海时,出去吃馆子若吃好了,就会得寸进尺地问:
“有外卖送吗?”
北京办奥运会那年,有个南京阿姨,带着女儿女婿,在小区对面街角开了个小门面,卖鸭血粉丝汤、汤包和三丁烧卖,只限白天。晚上铺子归另一家,换几张桌子,摆成小火锅店。
秋冬天去吃粉丝汤时,常能见满店白汽,细看,都是阿姨在给一个个碗里斟鸭汤。鸭血放得料足,鸭肠处理得鲜脆,鸭汤鲜浓,上桌前还会问:“要不要搁香菜?”——香菜这东西有人恨有人爱,爱的人闻见香菜味才觉得是吃饭,恨的人看了汤里泡的香菜如见蜈蚣——是得问清楚。
她家的汤包,皮很薄,除了一个包子收口的尖儿,看上去就一叠面皮,趴在盘里,漾着一包汁;咬破皮后,汤入口很鲜,吃多了不渴,肉馅小而精,耐嚼;整个汤包很小巧,汤鲜淡,跟无锡、苏州的做法不一样。我问阿姨,说是老家做法;老家在哪儿?南京、淮安、南通,跑了好几个地方呢……三丁烧卖,其实就是糯米烧卖,里面加豆腐干丁、笋丁和肉丁,糯米是用酱油加葱红焖过的。这两样主食都顶饱,配热鸭血汤,吃完肠胃滚热,心直跳。
这家刚开店时,不送外卖,因为老板娘管账备汤,女儿跑堂杂役,女婿预备汤包和饺子,只应付得来店里。开了半年,雇了个学徒帮着照应店里,老板娘女儿——因为跟她妈妈长得一模一样,我们叫她少老板娘——就骑着辆小摩托,给街坊送外卖了。
有位邻居边喝汤边问:“这店铺,有老板娘,有少老板娘,有少老板娘她男人,那么,有老板吗?”少老板娘简短地说:“在南京。”老板娘接过嘴,恶狠狠地用南京腔说:“没老板!死掉了!”
我在家附近购物时,看见一个湖北馆子,貌不惊人,灰乎乎像个没睡醒没洗脸的坐班族,只门楣上“热干面”触了我情肠——我在武汉户部巷吃过两次热干面——于是推门进去。店堂不大,略暗,老板和桌椅一样方正、色蜡黄、泛油光。但端菜上桌,才觉得人不可貌相。
热干面,煮凉得很像样子,面筋道,舌头能觉出芝麻酱的粗粝颗粒感,很香。
一份豆皮,炸得很周正,豆皮香脆,糯米柔软,油不重,豆皮里除了常见的笋丁、肉粒和榨菜,甚至还有小虾肉碎,咬上去脆得“刺”一声,然后就是口感纷呈,老板说是“为了上海客人爱吃”。
一个吊锅豆腐,用腊肉烩豆腐干,豆腐先炸过,表面略脆,再烩入了腊肉风味,汁浓香溢。
吃完结账,老板也不好意思似的:“店里环境是不好,不过我们有外卖!”就给了我一张名片,指指电话号码。
以后我打电话叫外卖,有时会这样:
“今天要一个豆皮,一份热干面……还有什么?”
“有糍粑鱼、粉蒸肉、吊锅豆腐、玉米汤、武昌鱼、辣子炒肉……”
“那要一个粉蒸肉,一个吊锅豆腐、一个玉米汤……”
老板便打断我:“这么多,你们两个人吃不掉!听我的,一个粉蒸肉就可以了,我再给你配个。”
“好。”
送来了,老板隔着塑料袋指:
“这盒里是粉蒸肉,这盒里是豆皮,这盒里是热干面……这瓶是绿豆浆。”
“绿豆浆?”
“嗯,我自己弄给自己喝的,很清火!很好喝的!”
“你菜单上没见过这个啊。”
“嗯,我自己做来喝的。还有这盒里是洪山菜薹,我给你炒了下。”
“这个你菜单里也没有。”
“没法供,这个是我老婆从武汉带过来,我们自己吃的。卖,一天就卖完了。”
“那怎么算钱呢?”
“这两个算我送的。”
入夜之后,小区右手边的丁字路口,会停住一辆大三轮车,车上载着炉灶、煤气罐、锅铲和各类小菜。推车的大叔把车一停,把火一生;大妈把车上的折叠桌椅一拆开,摆平,就是一处大排档了。你去吃,叫一瓶啤酒,扬声问大叔:“有什么?”大叔年纪已长,头发黑里带白,如墨里藏针,但钢筋铁骨,中气充沛,就在锅铲飞动声里,吼一声:“宫保鸡丁!蛋炒饭!炒河粉!韭黄鸡蛋!椒盐排条!”“那来个宫保鸡丁!”“好!”须臾,大妈端菜上桌,油放得重,炒得地道,中夜时分,喷香扑鼻;如果能吃辣,喝一声“加辣椒”,老板就撒一把辣子下去,炒得轰轰烈烈,味道直冲鼻子,喝啤酒的诸位此起彼伏打喷嚏,打完了抹鼻子:“这辣劲儿!”吃完了,都是满额汗水,就抬手擦擦,问:“大妈,你们有外卖没有?”
大妈摇摇头:“没有啊!忙不过来!”
——于是,你要吃这大排档,只能半夜出来。有时生意太好,你得买了回家;要在那儿吃也行,自己带张报纸,垫在马路牙子上,捧着饭盒吃。
——老板做菜,手艺有点儿机械。几样招牌菜千锤百炼,都做得好吃;但如果有人提过分要求,比如,“老板,韭黄炒鸡丁!”老板就皱起眉来,满脸不耐,最后粗声大嗓地说:
“那样炒没法吃!”
2010年世博会期间,上海整治市容,这个三轮车大排档隐匿了一整个夏天。街坊们丧魂落魄,到晚上尤其无聊,连小卖部老板都抱怨:“我们啤酒都卖得少了!”倒不是三轮车大叔手艺独到,说来,他的做法无非是大油大火、猛料重味,吃个痛快,家常也能做;但主妇们不乐意,“吃这么油,孩子怎么办?做饭可不单为你一个人。”于是乘凉时,众街坊食不甘味地坐一起发牢骚。水果店大叔边拨弄自己的猫,边摇头:
“让我们少吃油盐,说是活得长;可是不吃油盐,活得长有什么乐子嘛!”
转过两个季节,要过年了。街角卖炒栗子的老板换了地方,开年换到别处经营,铺位被新人承了。开店那天,来了辆三轮车,到地方,一个头发墨里藏针的身影,把煤气罐、炉灶一一摆在地上;街坊们看直了眼:三轮车大叔回来了,还有大妈,外加儿子儿媳。大家奔走相告:“租了店面了!不走了!”大叔照样管炒,偶尔儿子接手;大妈管账;儿媳与儿子轮流跑堂和骑三轮车送外卖。乍开店的那几天,赶上年下,生意大好,大叔经常边炒边接电话。经常打电话去,“哎,我要一个……”“宫保鸡丁和蛋炒饭是吧!”“对,对!”“好,挂了!”每逢这时,我就知道,大叔正忙得热火朝天,嗓子都哑了。
那是2011年1月的事。女朋友回重庆过年去了。我留在上海,预备到年下再回无锡。这天上午,给街角南京阿姨鸭血汤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少老板娘。
“啊,你呀,两碗鸭血汤、一笼汤包、一笼烧卖,加辣加香菜是吧?”
“一碗鸭血汤就好,不加辣。”我说。
“啊,你女朋友不在呀?”
“回家过年啦。”
“好好,一会儿到!”
一会儿,门铃响。我去开门,见一位陌生大爷,穿一件像是制服的蓝外套,略驼背,一手提着冒热气的外卖,一手就嘴呵着气。看见我,问:
“一碗鸭血汤、一笼汤包、一笼烧卖,加香菜不加辣对吧?”一口南京腔。
“是。”
结完钱,大爷看看我,微微弯腰,低了一下头:
“谢谢您啊,一直照顾我们家生意。”
“噢,你们家生意,嗯……”我想了想,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就问:
“您是从南京来的吧?”
“刚来,刚来。”
“都还好吧?”
“现在算是好了!好了!”他很宽慰似的说。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现在算是好了”是什么意思,但想他那时的笑容,似乎是真的“现在好了”。
我买的火车票是年三十的黄昏时分。那天上午,事都忙完了,我在街上溜达,意外看见三轮大叔家的儿子,载着一整三轮车的饭盒,给西瓜店、羊绒店、CD店、报亭老板、小学传达室看门大叔,一一送。我有些愣,招招手。
“你们白天也送啊?”
“我爸说,过年大家都回去了,但大家还要吃饭的;我们就送今天一天。”
“你们回家去过年吗?”
“我们把家安这里了,就在这里过年。”
那天中午,满街都是三轮车大叔大油重料的韭黄鸡蛋、宫保鸡丁、炒河粉、蛋炒饭味道。街两旁商铺不回家的老板们,搬张椅子,一条道坐在街旁,跷着二郎腿,吃得稀里呼噜声一片。我都看馋了,就溜达到丁字路口,看大叔使大铲在大锅里,乒乒乓乓,炒得山响。我放大嗓子喊一声:
“大叔,要一个……”
“宫保鸡丁和蛋炒饭是吧!我知道!”
“好!”
2012年秋天,我离开上海,到了巴黎。巴黎也有外卖,但基本限于汉堡和比萨之类,而且到晚上还服务的,甚难见到。隔了一年,我回上海,为了方便起见,在离原住处甚近的酒店订了房间。到晚上,我和若都饿起来了。
“去吃饭吧。”
“不知道店还开着没。”
“打电话去问问呀!”
这才想起,手机里还有个存了一年没拨的外卖号码。我拨了湖北馆子的电话,电话响了两下,被接起来了。
“现在还开店吗?”我问。
“开的。”
“那要一个豆皮,一个热干面,一个粉蒸肉,一个糍粑鱼,我一会儿就到,菜先炒着吧。”
“好。”对面应了一声,隔了一会儿,很温和地补了一句:
“回来啦?”
“是,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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