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拯救人类的是不安于现状的创造者。

        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儿时的好友。他们出生在马其顿王国，一个希腊北部边境的希腊语地区。他们达到了马其顿人掌握权力的顶峰时期。不过，希腊人视马其顿人为异族，不准他们参加奥运会等活动。亚历山大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改变了这一“原有格局”，他攻克了希腊各城邦，并将它们统一为一个国家。尽管菲利普是一个无情的征服者，但他谆谆教导他的儿子要致力于希腊文化的学习。亚历山大年轻时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哲学、科学、医学、修辞学和文学。菲利普的志向也传承给了亚历山大，那就是将希腊文化的教化作用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他的同窗好友、历史学家兼诗人托勒密正是这一志向的实现者，他在亚历山大港创建了图书馆。亚历山大和托勒密是征服者，但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试图将希腊的学术、文学、艺术和科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拉里和谢尔盖家族正是来自“原有格局”的边缘地带。在他俩出生之前，他们的家族就越界投身学术领域。他们缺少财富，很少能与商界精英往来，也没有比尔·盖茨在念高中时就表现出来的天赋才能。但他俩也不像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Grove）那样从赤贫起步，后者作为一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嗅觉灵敏而又身无分文的匈牙利难民来到美国，将英特尔公司推进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

        拉里和谢尔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面临的不单单是与强权制度的分内抗争。拉里家族发动了反对美国汽车业的工会斗争，谢尔盖家族则备受苏联政府的压迫和歧视。

        

左翼分子

        与微软创始人威廉·es）相比，拉里和左翼纪录片制片人迈克尔·摩尔（MichaelMoore）有更多共同点。拉里家族扎根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公司，而弗林特正是摩尔在影片《罗杰和我》（RogerandMe）中所描绘的故乡。

        拉里的祖父是一名汽车工人，在卡车司机工会反抗早期汽车产业的斗争中，他是工会的左翼成员。工会的领导派别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拉里的祖父参与了堪称是20世纪初期最伟大的工人罢工斗争，即1937年弗林特静坐罢工，当时工人接管了一个大型汽车厂。拉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纪念物：一把祖父在激烈的罢工中随身携带用来防身的锤子。

        但是拉里的父亲卡尔冲出那种环境，成了一名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将这种天分传承给了儿子们。卡尔·佩奇（CarlPage）出生于1938年，童年时曾从小儿麻痹症中死里逃生，这多少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还是家族中第一个高中毕业生（1956年）。之后他继续到密歇根大学就读，学习工程学。1959年，还在读本科的卡尔就被聘到该校的计算机逻辑小组工作，这是一个开拓性的研究团队，为首的是阿特·伯克斯（Art Burks）和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等富有传奇色彩的计算机科学家。1960年，他获得了两个工程学理科学士学位，其中之一是计算机科学专业领域的学位，他是密歇根大学在该领域获得学位的第一名毕业生。1965年，他获得了该大学颁发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20世纪60年代是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和登月竞赛的时代，航空航天业求贤若渴，需要大批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但是卡尔不为所动，他决定待在学术界。毕业后，他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短暂执教，不过又在1967年返回密歇根（1973年拉里在此出生），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教职。尽管密歇根州立大学不像密歇根大学那样声名显赫，卡尔还是成了计算机人工智能方面的先驱人物。他也是1974-1975学年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并于1978年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美国宇航局阿姆斯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待了一年时间。

        佩奇家族的多数人都从事科研或学术。拉里的母亲格洛丽亚··佩奇（Gloria .Page）（他的父母后来离异）在密歇根州教授计算机编程。他的哥哥小卡尔是他的创业楷模。小卡尔在密歇根大学取得了理学硕士学位，之后成为一家名为eGroups的网络公司的共同创始人。2000年夏天，这家公司以4.32亿美元股值出售给了雅虎。拉里的妹妹比弗利仍然居住在密歇根。不幸的是，他们的父亲老卡尔于1996年死于肺炎，当时拉里正在研究创建谷歌。丧父之痛，对他影响至深。

        

小工匠

        出身于这样一个计算机知识分子家庭，拉里·佩奇自然早就对计算机非常钟爱。1979年拉里6岁，他们家弄到了一台相当早期的家用计算机，叫做“卓越动力魔法师”（Exidy Sorcerer）。他的哥哥为这台机器写了一个操作系统，不久之后，一家名为“微软”的新公司开始为第一台IBM个人电脑修改操作系统。借助自己琢磨的打字程序和点阵打印机，拉里把计算机当做文字处理器使用，用于完成课堂作业，这是学校里第一次有人看到用文字处理器生成的东西，此前他们对此闻所未闻。

        拉里很早就就读了蒙特梭利学校，并在随心所欲的学习环境中茁壮成长。他的父母鼓励他对事物的好奇心和修修补补的工作。拉里九岁时，哥哥给他一套螺丝刀，他立即着手拆掉家里所有够得着的电动工具。普遍的说法是，他的父母不太高兴，因为他无法将那些工具重新装好。

        这件事拉里至今引为笑谈。最近在谷歌碰到他时，我问他那个故事是否真实。他仰起脸笑了。并非他不能把工具装好，他说：“我只是没装。”

        这是可信的，因为一直以来，他更适合造东西，而非拆东西。他在1995年获得了密歇根大学工程学学士学位，赢得了包括这所大学第一批“杰出学生奖”在内的诸多荣誉。但他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时是如何用乐高积木做成的外壳造出能工作的可编程绘图仪和喷墨打印机的。在密歇根大学，他还表现出了对创业的兴趣，他学习商务课程并参加了LeaderShape计划，该计划旨在教授各种技能，培养其成员成为社会领袖。

        在斯坦福大学就读计算机科学博士班时，他在计算机科学和自由主义政治方面奠定了同样坚实的基础。正如众多学者家庭一样，拉里的家人从未丧失其左翼根源，并继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家人要求朋友们捐款给民主党，而不是买鲜花。这种政治倾向主导着拉里的个性——同样主导着谷歌的个性。现在谷歌90%以上的政治捐款都捐给了民主党，其雇员在2008年一律支持巴拉克·奥巴马。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作为经济顾问参加了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施密特、拉里和其他三名谷歌高管每人捐款2.5万美元，用于资助奥巴马一个耗资15万美元的就职宴会。

        

不准移民的苏联犹太人

        如果说拉里·佩奇肩负着代表家族历史的锤子，那么谢尔盖肩负的则是一把镰刀。他出生于莫斯科，同样是在1973年，当时莫斯科仍是苏联的京畿之地。

        拉里和谢尔盖同是犹太人，但犹太血统对谢尔盖家庭的影响尤其重大。谢尔盖的父亲米哈伊尔（到美国后改名迈克尔）·布林（MikhailBrin）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和天才数学家。起初他想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物理学并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但他遭到了拒绝，因为苏联禁止犹太人进入物理系学习。政府不想让他们接触到苏联的核机密。所以他决定改学数学，并在为犹太学生预留的考场内参加了入学考试，这些考场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绰号——“毒气室”。1970年，米哈伊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3年后，谢尔盖在此出生了。

        20世纪70年代，鉴于苏联急于证明它对美国的技术优势，一位天才数学家通会被招募参加太空计划或军事研究。但这种选择没有向米哈伊尔·布林提供。他想继续在大学深造，但遭到拒绝，这同样是由盛行于苏联的反犹太主义造成的。

        由于没有研究生学位，他在俄罗斯经济政策规划机构Gosplan找了份无聊的工作安顿下来。他那奥威尔式的工作任务，是提供适当的统计数字，借以证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民高。他讨厌这份工作，但这比被排挤到西伯利亚的某个研究站要好些。他的妻子尤金尼亚也努力捱过了反犹太主义，并获得数学学位，后来她在苏联天然气和石油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实验室工作。

        米哈伊尔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他的数学研究，并在著名的数学期刊上成功发表了论文。或许拿下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些，但他显然对苏联式的经济学不太感兴趣，而对学术生涯更感兴趣。他说服两位讲师指导他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并向哈尔科夫国立大学提交论文，这所大学位于乌克兰，与莫斯科相比，这是一个相对闭塞落后的地区。197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来追求他的学业，”来自莫斯科的长期好友兼同事安纳托利·卡托克（AnatolyKatok）说，“这有来自苏联体制的阻力。他们不需要犹太人，也不需要外来者。”

        1977年，米哈伊尔出席了一次国际会议，在会上他遇到了外国研究人员和学者。这是改变他命运的转折点。当天晚上他回家告诉妻子，他们必须逃离这个国家到美国定居，那里才有真正的机会。问题在于，单单是表露离开苏联的愿望就足以使他们陷入危险，被扣上“不准移民的苏联犹太人”的帽子，从而招致更多歧视。

        但当时俄罗斯犹太人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属于少数可以从苏联移民的人群。卡托克和布林一样，也是一名深受优等民族之苦的数学家，他与马里兰大学建立了联系，在该校的资助下，他设法于1978年首先移民，并在马里兰大学获得教学职位。然后他努力帮助好友布林，并使布林也在那里谋得教职。

        1978年，布林的家庭申请移民许可，包括米哈伊尔的母亲在内。他们告诉当局，他们希望在以色列定居，而这正是许多苏联犹太人移民的选择。但申请移民许可使米哈伊尔被炒了鱿鱼，尤金尼亚也不得不放弃了她的工作，全家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在他们等待申请批准的日子里，米哈伊尔靠将英文技术文件翻译成俄文来养家糊口。他们在失业状态下挣扎了数月，不过到了1979年，他们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这正是时候，因为此后不久苏联政府就终止了所有移民申请。

        布林一家几乎舍弃了所有财产，他们在巴黎临时安顿下来，这里通常是离开莫斯科的第一站。一些家庭最终沦为难民，滞留在一个国家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直到他们设法取得新的国家签证。但卡托克和其他同事帮助米哈伊尔（现在叫迈克尔）取得了签证和马里兰大学的教学职位。

        “我本人和迈克尔·布林都很幸运，因为有来自同事的深切同情和相互支持，”卡托克说，“我们才得以避免成为通常意义上的难民。”

        直到长大之后，谢尔盖才明白父母所面临的反犹太主义的嚣张气焰。但他还是受到了影响，他曾说过即使作为一个孩子，他对俄罗斯也没有家的感觉。尽管他的家人都不是虔诚的教徒，谢尔盖去过以色列三次，第一次是童年时期跟随家人一起去的。2008年到以色列时，他罕见地接受了《国土报》（z）杂志的采访，并承认他的家人在俄罗斯经历的苦难“当然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出：“我的家人在俄罗斯遇到了许多挑战……我认为那恰好给了我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视角。”

        布林一家到达美国时一贫如洗。谢尔盖告诉《国土报》记者：“美国对我们非常好。那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们是白手起家。我们很穷……我们刚搬到美国时租了一所小房子，我父母连睡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不得不砌墙隔开厨房。那是一个非常贫寒的起步。”

        这对于塑造他的创业者性格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学习过日子，”谢尔盖说，“我认为缝缝补补和过日子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身为犹太人的）背景，只有历尽艰辛才能生存并兴旺发达。我认为这是犹太人生存的核心经验。”但他未曾在13岁时行受诫礼。“至少在美国，受诫礼是与很多礼物和金钱连在一起的，而我对那些不感兴趣。”

        

数学神童

        布林的家庭确实发达了，尽管与谢尔盖的成就相去甚远。迈克尔·布林现在是马里兰大学的数学教授。他的母亲——在举家移民时已经60多岁了——在马里兰大学教过几年俄语。尤金尼亚成为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谢尔盖在登陆马里兰州时年仅6岁。1988年，他的弟弟山姆在马里兰州出生。

        老布林依然不苟言笑、脾气暴躁，尽管马里兰大学的一位教授同僚肯尼思·伯格（Keh Berg）这么说：“他骨子里不是冷酷无情的人。”但他是一位严格的教授，粗暴得将学生的年级论文写上这样的评语发还下去：“谨致哀悼。”他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迈克尔一直很严格，还有点自以为是，”卡托克说，“谢尔盖当然很聪明，但比较安静。他的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我认为布林在早年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儿子的才华。”

        当谢尔盖八九岁时，有一天迈克尔·布林发现了儿子的才能。卡托克和其他大学同事正坐在布林家里，听迈克尔抱怨他的本科学生有多愚笨。他抱怨说，他曾试图给他们出一道研究生水平的数学题，只略微超出大多数本科生的能力，却没有一个学生能开动脑筋解出来。

        谢尔盖一直悄悄地坐在角落里，他决定发言，据卡托克说，谢尔盖用“轻音细语”给出了问题的答案。起初，父亲对他不屑一顾，卡托克则插话说：“不，迈克尔。这是正确答案。”卡托克补充说：“在我的记忆里，这是迈克尔第一次对儿子肃然起敬。”

        谢尔盖从小就迷上了计算机。1982年前后，9岁的谢尔盖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计算机odore64。他很快就发现了互联网。有一阵子，他经常访问当时叫做IRCs的早期聊天室或者互联网中继聊天室，但是他后来回忆说，一旦聊天室被“试图谈论性的10岁男孩们”所主宰，他就厌倦了聊天。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对电脑游戏感兴趣的10岁男孩，并逐渐喜欢上多人历险游戏（MUDs），在这种游戏中，电脑神童们扮演虚拟战士，熬夜拼杀。他甚至写了自己的MUD游戏。

        和拉里一样，谢尔盖到大约10岁时也就读了蒙特梭利学校，他在那里很快乐。但他厌倦了高中生活，就在三年后辍学回家。确实，对他而言，高中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了。他的父亲开始叫他“高中辍学生”。不过，他转而申请就读马里兰大学，比一般高中毕业生提前一年被录取。大约一年后，他开始攻读高等数学课程，并在毕业前攻读了几门研究生级别的课程。他还在沃尔夫勒姆研究公司、通用电气信息服务公司和马里兰大学高级计算机研究所的著名研究实验室参加了暑期实习。

        1993年前后，他下载了一个早期版本的摩塞克（Mosaic）浏览器，这个图形界面演变成网景（scape）浏览器，并将高深莫测的互联网变成了点击式的万维网，引领着数百万网民。“我认为这非常酷，”他在2000年1月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谢尔盖在马里兰大学师从肯尼思·伯格学习微分方程课程，伯格知道他将成为一位前途无量的数学家。伯格记得，当他正板书一个问题的几何证明时，谢尔盖礼貌地举手发言，从纯粹概念的角度阐述那个证明不可能正确的理由。伯格望着黑板，意识到他写下了错误的证明。

        “这真令人难忘，”伯格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真正懂得如何用数学思维进行思考。”伯格补充说。尽管如此，谢尔盖仍然很谦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只是看到了错误”并觉得有必要纠正，伯格说。今天，依旧没人会指责谢尔盖在独立思考能力方面有任何欠缺。他总爱纠正教师、教授和同事的错误，并将这个习惯保留至今。

        尽管如此，伯格补充说：“他是一个超级大好人。他周身散发着绅士精神。他像是想用自己的智慧行善举的人。”

        谢尔盖于1993年以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双学位毕业，并于1994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课程。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数学家，以至于他的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但成为商业巨头不在父亲的厚望之列。谷歌创立之后，迈克尔·布林告诉马里兰大学学生报的记者说：“我希望他拿到博士学位，成为一个大人物，也许是教授。”

        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博士现任谷歌公司旗下慈善机构谷奥（Google ）的慈善传播总监，他认为正是拉里和谢尔盖的家庭背景促使二人成了理想主义者，并倾向于关注小公司和个人，而非商界精英。“拉里和谢尔盖念念不忘的——而他们会予以否认，所以这种说法似乎并非绝对——是他们非常重视道德的出身。”他说，“谢尔盖在苏联长大，他的家人备受磨难。他不愿意看到往事重演。他未必对任何事情都虎视眈眈。他对普通人更富有同情心。”

        毫无疑问，谢尔盖的锋芒已无法掩盖。事实上，当他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时，他在入学的头两个月内就通过了所有资格考试，而大多数学生直到第三年也无法通过所有考试。这意味着他实际上不必去读所有课程，只需写出一篇学位论文（而他一直没有去写）。“谢尔盖无须认真攻读博士课程。”斯科特·哈桑（Scott hassan）说，他与谢尔盖在斯坦福大学一起读研（并在此后继续作为共同创始人之一创办了其个人公司eGroups，该公司现已并入雅虎）。

        但谢尔盖·布林并非一个在数学和计算机之外乏善可陈的面色苍白的奇才。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运动健儿：跳舞、帆船运动、体操。他年轻时擅长高空秋千，有一次还说，他曾认真考虑过改行加入马戏团的事情。谢尔盖身材匀称，拿大顶逗乐大家（和在女性面前的魅力）令人印象深刻。

        他可以和游泳运动员相媲美，当他第一次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时，他的父亲抱怨他是“主修游泳”。迈克尔·布林声称，谢尔盖在斯坦福大学所读的唯一一门需要写论文的课程是计算机密码学。当他问儿子是否计划读一些高级课程时，据说谢尔盖回答，他正在“考虑高级游泳课程”。他的父亲不知道，谢尔盖有与朋友们裸泳或是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老楼内撬门别锁的爱好。“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撬锁专家。”斯坦福大学前校友布赖恩·兰特（Bria）说。但兰特坚持说他们从不干非法勾当，比如潜入系主任办公室修改评分等级。不过他们曾经盘算过这件事。

        作为有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教育和科技熏陶的聪明、早熟的男孩，谢尔盖和拉里两人很早就使用互联网，吸收其文化，沉浸于龙与地下城和多人历险游戏以及提供免费软件的网络世界中。

        

夏尔郡

        谢尔盖和拉里是“互联网郡”的哈比人。尽管他们比苹果电脑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及原始技术哈比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ozniak）晚一代出生，但比起史蒂夫乔布斯或者大多数“泡沫”一代的互联网企业家，他们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更为相像。

        互联网技术人员安然置身于他们自己的科技和学术天地中，远离现代商业社会的动荡。他们许多人都有日常工作，通常很随和，爱搞恶作剧，喜欢与同类人举行盛大的网上派对。2001年，当第一部《魔戒》（Lord of the Rings）首映时，拉里和谢尔盖包下了一家电影院，带领谷歌员工观看电影。他们成长的环境鼓励开放的程序设计，他们按照学术传统，让大家自由共享其作品。哪有大学生不喜欢免费的啤酒、音乐、游戏、程序和帮助他们捱过下一次考试的信息？互联网无所不能，除了提供啤酒。

        拉里不仅在小学时用乐高玩具造出了一台电脑打印机，当他在斯坦福建立谷歌的第一个计算机服务器时，他再次施展了这一绝技。不过，事实上他在斯坦福并没有使用乐高玩具，而是使用更大块的得宝拼装玩具仿制品。“它们是盗版的得宝玩具，因为它们比真品便宜，”谢尔盖曾经解释说，“事实证明，这铸成了大错，由于盗版得宝的公差（部件拼合的误差）比真得宝的公差大得多，造成我们的系统时常崩溃，这是因为盗版得宝会土崩瓦解，整个磁盘阵列将暂停运行，而你将无法进行任何搜索。”（这套装置目前陈列在斯坦福的盖茨工程大楼里。）

        即使在今天，谢尔盖和拉里——特别是拉里——仍然羞于和技术圈外的人们接触。他们本人并没有产生硅谷首席执行官们那种普遍的优越感，甚至显得毕恭毕敬。尽管如此，学业有成和创业顺利还是让他们难得理会外行人，这被许多人看做是恃才傲物——往往如此。

        当拉里和谢尔盖在斯坦福邂逅并开始一起工作时，两人发现，他们不仅同样热爱计算机，还有着同样强烈的左翼政治倾向和我行我素的生活态度。他们并不信任商业巨头。

        帮助建立互联网的其他技术精英们当然也是这样。互联网的最初设计者们从未想过延伸互联网，使其触及大学和政府互联网实验室之外的任何人。这些团体利用互联网共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构想和软件程序——这些全部是免费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开放源代码”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技术标准不应基于企业所有的专利软件设立，而应基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公认技术设立。他们还借助技术促进互联网的成长。1980年，随着个人电脑产业趋于活跃，互联网的性能开始悄然强大起来。

        但就在快到20世纪90年代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由于每个人都足够专业，可以使用自己的计算机接入互联网，网络很快就被创建者未曾预料到的成群侵略者选中。真正的互联网先锋是黑客、网络游戏玩家、软件盗版者以及希望全世界分享其作品的独立程序员。“开放源代码”倡导者很快就形成了势力。

        不过，通过塑造一个企业巨人，拉里和谢尔盖现在已经涉险超越了真正专业的“开放源代码”运动。为此，大多数互联网纯粹主义者给他们贴上了邪恶的标签，来自技术精英的博客帖子也抱怨说，这两个人造成了危险的垄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司，来接管互联网、申请各种专利，并将互联网用于牟利。

        拉里和谢尔盖仍然掌控着谷歌，他们中会有一个——通常是拉里——坚持面试重要求职者，特别是工程学方面的求职者。他们为谷歌而狂热献身，并以福音派信徒的热情推动谷歌的使命——处理并提供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他们乐意击败阻碍其前进的任何人，任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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