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家里第一件像样的家具——那只浅黄色的大衣柜，是我上中学后的第二年才买的，那还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只挑选大家喜欢的，我家的家具除了父亲自己买的几个书架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财产：饭桌、床铺以及柜橱，还有另外两个书架，上面都钉着单位财产标记的小铜牌，铜牌上有编号，单位的会计手上有本登记的明细账目，根据编号，每个月从工资里要扣除租金费，当然那只是很少的一点点钱，但绝对分毫不会错。家中再有就是七八口大小不一的皮箱，堆放在墙角里，里边装着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每逢一年的春秋两季，如果碰到星期天的天气好，母亲就会把所有的皮箱统统打开，将衣服在箱子里面翻来覆去地倒腾一番，而且要把眼下暂时不穿的换季衣服放到院子当中，在太阳底下晾晒，然后再收起来。母亲大约是原先居无定所的日子过多了，对东西有种过分的爱惜，压在箱子底上多年根本不穿的衣服也都舍不得丢掉。翻检再三，并且斟酌外面的政治风向，把其中式样已经绝对不合时宜的衣服拣出来，改作他用。一般来讲，她的绸缎旗袍会用来作椅垫或者各种灯台小柜的盖布，父亲的西装则会改成我的裤子。其余既舍不得改也舍不得丢的旧衣服，就原封不动地又收到箱子里面去，等到下一年再晾晒。每逢这个时候，对门的房东太太一般也会出来晾晒衣服，抬出来的却是几口做工精细的红木衣箱，正脸儿上的铜锁扣在太阳光下亮锃锃的，发出耀眼的光辉。母亲抬眼望见，便会不无羡慕而且感慨万端地对我说，她小时候家里有许多口樟木箱，比房东太太的红木箱还要讲究，收藏衣服的时候连樟脑丸都不用放，衣箱本身的气味就能够将蛀虫驱走。可是一九三八年张治中将军督湘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已经占了武汉，马上就要来攻打长沙，于是一把大火将长沙城烧了个精光，据云还有个颇为壮烈的说法，叫作“焦土抗战”。当时母亲仅有十几岁，只身跑出长沙，随身只带了一个小藤条箱，装了几件换洗的衣裳，还有外婆给她的一个小玉镯子和两块袁大头光洋。靠了这一点点盘缠，她从湘西跑到贵阳，再从贵阳逃进重庆，虽说后来在重庆一待几年，但也是跑空袭、躲轰炸，隔三差五地换地方，从青木关到磁器口，从沙坪坝到杨公桥，都是随身一个衣箱为家。和父亲认识之后，打日本人的抗战也胜利了，可是又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的内战，于是他们再从重庆而南京，从南京而上海，直至从上海来北京，仍然是皮箱几口，人儿两个，碰到风声不好，拎起来就跑。父母亲这辈人的青年时代一大半都是在兵荒马乱的战火中度过的，生活动荡不定，所以习惯了用旅行的箱子来打点生活的行装。对于他们来讲，箱子就是拎在手中的家。

        这些话都是我记事以后，每年帮助母亲在院子里打理那几口皮箱中的旧衣服时，她会免不了信口要讲给我听的。房东太太见了我们在忙碌，有时会对母亲说，你们如今在北京都住定下来了，也该置办置办家当，总是靠这么几口皮箱装东西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母亲听了就笑笑，回答说，会的，会的。

        大概一个人年轻时候养成的生活习惯过后不一定好改，所以我们家这时在京城里虽然已经定居了十多年，但是除了父亲的书架随着买来的书籍日渐增多而一年一年地加高之外，置办其他家当的议题总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致。特别是从“大跃进”之后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一切物资都极端匮乏，再加上家里有我这么一个母亲总是挂在嘴边说的“饿牢里面放出来的好吃鬼”，不用提下馆子开荤了，光是六块钱一斤的“高级桃酥”，或者八块钱一斤的“高级奶糖”就是一笔了不得的开销。家中所有的进项填饱肚子都还勉强，置办家当这样不打紧的闲事当然也是能拖就拖了。

        日子到了一九六四年，事情总算多少有了些起色，街上的油饼和炸糕也不用粮票就可以买到，于是有一天母亲就和父亲商量，是不是去买个大衣柜，父亲听了也点头说行。

        其实，买衣柜的动议还不完全是因为日子过得稍微松动了一些，另外一直接原因是前些天发生的一桩小事令父亲着实尴尬了一回。

        父亲平素是个生性散淡的人，对应酬一道避之唯恐不及，可是那次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上级忽然派父亲去飞机场参加接待一个外国人的邮电代表团，而且在清晨很早的时候就要赶到机关去乘车前往。那时候来中国的外国人本就不多，而且外面风传中国人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所以这样的场合自然总要衣着光鲜一些。大约上级也这样关照过了，于是父亲几天以前就慌了手脚，因为他平常上班都是靠一身布制的中山装打发日子，无非冬天里面是棉衣，夏天里面是单衣，四个衣兜缝在外面，鼓囊囊的，不管装的是饭票、钥匙、购货本，从外面都大致可以推断得出来。好在那个时候扒手并不太多，父亲上班也总是喜欢步行，并不坐车，很少听他说起丢过东西。那时的中山装都是服装厂裁剪师傅统一设计的，只有大小肥瘦尺寸的不同，式样都是一律。根据父亲的身材，总是穿“八号乙”的，长年不变，所以到商店去买衣服，他连扔在柜台上的几件样衣也懒得试，因为大家试来试去，脏得油光水滑，恨不得可以照出人影。他张口就叫售货员包起一件，交钱了事。况且这样的时候也并不多，因为买衣服还要收布票，只有过了几年攒够布票，才能换上一件藏蓝色隐隐放光的新上衣。这时候同事发现了，都免不得还要啧啧道贺几声。

        这样的行头这次大约总归是不行了。原先父亲也有几件从西装改制的毛料中山装，还是为了应景才请裁缝店的老师傅改做的。那时我家刚刚来到解放不久的北京，还不懂得新社会的规矩和风尚，关照裁缝师傅就按着街上进城干部穿着的式样仿制。依这时候的眼光来看，式样已经显得十分可笑，再说一晃十多年，也都旧了，实在穿不出去。箱子里倒是还有原先在上海买的几段呢料，可是如果拿到王府井的“雷蒙”，或者西四拐角的“造寸”去做，一时也来不及了。后来还是母亲眉头一皱，说是现在的天气还很冷，到飞机场去跟那些洋人无非是打个照面，回到办公室还不是穿着衬衫见客，找件压箱底的大衣套在外面就过得去了。父亲连连说对，就照这样办吧。

        父亲到北京以后，尽管天气比上海、南京冷了不少，但是从来没有再做过一件呢子大衣，因为实在用不到。头上顶着“猪耳朵”般的一顶蓝布棉帽，嘴上捂个大口罩，脖子上缠条围巾就可以打发整个冬天。

        母亲将父亲多年未穿过的几件呢大衣从箱子里面翻出来，式样都还是当年上海的式样，自己看着都不合时宜。挑来挑去，只有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勉强可以，在冬日灰暗的阳光下，既看不出来太多的资产阶级味道，也还符合“外事”的要求，于是就选中了这一件。但是它在箱子底下压了有十多年，从来没有动过，上面还有一大股樟脑丸的气味，先要放在过风处吹吹才行。挂了两天以后母亲又发现，由于长久放在箱子里面，已经压成了几道硬褶，很难消除。先送到普蓝德洗染店去，想请人家给整理整理，可人家回复说，至少要一周才能交活，母亲叹了口气，只得自己动手熨烫。

        平日里，父亲的衣服洗干净了，随手一抻就上了身。母亲改不了旧日的习惯，总是喜欢将衣服熨平整了再穿，我家从上海带过来一把电熨斗，可是这把电熨斗的电压是一百一十伏的，北京的电压都是二百二十伏，故而不能用电加热。记得原先供电局来查电表的工人同志到院子里来，母亲还问过关于电压的问题，因为家里除了一架收音机之外，另外有好几件从上海带来的电器都还没有用。人家回答说，即便电压对头也不能用，这些大功率的电器太耗电，电线受不了，再说，即便电够使，还要支援工农业生产建设，能凑合就凑合一点儿，最好不用这种奢侈品。母亲一想也对，于是就将电熨斗改成火熨斗来熨衣服。其实熨斗并没有改，只是将后面的电源线扯掉，直接放到炉子上面去烧。不过电熨斗和火熨斗的设计原理到底不同，存热很少，如果只熨一些母亲的单衣还勉强可以，要熨掉父亲呢子大衣上的硬褶，确实十分不易。

        那个晚上，母亲花了大气力，总算让大衣勉强看得过去了。母亲叫父亲将大衣穿上在镜子前面照了许久，然后不免叹息：“这还是在南京咱们刚结婚时做的，真是‘人靠衣衫马靠鞍’，十多年了，要不是你穿上这件大衣，我还真以为你如今老得不成样子了呢。今后上班不能穿，至少每个星期天出去逛街还可以穿。”父亲平素穿衣服都是由母亲指定，这次却反驳说，不妥，不妥，要穿也只能是星期天晚上穿，要不然白天出去，被同事们发现了，下次运动又要检查思想根源、阶级根源。记得那天父亲从飞机场回来，赶紧将大衣脱掉，对母亲说：“不舒服，不舒服，还是劳动人民的服装穿着自在。”不过我倒是发现，大约还是母亲说得对，父亲穿上呢子大衣，脚步似乎也轻快了，比平素两只手笼在制服棉袄的袖子里取暖，弯腰驼背的样子要精神了许多。

        从那以后，母亲就决定要买个大衣柜，将原先的旧衣服都挂起来，说是不一定哪天就派上用场，那么好的料子做的衣服不穿，真是糟蹋了。

        果然没过多久，家里就运来一个浅黄颜色的大衣柜，放在父母的卧室里。要是以我的眼光来说，我并不认为好看，尤其与房间里从“公家”手中借来的旧家具放在一起，像是个暴发户，显得十分的不协调。

        不过从此以后母亲就再也不用翻箱倒柜地找衣裳了。过去为了一件衣服总要花去她半天时间，而如今几件还算可以穿得出去的衣服都熨好挂起来，到穿的时候仍然还是笔挺的。母亲为了这个，似乎悟出一点居家安定的好处来了，十分感慨地说：宁为盛世狗，不做乱世人，要是一辈子能有个安生的日子，也置办些家当，到底是好啊。

        有了大衣柜之后，一些总也想不起来的东西有了出头之日，原本收藏在箱子里不见天日的衣服也有了好的去处。母亲将几件自己认为最得意的衣服都寻出来挂到大衣柜里。到了星期天，如果兴致好就一件件穿起来给父亲看。父亲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但两个人都能记得起来当初做衣服时的点滴旧事，这似乎很让他们开心。只是母亲这时已经发胖了，许多衣服基本穿不上身，于是有时我的大表姐，或者其他亲戚朋友家的年轻女孩子来我家，她还会让她们穿起来给自己看，大约这样还能让她多少回忆起来自己年轻的时光吧。过后，她会说自己已经穿不下，要送给这些年轻人。但是这些 正文 拎在手中的家（4）女孩子大都会拒绝，而且看得出来，她们还确实不是客气，是真心觉得母亲的这类衣服不合时宜，根本穿不出去。母亲的好心得到这样的回应，也就让她把重新披挂这些旧日衣服的心懒掉了。渐渐地，这些衣物在母亲的手中变成家里不经意就绝对不容易发现的杂物，或是椅垫子，或是布帘子。衣柜里收藏的旧衣服渐渐少了，母亲有时也会感叹，说看来这个衣柜当初不买也罢。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来母亲发现了这个衣柜倒有一个原来意想不到的用处，就是用来“坚壁清野”家中的食物。自从“困难时期”起我就染上了好吃的毛病，而且对所有食品都有广谱的兴趣，一有吃的就会奋不顾身，所以家里的吃食总是捉襟见肘，时时免不了寅吃卯粮。为了将家中会被我迅速消耗掉的食物收藏起来，免得断顿，母亲就想方设法将食物藏到我发现不了的地方。原先她是放到箱子里面的各个角落，但是一来箱子的锁都是用来对付君子，对付不了我这样的“小人”，很容易打开；二来将食物与衣服塞在一起，母亲既怕食物沾染上卫生球的味道，也怕食物引来蛀虫将衣服毁掉。如今有了衣柜，她就专门在搁板的一侧存放准备对我隔离的食物。她将这扇柜门锁起，每天只向我发放有限数量的食物。就这样，靠了这个大衣柜，无论是凭证供应，还是用高价买来的食品，在母亲的悉心安排下，细水长流，源源不断，我家在那些年得以没有出现浮肿、夜盲或诸如此类的营养不良症状，安然度过食物危机的年代。经济恢复过后没有两年，嘴里刚有了几口嚼头，又接着闹起来“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里头，大衣柜最后在我家还帮了一个大忙。

        那是在机关的造反派第二次来抄家的时候。那天父亲已经被进驻支左的军管会隔离反省了好几天，母亲去上班，我正好闲在家里无聊。此时我已略通世事，母亲不必再将食物锁在衣柜里躲避我的搜寻，尽管我知道大衣柜的钥匙分明就放在衣柜的顶上，但绝对不会打开衣柜去寻找吃食。这时听见大门口纷纷杂杂的脚步声我就知道又有人来找麻烦了，就端坐在那里等候他们。

        这一天来了四五个男男女女，为首的一个高个子说今天是来查抄经济证据，让我把所有箱子柜子都打开。我知道家中赖以度日的钱和银行的存折都放在这个衣柜里，而且知道母亲预感到家中会有变故，前一天到银行去取出几百块钱，以应不时之需，就放在大衣柜的第一层搁板底下。如果让他们抄去，我们过日子就困难了。于是我告诉他们，别的箱子都可以，只是这个大衣柜的钥匙让母亲带走了，只有等晚上母亲回来才成。

        为首的高个子说不能等，这时人群里面一个胖大汉说，要不然就用脚踹开算了。高个子说先不忙动手，反正跑不了。说着就招呼手下的人用带来的两张盖有造反总部大印的封条将柜门封上。他看了我一眼，脸上有一丝不经意看还很难发现的得意神色，似乎是说，不管你是说谎，还是真话，反正这里面的东西你是休想再拿出来了。事罢，他就带着这群人悻悻地走了。

        他们走后，我悄悄地跟到大门外，证实他们果然没有设下埋伏，就赶紧溜回房间，轻轻揭开柜门上浆糊尚未干透的封条，用钥匙打开柜门，取出现金和放在一起的存折，然后赶紧又锁上柜门，将封条按原样贴好。

        晚上母亲回来，我将东西交给她。母亲说，钱拿出来就好，存折不能动了，他们大约也已经到银行去冻结了账户，如果再去取钱，万一让他们知道了，还可以指责为这分明是筹措特务活动的经费，反而不妙。

        靠了这点点劫后余生的钱，我家总算是度过了最难挨过去的时日，这也是后话了。

        从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开始，毛泽东下了一道指示要办“五七干校”，随后就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那时我们刚从父亲的死讯中稍稍清醒过来，母亲马上就要离京到干校去了，摆在眼前的事情就是如何处置这个家。好在书架上的书早已被造反派抄走，据说要去过细分析其中可疑的蛛丝马迹。除此之外，我家搬到北京来以后只是多添了那个大衣柜，卖掉它，整个家就剩下那几口皮箱，又可以拎到手中了。

        大约宣武门内大街路西的中昌寄售行也听到了风声，早早扩展了旧家具门市部的门儿，等着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来自投罗网，好好压个价钱。其实到了这个工夫，价钱当然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母亲这些年只置办了这么个大衣柜，算是她的“不动产”，对它多少有些感情，家具行的伙计来拉走衣柜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神情很是黯然。

        接着我们把原先向“公家”借来的桌椅板凳统统还回去，房间里真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就剩下那几口皮箱了。我和母亲坐在向房东太太临时借来的小板凳上，等着出版社的卡车来接我们走，母子二人对话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都能够听见回声。母亲看着堆在房角上的几口皮箱对我说，差不多正是二十年过去，现在咱们家和刚刚搬到北京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有这几口皮箱才算是咱们的家，不过那时候的三口人现在变成两口人——父亲不在了。

        前些日子将祖母送回长沙老家的时候，让她老人家带走了一口皮箱。母亲嘱咐说，另一口皮箱给我，今后下乡不管到哪里去，总归有些东西要装，而且这样一来，凭上山下乡“优待票”才能买得到的木箱也可以不用买了。母亲知道我嘴馋，说不买木箱省下来的二十多块钱可以用来买些吃的东西带走。刚才寄售行的伙计给的那五十块卖大衣柜的钱，母亲也塞给了我。这让我不禁想起母亲原先告诉过我的旧话：当年长沙大火，外婆让母亲赶紧逃命的时候匆忙塞给她两块光洋。看来人生有许多紧要的关口都是非常相似的。另外母亲说，过几天她就要随大队人马出发到安徽凤阳的干校去，她准备带两口箱子走，剩下的几口，已经和单位留守处的老高说好，就暂时存放在出版社。说来也容易，原先从上海拎来北京的家就这样四分五散了。

        如今我把家搬到波士顿已经有十多年，大约我也和父母那辈人一样，年轻的时候过惯了居无定所的日子，当初养成的毛病过后不好改，对身外之物总是兴味索然。直至如今，我的一些朋友在美国置了房产，买了家当，他们有时会一脸兴致地劝我也能够见贤思齐。但我总感觉世事难料，依然认为不如把家拎在手中，一旦有了风声，说走拔腿就走，这样心里要踏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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