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军统局局长、大特务戴笠，乘222号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谁知途中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不停，与地面联系劝他另降机场。戴笠不得已命令转飞上海，可上海仍然下着大雨，无法降落，飞机又改飞徐州降落，之后撞上岱山，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戴笠死了，国民党上层官员暗中拍手叫好。从最新解密的国民党档案中得知，戴笠之死并非单纯的坠机事件，疑是谋杀。风云一时的大特务戴笠，也因此走进了历史谜案。

        那么以残酷无情著称，并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的戴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他究竟是被人暗杀还是坠机而死的呢？

        戴笠（1896—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据说他的名字戴笠是化自《越歌谣》中的“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辑；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而这里的“君”也许指的就是蒋介石。戴笠是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同年，他为即将深入东南日战区的梅乐思示范。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笠一手布置。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的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看，又没有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中等身材，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戴笠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

        戴笠出生于江山，其家位于浙江西南边界、赣闽交界处的新安江源头。据说戴家是西汉时期戴圣的后代。但根据当代江山县地方志专家们的看法，戴家有案可籍的祖宗可追溯到晋朝的戴安道。他的子孙分散到江苏、两湖、安徽和浙江。在安徽休宁，原以元朝秘书修撰戴安德为首的戴氏家族于灾难重重的14世纪元明过渡期迁移到了浙江的龙游县。这一支家族的首领是戴天熊，后来他把家迁到了江山仙霞岭的龙井。

        戴笠的曾祖父戴启明（字日明），在当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赢得武德左射骑的荣誉称号，而提高了其贫穷农民家庭的社会地位，像所有在清朝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立功而在乡村升官发财的后代一样，戴氏们变成了当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成为了一个小康之家。戴启明偶听一算命先生说仙霞岭的保安村风水好，“得此地者昌”，便动了心，几经周折，举家迁到了保安镇。后来搬到了离仙霞岭20公里之外的保安村。

        戴启明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桢奎、顺旺、大猷在保安村安顿下来。二子戴顺旺便是戴笠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戴顺旺也因效忠清政府而被授予晋升五级的荣誉。他利用这个荣誉，一面继续以高利贷赚够了钱置了200亩良田，同时在保安开办了一系列的产业，并获得了种茶、收木材和在附近山坡上采矿的权利。到戴顺旺死时，这笔可观的产业主要落到了在衢州府衙任巡警、挥霍无度的儿子戴士富之手。

        戴士富是一个嫖赌成性的败家子，在生下两个儿子春风和春榜时，大部分家产已被他挥霍掉了。在他去世时，那原有的200亩地只剩下了20亩。那段时期，戴家只得靠戴母的劳动来维持。戴氏夫人是江山县贵族蓝氏家族的后代，为养活孩子，她开始替人缝缝补补。戴母是个识字的人，她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教育儿子的责任，尤其是对长子春风。

        戴春风（字子佩）原号芳洲，14岁进入高小，取学名征兰。在他30岁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时改了名字，叫做戴笠。

        戴笠的母亲在戴笠7岁时替他在当地的私塾里报了名。9岁时，私塾老师毛逢乙指点他通读了“四书”，次年戴笠便开始了习作。到11岁时，母亲的鼓励和教导使他进入了当地的小学，也使他养成了忠孝之心。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少见：这个缺少父爱的孩子受到意志坚定的母亲的督促。戴母下定决心，要使这个衰落的家庭继续保持它温雅的外表。她显然不遗余力地让儿子上完了学，而且还不断地提醒儿子不要重蹈覆辙，像父亲那样当个衙门的巡警，软弱地对上司俯首帖耳。而戴笠铭记母亲的教诲，对母亲十分孝顺。后来有人评论说，当戴笠凭着自己的本事成为一个令人惧怕的人物时，他仍然对母亲十分孝敬。

        戴笠孝心的象征便是他在仙霞岭下为母亲盖的别墅。戴母原来的房子被改建成一座精心设计的公馆，现在是保安的“文化馆”，里面还保持着一些洛可可式家具、精致的楼梯以及抗战时期用作装饰的华丽镜子。她在乡间的别墅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名字“率性斋”，建在一个山顶上，由一队戴笠的人员看守，他们可通过私人电台直接与军统总部联系。戴母的家丁有权免受逮捕，而且据共产党公布的资料，她用这些人来经营讼棍和包揽活动。这座别墅俯视着一个美丽的池塘及一旁那个被叫做“天雨亭”的亭子。

        戴笠常对手下的人说要向他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务的能力。每当戴笠劣性发作把手下人当仆人一样虐待时，他的母亲便会轻声而坚定地劝说他，于是他会立刻安静下来，压住怒火。看来，只有她能完全地控制他，而他同时也是母亲的宠儿。当戴笠的飞机在1946年失事后，没人敢去告诉她儿子的死讯。为了不让戴母得知戴笠的死讯，毛人凤特派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带人前往江山，谎称戴笠已出使英国，并留下一个大队，驻扎江山，护卫戴家老小，每月伪造两封戴笠的电报，向戴母问候。戴母73岁寿辰时，毛人凤又精心策划了一个隆重的祝寿活动，陈诚、胡宗南、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致贺信、送寿礼，大宴宾朋，以慰戴母思子之心。即使她后来猜出了真相，但是她也从来没表露出来。次年她便去世了。

        也许戴笠在母亲眼里是个善良的人，但从少年时起他便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总讨同学喜欢的“剽悍”的小伙子。虽然他很会装假充善，但早在他十来岁上小学时，他就被发现是个不守成规、嫖赌成性的捣乱分子。不过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

        1909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岁时成了学校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鸦片和裹小脚的“青年会”主席。戴笠的记忆力非常强健，因此功课比较好，文溪高小毕业时，是班上的第一名。次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他在那里过了3个月。向来聪明的他赢得了老师的尊敬和同学们的忠心，但在他因偷窃被抓，被校方开除。于是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回到了山区的老家与家人团聚，那时他20岁。

        无所事事的戴笠对赌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也使他卷入了更大的麻烦之中。他把扑克牌玩得得心应手，而且学会了在洗牌时做手脚的诀窍，所以经常作弊。那时，县警察常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逮捕赌棍的方法来禁赌，为了避免罚款，地方上大多数成瘾的赌徒常在夜晚聚集在夏口河对面的一块空场地上。为了不被水浸湿，戴笠常用一只装稻米的滚筒划着过河。有一晚他因屡次作弊而被抓，被打得鼻青脸肿。

        为了保命，戴笠把偷来的扇子卖掉，凑足了路费回到杭州，在那里志愿报名加入了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

        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后来证明完全不合格。

        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不管戴笠是否作了弊，他的确从打牌中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请他的战友们吃喝（他总在手头放一些酒，口袋里装些西瓜籽，身边有一些小吃），他还用这些手段与地痞们结交，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

        当他这些夜间活动遭到上司的惩罚时，戴笠当了逃兵。1918年间，他在宁波一带挣钱糊口，后来他的母亲下决心把他带回江山，为他在一所比较像样的民间学校报了名。

        显然，在戴母的督促下，他以榜上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衢州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但戴笠无心成为一个小学教师。毕业后，他利用和青帮的关系离开了杭州去了上海。

        在那里，他在杭州的秘密帮会“师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即当时上海城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于是通过这些关系，在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及范绍增横行的时代，戴笠成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友。

        对于这些乱七八糟的帮匪们来说，戴笠只不过是一个跑腿的。他在赌场当过私人保镖、跑堂，而且常常还没有事做，于是他想赚点外快或找靠山来支撑自己的职业。不过，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打流”，也意味着得保持他惟一的一套夏装的整洁。因此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阳光照射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在上海戴笠力图保持同样的形象。每晚都洗身上惟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觉时晾干，于是戴笠在人们眼里总是显得要比他的实际情况得体。事实上，他是靠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弟张冠夫的供养生活的。张冠夫在小北门地段租了一间小阁楼与妻子住，戴笠就睡在这对夫妇床边的地板上。这一点造成了戴与表弟媳王秋莲之间的紧张关系。戴笠曾企图通过表弟在商务印书馆找工作，结果由于张太太的阻挠而没能得逞，而且她有一次还真让他吃了闭门羹。

        不过，尽管她反对，张冠夫还是随着戴笠进入了情报工作系统，成了他联络组的一员，并在1937年接受了主管苏浙行动委员会经理处的中将及军统财务处副处长的任命。

        尽管有这些报赏，张太太仍旧看不起戴笠。她所了解的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是个瘪三，在她看来，他永远是一个扮作国王的猴子而已。而到了后来灯红酒绿的年代，轮到戴笠扬眉吐气的时候，他对张夫人十分鄙视，管她叫做毫无青春魅力的“黄脸婆”。与此同时，他又怂恿表弟纳妾，让他的妻子与一个年轻美貌的小老婆同居一个屋檐下，来竭力折磨她。

        当他表弟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时，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算是小有名气的。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出过像杜月笙这样的人物。而这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正是在那时看出那个年纪的戴笠是个“人才”。关于这位青帮头子与未来的蒋的特工首脑的关系，万墨林的说法最具有权威性。他原来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万在1928年报告说，当戴笠只有31岁时，他已作为一个情报员在为胡靖安工作了，他决定自己的未来成就取决于在上海地下社会中建立同盟关系。

        于是，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那天杨司令带了戴笠来拜访杜月笙，戴笠身着整洁的西服，头发梳得平整光亮，一双明亮的眼晴睁得很大，谈吐也很得体。虽然他刚离开军校不久，而且只不过30岁的年纪，他在杜先生和杨司令面前讲起话来却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简单的客气话后，他直截了当地向杜先生提出请求，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后来这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戴笠把这个帮会头子称作“三哥”。当戴笠的嫡亲表弟张冠夫得知他们的关系后，惊恐万状，马上把戴笠赶了出去，怕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连累到他家的安全。

        丢了亲情的戴笠却有一个臭味相投的“靠山”兼“启蒙”的知己，那就是胡宗南。

        在后来的年代里，胡宗南成了戴笠在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将军中至关重要的同盟。戴笠在讲起他与胡的结识时的口气，好像是在描述或中的兄弟结盟一样，栩栩如生。

        一天，他在西湖边灵隐寺入口处的一块岩石上晒那套由灰色军装改成的服装，一边光着身子藏在水里等着衣服晒干。胡宗南当时是小学老师，带学生来玩。那些学生也坏，其中有人看见石头上的衣服和鞋子就上来捡，然后威胁戴笠：“你要光屁股回家了。”戴笠很着急，小孩子做事情可是没有谱啊。戴笠于是忙叫喊起来，让他们把衣服放下。那位教师发现戴没穿游泳衣，便叫自己的学生把衣服放回岸边晒干。尽管这两个人没有交换语言，但对水中人的尴尬他们相互抱以微笑。

        过了一会儿，等学生和老师走了以后，戴笠穿上了衣服。等到有了机会，他便去当地的小学感谢胡宗南的周到。不久，胡便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宠爱的“天子门生”之一。于是，早在胡变成“西北王”、戴笠变成蒋的秘密警察头子以前，这两人就发现他们之间情投意合，更不用说他们的勃勃野心了。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天意——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虽然会面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就此，戴笠认识了这些人。

        当时这些革命派把他当作“小瘪三”。当他们需要人跑腿时，戴笠就受到差遣。当他们要泡热茶时，戴笠就被招进屋里。戴季陶很快就发现，这个竭力想讨好他们的跑腿跟他同姓，于是他开始询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生活目标。戴笠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记者或生意人。由于那时名为“光棍”、实为革命党信使的人们来往频繁，戴笠便猜想他们是孙中山在广州的特工人员。但他不敢把这些说出来，于是他一开始回答戴季陶说：“只要我有饭吃，什么都行。”后来他终于告诉戴季陶，他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欲望是如何使他来到了上海过“打流”生活的，于是这个长者对“小瘪三”的态度开始转变了。蒋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称老戴“叔叔”了，他也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当然，很久之后戴笠才成为总司令的亲信，但他们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当年在上海街头“打流”的日子。

        不仅如此，虽然戴笠很讨厌别人谈论他的这些往事，但他自己却喜欢讲那时他完全靠自己本事吃饭的故事。他谈起自己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往事的时候，经常放声大笑。在他看来，那段日子是“陶冶”阶段，就像一件瓷器成形，一块金属受到冶炼一样。他惟一的遗憾是没有更快地看出蒋介石后来会晋升得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马上在这个未来的国民党领袖身上下他的赌注。

        官场得意的人自然不愿情场失意，可天性好色的戴笠在私生活上却是一团糟。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邹志英是杭州人，戴笠多年的情妇。起初她以为戴笠是真心爱自己，后来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他偶尔寻开心的玩具，而且长期不许见面。邹伤心失望之余，跑到军统局大吵大闹。戴为顾及颜面，下令将邹逮捕，先送重庆集中营，因过度刺激以致精神失常，后又被转息烽集中营长期囚禁。邹在狱中毫无顾忌，大谈戴笠的艳事与丑闻，闹得不可开交。为避免丑闻扩散，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受戴笠之命为被凌辱的女犯专建一小屋，四周栽植花木，生活上给予优待。直到戴笠死后，她们才获得自由。

        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当时的人把她比做游侠小说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游击队作战。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军统特务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他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的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们对于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一位前秘密特务说：“我虽四次做过他的随行人员，却从没有人敢提起他这些有关污辱女性的事。”

        但他并非跟所有的女人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戴笠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翟，他经常同时携她们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翟的中间休息。

        叶霞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她成了戴笠的崇拜对象后，他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而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了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称，戴笠把叶霞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也许配给了一个朋友。赵霭兰最终嫁给了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但这些联姻对这些女人来说并不总是如意。1940年戴笠又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这里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戴笠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头子，胡蝶是著名电影皇后，他们两人的同居曾经有过许多街谈巷议。

        抗战期间，电影皇后胡蝶原来居住于香港。1941年香港被日本军队占领，她和她的丈夫仓皇出走，先到广东韵关，再由韵关到桂林，最后抵达山城重庆。

        这时，他爱上了胡蝶，软硬兼施，终于把她占为己有。在这之中，戴笠钻了一个空子。原来，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后，胡蝶因不想躲来躲去，疲于奔命，打算滞留在香港。不料日本人却找上门来，邀她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友善”的思想。胡蝶这才意识到继续留港的严重性，决定绕道回内地。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只箱子，托当时在香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不料，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韶关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

        胡蝶失宝，极为伤心，但戴笠却喜之不尽，认为是天赐良机。为了赢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将杨惠敏和她的情夫抓来严刑拷打，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由于兵荒马乱，劫匪如麻，任凭有通天之能，此案也无法侦破。

        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计，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1943年7月4日戴笠跟美国方面的梅乐斯签署了中美合作所协议，之后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此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但胡蝶还是讨厌这个地方，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见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所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据说，仅花卉和树木一项，就花去法币一万多元。胡蝶与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一天到晚总是郁郁不乐。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他要杀死一个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因此，胡蝶表面上不得不应他，心中却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潘有声。而戴笠为了霸占胡蝶，特地送给潘有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他在滇缅公路上运输货物，通行无阻。因而潘有声行踪不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使戴笠有机可乘。

        戴笠为博得胡蝶的欢心，想方设法在生活上满足她。于是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使胡蝶不爬坡，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戴笠的部下沈醉为了讨好她，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因为疲劳过度，精力不集中，3名石匠被砸死，12名工匠被砸成重伤，轻伤则天天不断。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娇妻已被“鸠占鹊巢”，非常恼火，就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又打听不出胡蝶的住所。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生闷气，戴笠的秘书王汉光去找了他，明确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独自悻悻回到了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了。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嘱咐胡蝶飞往上海，先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潘有声迫于权势，同意与胡蝶解除婚姻关系。胡蝶掉着眼泪对丈夫说：“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有声，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于南京近郊，与胡蝶结婚即刻成为泡影。以后，胡蝶便与潘有声一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有中国的希姆莱之称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乘座的专机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戴笠死后，关于死因有不少民间传闻。戴笠一生十分迷信，疑神疑鬼，号称东方的盖世太保。早年困苦潦倒，有一次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于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于是就改名戴笠，字雨农，意思是雨中戴笠的农夫，水足得很，后果然青云直上，当上了军统局局长。戴笠每次出去时，起的化名都是带水字旁的，如“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一向平安无事。然而，1945年底，军统局秘书室助理袁寄演是位青年书生，接受了一些科学知识，替戴笠起工作化名时，故意不用水，而拟了一个缺水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戴笠正好不在局本部。去了天津，无法知道新化名的拟定，而毛人凤也一时糊涂，没有好好想一下，竟马马虎虎的批准使用。但这一次却是命中注定难逃一劫。本来，他从北平起飞就有一点勉强，因为气候原因部属都劝他取消这次飞行。可是戴笠此时正与大名鼎鼎的电影女演员胡蝶打得火热。据说当天或是次日是胡蝶的生日，戴笠答应她一定赶到上海为她庆贺生日，所以强行起飞。又由于上海下雨，戴笠才改飞南京，目的仍是下机后便于乘车及时赶赴上海。哪里想到他匆匆忙忙赶的竟是一条不归的黄泉路。结果他的飞机撞在戴山掉入戴湖，这不能不说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逆转的巧合。

        对关于戴笠专机失事的原因，人们一般认为是天气恶劣所致；但新近披露的史料也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1928年7月2日，刚刚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一夜之间将慈禧和乾隆两座墓掘开，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等洗劫一空，这就是著名的东陵盗宝案。

        在孙殿英所盗得的宝物中，最珍贵的当数乾隆墓中一柄九龙宝剑。这柄剑长5尺，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

        孙殿英是个有名的兵痞，被蒋介石收编不久，就干下了盗清朝皇陵的重大事件，一时全国舆论哗然。然而，老于江湖的孙殿英将盗陵得来的赃物，买通了当朝权贵，结果轰动一时的盗宝案最后不了了之。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但由于他出身于臭名远扬的杂牌军，因而始终难得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通过关系与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经戴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将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转献给蒋介石。戴笠把宝剑随手交给了军统特务马汉三，要他设法将宝剑送往重庆，呈献给蒋。马汉三接过宝剑后，知道这是一件无价之宝，立即起了贪宝之心。

        戴笠回到重庆后，迟迟不见马汉三将宝剑送来，于是发电给马汉三询问。马汉三撒谎说：为安全计，宝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到张家口一带活动时，被当地日谍机关逮捕后暗中投敌。宝剑先后落入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手中。

        马汉三被田中释放后，几年中在军统内步步高升。尽管如此，私自藏留宝剑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脑海中，成了他的“心病”。他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宝剑落到了川岛芳子手上。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活动，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川岛芳子逮捕，在川岛芳子住宅的地窖中找到了宝剑。

        几年后，戴笠到北平检查肃奸工作。在提审川岛芳子时，意外地得悉了九龙宝剑的下落和马汉三投日之事，多年来萦绕在戴笠脑海里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九龙宝剑后，并没有一句责备马汉三的话。相反，戴笠还故意留下一封信，让他转交文强，以示对马汉三的信任，以稳住马汉三。马汉三自交出宝剑后，死亡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他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向这个无人能敌的头号杀手挑战。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马汉三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他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第二天，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向警卫戴笠专机的军统特务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警卫没有怀疑。刘玉珠登上专机后，将一颗高爆定时炸弹放入一个木箱之中，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首先刊登了戴笠专机失事的新闻。戴笠的死因，就此成为定论。一件弥天大案就此掩盖了过去。

        戴笠专机失事后的第四天，军统总务处长沈醉赶到失事现场，从当地百姓手中追回了两件宝物，一件是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龙杯，一件就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回的九龙宝剑。

        负责办理此案的保密局司法处长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的遗物入手，一步一步追查，终于弄清了马汉三藏留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全部事实真相。毛人凤认为将此结果公布出去，而且将马汉三等人的事实真相公开，对国民党及军统局本身形象亦不利，于是决定马汉三案真相不许公布。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就这样，戴笠死亡的真相就被掩盖了起来。

        蒋介石跟戴笠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蒋介石非常倚重戴笠，甚至很怕戴笠。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特务，不过是抓人隐私，以控制人，戴笠就是这么一个帮助蒋介石控制人的人，他做得很成功，很有一手，蒋介石当然倚重他。他太成功了，抓了太多的隐私，包括蒋在内的四大家族的隐私，都抓得清清楚楚，蒋介石当然怕他。所以，戴笠不得不死。

        这时，民间流传出一首与戴笠之死有关的打油诗，有人推断这是一处巧合，是天意：

        三五三十七，骑鹤去辽西。不怕南来一只虎，就怕北来一支机。

        这首诗事出有因：原来，戴笠在北平会上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李某，李某当时是某军旅长，自幼曾受异人传授，精于看解手相，并且非常灵验。那天给戴笠看了手相，嘱咐戴笠多加小心，戴笠不以为然。后来戴笠死亡后，李某曾惊呼太灵验，为戴笠之死可惜。“三五三十七”，意思是民国35年的3月17日那天要出大事，叫大祸临头，若在家中不出门，就躲过了灾难，这天正好是1946年3月17日。骑鹤去辽西，是人死后驾鹤飞往无边的西方。这里的辽西，不是辽宁。后二句说明戴笠乘飞机而死，戴（岱山之岱）落笠（泥）沟，是戴笠人生注定的归宿之所，上天早有安排，在劫难逃。这样一看，是宿命论的思想，正说明戴笠该死。

        戴笠死后，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在场的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不浅，与戴笠也有很多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士钊主笔。在众人的一致附和下，章士钊先生自知已不好推辞，稍加思索后，一挥而就：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章士钊廖廖数十字，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

        1946年，戴在南京江宁县坠机身亡，据说蒋介石愁肠九转，创巨痛深。亲临重庆“四一”军统纪念大会，与参加会议的特务一同悼念戴笠；6月在南京亲自为戴笠的葬礼主祭，蒋介石在挽联上写着：“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苛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8月，蒋介石亲自到了戴笠摔死的地方，并在戴山山脚一座不大的戴家庙中，对军统大特务们训话。他要给戴笠找一块风水宝地，所以戴笠、戴局长、戴将军的大柩，一直未安葬，停在灵谷寺。而毛人凤深知蒋介石专程研究过各种术数，卜卦算命看风水，样样精通。半个月后，蒋介石来到南京。此回，他是一个人来的。蒋委员一身短衣，一顶草帽，还戴了一付浅色墨镜。在一干大特务的尾随之下，他拄着手杖一直走到灵谷寺后山的山顶之上，左看看右看看。跟随之人，谁也不知他在玩什么玄虚，无一人吭声，默默跟着。蒋介石也不管一帮侍卫和随从，径直从山顶又转到烈士公墓山头之上，仔细察看，接着，顺烈士公墓小道下山。最后，蒋介石站在一水塘边，对毛人凤说：“这是一块好地，风水不错，模样又好，前后左右，都有讲究，非常吉利。不过，一定要注意，安葬时务须取子午向。”沈醉说：“听来他对这些很内行的样子，这位经常做礼拜，手不离圣经的虔诚基督教徒，原来是一个迷信风水的阴阳家。蒋介石选择好地点，定好方向之后，又叫毛人凤找人看什么时候下葬最适宜，才擦着满头汗珠钻进汽车。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看到他对戴笠这样爱护，莫不为之感动。主仆之间的关系，由这点也可看出很不寻常。”军统局在蒋介石卜定的风水宝地替戴笠营造了坟墓。

        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为此，蒋介石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幅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聚会时，向大家提出了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在场的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假使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相互推诿。去年，南京媒体报道，沉寂了大半个世纪的戴笠墓葬遗址，在中山陵国民革命阵亡将士第三公墓范围内被发现。但由于戴笠墓一直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遗址的很多部分已经损毁严重，不复本来面目。有关部门正在对戴笠墓进行修缮，最大限度恢复它的原来面貌，争取尽快对游人开放。为此引来媒体争鸣——该不该修缮与开放戴笠墓地？章士钊先生于1946年所作一副挽联，可供研究或批判。“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总而言之，这起发生在南京上空的神秘坠机事件，到底是失事还是谋杀？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桩未解的悬案，至今依然没有准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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