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点混乱？

        你好客气。我都能在镜子里看见我两眼里的大片混乱。我不知怎么接受他，舒茨。他忽然提出把他的名字从我们合著的书上拿下来，他说这样对我有利。然后他说，他妻子同意和他正式分居，意思是我和他的同居要抓紧时间筹备。要去找个单卧室的体面公寓，不能像我目前住的“塑料房”（他叫一切简易轻便材料成批建成的楼房“塑料房”），他说他和我可以有个半公开的关系，我只需在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消失一下。“半公开”还包括去一趟夏威夷，每周一同看一回电影。做爱三次到四次，我煮三顿晚餐他煮另外三顿。还包括：让全世界明白我们在相爱但不冒犯公德亦不蔑视法律。

        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没有眼里这些混乱了。

        可能。

        很可能是一个好的前景。

        我说过。我现在还对你说，从四月十六号游船的那个下午，具体些是从他当众抱起我的时刻，我开始爱他。开始关心他每天的三明治是否营养充足；开始发现他的鼻梁多挺直正派，他灰眼睛里有罗素和培根，亦有街头那孤傲乞赏的老乐师。我开始发现他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容，他一天天多起来的优点。开始在一瞥两瞥的扫视中，蓦然看出他原来有那样苍劲清晰的侧影。我知道他会来的晚上，期盼是突突心跳，是一身细汗。一切都出现在四月十六号之后。湖水暖起来了，我同他无言地走走，他胆怯似的，好小心地拉拉我的手。一阵惨淡的幸福。

        你看，我混乱吧？

        从他灰眼睛中，我还看见了我爸爸。

        没有。不过他有点猜疑。那天他看见我桌上没来得及藏起的两封信。是我求职的两个大学的谢绝信。

        什么也没问。

        我在替他缝外套口袋被撕裂的豁口。他从来不愿讲他妻子。他不想让我在他分居的决定和这扯裂的衣袋之间产生联想。温存一生的妻子只不过想挽留，只不过动了武来挽留。他绝不愿讲她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挽留。

        我们习惯开着电视，管它在说什么。我请他把外套穿上，看看缝补是不是服帖。他突然来一句：那次面试成功吗？

        我全无提防，真就不懂他的话。我说：什么面试？

        他说：你三个星期前不是去加州面试了吗？

        我笑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面试？

        他反问：成功吗？

        我尽量地笑，说：你问航空公司去吧。不是从那儿打听出有一名东方女性旅客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面试吗？

        他孩子一样看着我。皱纹多妙啊，你没注意到吗——老人的皱纹是先于他的面孔生发表情，面孔没恼皱纹早已恼了，反之，笑也是皱纹先于五官快乐起来。条条皱纹都表达着他孩子般的委屈：难道我不值得你这一点信任吗？你蹑手蹑脚地远行到千里之外，蹑手蹑脚地在我身边向五百多个大学发求救信号。他什么也没责怪，皱纹已表达得很清楚：他不懂为什么我一直在搞鬼要离开这所学校这个城市。

        我满意自己的针脚，缝补是完美的。我笑笑，说他妻子也会满意这缝补，会觉得两个女人的明暗搭档还不错。我把四十五岁的妩媚全凑足了，继续嗔笑：我今天把这领口撕烂再由她去缝补，这样就对称了你说对吧？

        他说：你的非母语已经可以像你的母语一样婉转地伤害我了。他微笑不减，皱纹在申诉痛苦。

        大概是想摆脱恩典。大概想摆脱恩典之本身所含的讹诈和奴役。

        是奴役。

        是对于任何易感之心的奴役。对于良知。等一等。还有就是对于奴性。

        不仅仅是要摆脱舒茨。实质上，我对他很不舍。我说过：许多年后，我会常常坐在他墓前，轻轻的一阵遗憾。遗憾是那种轻轻的心痛……我不愿离开他，但我要摆脱。

        不很清楚。但我必须摆脱它。

        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之于我，是除却我父亲播种在我身心中的一切：易感、良知、奴性。

        也许，我原来要摆脱的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用那一记耳光来摆脱自己，不惜破坏自己人格的和谐。那个意外的卑鄙举动，那个叛徒之举，实际上是他在挣脱自己。他从来没明白这点，用了这么多年来为此举动思索反省。

        我对他说：舒茨，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知道有一个伤痛，却又不知伤在何处。其实并不止我一个人，假如他爱的是另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女子，他都会感到她那无法探知的伤痛。我们的整个存在就是那无所不在的伤。因此那伤并不存在。我在自我矛盾，我知道。非母语，自相矛盾以致含混不清，都得到了原谅，我总在你脸上看到你的原谅。你的不惊讶，你的眼睛有时像圣像的眼睛那样不惊讶，司空见惯。其实语言从来没有准确过。语言的含混使南希和克林顿，使律师们不失业。

        我可以躲在我的英语用词不当的后面，对舒茨说：那个开头开得不好——我们那个开头。在你的大办公桌上。你把权力、利害全压上来。如此开头怎么行？你算计好了，酒埋伏已久。

        他？把它的杀伤力归结到我非母语的偏差上。他不计较我用词过猛。一向原谅，像你。

        他说：好吧，就算开头不尽完美。但我们现在深深相爱，不是吗？

        我说，是。

        他说他为我已断了一切后路。他说许多好事的开头都不够美好。

        哪止“不够美好”？不是量，是质。是本质的不好。你在占一个急于求职的四十五岁的女博士生的便宜。本质是性骚扰。

        他还是坚持原谅我，笑，皱纹划出痛苦。他总说他喜欢我说英文时的幼稚可笑。一个没头没脑地呀呀的孩童。语言的稚气使我身上幻化出一个年轻许多的我。那个假象使他信以为真，他甘心信以为真。因此他在享受一份假象的青春同时必须原谅。他把我语言中的无轻无重，过分直接都当成那幼稚的整体，他无法剔除其中一部分不善和不逊，那些刺痛他和令他无法下咽的。

        他笑笑说：注意你的用词。

        我笑笑说：你觉得是修辞问题吗？

        他说：想想一辈子要听你这样不知轻重的话，真无望。他让我明白他那父辈的宽厚之爱，他的皱纹告诉我别的什么。它们在告诉我：我也在敲诈。

        我们别谈这个了，他可怜地说。拥抱和拥抱的一切后果使进了死胡同的谈话歇在那里。我在他第二次上来时感到自己不是那么好挣脱的。我爸爸在四十五年前通过我妈妈给予我的这个“我”，可不那么容易挣破、逃离。无法停止做“我”，无法破除我爸爸、我祖父的给予。那奴性，那廉价的感恩之心，一文不值的永久忏悔。

        那不也是个好的开头，贺叔叔和我爸爸……让我喝口水。我过分缺逻辑吗？

        突然忘了我想说什么。核心，失散了。

        我是说过。我从四月的游艇上开始了爱情，回避去看那开头。我认真地告诉了他一次：我爱他。这三字只有第一次讲是认真的。他没听过我讲第二次。

        抱住刚刚讲了“我爱你”的四十五岁女人。紧紧抱住她的誓言。然后，他降低下去。我发现这白发苍苍的男子跪下了。

        有一点美丽。有一点恐怖。这个跪下的白发人。

        我发现我流泪和微微窒息。

        还是很混乱吗？只是有一点儿？

        我在想我爸爸写作的样儿。你已知道那次破裂。我送贺叔叔，一直送。我让他看到我们青年男女的天地。是的，我要刺痛他让他知道我是唾手可得只要他年轻二十岁。我明白我爸爸在破裂完整地呈现在他面前后他会干什么。他会更卖命地去写。果不其然。我就在舒茨奋力待续的时候，想到我爸爸卖命写作的模样儿。他在运力，一再延长时限以证实他的年轻壮健。我因而有闲暇去想，树林送别之后。

        第二天我起床时看见我爸爸已将自己塑在桌前了。我去两扇书架后问早安。他心情不坏，稀疏的卷发中缭绕着青烟，烟灰缸满得要溢出来。他真的感觉蛮好，因为他从凌晨就开始工作，已在早晨到来时卸下了一点儿愧疚。经贺叔叔提醒，他明白债务还到一半就撂下是等于不还，利息只会一日日涨上去。

        是的，是贺叔叔让我爸爸明白：那一记耳光是有记载的，在他们彼此内心，在成千上万人的目睹耳闻中。他让我爸爸明白：他的骄傲和荣誉可以被灭除，可以被贬为零，但不可以承载我爸爸那只巴掌。

        他的胸襟原不宽大。他只是表现得逼真而已。或许那般宽大的胸襟只不过是他的善意向往。真心宽容和超脱的他，是我在瓜棚金黄色灯火中看见的那个清瘦俊气的中年农夫。那是他的还原，满是人情味和快乐。还有丰富的情感常识。多自然和谐，与我或那暗中存在的村姑促膝坐在田畔上。

        我问我爸爸：要替他写下去吗？

        我爸爸说：是合作。不是“替”他写。我爸爸可不想当着我这个晚辈认那笔账。

        我笑笑，合作呀。得多少年！

        我爸爸看看我被一夜杂梦所染的苍白面色。他伸出带墨迹的手拍拍我的手背。明白极了，从六岁到二十四岁，所有的根梢末节都在他女儿的眼里、心里。所有的裁判。

        我再是苍白一笑，说：爸爸，就是别太累了。

        他已开始昏花的眼睛有那么多感激。他感激我从不点破什么。不像我母亲，在贺叔叔走后大声讲给我爸爸听同时讲给左邻右舍听：他还要怎样啊？谁欠谁他搞清楚了吗？！打他一耳光怎么了？他剥削你那么多年，剥削你那么多才华心血，不抵那一耳光？！你还剩几年给你自己？你自己的长篇短篇呢？这生这世还有时间写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上人大代表了，更好了，以后一个字不用写照样挂著名作家的牌子！你怕他什么？不就扇了他一个大嘴巴吗？大不了叫他扇你一下。然后你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贺一骑的书上连一个逗号都不是他写的！他在政治上拉拢你，就为了能一辈子收买你，压榨你！我们是社会主义，作兴这样拿人当牛使吗？！

        我爸爸起初还听，渐渐不听；渐渐不听也听进去不少，于是抓起烟缸扔出去。他本没有靶子，却准准砸在我妈妈的小腿上。我妈妈倒在地上，我和我爸爸去扶她，她开始哭她自己牺牲在我爸爸身上的一生。开始哭出另外一种嗓音，那样开怀的大悲大怒，我们从不认识。

        从此，我妈妈一见我爸爸撤入他的“书斋”就冒出那个嗓音来。让我意识到她是如何为她不幸的丈夫四面八方抵挡和出击了那么多年。从八面玲珑的小巧，从纤细地在贺书记面前垂泪为她丈夫去乞讨，到目前的壮硕，张口便贯通丹田的诅咒，哪壶不开提哪壶。连她短短的烫发、擤鼻涕的姿态声音都使我感慨她经历了怎样的心理锤炼而达到如此成就。几十年的牺牲，为我父亲，也为我。眼下她的牺牲完成了，把我爸爸对她的最后一点兴趣、最后一点忍受都牺牲了。终于，在她破口大骂贺一骑，顺便也挖苦她丈夫时，我爸爸向她宣布：他有了另一个女人。文学讲习班里认识的，有一份难得的教养。我妈妈稳稳点头，事情果真应验了她的先见。

        你可想而知从此往后。我很快搬出去了，和宋峻住到他外婆家。我爸爸在我之后又回到旅馆，贺叔叔用他的权势为他找了间最静雅的小房。并向所有服务员打招呼：非请莫入，一部重大文学著作正在成形。

        隔着那道彻底的破裂，他们仍天天在饭桌上淡淡地谈话，谈遥远的北京西单民主墙和“星星书派”。有时那个三十九岁的文学讲习班女生也入席，一言不发地加入他们或深或浅的讨论。我妈妈从来没如愿同她来一番语言决斗，因为贺叔叔一句话就可以使旅馆成为城堡，我爸爸在其中有充足的安全和安宁，去写贺一骑的故事，贺一骑在狱中在瓜田的“基督山恩仇记”。

        贺叔叔甚至比过去更著名，不断被请到电台和电视台，讲些他“流放”的趣闻，透露他下一部巨著的规模，它将代言那个庄严谬误的时代。他还偶尔出国；中国活着的偶像作家之一。

        1980年9月，从法国回来的贺叔叔在旅馆的院子里看见一个二十九岁的少妇迎着他走来。一身缟素，是那种看透各种艳丽颜色之后的单调阴沉。他皱起眉，眼睛从老花镜上方看出去，看着少妇开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过的，就在他和我爸爸离乱后重逢的那个早秋的黄昏。又是黄昏黄花。他膝上放着一摞手稿，上面是我父亲的手迹，无可挑剔的、世代相传的“严体”小楷，共有六十万个字——几百万个横、竖、撇、捺。贺叔叔一边读一边以一支红铅笔在稿纸空白处写下意见。他此时看出少妇是冲他来的。少妇叫一声：贺叔叔，好久不见啦！

        是我。

        我知道：我爸爸刚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贺叔叔意见很大，红铅笔涂得稿纸页页挂彩。我爸爸只得重新来。

        他站起身，稿子有磨盘重，被他吃力地搬到一边，为腾出空位让我坐。他朗朗笑道：又认不出来了，女硕士了嘛！

        我说：这字同我爸爸的一模一样。我装得烂漫无知。

        他说：这一稿他写得不错，再改一改就叫出版社来拿了。你爸爸。只有我知道他是这一代作家里最用功又有功底的一个。

        我紧咬牙关，他当然最知道，也最知道他背叛来背叛去却无力背叛他自身。他那动不动就作痛的良知、愧疚。

        一文不值，我这样对舒茨讲：最廉价的就是良知。扔给伪装成越南战场伤残的老兵的乞丐一个铜板，其实你的伪装比他的更甚。

        贺叔叔又说：真都认不得你喽，长这么大了。他去法国仅仅十天。

        我问：我能不能上你那儿打个电话给我妈？我爸爸出去了，我没带他房间的钥匙。

        五分钟后我在贺叔叔的套间里。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我爸爸的胃出血已止住，主要是写作的长期神经紧张所致。我说：妈你尽管放心，白骨精对爸爸照料得还不错。我必须按我妈妈的叫法称我爸爸的情妇“白骨精”，我妈妈才不觉太孤立，才认为我孝敬她。我又劝她离婚拉倒，反正我爸爸这个男人给谁也不会带来幸福，让白骨精去受受他吧。我妈妈问，带着轻微哀号：白骨精有没有帮他把烟戒掉。我说：放心，白骨精要爸爸不喘气，爸爸就不喘气；烟一个月前就戒掉了。我妈妈的哀号蛮起来：还是白骨精有本事啊！这些男人。配什么好女人啊？就配白骨精去跟他们变把戏呀！那你再让白骨精替我发一句话：叫你爸爸立刻同贺一骑一刀两断；他不是听白骨精的吗？请白骨精帮我最后一个忙：禁止他再为贺一骑写一个字！

        我说好好好，一定转告。我看看正为我泡茶的贺叔叔，做个鬼脸。我说：妈你放心，白骨精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她向你学习，最崇拜我爸爸的才华最尊重我爸爸的刻苦，这下你放心在离婚书上签字了吧？

        她哭着说：我还得再等一段，看看白骨精是不是真心，长久待你爸好！电话挂断得那样激情，悲恸欲绝。

        我从电话机上抬头，天已黑，贺叔叔来不及把眼光从这少妇身上移开。有那种时候吧——你凝视得太久，目光如放出去的钓线，一时扯不动，收不回。目光已和眼睛脱离了关系，眼睛移转，目光却停留在那物体上。那物体有削薄的肩，不很明显的胸部曲线，黑发白衣，那物体承载和积累这目光，积累成了演变。它成了现在的形状是由于这目光的沐浴和催化。目光中，它美好；仅仅由于这目光认定它的美好。每一份美丽都是为着一束目光的照耀，每一份皎好与成熟都是对于一束目光的报答。或是可知的，或是无知的——总有一束目光从一个方位探照过来，照着你。你的美丽不是公认的而是相对于这目光的。

        就说失踪的波莉，她不知自己始终在一束罪恶目光的照耀下越变越美丽。

        我随便地靠着桌沿，手指玩着自己的发梢，如无聊地捉尾的猫。我不时看一眼三尺外坐着的贺叔叔，嘴里讲着我爸爸吐血的事。清淡地讲，悠远地听，都不去看一段垂危生命与茶几上这摞稿子的关系。

        他将两手枕在脑后，不断补充他所知的细节。他说他去主治医生那儿秘密打听了：差点儿是癌。一场虚惊。

        我说：你在巴黎开心吧？贺叔叔。

        他说：一个字不识。他笑。明眸皓齿在不明不白的傍晚灰色中。

        心照不宣，我们都没去开灯。屋里没了那股甜腻的烟丝味儿，他戒了烟。他可以戒掉一切，包括那个同他做过一年爱的姑娘。我忽然很想知道那姑娘的样子，剥净衣服的样子。

        我对贺叔叔说：贺叔叔，我想在你浴室里洗个澡。

        这不是第一次。我爸爸和三十九岁的女生在他房里恋爱时，我就到贺叔叔这里来用浴室，也领宋峻来洗过。贺叔叔不在时，他关照服务员放我进去。

        有些紧张。感觉到什么反常。他说他要出去买份晚报。我说我昨天熬夜翻译一篇文章，说不定他回来的时候我泡在浴盆里睡着了。他哈哈笑，说：那我叫宋峻来领人。

        别忘了，我在这个男人面前随时可以变回去，变成六岁。

        等我洗了澡，边梳理头发边看电视的时候，贺叔叔回来了，手里拿一盒生煎小包。他说我曾经最没出息的样儿就是在那一分钟火车站啃鸡腿。那么好看的农夫式的笑脸再次出现了！

        我感到长久长久以来，我就是为这笑所照耀，为这束目光的沐浴所活着的。王琛白那座巨型雕塑被矗在博物馆门口，是1974年。我从各个角度看它，多么平庸拙劣的产物，却放射着理想。你喜不喜欢它有什么要紧？你的不喜欢早就被否决了。

        我脱口而出说道：贺叔叔，我不能和宋峻生活下去。是长不了的。

        他明白我其实在说什么。我穿着旅馆的白毛巾浴衣，他在昨天穿过。他天天穿的。他说别胡闹，婚姻都是要凑合的。像你爸爸这样不肯凑合的，只能更遭罪。

        我说你呢。

        他惨笑一下，重重地看着我。我说你要我凑合呀贺叔叔？我的手捻弄着浴衣的腰带梢儿。真想看看那村姑一丝不挂的肉体。

        他又说别胡闹啦，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说，当时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送你，在环城路旁的树林里。他明白我提醒他什么：别又错过了。

        他一直看着我。捻弄腰带的手，导火索在这手里紧紧松松。他当然明白我是没办法的。我爱他。并且，到了能够表述、给予它的时候。

        爱不爱他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好恶、情趣，取决于时代和理想。没有这理想，或许他连英俊都没有。理想给了我们成见、审美。他眉宇间的正气、嘴唇的刚毅、前额的胜利和征服感，愈老，这些美的特征愈显著。他是九亿中国农民优越长处的集合。然后经过过滤、打磨、抛光和精炼。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三十一年前他进入这个城市时骑着枣红马，浩荡的部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载着他。一色的粗布军衣，一色的破旧与不合体，却令这城市耳目一新。夹道欢迎的人群，四分之一是女学生。她们看着枣红马上的年轻军官，看着他那铜像般的深色的光泽皮肤，那胜利者的眼睛。她们心目中自古袭承的公子哥儿式的男性美瞬间被纠正、更替了。再不是张生、梁山伯和贾宝玉，而是这个枣红马的驭手。这个肤色黝黑、骨节粗大、眉眼鲜明如民间剪纸的男子汉。“男子汉”的图解就是他。她们着魔地看着他，有点怕。当她们发现他不仅是个指挥官而且是个著名小说家，她们更是爱慕得不可收拾。或许他无俊美可言，但她们认定这就是理想的俊美。包括他一口侉音，草鞋布衣。那时我尚未出生，我却是她们中的每一个人，爱这偶像，带一点儿敬而远之。我对他的爱生发得那样早，早于我的出生。

        因此我坐在三尺之外，所有的表白都浮上来：拿走我吧，因为我生来就是等你来拿的。

        我正视他，咬出这些字眼：我爱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对我怎样。

        他一语不发，伸过手来拉我的手。他把我拉到他身边，说，不许胡闹，听见吗？

        我把两个胳膊肘架在膝头。浴袍心形的领口在少妇胸前垂荡出相当的空隙，他若想看进去，他能够。我不知他是否趁了这机会。我的嘴唇还在嗫嚅，讲从小的我，少年的我，成年的我，都怎样恋他。

        他仍说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你肯定知道我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维系婚姻的。你该懂事了，不能胡思乱想。宋峻不错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过过。他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在我另一侧肩上轻轻拍哄。他说，你知道贺叔叔只能做你的贺叔叔。

        我说：那个乡下女孩呢？

        他哑了一会，说：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泪来。现在我回想，不知那泪是什么意思。我呛着满嗓子的泪问：就不能爱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儿。见仍是止不住泪，便移到她对面，在她膝前跪下来。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恋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儿乖乖。或许我听错了，仅仅是希望他那样叫，一声比一声乡土气：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车卧厢那夜的过失。

        那过失。我从十一岁就知道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也会犯过失。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可能犯过失的英雄着迷更甚。似乎在引诱他，以那份带崇拜的爱，以带谋图的天真无邪。

        他感动，听我讲一个小丫头爱一个成年男人的无道理的故事。他看着这讲故事的嘴唇，动作着的嘴唇：那些字句从这儿吐露时那器官的快感和满足，如同一道美味被这器官咀嚼时的快感与满足一样。律师们和医生们，在那些禁忌的词句，那些私处和羞处的名词从此器官经过，发射出去，理所当然地享用他们的特权把那些秽词当最寻常词汇吐露于公众，那器官所经历的快感与满足，与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够给予这器官满足。它必须发射某些字眼。它不仅仅是口齿、嘴唇。

        贺一骑——近六十岁的男人看着少妇面孔上的这个器官，在发射禁忌的词语，在咀嚼胶姆糖那样咀嚼“爱你”。他希望她别说了。他希望她说下去。直至嘴唇彻底不再是嘴唇，是纯粹的生理器官。

        没有。他绝不来吻它。不吻她。他等她发泄完。

        怎么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辈，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他强悍，却虚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毁我。他毁了我父亲一生，而这一生又始终被纳入他的保护、他的拯救、他的宽容。

        不是敌人，我爸爸还不够做他的敌人，没有势均力敌的平等。

        而是我的敌人。我对他的爱和崇拜中，包括敌意。他甚至能感到这点。

        现在他白发苍苍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过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错过彼此。少妇要比女孩易毁得多。

        他渐渐离开我，起身，要去开灯。我不准他去，让局面僵持在暧昧的昏暗中。这时有人敲门，一听便知道是我爸爸。刚按亮的灯又被他神经质地按熄。门外门内都静等、困惑。不能再开灯了，更不能开门。大家都僵持着，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门外喊：老贺，老贺！怎么回事，刚才灯还亮！……我站起来，紧紧浴袍。

        我爸爸在门外等。我、贺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如同贺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与宋峻和其他我连名字也记不全的男子们。冥冥中总是一个三角，贺叔叔永固在那个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谁都不应负其责任。

        我和他等着门外的父亲走开。似乎一切只待他走开就会发生。他感觉到我爸爸是我和他关系和辈分的坐标。

        一定觉出什么蹊跷，我爸爸走走又回来，还在想那灯自燃自灭是怎么了。他绝不会想到贺一骑也会金屋藏娇。贺一骑一生没被人捉住实实的把柄，对那个乡村女子他从来不给你比捕风捉影更多的线索。我爸爸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也不会闪过如此场景：一个头发披散、套着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贺一骑单独锁在房里。他眼睁睁看着灯熄去。他断断不会想到贺一骑浴袍里的女人是他女儿。

        倘若这时门突然被打开，我爸爸会失去他女儿，却再不需负疚。那一耳光打对了，只不过早打了十多年。所有发生的都有逻辑和来由，只不过顺序有些颠倒。

        谁来打开这门？

        当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亲合谋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贺叔叔。其实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样阔步走过去，“哗”地将门敞开说：这丫头在我这儿洗了个澡。他完全能这样混过去，完全不惊动这个父亲的疑心，假如他没有那刹那的惊慌把灯熄掉。是什么导致了他这个熄灯的动作？

        多么奥妙。

        对于我的保护和爱惜。对他自己的保护和爱惜。多年来的那个企图盘桓在他高尚的灵肉深处。我看着我多年来倾慕的这个男子，无意间迸出一个熄灯的小动作，一贯的高尚中迸出这一星点卑琐和虚伪。再也动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门。

        贺叔叔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让我和他进一步潜伏。

        这是旅馆服务员送开水的时间。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换上两只盛着鲜开水的暖瓶。向来不先敲门，当你听见哗啦啦一大串钥匙声响，人与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着。

        三个人还是这样站成个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务员突至，门被突然撞开，让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释。

        我在这当口忆起了一个村姑。是在贺叔叔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同两个年轻女人一块儿，另外两个背着半岁的孩子。他们仨一同用那样的眼睛看着我。就是女区委书记问我“你是谁”的那样的眼睛。两个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迟迟不放过我。我觉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子并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个女子。圆滚滚的肩膀，无拘束的乳房和腰身，总是微张的嘴，滚烫的脸色。她一定是这样子，这形状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务员也怠工。剩下的男女还不敢动。灯也不敢亮。他慢慢走过来。

        乡村女子敞开胸怀，反正灯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发现她很娴熟。年轻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粮票，现在他接受她的偿还。

        什么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仅仅要乞得一份薪俸。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车、医疗保险。每一个在电话中向你兜售某种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按你门铃来向你推行某种信仰或每一个在大马路上发给你免费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试用一下新型洗发露或者上来拦住你向你赔尽笑脸让你救救远在非洲的孩子。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贺叔叔觉得我在行乞，也觉得我在施舍。这乞丐的骄子，最是通晓其中的人情。

        他并不是向我走来。他走过我，关上窗，小声说他怕我着凉。太危险了，白浴衣里面就是那个女乞丐。

        这一时间，我爱他爱得只想死去了。爱从恨中腾空而起，带着恨的力量。我愿拿一切来换他的一个真切的拥抱和亲吻。一切都不抵他那只残手的抚摸。我爱这个早就能毁我却不愿毁的男人。所有的意愿和意志，都在这“不毁”中。

        在那之后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爱。不久，我们恬淡地谈起离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里，怎样也搜寻不出来。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体的哪个角落。

        我仍是不时去贺叔叔那儿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层小楼。是待遇。又有了卧车。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谈风云或风月。我渐渐也是重要谈客之一，在有人对金斯伯格或德库宁起劲的时候，我会不男不女地指手画脚、同人辩论，我会玩世不恭地笑。却在某一刻，回首或抬头，我发现贺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见我的指手画脚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识至极的看。他只看见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最迟是瓜棚中的十八岁。只看见清气逼人和不知何来的一点儿野蛮。他也就纯情和年轻了。隔着许许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温温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这样的表达了。

        没有，我爸爸病了一年，医生勒令他停笔。

        再拿起笔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对这部巨著无精打采了。出版社总编、杂志和报纸。包括我爸爸和贺叔叔，像是错过了时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爆冷门的时代。都像当年贺一骑出版《紫槐》时那样年轻。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们了。

        对于我爸爸和贺叔叔的这部重大合作，他们不断挑剔，提出修改建议。它足够我爸爸干到死。越写不完，我爸爸越是负疚，似乎是他延误了贺一骑的再次成功。有时我和已成了我继母的女生交换一个眼色：他坐在饭桌边背诵他写的一些自认为精彩的句子——他忘了这些句子他已对我们诵过许多遍了。他已用尽了才华，只靠还愿或还债的单纯愿望在拼凑字句。每一笔画都生生被挤压出来，偶尔挤压出一两个好句子，他念念不忘，以它们鼓舞自己，去继续挤压自己直至他或作品完结。一写八年，那一巴掌残留在他人格上的污渍，他只能这样去揩。友情只能这样存在下去，带着深沉的破裂，带着还清和不可能还清的债务。我爸爸盼望他和贺叔叔两清的那天：他忍受裂痕，却不必再忍受那淡淡的无耻。

        也许很早很早，十一岁的我，在午夜的火车上，就有个秘密心愿。它那么秘密，连我自己都给它瞒住：若是贺叔叔在我这儿犯了罪过，我爸爸就得救了。

        不知道。即便是，我也无意识，勾引这词在中文中太反派了。

        勾引，中文里它亦太单薄。最美的事物都不应单薄，都拌掺一点邪恶。否则美得不过瘾。麦当娜的歌，海洛因。爱情也一样，深度和力度是从爱的负面来的，是从爱的阴影中来的。我爱贺叔叔，因为我恨得无力了。

        也许。

        你可以这样推测。

        所有我做的，都根植于你们所称的“恋父情结”。

        对舒茨？不恨。记得我讲过，我不恨绝大多数人。谁配你的恨？只是小小要挟，撕毁推荐信，半强迫式的第一次和我做爱。真的不恨。噜噜苏苏要我吃多种维生素，在日历上圈下我的生日的这个老舒茨。他对我背地里奔忙，欲离开他统治的亚洲语言系只是哀伤地一笑。我感谢他的诚实和勇敢，把和他已形成血肉联系的妻子一点点摘除。他和我并排躺在床上，觉得我刚才的激情很可疑。他可能察觉到我是借了那股激情，而他是某种顶替。因为我从未那样主动过。从不那样，狠狠的。我冒出几个不清晰的字，他猜可能是“我爱你”之类。可能还从我大睁的眼睛里，他连自己的影子也找不见。他怀疑到他从头到尾在顶替，感谢他什么也不问。婚姻本来是对爱情的顶替啊。

        我又多占你的时间了吧？

        谢谢。它是舒茨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是我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其他我都是从旧货店买的。逛旧货店很有趣。

        想想每件衣服里藏的故事！不过我主要为省钱。

        他们不一样。他们太年轻、太新，想旧些，反主流些。

        谢谢。晚安。请留步。

        能不能行我一个方便，把就诊改到明天？

        没什么，我就想去湖边走走。

        公用电话。一个人。

        没关系，就是冲雨来的。

        担心我往湖里跳？绝对不会。从我看了《读者文摘》上的那篇文章——两个人和一帮警察怎样把那个爬到高速公路桥上要往下跳的男人劝下来之后，我觉得自杀很可能是件滑稽的事。没读吗？那个高高大大的男人是因为生日没接到任何“生日快乐”的电话而做出自杀决定的，他悬在半空，悲痛地哭着说：连我的祖母都没有打电话说“生日快乐”。很悬，自杀到一半被人劝住了。所以你别担心，因为我开始想自杀究竟有多少庄严的成分，多少作态，多少出丑。

        你也听得见雨声？是雨点砸在电话亭上的声音。

        我需要想一些问题。

        比如？比如要不要接受舒茨的求婚。还是告他。他和我是以性骚扰开始的。告他对我不利，对他也不利，但是尊重事实。他手里现在还握着一个讲师的空缺，但他要等我全面接受了他才把它给我。把这个被几十个人紧盯的空缺给我，他必将失人心，必将承受更大的声誉和人格的损失。我得到了暗示，他的牺牲应有价值，应有实在的等值的回报。

        我需要好好地想，在一个人也没有的雨天里。

        像任何地方一样，系里有政治，有宗派，我得小心。舒茨一直很小心，除了那次在游艇上。

        报上的统计数字：一个年薪三万的职位平均是十五人在竞争。另一个统计：平均十个女学生中，有三个或更多以隐瞒性骚扰而获得高分数。

        所以我要想，以免在突然被问到时出来个意外回答。学校在女学生和女教师中做性骚扰的统计。是替一家杂志做的。

        我不知我到时脱口会讲出什么。

        那，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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