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文献校雠中，叙录解题近乎可有可无，而“类例”则必不可少；叙录解题只能算是文献校雠的一种辅助补充，而“类例”则是文献校雠的灵魂。因此，郑樵论文献学首重“类例”。近代文献学家杜定友对“类例”曾有过相当形象的比喻：“图书之不分类者，犹药石寒热之不分也。以寒热不分之药石治病，以类例不明之部别治书，其不失者几希矣。”郑樵的比喻更加绝妙，杜氏将治书喻为治病，将“类例”喻为药方，郑氏则把“类书”比为“持军”，把“类例”比为军规：“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所谓“类例”，就是典籍的总体分类原则和具体分类方法，类例之于治书就像军规之于治军一样重要。没有军规部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士卒再多也会灭亡；没有类例典籍就将散乱失纪，图书再多也会亡佚。

        为了使典籍的“先后本末俱在”，郑樵强调“编次必记亡书”，为此还特地写了《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谓如隋人于历一家最为详明，凡作历者几人，或先或后，有因有革，存则俱存，亡则俱亡。”要使某学科某学派“上有源流，下有沿袭”，编写书目时就不能“只记其有，不记其无”。

        为什么“类例”之于文献学如此重要呢？

        以叙录解题的方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只适应知识相对贫乏、典籍比较稀缺的时代，在学术分科越来越细、知识越来越丰富普及、图书成千万倍增加的后世，这种方式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试想，在一个存书几百万册或几千万册的图书馆，要以叙录解题方式编馆藏目录或借阅目录，图书馆将要增加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工作人员，即使编成了这样的书目，在电子文本出现以前要以纸张形式印出这样的书目，对图书馆、对读者都将是一个“灾难”。从“叙录解题”到“以类明书”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要求，因而郑樵的“类例”主张具有理论前瞻性，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实践意义。

        相反，郑樵认为对每本书都进行叙录解题是一种不必要的累赘，古人“编书”也“未尝注解”：“古之编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把经书编入经类何必再说此书属经？史书并入史类何必再说此书属史？对每种典籍“标类”就能“辨章流别之义”，“每书之下必著说焉”则纯属多余。他接下来举《崇文总目》中《太平广记》的解题说：“《太平广记》者，乃《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一书，专记异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说不及此意，但以谓博采群书，以类分门？凡是类书，皆可博采群书，以类分门，不知《御览》之与《广记》又何异？”这种解题就是多余的废话。当然，郑樵也认识到典籍中“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那些在知识和学术归类上模棱两可的典籍应有叙录解题，那些“可以睹类而知义”的典籍别类分门就行了。

        ——论郑樵文献学的“类例”理论

        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理论主张，长久被人们误解、曲解甚至不解，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主张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郑氏批评《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的方式为“泛释无义”，还遭到了诸如朱彝尊、四库馆臣、章学诚的指责，这些学者都将《崇文总目》后来刊削叙录解题一事归罪于郑樵。且不论指责是否有理，归罪是否属实，指责和归罪本身就说明，包括章学诚在内的文献学家骨子里都觉得“但记书名”的书目没有什么价值，文献校雠只有通过叙录解题才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郑樵的“类例”理论是古典文献学中的“绝识旷论”，不只远迈前辈和时流，很长时期还引领后代。可惜这一理论在他生前难以得到首肯，在他身后也很少听到掌声，难怪这位孤独的学术先导生前发出了“物稀则价难平，人稀则人罕识”的无奈喟叹。

        。可惜，虽然对郑樵文史校雠的“别识心裁”推崇备至，但章氏并没有识得郑樵文史校雠中“别识心裁”之所在，如他几次批评郑樵不重视叙录解题和“删去《崇文》叙录”，全然没有认识到郑樵文献校雠中的“别识心裁”主要体现于他的“例”理论，而不在于他对每本书的叙录解题。郑樵《艺文略》《校雠略》既首重“类例”，他对文献学的贡献也当首推“类例”。“类例”理论的提出和成熟标志着我国古典文献学理论上的自觉，标志着这门学科从“自在”走向“自为”，从“因书立类”走向“以类明书”。本文试图从其“类例”在文献学中的地位、“类例”的学术旨归、“类例”的原则、“类例”的属性等方面，论析郑氏文献校雠中“类例”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他认识到“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而要编次书籍就得确立类例原则。杜定友在《校雠新义》中遗憾地指出：“古之言类例者，未尝离书而立类，盖职司典守，奉命编次，故一代有一代之书，一代有一代之目。编目既竣，厥职乃尽，未尝以编目为世守之职，未尝以类例为专门之学也。类例条别，惟以既有之书为依归，未尝为后世法也。”郑氏之前有文献学的实践，却没有文献学系统的理论反思，只是“因书而立类”，未尝“立类以分书”，所以典籍的整理和分类就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因代而变，因人而异。早在宋代的郑樵就已发现文献校雠中的这一痼疾，因而，他首先提出“立类以明书”的理论原则：“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八字可作为文献校雠的纲领，它扭转了古代文献校雠中重“叙录”而轻“类例”的倾向。其实，“辨章流别之义”并非只有叙录解题才能完成，经由典籍分类也可以让人们“睹类而知义”。学必有传承，类必有所本，学派不可凭空而有，典籍也自有源流，在进行书籍分类的同时就完成了学术分类。通过类例让某学科或某学派的典籍按“先后本末”归为一类，自然就明白了某一学科或某一学派的本末源流与兴衰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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