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下午举行的第17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是一次转折，其转折之突然会场效果之强烈，令广大与会者始料不及，甚至超出了会议主持人的预料。在这次会上，冯雪峰由陪斗变为主斗，成为会议的主攻对象。

        冯雪峰的资格很老，1927年入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瑞金中央党校副校长等重要职务，参加过长征，人品又好，可谓“德高望重”。许多五十年代的老同志谈到他时，语气中都有一种敬重之情，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1954年批评《文艺报》的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受到批判后发言时心情沉重，流下了眼泪，觉得有负于党。

        在1957年8月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第一个批判冯雪峰的是许广平，时间是8月4日。许广平发言说，昨天丁玲同志的话死抱住历史，首先承认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要好，因为雪峰同志和周扬同志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这仿佛是个人问题了。雪峰同志方面，总听说多病，忙，我是绝少来往的。雪峰同志是老干部老党员了，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别有用心的人，借鲁迅的名字来攻击周扬同志。去年鲁迅墓迁葬时，周扬同志和我都在上海，我在预拟的发言中把鲁迅说成“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周扬同志建议改为“鲁迅不只是中国人民当中的一个，而是中国人民最优秀最忠实的儿子”，鲁迅墓碑上的题字，也是他请主席写的。

        接着在8月6日第12次党组扩大会上，林默涵作长篇发言，在批完丁玲之后，又说了对冯雪峰的“一点意见”，讲了三个问题：跟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很重的包袱；同党的文艺思想、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违背，重要的是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上看法不对；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二次文代会时对老舍先生很不尊重，对郭老也不够尊重。

        比较集中揭发批判冯雪峰，是8月9日第15次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的发言。王任叔笔名巴人，解放初曾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4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社长、总编辑，1955年冯雪峰调来做社长，他们在一起共事。王任叔揭发了冯雪峰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属于他与雪峰两人在业务思想方面的分歧。他认为雪峰在整风中“有点到处点火，向党进攻”。

        按郭小川的说法，8月9日晚上在中南海的会上，中央领导决定，作协党组扩大会下一步要展开对雪峰的斗争，扫清外围，进一步揭露丁玲及其小集团。他说，这个决定，显然是根据周扬们的汇报做出的。8月10日上午，作协党组开会，传达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确定下一步的斗争部署，决定转入批判冯雪峰。

        11日下午四时，周扬找冯雪峰谈了一次话，其中很多都是“老账”。参加谈话的郭小川记得，周扬问冯雪峰：“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待你的任务？”冯雪峰说：“洛甫同志。”周扬问：“他怎么说的？”冯答：“他说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都被破坏了。”周扬说：我们孤军奋战，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人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周扬似乎还谈到，冯雪峰来上海之前，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冯雪峰来上海之后，就和胡风等人一起包围了鲁迅，欺骗了鲁迅，鲁迅是把冯雪峰看成党的代表，当然对周扬他们就更有恶感了。鲁迅那时病很重，冯雪峰和胡风利用鲁迅生病，抛出了几篇文章，以鲁迅的名义来反对周扬们的“左联的党组织”，使他们外有白色恐怖，内有冯雪峰的打击，处境十分困难。说到这里，周扬哭了。然后他告诉冯雪峰：“要经受一次批判。”冯雪峰表示，他怕被搞成“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周扬表示，着重批判思想，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团成员，并要冯雪峰在会上做检查。那次谈话从下午四点到七点，谈了三个钟头。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也参加了，他们只是偶尔插几句话，冯雪峰也很少讲话，主要是周扬一个人讲。

        8月13日邵荃麟“小结”性质的长篇发言，在全面批判了丁玲陈企霞之后，也讲到了“雪峰同志的反党错误”，说像他这样一个在党内有30年历史、担任过重要工作、参加过长征、住过上饶集中营的党员，和党的关系却一直不正确，说抗战开始后雪峰在上海和领导吵了一架，后来脱离党组织，跑回浙江老家去了。邵荃麟说：1953年二次文代会，就存在一种党内分裂的危机，我那时工作确实困难得很，一个《文艺报》是插手不进，要调陈企霞，就说是“调虎离山”，一个文研所是碰不得，一碰就大闹情绪，一个《人民文学》，文井去编了，丁玲、雪峰一篇稿不给。邵荃麟还批判了雪峰的文艺思想，说他同情胡风的思想，对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不同意的。

        邵荃麟稿子里本来没有批判冯雪峰的内容，是9日中南海会议之后，周扬要他加进去的。邵荃麟没有谈比较敏感的左联那一段，只说“1927到1937十年中，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在领导左联工作闹得不好，形成党内分裂的情况。这可以由其他同志来讲。”设了一个悬念，埋下一个伏笔。

        真正对冯雪峰形成合围之势的，是8月14日大会，是夏衍的“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下午两点开会，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第三个出场，手里拿着稿子，是有备而来。他的发言内容多半是谈历史，先谈到丁玲：“我认识丁玲大概有二十八九年了，但是我大概是和丁玲接触最少、谈话最少的一个人，我不愿意多谈过去，但是为着了解这个人，不能不讲到二十年前的历史。”接着讲了一段“历史”：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冯达被捕之后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把国民党反动派扼杀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场政治事件，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一场风月恩怨，此种“解释”颇为新鲜！

        接着就转向雪峰：“既然拉上了雪峰同志，我就想对雪峰同志讲几句话。”

        夏衍说，1936年雪峰从瓦窑堡到了上海，不找我们，不找渴望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先找了鲁迅先生，又去找了胡风，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介绍和批准胡风入党。解放后上海有一条抗拒执行党的文化政策的线，即雪峰、胡风、刘雪苇、彭柏山等。夏衍说：“我不能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我们几个人被诬陷了二十年，今天要在这里讲一讲。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别的问题这里不谈，我只谈其中有关所谓‘内奸’问题的一段。”然后，夏衍就有关“四条汉子”一段内容做了说明。

        夏衍发言之后，会场气氛十分强烈，许多人很激动，许广平、沙汀、楼适夷发了言。2002年2月6日，李纳对笔者说，我挨着周立波的爱人林兰坐着，看见冯雪峰头发都白了，觉得他很可怜，我们本来对他印象都很好，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黎辛回忆说：8月14日会议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9９ｌｉb?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与事实不符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一个大骗子！”冯雪峰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周扬也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后来许广平正式发言时，态度比较冷静，说：“不能把一切不符事实的情况完全归到鲁迅头上。”又说：“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按指冯雪峰）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许广平说了公道话，答徐懋庸信应由鲁迅负责，这便减轻了冯雪峰的压力。

        但是，许广平的第二次重要发言，在郭小川编选《发言集》时却被抽掉了。真是奇怪得很！大概就是因为它说明了事实真相，开脱了冯雪峰。

        一周之后，8月21日，周扬叫中宣部办公室去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信的原稿。史索、万家骥在《在政治大批判旋涡中的冯雪峰》一文中说：“原稿十五页中有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写的。前面十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该文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

        林默涵在《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中说：“批判丁玲时，把冯雪峰的‘问题’端了出来，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密切。冯雪峰同志解放后工作是勤恳的，严谨的，虽然有时有点偏激。开始对他的批判只是与丁玲的关系和一些言论问题；后来，急转直下，变得那样严重，是因为夏衍提出了30年代的问题。夏衍在对冯雪峰的批判会上的发言，简直是一个‘爆炸新闻’。夏的发言提了两大问题，一是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不去找周扬、夏衍，而去找鲁迅、胡风，还同章乃器接上头。章乃器同冯雪峰接上关系后曾对党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假如来找你，可以把他们扭送捕房。对此，不了解情况的人是无从判断的。二是鲁迅答徐懋庸的文章是冯雪峰写的，是冯的笔迹。夏衍说原件存在文化部，他看过。这就是说，冯雪峰是冒充鲁迅写文章骂‘四条汉子’。周扬曾表示同意夏衍的发言。当时，本来应当把原件拿来看一下，但是没有这样做。后来，我看了原稿，大部分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说周扬等人是‘四条汉子’那些地方，有四页多都是鲁迅亲笔加写的。”又说：“前几年，在为冯雪峰同志平反时发生了一段插曲。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冯雪峰写了悼词，其中提到：对于鲁迅靠拢党，冯雪峰作了大量工作，冯是最早沟通鲁迅同党的关系的，比瞿秋白还要早，在这方面，冯雪峰是有功的。冯由陕北去上海时，中央张闻天和周恩来有指示，要冯到上海后首先找鲁迅，因为鲁迅是最可靠的。中央向冯作这样的交代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搞地下工作，同志间多年不见面，都要考察一下。然而，夏衍同志不同意悼词的上述提法，仍说冯在鲁迅与上海地下党之间起了挑拨作用，坚持他1957年对冯的批判发言。由于夏衍反对悼词的提法，追悼会拖了很久才开成。后来，夏衍又把他的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这件事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对30年代一些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宗派情绪还是有的。”

        8月16日第18次会，8月20日第19次会，主要批判冯雪峰。发言的有周立波、郑振铎、李伯钊、张天翼、袁水拍、陈荒煤、何其芳、艾青、王蒙、陈涌等。20日最后发言的是郭小川，他从六点到七点，讲了一个小时，其中讲了许多30年代的问题，为了准备这个发言，他去找了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王学文了解情况。但是对他的发言，只有林默涵认为“还好”，周扬始终不评价，不表态。

        冯雪峰也在8月16日下午的大会上发言，但没有讲完便被打断。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肩题）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主题）》，这是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二阶段斗争成果的总结。报道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揭露出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不但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而且在大鸣大放期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煽风点火，鼓动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党进攻。会上还揭露了冯雪峰二十多年来一系列严重的反党言行。”以下五个小标题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

        报道最后说：“会议从6月6日起，到8月20日止，已先后举行了十九次，在会上发言的共百余人。第十二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许广平、老舍、钱俊瑞、夏衍、郑振铎、蔡楚生、邵荃麟、张天翼、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王任叔、袁水拍、葛琴（十七人联合发言）、冯至（和吴组缃、卞之琳联合发言）、陈白尘、张光年、孙维世、臧克家、严文井、蒋天佐、沙汀、楼适夷、阮章竞、李伯钊、菡子、王士菁、王蒙等。丁玲在会上先后共作了五次发言，态度极不老实。会上，大家一致对她的这种态度感到愤慨。大家对冯雪峰在第十八次会上避重就轻、吞吞吐吐的交代也极为不满。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郭小川后来发现，在发言者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被勾掉了。他看过8月17日排出的清样，那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他断定，是周扬把他“勾掉”的。周扬为什么要“勾掉”他？

        这个稿子，最初是由《人民日报》记者叶遥和新华社记者李蕴辉写的，郭小川参与了修改。8月15日，他和叶遥听取了林默涵、邵荃麟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左联的问题应该写上一段，8月17日的清样上就有这样一段，主要引用了夏衍和许广平各一段话，23日郭小川又补写了一段。24日在周扬家里讨论这个稿子时，周扬却主张把左联这一段删掉。郭小川记得他似乎还说了“两个口号的问题，还是等中央讲话，我们自己不要讲”。

        周扬在与鲁迅关系问题上已经犯过错误，这一次他要谨慎了。他知道，毛泽东十分欣赏鲁迅，冯雪峰当年来上海又是党中央委派，30年代的问题敏感得很，特别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更要多加小心。8月14日晚上郭小川在林默涵家吃晚饭时，谈到夏衍当天的发言，林默涵就说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我们不要肯定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因为中央还没有下结论。

        周扬对郭小川批判冯雪峰的发言一直不表态，原因也正在于此，为安全起见，他甚至索性一笔抹掉郭小川的名字——他的身份不一样，他是代表党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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