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资本都可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只是当资本用途不同时，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会有极大的不同，最终在增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价值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极不相同。

        资本的用途总共有四种：一是获取社会每年要使用和消费的原生产物；二是制造适于使用和消费的原生产物；三是将多余的原生产物或制成品运至缺乏它们的地方；四是为适应临时需求而将一部分原生产物或制成品分成更小的部分。第一种用途适合农矿渔业者采用，第二种用途适合制造者采用，第三种用途往往会被批发商采用，第四种用途则适用于零售商。在我看来，这四种用途涵盖了所有的投资方法，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少了其中任何一种用途，其他三种用途都不能独自存在，更别说是各自发展了。

        所以，它们都是为社会创福利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第一，如果没有能够提供丰饶原生产物的资本，恐怕制造业和商业就不会存在了。第二，有一部分原生产物，往往需要经加工才能使用和消费。如果制造业中缺少资本，那么这些原生产物就会因为没有资本而永远不会被生产出来；而假如这些原生产物是天然生长的，那么它们就会因为没有交换价值而无法增加社会财富。第三，如果没有资本，某地的多余原生产物或制成品，就无法被运往缺乏它们的地方去，所以它们的生产量就不能超过本地消费所需。可是，如果批发商有了可通有无的资本，那么他就可以将某地的剩余生产物运到别的地方去，并以之交换当地的剩余生产物，这样既能奖励产业，又能扩大这两地的物品享用范围。第四，假如没有资本将一部分原生产物或制成品分成更小的部分，以适用人们的临时需求，那么所有人都得大批买进超过其需求的货物。假如没有屠户，那么人们在需要牛羊肉时，就得一次性购买整头牛或整只羊。这种做法对富人和贫民都是不方便的，尤其不便于贫民。因为，如果贫民勉强一次性购买一个月或半年的粮食，那么他的大部分资本就得留作消费资财，从而使得一部分原本能够提供收入的资本变得不能再提供收入，并使得职业工具和店铺用具都相应减少。对贫民来说，最便利的生活方式是根据需要随时购买生活用品，这样他就可以将自己的大部分资财都用于投资，从而增加他所能提供的工作价值，最终将他以此所获的利润增加到足以抵消包括零售商利润在内的货物价格，并有一部分剩余。

        有些政论家对商店老板有些成见，其实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虽然林立的小商贾之间会相互产生一些妨害，但这丝毫不会妨害到社会，因而根本没有课税或是限制他们人数的必要。例如，某市所能售出的杂货量，取决于本市及其邻近地区对杂货的需求量，所以商人在杂货业所投的资本，绝对不能超过购买这些杂货所需的数额。这部分资本本来就是有限的，如果再由两个杂货商人分占，那么杂货的价格就会因为竞争而降低到比一个人独自经营时更便宜的水平；而如果是由二十个杂货商人分占的，那么竞争就会激烈到使他们几乎不可能结合起来抬高价格的程度，甚至会使其中一些人破产。这种事情，即使我们不过问，当事人自己也会小心。他们的竞争，不会对生产者产生丝毫的影响，只会使零售商贵买而贱卖。

        也许随着零售商人数的增多，会出现一些诱骗软弱顾客购买其不需要货品的有害分子。不过，这种小弊害根本不值得国家去留意甚至干涉；而且，即使限制他们的人数，这种小弊害也不一定能灭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不是因为市场上酒店较多，才产生了饮酒的风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使得饮酒成为一种风尚，市场上才出现了那么多酒店。

        只有生产性劳动者，才会把资本都投在这四种用途上。如果他们的劳动使用得当，那么他们的劳动，至少是能够维持他们自身及他们消费掉的价值的那部分劳动，就可以固定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物品上。农场主、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都来自这四种用途。当投在这四种用途上的资本相等而用途不同时，这些资本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就不同，所以它们对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比例也不同。

        零售商用以从批发商处购买货物的资本，不但要补偿批发商的资本，还要为批发商提供资本利润，这样才能使批发商得以继续营业。零售商的资本，仅仅用于雇用他自己这个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所以这些资本对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增加的价值，就全部是他自己的利润。

        批发商需要从农业家那里购买原生产物，或是从制造者那里购买制成品，他为此所花费的资本，也要能够补偿足以使农业家和制造者继续营业的资本及其利润。这种方法，就是批发商间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年产物价值的主要方法。由于他利用资本雇用了水手、脚夫来帮他运输货物，所以这种货物的价格就随之增加了，并须增加到足够支付批发商自己的利润和水手、脚夫的工资。虽然批发商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以及他对年产物直接增加的价值都不过如此而已，但他的资本在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零售商的资本所起的作用。

        制造者会将其一部分资本用作固定资本，投在生产所用的工具上，以补偿出卖这些工具者的资本及其利润。其余的资本就是流动资本，其中有一小部分用来购买材料，以补偿提供这些材料的农业家和矿商的资本及其利润；一大部分则会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分配给雇佣工人。因此，制造者的资本加在材料上的价值，不但要包括雇工工资，还要包括雇主支付工资和购买材料、工具的资本及其利润。所以，制造者的资本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比批发商的等量资本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它加诸在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上的价值也要大得多。

        农业家的资本对生产性劳动量的推动作用最大。因为，他的工人和牲畜都是生产性劳动者，而且和他一起劳动的还有无偿的大自然。大自然的劳动虽然是无偿的，但它的生产物却和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价值。虽然农业增加了自然的产出力，但它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而是指引自然生产出最有利于人类的植物。无论是长满蓬蒿、荆棘的田地，还是耕作最好的葡萄园或田地，都可能生产出等量的植物。说耕耘增加了自然的产出力，不如说它支配了自然的产出力合适。有大部分工作都是人工不能完成的，只有依赖大自然。所以，农业上所雇用的工人与牲畜，既可以像制造业的工人一样再生产出他们消费掉的价值，即再生产雇用他们的资本，还能在向资本家提供利润的同时生产出更大的价值，并再生产出地主的地租。这种地租实际上是自然力的产物，通过地主转移到了农业家手上，它的大小取决于想象中的自然力的大小，即想象中的土地自然产出力或改进产出力的大小。把人的劳作完全减掉以后，剩下的就是自然劳作了，它所提供的价值在全生产物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不低于四分之一，而且经常都占三分之一以上。这么大的再生产量，是制造业上任何同量的生产性劳动都无法生产出来的。制造业的一切，都是人做出来的，自然什么也没做，其再生产量总是和导致再生产的力量大小成比例。所以，投在农业上的资本，比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更能推动生产性劳动量的增加。此外，农业资本对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以及国民财富与收入所增加的价值，相对于它所能雇用的生产性劳动量而言都要大得多。农业投资，是各种资本用途中最有利于社会的一种投资。

        农业资本和零售业资本，总是在本国流通，它们的使用地点也很固定。农业资本一般在农场中使用，零售业资本则在商店里使用。这些资本的所有者既有国内居民也有其他居民，但国内居民居多。

        批发商的资本却不固定地在某地流通。事实上，它也没有固定地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流通的必要，一般只会为了贱买贵卖而周游各地。

        制造者的资本则截然不同，它自然要停留在制造场所，只是这一制造场所并没有必要确定，而且可能距离材料出产地和制成品销售地都很远。比如里昂，不仅其制造业的材料要从很远的地方运输过去，其出品也要运到远处才有人消费；再说西西里吧，当地时髦人的丝绸衣料是从别国进口的，而丝绸的原材料却又产自西西里本土；还有西班牙，它有一部分羊毛在英国制造，同时英国又将其一部分毛织物送还给了西班牙。

        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投资于国内的剩余生产物输出事业。如果是外国人投资，就很少会雇用国内的生产性劳动者，所以国内劳动者的人数自然就会少一些；但英国年产物的价值，也只会减少这一小部分的利润而已。至于水手、脚夫，无论他们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雇用。输出人是有国籍差别的，但输出资本就不同了。在输出国内剩余生产物，用以交换国内需要物品的场合，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给予这一剩余生产物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无论批发商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的资本都能有效地偿还生产这一剩余生产物所必须的资本，并使生产者能够继续营业。所以，批发商的资本不但有助于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还有助于增加本国年产物的价值。

        制造者的资本应该留在国内，这一点比较重要。因为，如果国内有这种资本，那么它必然能在较大程度上推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量、增加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但是，这并不代表境外制造者的资本就对本国没有效用了。比如，英国的亚麻制品制造者，年年都会出资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地输入亚麻来加工。这种资本虽然非产麻国所有，但它也明显有利于产麻国。这种亚麻只是产麻国的剩余生产物，如果不以年年输出的方式交换本地所需物品，那么它的生产就会因为没有价值而被立即停止。现在既然可以输出亚麻，那么输出亚麻的资本就能够偿还生产亚麻的费用，从而鼓励亚麻生产者继续生产；而英国的制造者，又可偿还输入亚麻的资本，从而使亚麻的运输能够继续下去。

        改良和耕种所有土地、把全部原生产物加工成适于直接消费和使用的成品，以及用剩余原生产物及制成品换取远方的物品供国内所需，需要足够的资本，而这笔资本往往是一国无力支付的。在大不列颠，许多居民都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的所有土地。苏格兰南部的大部分羊毛，都因为缺乏资本而不得不经过崎岖的道路运往约克郡加工。英国许多小工业城市的产品，都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本而无力被运到需要它们的远方去销售。即使当地有个别商人，他们也只是大富商的经理人而已，而那些大富商往往都住在较大的商业城市里。

        如果一国资本不足以同时兼营农业、制造业和零售业，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农业投资越大，越能增加国内的生产性劳动量，并能更多地增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其次就是制造业，效果最小的是投在出口贸易上的零售业资本。

        事实上，如果一国的资本不足以兼营这三种事业，那么其富裕程度就没有达到自然允许的极限。如果在时机未成熟时兼营这三种事业，那么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最快地取得充足的资本。国内全体人民的资本，即一国的总资本，也和个人的资本一样有限度，往往只够用于某几个方面。增加个人资本和国民资本的方法，都是节省收入，不断积蓄。所以，如果资本能为国内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从而使全体居民都最大限度地进行积蓄，那么国民资本自然会迅速增加。不过，决定国内全体居民收入大小的，却是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大小。

        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都在农业上投资，也正因为如此，那里才会迅速地富强起来。那里几乎没有纯粹的制造业，只有那种随着农业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工作是每个家庭的妇女和儿童都能做的。在输出业和航运业投资的，大部分都是住在英国本土的商人；尤其是维瓦尼亚和马里兰等省份的零售店铺和栈房，大部分都是由居住在母国的英国商人经营的，这是为数不多的零售业不由本地商人经营的事例之一。如果美洲人采取联合竞争或其他激烈的手段来阻止欧洲制造品的流入，从而保持本地商品的独占地位，使本地的大部分资本都转投到制造业中，那么他们就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还会阻碍他们的年产物价值的增进，甚至是妨害国家的日趋富强。同理，如果他们设法将全部输出业都垄断了，也许结果会更糟。

        人类的繁荣，似乎从未延续到能够使所有大国都能获得足够兼营这三种事业的资本。如果说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那就得证明那些关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富裕和农业情况的奇异记载是可信的。即使这三个国家都被一切记载推崇为最富有的国家，但他们最擅长的也只是工农业而已，而其国外贸易并不繁盛。因为，古埃及人和印度人，都对海洋有一种迷信的畏惧心理，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一向都是不发达的。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好像大部分都是被外国人运往国外的，代价就是他们所需的金银等物品。

        由此可见，一国在农业、工业和批发业上的投资比例，决定了该国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的多寡，以及对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价值增加的大小。而且，即使都是批发业，如果所经营的种类不同，那么投资结果也会有极大的不同。

        批发贸易是一种大批买进，再大批卖出的贸易，它可以分为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运输贸易这三种贸易。国内贸易是买进和卖出货物的地方都在国内，只是地域不同罢了，其中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则是购进外国消费品供本国人使用。运输贸易主要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即将一国的剩余产物运往另一国。

        将资本用于购买甲地产物，再运至乙地售卖，一般可以偿还所投农业或工业资本，从而不至于中断本国的农业或制造业。用资本从商人那里运出一定价值的商品，一般至少可以换得一个等值的其他商品。所以，如果交易双方所交换的都是本国产物，那么不但能够偿还维持这两种生产性劳动的资本，还能继续维持生产性劳动。比如，把苏格兰的制造品运送到伦敦去，再把英格兰的谷物或制造品运送到爱丁堡来，往返一次的资本无疑可以偿还其投资。

        如果用本国产物来购买外国货物供国内消费，那么往返一次的资本，也能偿还两部分的资本，只是其中一部分是用来维持外国产业的。例如，在英国和葡萄牙之间进行货物交易，往返一次所能偿还的资本，一部分归英国，另一部分归葡萄牙。所以，即使这种贸易赚回本钱的速度和国内贸易一样快，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也只能一半用于鼓励本国产业，另一半用于鼓励本国的生产性劳动。事实上，这种贸易赚回本钱的速度，很少能像国内贸易那么快。国内贸易的本钱，每年一般也就赚回一次，最多也只有三四次。这种贸易的本钱一年难得赚回一次；就算是两三年赚回一次，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一般情况下，投在国内贸易中的资本往往都已经往返十二次了，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也仅能往返一次。因此，如果投在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上的资本相同，那么前者能够对本国产业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往往是后者的二十四倍。

        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并非都是用本国产物换购来的，还有用第三国的货物换购来的。这第三国的货物，一定是直接或间接由本国产品换购来的。换言之，用本国产物购买第三国的货物，再用第三国的货物购买第二国的货物，即供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因为，除了战争和征服时期之外，要想取得外国货物，只有用本国产物直接与外国进行交换；或者是用本国产品进行两三次不同的交易，间接与外国进行交换。所以，无论是把资本迂回还是直接投在国外贸易上，效果都是相同的。只是，如果迂回地投资，那么资本的收回就必须依靠两三次不同的对外贸易资本的收回，因而收回资本所需的时间也较长。假设某商人先用英国制造品换购弗吉尼亚烟草，再用这些烟草去换里加的麻枲，那么商人在其中投入的资本，就得经过两次对外贸易才能回到他手里，从而供他购买等值的英国制造品。另外一种假设是，如果先用英国制造品换购牙买加的砂糖，再用这些砂糖换购弗吉尼亚烟草，那么商人的资本就得经过三次对外贸易才能收回，即经过这三次之后，他才能使用这些资本来购买等值的英国制造品。再假设第三种情况，即这两次或三次对外贸易是由不同的商人经营的：第一个商人输入货物，卖给第二个商人；第二个商人再把货物输出，并输入其他货物；第三个商人买进第二个商人输入的其他货物，并将这些货物卖出。这时，各个商人的资本收回速度，相对来说确实很快。但是，全部资本的收回速度，还是和原来一样迟缓。

        投在这种迂回贸易上的资本究竟归谁所有，可能对个别商人有些影响，可是对国家却没有丝毫的影响。无论资本是归一个人还是三个人所有，间接用英国制造品来交换麻枲所需的资本，都比直接交换所需的资本多三倍。所以，即使直接和迂回地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是相等的，迂回投资提供给本国生产性劳动的鼓励与扶持往往也较少。

        无论用以购买国内消费品的外国货物是什么，也不能改变上述贸易的性质，即它提供给本国生产性劳动的鼓励与扶持是一定的。无论是购买巴西的金还是秘鲁的银，都得像购买弗吉尼亚烟草一样，必须使用本国产物或由本国产物换购的某种物品。所以，无论是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还是其他任何迂回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都会对本国的生产性劳动产生相同的利害关系，就连它们偿还直接用来维持该生产性劳动资本的速度也是一样的。相比之下，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好像还有一个优点，即小体积的金银可以包含大价值，所以它所消费的运输费比等值的其他货物要小得多，保险费相对也不太高。而且，金银比较不容易因运输而破损。跟用其他外国货物做媒介相比，用金银做媒介往往可以用较少的本国货物购得等量的外国货物。所以，相比之下，用金银做媒介比用其他外国货物做媒介更合适，因为可以用较少的费用充分地供应国内需求。不断用金银购买外国货物来满足本国需要的行为，会不会使国家陷入贫困的境地呢？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

        投在运输贸易上的资本都是从本国抽调出来的，它们原本是可以用来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的，现在却被用在了维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上。经营一次这种贸易，也可以偿还两部分资本。不过，这两部分资本都不归本国。比如，某个荷兰商人先把波兰的谷物运到葡萄牙，再把葡萄牙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到波兰，他的所得虽然偿还了两部分资本，即分别为波兰和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提供了支持，却没有为荷兰的生产性劳动提供支持，只有他所得的利润归属了荷兰，所以并没有对荷兰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加产生较大的影响。

        当然，如果运输贸易用的都是本国的船舶和水手，那么投在支付运费上的那部分资本，就用在了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者身上，即用在了推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方面。大多数运输贸易发达的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运输贸易这个名词也许就是由此得来的。因为，这种人对外国人来说就是运送者。不过，运输所需的船舶和水手不一定就是本国人。例如，在波兰和葡萄牙之间进行运输贸易的荷兰商人，不一定非得用荷兰的船舶才能营业，就算是用英国船舶也未尝不可。事实上，有时候他的确是这么做的。此外，英国的国防与安全都是由船舶和水手的数目决定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认为运输贸易特别有利于英国这类国家。

        如果必需的运输是由近海航行来完成的，而且资本量相同，那么无论是消费品的国外贸易还是国内贸易，都可以雇用同样多的船舶和水手。决定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雇用的船舶和水手数量，不是贸易的性质，而是货物的体积和价值的比例，以及运输海港之间的距离，且前者尤其重要。比如，虽然纽卡斯尔与伦敦距离很近，但两海港之间的煤炭贸易所雇用的船舶和水手，却比英格兰的全部运输贸易所需的船舶和水手还多。所以，用异常的奖励来强迫一国的大部分资本都投在运输贸易上的举措，不一定能增进一国的航运业。

        跟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相比，投在国内贸易上的等量资本，不但能够维持和鼓励更多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也更能增加年生产物的价值。但是，跟投在运输贸易上的资本相比呢，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却能在这两个方面提供更大的利益。在财富决定势力的今天，一国的富强一定和其年产物的总价值，即总税金相称。既然增进本国富强是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那么最值得奖励的是国内贸易，然后是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最后才是运输贸易。所以，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不应该强制或诱使大部分资本流进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或运输贸易方面去。

        但是，如果这三种贸易是不受拘束地顺应事物发展的趋势自然发展起来的，那么无论是哪一种贸易，都是有利而且必需的。

        如果一国特定工业部门的产品超过了本国的需求，那么剩余的产品就必然会被运往国外，用以交换其他物品供国内消费。这时，如果没有这种输出，就一定会使国内的一部分生产性劳动停顿下来，从而使得国内年产物的价值也跟着减少。英国的谷物、呢绒和金属制品会生产过剩，所以剩余部分必须运往国外去交换国内所需的物品。如果这时少了这种输出，那么剩余的这一部分，就不能获得足够补偿生产它们所需资本的价格。这类产业一般在沿海、沿江一带经营，因为剩余产物易于输出，更方便人们换得其他地区的物品供本地消费。

        用本国剩余产物购得的外国货品，不宜多于国内所需，否则，这些剩余物品也必须运到国外去换取其他物品供国内所需。英国每年靠输出其一部分剩余产物，大约可以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购买九万六千桶的烟草，而英国的实际需要也不过一万四千桶。所以，如果剩余的烟草不能及时运到国外去交换成国内所需的其他物品，那么这些烟草的输入就会立刻停止。因为，每年为购买剩余烟草而制造的货品原本就超过了本国所需，现在既然连输出也被阻断了，那么生产自然会停止，最终使生产这种货品的一部分英国人失去工作。所以，最迂回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有时也能扶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和本国年产物的价值，就像最直接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所起的作用一样。

        一国的累积资本，如果没有全部用于供给本国消费和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那么剩余的资本，自然会通过运输贸易的渠道流入外国，供他国消费、维持他国的生产性劳动。运输贸易代表着国民财富，它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原因。这种贸易，不但得到了有些政治家的赞成，还得到了他们的特别奖励。不过，这些政治家似乎是把它当成国民财富增加的原因了。

        从土地面积和居民数目上比较，荷兰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所以它占有了欧洲运输贸易的最大部分。英格兰的富有程度仅次于荷兰，它是欧洲第二富国，运输贸易也很繁盛。不过，英格兰的运输贸易一般比不上间接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我们把东方、西印度以及亚美利加的货物运送到欧洲的贸易，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性质的贸易。获得这种货物的代价，不是英国产物，就是用英国产物换购的物品。此外，这类贸易带回的物品，最后大多数都是在英国消费和使用的。英国真正的运输贸易，只有由英国轮船装运并在地中海各个港口之间进行的运输，以及在印度沿海各港之间进行的由英国商人经营的运输。

        由于国内各地有必要相互交换剩余生产物，所以产生了国内贸易。由此可见，国内贸易的范围以及投资量，必然受制于国内各地剩余生产物的价值；而消费品的国外贸易的范围，不但要受制于本国剩余生产物的价值，还要受制于这些生产物所能购得的物品的价值。运输贸易，是在世界范围内交换剩余生产物的贸易，所以其贸易范围，必然受制于世界剩余生产物的价值。与前面两种贸易相比，它的贸易范围简直是没有止境的，它能够吸引的资本也是最大的。

        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是私人利润。决定资本投入农业、工业或是批发业的因素，是哪个行业能够取得最大利润。商人们在投资时，从未想过什么用途能最大限度地推动生产性劳动量，什么用途又能最多地增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所以，在耕作最易致富、农业利润最大的国家里，个人自然会在对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投资。

        不过，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由农业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不一定多于其他事业的利润所得。虽然近几年欧洲有许多计划家都盛赞农耕的利润，但是只须稍微观察一下他们的估算，就能知道他们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用小小的资本白手起家，甚至没有资本的人，只要从事数十年的制造业或商业经营活动就成为富翁的情况，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然而，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在近一个世纪的欧洲，简直一个也没有出现过。现在，欧洲各个大国仍有许多优良的土地无人耕作；即使是一些有人耕作的土地，也没有进行过充分的改良。所以，欧洲各地的农业现在都还可以容纳许多资本。由于欧洲各国政策的影响，在都市经营产业比在农村经营产业获得的利益多得多。因此，个人往往宁愿在亚洲、美洲等远地进行运输贸易，也不愿在靠近自己的肥沃土地上投资。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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