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的喜剧在俄国舞台上演出，引起异乎寻常的轰动，这段历史与本书的主角果戈理当然几乎没有关系，但是简略说一说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也许并非完全是多余的。由于头脑简单的人必然会在这个剧本里看到猛烈发动的、针对田园风光似的俄国官僚腐败制度的社会讽刺，因此，人们很想知道作者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对于看到这个剧本上演会抱什么样的希望。文艺审查委员会与所有这样的组织一样，明显都是一群卑躬屈膝的蠢货或者自命不凡的傻瓜，因此，一个作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把国家官员描写成抽象的人物和超凡美德的象征，仅这样一件事就是让这些审查官肥厚的脊背从上到下不寒而栗的大罪。居然是有史以来用俄语写的最伟大的剧本（不但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这自然是远离审查委员会委员们的脑袋十万八千里的事情。
但是一个奇迹发生了；那是一种与果戈理的上下颠倒的世界之物理特性相一致的奇迹。最高审查官，万人之上的审查官，他是上帝那一级的神明，太高大了，人的笨拙的舌头根本无法说出口来，光辉、集权的沙皇本人，突然一阵最意想不到的喜悦涌上心头，下达圣旨，这个剧本审查通过，可以被搬上舞台。
我们很难推测里的什么合了尼古拉一世的心意，让他感到高兴。这个人几年前红铅笔一挥，在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手稿上写下几句愚蠢的话，建议把这个悲剧改成像沃尔特·司各特写的那种小说，他也与一般的统治者一样（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或者拿破仑皇帝也不例外），与真正的文学是毫不相干的，因此，除了把果戈理的这个喜剧看作是一个滑稽的闹剧之外，我们几乎无法推想，他还能在剧本里看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讽刺性的闹剧（假如我们作一时的想象，萌生是一个讽刺闹剧的谬见）似乎也不大可能吸引沙皇古板、没有一点幽默感的情绪。鉴于这个人还有头脑——至少还有政客的头脑——因此，认为能让他的臣僚从怠惰中振作起来他就得意洋洋，而不顾及激发臣僚的同时，也有会激发平民百姓与君主同乐的危险，这样的看法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事实上，这个剧本首次上演以后，据说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获得了他应得的，尤其是我”；假如他真说过这句话（可能这不是真的），那么对于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腐败的批评，与对于政府本身的批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在沙皇看来也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只能假设，允许剧本上演是由于沙皇突然心血来潮，正如像果戈理这样的作家的出现，也是任何可能推动了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的时代精神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动力。一个暴君大笔一挥批准了这个剧本的上演，很奇怪，就等于他在俄国作家的血液里注入了非常危险的细菌；危及君主制思想，危及官僚罪恶，危及——这是三个危险中的最重要的危险——文学艺术；因为果戈理的剧本被热心公益的人误解为一种社会抗议，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引发了大批轰轰烈烈的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的文学，引出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谁不在他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里谴责地区警长或者鞭打农民的老爷，谁就被剥夺了作家的称号。十年以后沙皇把这个剧本忘得一干二净，连谁是果戈理，他写过什么，都没有一点印象了。
的首场演出在表演和布景方面是很糟糕的，低劣的假发，小丑式的服装，以及剧院方面硬加到他剧中的粗俗的过于夸张的表演，都受到果戈理极其辛辣的批评。这次演出开了把演成滑稽讽刺剧的先河；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加了让人联想起a édie de m?urs的背景；于是二十世纪继承了铺张的果戈理式台词与昏暗而平淡的布景的结合——只有一些天才演员的个性偶尔才能解决的事态。很奇怪，正是在书面语在俄国已经死亡的时代，距现在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俄国舞台监督梅耶荷德拿出了真正传达出果戈理风格的的演出版本，尽管他歪曲和添加了内容。
我仅仅看过一次这个剧本用外语（英语）演出，而这一次演出我是不想再提起了。至于这本书的翻译，塞尔泽和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译本，谈不上孰优孰劣。尽管加尼特完全缺乏文字才能，但是她的翻译还是有些谨慎，因此比起《外套》和的一些极荒谬的译本来，让人少些难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吉佐平淡乏味的译本相比。当然，译本里没有一点果戈理的风格。译本的英语枯燥乏味，而且总是故作庄重，让人受不了。只有爱尔兰人可以尝试啃下果戈理。现在把典型的不够格的翻译列举一二（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出很多）：果戈理在说到伯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这两个乡绅的时候，简略描述他们都有胖鼓鼓的小肚子（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他们一定就是凸出的肚子——像怀孕妇女那样的尖尖的小肚子”），意思是说他们是小而瘦弱的男人——这样的描写对于创造出正确的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必须表现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康斯坦斯·加尼特把这句话翻译成“两人都大腹便便”，结果把果戈理糟蹋了。我有时候想，这几个旧英“译本”酷似中国有一个时期通行的所谓“千刀万剐”。那是说从受刑人的身体上割下止咳润喉片大小的一小方块肉，比如，每隔五分钟左右割一块，直到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挑选也颇有讲究，要确保受刑人活到割去第九百九十九块肉）把整个身体都小心翼翼地割光。
那个译本还有许多彻头彻尾的错译，例如“清汤”，而不该是“燕麦汤”（“燕麦汤”应该是济贫委员会专员在医院里喂病人的）或者——这说起来就相当有趣了——法官一生中阅读过的五六本书，提到其中一本叫“砖瓦匠约翰书”，听起来像《圣经》里的书，而原文实际上是说约翰·梅森（或者人家说是他写的）的一本历险记，他是十六世纪的英国外交官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曾被派往欧洲大陆替都铎王朝君主搜集情报。
的情节也像果戈理所有的书的情节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就剧本而言，它的构思是所有剧作家的共同财富：从有趣的将错就错故事中榨取最后一滴。似乎普希金在给果戈理讲述他在下诺夫哥罗德一家旅店投宿，人家误以为他是京城来的大官这个故事的时候，曾向他提过建议；而另一方面，果戈理自从参加学校业余演出以来脑子里就塞满了旧剧目（从三四种外语翻译成蹩脚俄语的旧剧），因此说不定早把普希金的提醒丢在脑后了。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追溯到一个“真实故事”（这个说法一般是错误的，并且始终是毫无意义的），很奇怪，我们竟然有从这样的一个说法里寻找满足的病态的癖好。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知作家也和我们自己一样没聪明到能自己编造一个故事，我们就开始更加看得起自己了呢？或者，当我们得知在我们不可思议地瞧不起的“虚构”下面还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我们可怜的想象就增添了几分力量了呢？或者，概括起来说，这里是否体现了我们对于事情的真实性的崇拜呢？就因为这个缘故小孩子们会问讲故事的人：“真有这样的事吗？”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老托尔斯泰在过于追求道德伦理的时期止步不前，不敢亵渎神明，像上帝创造人类一样，去创作完全虚构的人。是否如此？不管是怎样的情况，在这个剧本首场演出大约四十年以后，某个政治流亡者（他正在伦敦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很希望卡尔·马克思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在六十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著名激进分子和谋反者（也是有力地宣告俄国文学“果戈理”时代到来的批评家之一，这个委婉说法的意思是，小说家有单枪匹马改进社会与政治状况的责任，这样的说法恐会把果戈理吓倒）。这位政治流亡者秘密回到俄国，乔装打扮成一名地理学会的会员（这一点是很贴切的）来到遥远的雅库茨克地区，目的是要劫走一位西伯利亚的囚犯；由于他曲折蜿蜒的途中越来越多的人错把他当成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完全与果戈理剧本里写的一样——他要劫走罪犯的计划被挫败。生活中这样的对艺术虚构作品的庸俗模仿，比起艺术作品模仿生活来，更加有意思。
作者给剧本的题词是一句俄国谚语：“脸歪别怪镜子不真。”当然，果戈理从来没有画过肖像画——他用镜子，而且作为一个作家，他生活在他自己的镜子世界里。读者的脸是丑陋还是漂亮，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不但镜子是果戈理自己制造的，它有自己特别的折射特性，而且这个谚语针对的读者也属于同一个具有像鹅、像猪、像馅饼、像丑八怪的脸部表情的果戈理世界。即使是在果戈理最差的作品里，他也是在创作他的读者，这可是大作家的特权。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圈子，我们不妨说，一个封闭的家庭圈子。它不向外部世界开放。把这个剧本看作是一种社会讽刺（公众观点）或者把它看作是一个道德讽刺（果戈理的迟到的修正），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中的人物不管是否是按照真实的人仿造的，他们只能在果戈理想象中的真实的人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俄国，热切学子之乡，非常认真地，立即开始实践这些想象了——但是那是俄国的职责，不关果戈理的事。在果戈理那个时代的俄国，行贿受贿像当时、像现在的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盛行——而且另一方面，在果戈理时代的任何俄国城市，都活着比里的和善的无赖更令人讨厌的流氓。想要把小说写成有教育意义或者能振奋人的精神，或者写成捍卫国家利益，或者像槭糖汁和橄榄油那样有益于健康，对于这样的人我积怨已久，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要提起问题的这一无聊方面。
剧本以耀眼的闪电开始，以一声闷雷结束。事实上，这个剧本完全处于闪电与响雷之间的紧张间隙里。剧本不存在所谓的“提示性说明”。霹雳迫不及待地解释气象条件。整个世界是一个臭氧的淡蓝色的颤抖，而我们就身处其中。果戈理保留的他那个时代的唯一舞台传统就是独白，但是，在等待轰隆一声巨响的时候，在雷雨到来之前的紧张寂静中，人们的确会大声自言自语。试想你认为你自己已经醒来，而你所做的一切却是进入最可怕的（梦中假的现实中最可怕的）梦境，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境中的可怕的人们。果戈理掌握着一个奇特的方式，让“次要的”梦中人物在剧本（或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出现，以便炫耀他们一刹那的活生生的存在（例如《斯邦卡的梦》中的那个路过的P上校，或者中的许多个人）。在这个剧本里，这个手法在一封荒诞的私人信件一开始就十分明显，这封信是市长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大声读给他的部下听的——督学赫洛波夫、法官里亚普金特亚普金（马马虎虎先生）、慈善专员泽姆里亚尼卡（草莓先生——一颗被青蛙舌头碰伤的熟透的褐色草莓）之流。注意，这些可怕的名字与，比如，时髦的“好莱坞俄国”假名、托尔斯泰采用的渥伦斯基、奥勃朗斯基、勃尔康斯基等等截然不同。（果戈理发明的名字其实都是诨名，是我们在将它们变成姓氏的时候感到非常意外的名字——性质的变化始终是我们观察起来很兴奋的事情）。读完公文中京城彼得堡一名钦差大臣即将莅临这一重要内容之后，市长不假思索地继续大声读信，他含含糊糊的声音引出了想要挤到显眼位置的与众不同的次要人物。
“……我姐姐安娜·吉里洛夫娜和她的丈夫到我们家来了；伊凡·吉里洛维奇［凭姓氏来判断，显然是一个兄弟］发福了，老是在那里拉小提琴。”
这里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这些次要人物之后不会再出现在舞台上。我们都知道在第一幕开头随意提及的某某姨妈或者火车上遇见的陌生人。我们都知道，引出这些人的那一句“顺便一提”其实意思是说带澳大利亚口音的那个陌生人或者有滑稽业余爱好的叔叔，假如他们不是一会儿以后飘然进场，就绝不会被提起的。确实，一句“顺便一提”一般说来就是一个确定的暗示，传统文学的同情谅解标志，即这一句话里提到的人最终就是这个剧本中的主要人物。我们都知道那老一套的伎俩，都知道徘徊在最初几幕的忸怩作态的精灵，无论是在斯克里布国还是在百老汇，都是如此。一位著名的剧作家说过（可能是他不耐烦了，在给一个很想了解这一行当有什么秘诀的讨厌的人复信时说的），假如在第一幕有一杆枪挂在墙上，到了最后一幕就必须开枪。但是果戈理的枪挂在半空，而枪并没有响——事实上，他的暗示的魅力正是什么结果也没有产生。
为了筹备并且做些补救工作，迎接钦差大臣，市长在给他的下属布置工作的时候，说到了法官的书记员。
“……我知道，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他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气味——似乎他刚从伏特加酒厂出来……我早就想跟你［对法官］说了，可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搅得我把这件事忘了。补救办法还是有的，假如，像他所说，这是他生来就有的气味：你不妨给他提一个建议，改变饮食，可以吃洋葱或者大蒜，总之是这一类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克里斯底安·伊凡诺维奇［沉默寡言的德国血统的地区医生］也许帮得上忙，给他吃点什么药。”
听了市长的话法官还嘴道：
“不行，这是不可能戒掉的习惯：他跟我说过他还是一个抱在怀里的婴儿的时候，他的奶妈就拿酒滴在他嘴里了，所以从那以后他身上隐约就有一股伏特加的味道。”
“噢［市长说道］，我就是想让你注意这件事，没别的意思。”说完这句话他转身找另一个官员。
我们就再也不知道这个倒霉职员的下文了，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还留着，活生生的，一个古怪、冒着酒气、那种果戈理啧啧称道的“受伤害的人”。
其他次要人物没有时间充分亮相，于是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在两句话之间跳进剧中。市长现在要叫督学注意他的助手：
“比如，他们有一个，长了一张胖脸的那个……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唔，他每次上课总是先要做怪相，是这样［演示］然后他就把手伸到围巾里面去摸下巴。当然，假如他只是对着那些小男孩子做怪相，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不定做做怪相在他那一行里有时候甚至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想一想假如有人来参观他也这样做情况会怎么样——那真会是很可怕的：钦差大臣大人或者别的人会以为是针对他的。只有上帝知道那会招来什么后果。”
“请问，我到底该拿他怎么办［督学接话道］？我已经跟他说过几次了。就在前不久，我们的贵族院议长正好要进教室的时候，他歪着脸，做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夸张怪相。他倒是无所谓的样子，真是心地善良，可是我被呵斥了一顿：向青少年宣扬革命思想，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一会儿以后又有一个小矮人出现［很像一个有名的短篇小说里巫医的小而硬的脑袋，一个个从一个非洲探险者身体里蹦出来］。市长提起了历史老师：
“他是一个学者，那是没话说的，而且学富五车，可是他——他一讲起课来热情如此高涨，结果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有一次我正巧听他讲课：只要他讲的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事情——唉，那还受得了；可是他一讲到亚历山大大帝，这一下——那还了得，我简直无法形容他那个样子。天哪，我觉得整座屋子都着火了！他从讲台冲出来，使出全身力气拿一把椅子摔在地板上！亚历山大大帝的确是一名英雄，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这是摔坏椅子的理由吗？这是破坏政府财物。”
“嗯是啊，他是很激烈［督学叹了一口气承认道］，我也跟他说过好多次了。他的回答是：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在追求学问的事业中会不惜牺牲我的生命。”
市长下一个谈话的对象是邮政局长，要求他把经过他的邮政局的信件都拆开来看一看（这个善良的人多年来的一大爱好就是如此），在他的帮助下又一个小矮人出来了。
“真可惜［他对市长说］您没有亲自读过这些信件：这些信件里有不少绝妙的文字。比如那天一名上尉给一个朋友写信，讲述他参加的一个舞会——写得诙谐幽默……啊，非常非常精彩：‘亲爱的朋友，我的生命，’他写道，‘翩然飘荡在极乐中：许许多多的年轻女士，乐队奏起来，旗帜飘起来……’——字字句句都充满了丰富的感情。”
接着法官说到两个整天争争吵吵的乡绅，一个叫切普托维奇，一个叫瓦霍文斯基，两个人是邻居，都到法院起诉对方，诉讼可能一辈子也结束不了（而法官则可以快乐地在两家的土地上追猎野兔）。然后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两个人激情登场，报告消息说他们发现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就住在当地客栈里，这时果戈理采用了他自己绝妙的（夹杂看似毫不相干的细节）迂回曲折的讲故事手法：伯勃钦斯基把他和多勃钦斯基两人的引起轰动的发现说出去以后，他的所有朋友都来到他家里：“于是，我就跑到科洛勃金［匣子先生］家里找他，但是发现科洛勃金不在家［匣子里的老兄出去了］，我又去找拉斯塔科夫斯基［大木瓜先生］，也不见拉斯塔科夫斯基在家……［所有的小矮人只有这两个人在舞台监督的特别要求下在最后一幕的结尾以来客身份出现］。”就在客栈里，伯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看见了他们误以为是钦差大臣的那个人，于是他们找到了客栈老板弗拉斯——就在这个时候——从伯勃钦斯基紧张地说的气喘吁吁又结结巴巴的台词中（抢在双胞胎多勃钦斯基之前，不容他插嘴就把事情全说出来），我们得知了弗拉斯的详细情况（因为在果戈理的世界，一个人越是匆忙就越是不紧不慢地一路闲逛）：
“……于是多勃钦斯基伸出一个指头招呼客栈老板——你知道，客栈老板弗拉斯——三个星期前他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聪明伶俐的小家伙——将来也会像他父亲一样开一家客栈……”
注意没有起名的新生儿弗拉索维奇在一秒钟之间成长起来，度过整个人生。伯勃钦斯基气喘吁吁说的台词似乎在培育这些小矮人的幕后世界里，引起了一阵紧张的骚动。
接着还有一些人要出场。赫雷斯塔科夫——假钦差——下榻的房间是这样确定的：几名军官前不久也正巧路过这个城市，他们在打牌的时候打起架来。市长手下的一个人，警察普洛霍洛夫，是采用以下方式引出来的。
市长急匆匆、气呼呼地对警察斯维斯图诺夫说：“其他人呢？……真要命，我命令普洛霍洛夫也要到。普洛霍洛夫上哪里去了？”
警察：“普洛霍洛夫在警察局待着，不过，他是不能派什么用场的。”
市长：“怎么回事？”
警察：“呃，我说了：今天早晨他醉得像个死人，是用马车送来的。已经给他泼了两桶水，可是还没有醒过来。”
“可是，你们到底怎么让他弄成这个样子的？”市长过了一会儿这样问道，警长（顺便提一下，他叫乌霍夫约尔托夫——这个一个词的名字包含了“狠狠打了人家一记耳光”的意思）回答道：“上帝才知道。昨天郊区打架，他到现场处理事情，回来就醉倒了。”
第一幕结尾处涌现了这一大群次要人物之后，第二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平静，这时赫雷斯塔科夫出场。诚然，赫雷斯塔夫科夫赢回他在奔萨输掉的钱的时候，在欢乐的打牌声中出现的真面目是一个善于玩弄手法的好赌步兵上尉；但是除此之外，积极、热诚的赫雷斯塔科夫主线在这一幕里表现得非常强有力（连市长也到客栈去拜会他），容不得别人干扰。其他的次要人物悄悄地又在第三幕出现：泽姆里亚尼卡的女儿，我们发现，穿一件蓝色的连衣裙——在演员说台词之间翩然上场，是一身粉红与天蓝的外省少女。
在俄国舞台最出名的一场戏里，赫雷斯塔科夫到了市长家，开始在女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时候，次要人物从他说的台词里冒出来（因为他们最后凭借赫雷斯塔科夫的天生饶舌和市长的葡萄酒，一个个上上下下），他们仿佛是与我们遇见的人完全不同的异类。他们肤色浅淡，几乎透明，与赫雷斯塔科夫光辉的性格一致——装扮成公务员的幽灵，快乐的小魔鬼，来帮助反复无常的恶魔用口技与赫雷斯塔科夫通话。多勃钦斯基的孩子，凡尼亚，丽珊卡，还有客栈老板的小子都是在某个地方实际存在的，但是这些异类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些人物的提示变成了幻觉。但是由于赫雷斯塔科夫的谎话的登峰造极，这些超自然的东西的动力，与第一幕背景里的小矮人田园牧歌式的嬉戏比较起来，对全局进程的推动作用更大。
“啊，彼得堡！”赫雷斯塔科夫大喊道，“那才是我所说的生活！也许你认为我不过是一名抄抄写写的小职员［他正是］。可不对，先生，我那个部门的头头与我的关系非常好。你知道，老是习惯拍拍我的肩膀，说：‘来跟我一起吃一顿吧，老弟。’我只到办公室里待上一两分钟，告诉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然后那个抄写员，这家伙，拿起笔来就——嚓，嚓，不停地写起来。［拖长声音］有人甚至还建议我升任八等文官。［又滔滔不绝地］但是我心里想，这有什么用？办公室有跑腿的人［在俄国这些都是长一大把胡子的人］，手里拿着一把刷子爬上楼梯在我后面跟着——‘请允许我，先生，’他说，‘把你的鞋子稍微擦一下。’”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办公室“跑腿的人”的名字叫米黑伊，还知道他很会喝酒。
后来，照赫雷斯塔科夫的说法，他经过的时候士兵们都从警卫队队部里跑出来，向他致以崇高的敬礼：“他们的长官我非常熟悉，他后来对我说：‘啊呀呀，老兄，我们绝对是把你当总司令的！’”
在他说起他那些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文学界的熟人的时候，舞台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模仿普希金的小妖精：“我跟普希金交情很深。我好多回跟他说：‘喂，老兄，最近怎么样？’——‘还是那样，老弟，’他说，‘还是老样子。’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
接着，在赫雷斯塔科夫继续兴冲冲地编造故事的时候，别的大人物们你推我挤、声音嘈杂、争先恐后地上场：内阁大臣、大使、伯爵、王子、将军、沙皇顾问、沙皇本人的幻影以及大脑的游动精子，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一批又一批，一批批加起来，总共有三万五千个使者”——紧接着，随着一声酒后的打嗝声，他们突然之间都消失了；但是待到接受了真实（所谓真实至少与第一幕里的那些小矮人的“真实性”一样真实）的暗示，穷职员赫雷斯塔科夫的邋遢厨师马弗露莎的鬼影，才在赫雷斯塔科夫面对所有这些金色的鬼影和梦幻大使说着大段台词的间隙，在极短暂的瞬间朝外面瞥了一眼——帮他脱去他那件短小不合身的外套（确切地说，那是一种大斗篷、宽袖、毛皮绳绒外套，果戈理后来使它名垂千古，成为一个非比寻常的俄国小官吏的特征）。
在接着的一幕里，一个个惶恐不安的官吏前来向赫雷斯塔科夫请安，而赫雷斯塔科夫则向他们每人借钱（他们心里想这是在贿赂他），这时候我们知道了泽姆里亚尼卡孩子们的名字——尼古拉、伊凡、伊丽莎白、玛丽和佩里佩图娅：穿淡蓝连衣裙的可能是文雅的佩里佩图娅。多勃钦斯基的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市长夫人已经提起过了，是她的教女。她们以及最大的小子，都与法官像得出奇，每当多勃钦斯基太太的可怜的小男人外出，法官都会来看望她。大儿子是多勃钦斯基与这个性格倔强的女人在结婚之前生的。多勃钦斯基对赫雷斯塔科夫说：“关于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我斗胆想请求您的帮助……我的大儿子，大人，是我结婚前生的……啊，这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我生下他完全跟合法婚姻生下的一样，后来，大人，又核准了合法婚约因此完全没有问题了，大人。呃，现在我要他成为，也是有这么一种说法，成为完全合法的儿子，大人，并且跟着我的姓：多勃钦斯基，大人。”（法语里的“sauf votre respect”，尽管稍嫌啰嗦，但是更能表达谦恭的轻轻的嘶嘶声“Sir”——Soodar的缩略形式——包含的意思，一句话结束的时候多勃钦斯基就会在一个词儿的后面加上“Sir”。）
“我本不该来搅扰您，”他接着说，“可是我觉得有点亏欠他，他这么多才多艺。这个小家伙，您瞧，有点特别——很有出息：他能够背诵诗歌这样的东西，只要他手头有一把裁纸刀，他就能做一辆很小的马车——跟魔术师一样聪明，大人。”
又有一个人物出现在这一幕的背景里：这是在赫雷斯塔科夫决定要在信中写这些古怪的外省官吏的时候，他要把情况告诉他的朋友特里亚皮契金（收旧货先生）。他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可恶记者，唯利是图，爱写派性文章，是一个流氓，常拿那些他喜欢在他卑鄙而恶毒的文章里加以抨击的人作为笑料。瞬息之间他在暗中朝赫雷斯塔科夫又是眨眼，又是瞥眼。他是最后一个出现——不对，也不能说是最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幻象将是真正的钦差大臣的巨大影子。
这个次要人物的世界仿佛是从这个剧的后台冲出来的，它是果戈理的真正王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姐妹们，丈夫们，孩子们，古怪的学校老师，喝伏特加喝得醉醺醺的小职员，为了篱笆的位置争吵了五十年的乡绅，打牌做手脚、对舞会情有独钟、把幽灵当作总司令的浪漫军官们，这些誊写员和了不起的信使——所有这些人的活泼动作是构成这个剧的实质素材，他们不但没有干扰舞台监督的所谓“情节”，倒显然使得剧本非常具有可演性。
不但活人在荒谬的背景里熙熙攘攘，而且许多物品也被利用起来，担当像人物一样重要的角色：当市长威风凛凛又慌里慌张地出场来会见一个危险的幻影的时候，他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把帽盒子套在头上，这个帽盒子就是果戈理式的虚假世界的象征，在这个世界里帽子就是脑袋，帽盒子就是帽子，镶有饰边的领子就是人的脊梁骨。市长在客栈里匆忙中写了一封短信派人送给他太太，跟她说了她必须准备款待的高贵客人，这封信与赫雷斯塔科夫的旅馆账单混在了一起，因为市长顺手抓过一张纸就写起来：“亲爱的，我赶紧要告诉你，我起先非常狼狈；不过还好我信任上帝的仁慈，两份咸黄瓜另收费，半份鱼子酱，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这两件事的混淆在果戈理的世界里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种鱼的名字，在美食家的耳朵里就是一段极美妙的音乐，而黄瓜就是超自然的生命，至少像外省城市的市长的个人神明那样强大有力。这些黄瓜在赫雷斯塔科夫关于他的崇高生活理想的夸夸其谈中被培育长大：“比如餐桌上有一个西瓜［西瓜只不过是理想化了的黄瓜］——不是一个普通的西瓜而是一个价值七百卢布的西瓜。”水一样的汤“上面有羽毛或者漂浮的东西”［而不是点点闪烁的油花］赫雷斯塔科夫在这样一家客栈里也只能将就着喝，但是在提到他在京城的生活的台词里水一样的汤变成了potage，用盆子装起来“直接从巴黎用轮船运来”，——虚构的轮船烟囱冒的烟可以说就是虚构的汤冒出的美妙的热气。赫雷斯塔科夫被请进他的马车就座的时候，市长叫人从贮藏室里（里面塞满了他的蓄着胡子的臣民——商人——强制性的贡品）搬来一块波斯地毯；赫雷斯塔科夫又在地毯上面加了一块草垫子——地毯则变成了一块魔毯，赫雷斯塔科夫踩在上面，听着马脖子上的铃铛的清脆响声和赶车人对魔马热情奔放的吆喝声：“嗨，你们长翅膀的马儿啊！”（“nye！”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跑得远的马儿！”）：俄国的马车御者很善于给自己的马起好听的名字——而果戈理呢，可以这样假设（为了照顾那些喜欢了解作家个人经历的人），他将在晚年没完没了的旅途中获取许许多多的旅行知识；在这一阵诗的大风中赫雷斯塔科夫——这个爱做白日梦的幼稚骗子——消失了，而大风则为果戈理离开他所创作的俄国吹开了大门，他出发前往遥远和朦胧的地方，无数德国休养胜地、意大利废墟、巴黎餐馆和巴勒斯坦圣地，像慌里慌张的市长信中的上帝和两份黄瓜一样，也都将被糅合在一起，混为一谈。
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好笑，这一出梦幻剧，这一个“官府幽灵”，被看作是根据俄国真实情况写的滑稽讽刺剧。想起来更加好笑的是，果戈理在他第一次心情抑郁地核对他这个剧本里是否有那些危险的革命影射存在时指出，不管怎么说这个戏里至少有一个正面角色：笑声。事实上，这个戏根本不是“喜剧”，这就像莎士比亚的梦幻剧或者不能称为“悲剧”道理是一样的。一个拙劣的剧本，比莎士比亚或者果戈理这样的人创作的极其复杂的作品，更容易成为一个优秀喜剧或者一个优秀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说，莫里哀的作品（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喜剧”，即，很容易在橄榄球赛上被看作是好卖弄技巧的运动员那样的东西，是只有一个面的东西，绝没有构成真正戏剧的巨大、活跃、非常富有诗意的背景那种东西。在同样的意义上来说，奥尼尔的《哀悼》（无论这个剧本是好是坏），我认为，是一部“悲剧”。
果戈理的剧本是有动作的诗，而我所谓诗是指透过理性的词语看到的荒谬事物的奥秘。这一类真正的诗激起的——不是笑声，也不是眼泪——而是表示十分满足的灿烂笑容，至福的嗯呀声——一个作家倘能让他的读者，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使他的一些读者绽放笑容，发出那样的嗯呀声，他完全可以因此而感到骄傲。
就连起赫雷斯塔科夫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天才之举，因为这个名字向俄国读者传递出轻狂鲁莽的效果，是一种瞎扯的咕噜声，是一根细手杖的哗哗声，是纸牌的噼啪声，是傻瓜的吹牛，是专门勾引女人的家伙（但就是没有能力去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潇洒风度。整个剧本自始至终只见他的忙碌，而对于他所引起的轰动的充分理解，他却漠不关心，因为他只是迫不及待地大捞好运带给他的好处。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一厢情愿做着他自己的梦，身上透着某种虚假的魅力，以及花花公子的风度，给女人带来高雅趣味，与庸俗的市井纨绔子弟的土气适成对照。他是完全彻底、舒舒服服地庸俗，这些女人是庸俗的，那些纨绔子弟也是庸俗的——事实上整部戏（颇有点像）是用特别的方式把庸俗所表现的各个不同方面混合而成的，因此，混合的最终结果的巨大艺术价值并非源于（与所有的杰作一样）说了什么，而是如何说——是由于毫无生气的各个部分的耀眼地结合。正如在作昆虫分级的时候，奇妙的颜色效果可能原因不在于分级的色素，而是在于它们的位置和反射力，同样，果戈理的天才要讨论的不是可计算的化学物（文学批评家的“真实生活”）的内在特性，而是对于几乎无形的再现生活的微粒所产生的物理现象的模仿能力。由于缺乏一个更准确的词语，我在这里采用了“庸俗”这个说法；普希金在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就是插入了英语“庸俗”这个词，并对在俄语里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语而表示歉意。
义愤填膺的人们在这个戏里看出了隐伏的针对俄国官场攻击，对这个剧本的这种指责给果戈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影响可以说是他一生遭受形形色色的狂热迫害的起始点，直至他生命的终点。情况相当奇怪：声名轰轰烈烈地降临在他身上；朝廷带着几乎是恶毒的兴高采烈欢呼这个戏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丧失了自尊；无行的批评家在发泄陈腐的恶毒言语；见解颇有影响的那些批评家把果戈理捧到了天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通俗剧作家库科尔尼克耸一耸肩膀说，这个戏只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滑稽戏；年轻人津津有味地说着戏里最有趣的笑话，还在他们的熟人中寻找赫雷斯塔科夫和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式的人。倘若换一个人他是会陶醉于这种赞扬和恶意诽谤的气氛里的。普希金看到演出也是会露出晶亮的牙齿和善一笑的——然后转身写作他尚未完成的杰作。果戈理做了他在《古谢尔加顿》彻底失败以后做的事了：他出逃，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开溜了，到了国外。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别的事。事实上他做了一个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做的最糟糕的事：他开始写文章解释批评他的人在这个戏里没有注意到的要点或者是针对他而发的批评。果戈理，正因为是果戈理并且又生活在一个镜子世界里，他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作品写成、并且发表以后再来将他的作品好好地做一个构思。这个做法他也用到了上。他在这个剧本后面加了一个后记之类的东西，解释道，在最后一幕的结尾处隐约现身的真钦差大臣是人的良心。还说其他的人物是我们灵魂里的激情。换言之，人们应该相信，丑陋、腐败的外省官吏象征这些激情，而官府则象征更高尚的良心。这一解释就像他后来关于相关问题的思考一样产生同样令人沮丧的效果——除非我们认为他是在取笑读者——或者是在取笑他自己。倘若把他的解释看作是一个明白的声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作家完全误解并且歪曲了他自己的作品的意义这样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关于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他是一个奇怪病态的人——我并不能肯定地说，他关于的解释不是那种疯人所为的欺骗。人们对于他这出戏的反应使他感到可怕地痛苦的是，他未能被确认为一个预言家，一个导师，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为人类自身获益而鞭笞人类），这一观念是很难叫人相信的。这个戏里没有丝毫的教诲性质，而作者竟然连这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而照我所说，他爱在书完成很久以后幻想，把事情想象到他的书里。而在另一方面，批评家——非常错误地——在剧中觉察的那种教训，是一种社会的并且几乎是革命性的教训，而那是果戈理极为反感的。他也许会担心，由于激进思想界过于狂热地赞美，也由于反革命思想界过于激烈地指责，朝廷会突然改变其威严和无常的态度——从而削减演出和利润（甚至累及未来的津贴）。他也可能已经看到他在俄国的文学生涯在今后许多年里会受到警惕的审查官的阻挠。他奉为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人们（尽管“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主题要在稍后一些时候才会充分表现）以及善良的官吏（这个主题与第一个主题义同）因他们所谓的“粗劣和浅薄的闹剧”而痛苦和反感，他可能也因此感到震惊和伤心。然而似乎最让他烦恼的是他知道成千上万的人们对他议论纷纷，而他却无法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更不要提去左右这样的议论了。传到他耳朵里的流言蜚语是不祥的，是骇人听闻的，因为流言就是流言。他受到的赞扬似乎意味着针对他所尊敬的人的讽刺讥笑，因此这些讽刺讥笑也是针对他而发的。素昧平生的人对他表现的关切似乎充满了阴险的诡计和无法估量的危险（一个绝妙的词语，诡计——深藏的珍宝）。我将会有机会在另一本截然不同的书里论及一个疯人，他老是感觉到整个风景的各个部分以及无生命之物的运动都是一个暗指他自身的复杂密码，因此整个宇宙在他看来似乎都在用手势谈论他。这种险恶和几乎巨大的示意动作可以从果戈理对于自己的突然成名的病态观点上猜出几分。他想象一个敌视的俄国潜入他的周围，窃窃私语，试图采取对他的剧本既赞扬又指责的手段，将他消灭。一八三六年六月，他离开俄国前往西欧。
据传说，在他动身前往国外的前夕，他从此以后没有再见面的普希金来看他，整夜与他一起翻阅他的手稿，阅读的开头章节，当时果戈理已经写好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稿。这一幅图画是可喜的——太可喜了也许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出于种种理由（可能是出于不想承担责任的病态心理），果戈理在后来的岁月里非常迫切地希望人们相信，他在一八三七年即普希金去世以前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普希金的直接建议之下并受到他的影响而写成的。鉴于果戈理的艺术与普希金的艺术相去极其遥远，而且鉴于普希金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不可能指导一个文学友人的创作，因此，果戈理本人如此乐意提供的情况根本就不值得加以认真考虑。照亮午夜场景的一盏孤灯，就让它熄灭吧，我们不必有任何内疚。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果戈理悄然出国，没有跟他的任何一个朋友道别。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知道，他甚至没有跟朱科夫斯基道别，而他跟朱科夫斯基的关系远比他跟普希金的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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