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12月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的。

        到村里不久，就赶上了农历新年，也就是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了。

        农村不像城市，没有星期天和公休日，特别是农业学大寨期间，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干活，庄稼收了，还要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除了下雨，每天都得出工。但春节不一样，劳累了一年，过年的时候得好好歇歇，“吃点好的”。那时的农村还相当穷困，常年不够吃，平日里窝头咸菜能吃饱就是好的。但老话是“穷年不穷节”，再穷的日子，过节不能马虎。

        一进腊月，男人们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出着工，女人们却早早就忙开了，要拆洗被褥打扫房屋，要为全家老少每一口人都准备出新衣新裤，包括脚上的新鞋。这是一项大工程，平日里要抽空纳好鞋底，要把不能再穿的旧衣服拆洗干净，备成新袄新裤的里子。

        这还不算，还要蒸馍炸糕，把正月里的主食准备出来。先要一笼笼地蒸馍，蒸好后晾掉水汽，一层层码进缸里，到时随吃随取。糕也一样，山西炸糕用的是黄米，磨成面和好后先要上笼蒸熟，再趁热揉成一团，揉好后揪成一个一个的剂子压扁，可直接炸，也可在里面放上枣泥豆沙之类。炸成金黄色时捞出，一层层压入小一点的缸中，也是随吃随取，但吃前一定得上笼蒸透，否则硬得没法吃。

        杀羊宰猪是年前最热闹的时刻，杀好后队里按人头分配。平日农民的饭桌上是见不到肉的，肉领回家后要按照不同的用途分类处置。羊肉可以剁馅包饺子，还可以汆丸子；猪肉的做法就多了，村里一位公认的能人很得意地“教”过我怎样将二斤猪肉做成八个肉菜：扣肉，咕咾肉，过油肉，红烧肉……不一而足。对于当时的农村，谈论吃食，谁吃过什么，一种东西怎样吃又怎样做，都是极有吸引力的话题。

        我和一些知青则被村民们纷纷拉到家里，为他们题写春联。

        年就在这样的期待和准备中一天天临近了。

        知青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节前就有人被“电报”叫走。那时回京要跟队里请假，一般是家里拍个“急事速归”的电报，虽然都知道是个借口，队里也就准了。临到年根，村里的知青大多还在，我们仍像平日一样每日出工，不可能也无从像农民那样准备过年。

        记得除夕那天，十几个知青还商量着晚上吃点什么，农民们早早把我们分别拉到各自的家里，说早就准备好了，一定要去家里吃年夜饭。

        我去的这家有四口人，大叔大婶、未出嫁的女儿和小儿子。一进门炕桌上已摆满凉菜，有拌粉条、土豆丝、炒豆腐等，中间是刚刚点上火的火锅，灶上笼屉里热着蒸馍和炸糕。大叔说我是城里来的“大学生”，坚持把我让到炕桌的“首席”，我坐好后他方坐下，小儿子才跟着上炕，大婶和女儿一边一个侧在炕沿，并不正经吃，要忙着端菜上饭。就着烫好的酒吃了一阵凉菜，火锅沸腾起来，掀开盖子，锅底铺着白菜，依次一层层码放着炸土豆、粉条、肉块、炸豆腐、肉丸子，咕嘟咕嘟地冒着气。

        这就是当地农民待客最隆重的菜式了。

        我们边吃边聊，大婶问我家里有几口人，父母现在哪里。那时我的父母正准备下干校，妹妹刚在工厂上班，未成年的弟弟去了内蒙古。我据实告诉他们，一家人边听边叹，说“可怜一家人分了好几处”，又说“你们这大过年的也回不了家”。我忙解释，是我自己想留下来在村里过年的。大叔又信又不太信地点点头：“既来了，就安心过，哪一方水土也养人。”我便不再说明。

        除夕后半夜起，村里零零星星响起鞭炮。那时的农民还很穷，能买百响一挂的小鞭就很不错了。燃放前先将编起的炮捻解开，一个一个地点，孩子们成群结队地从这家燃到那家。大年初一，看谁家门前的炮屑多，说明谁家来年的运道好。而这炮屑，初五之前是不兴扫掉的。

        由于大年三十睡得太晚，我是在初一半前晌才走到街上的。猛然眼前一亮，但见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喜气洋洋地立在街口，每个人都一身新袄新裤，包括脚上的新鞋。这使还是平日劳动打扮的知青们很是扎眼。去家里磕头拜年被当作旧风俗早已禁止，人们就在街口互道过年好，问候的同时也用目光彼此打量，看谁家的新衣最合体，谁家的花袄最漂亮。从这儿就能看出谁家的日子过得好，谁家的女人能干。

        我从小到大自然已过过不少年，但那个年让我感觉特别新鲜，也是我至今印象最深的“年”。那在眼前晃动的新袄新裤，那冒着热气香气袭人的火锅，都成了我对“过年”最形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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