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老头子回到牛津去，会发现建筑石块上过去的青春在向自己招手。史迈利不是这种人。要是在十年前，他可能会这样，如今却不会了。经过博得利图书馆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地想到，我曾在那里念过书。看到公园路上他指导老师的房子，他想起了战前在那个长长的花园里，杰比第第一次问到他是不是愿意和“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两个人谈谈”。听到汤姆钟楼敲晚上六点的时候，他想起了比尔·海顿和吉姆·普莱多。他们大概是他到伦敦去的那一年到这里来的，后来又因战争而聚在一起了。他漫不经心地想着他们两人当时在一起的样子：比尔是个画家、辩论家、交际家，吉姆是个运动员，一切都听他的话。他想到在圆场他们两人最红的时候，这种差别几乎拉平了：吉姆在动脑筋方面开始灵活起来，而比尔去搞外勤无人能望其项背。只有到最后，原来的两极之差又明显起来，拉马车的马回到了马厩，思想家回到了书桌。

        天空开始落下雨滴，但他没有注意到。他坐火车来，从车站步行，一路绕弯：布莱克威尔书店、他以前的学院，什么地方都去了，然后才朝北走。由于树木繁茂，这里黄昏降临得早。

        他走到一条死巷子前面，又放慢了脚步，再仔细看一眼。一个围着披巾的妇女骑着自行车在盏盏路灯穿破浓雾的光圈下，从他身边经过。她在一道栅栏门前下了车，推门进去，消失了踪影。马路对面，有个模糊的人影带着一条狗散步，他看不清是男是女。除此之外，路上空无一人。公用电话亭也是空的。接着突然有两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大声地谈论着上帝和战争。主要是年轻的那个在说。史迈利听到年纪大的那个表示同意，猜想他是个教师。

        他沿着一条很高的围篱走，围篱上面不时出现枝叶繁茂的树丛。十五号门的铰链很轻，这是一道双扇门，但经常只用一扇。他推门的时候，门闩掉了。房子远远地在花园深处，大多数的窗口都有灯光。楼上一扇窗户里，一个年轻人俯身在一张书桌上。另一扇窗户里，有两个小姐似乎在争论，第三扇窗户里，有个非常苍白的女人在拉中提琴，但他听不见声音。一楼的窗户里也都有灯光，但是窗帘都拉了起来。门廊铺的是花砖，前门嵌着五彩玻璃。门框上钉着一张旧布告：“晚上十一点后，请走旁门。”几个门铃上各有一张条子：“普林斯按三下”，“卢姆贝按两下”，“布兹：整夜外出，以后再见，珍妮”。最下面的一个门铃上写着“沙赫斯”，他就按这个铃。马上有狗叫了起来，一个女人开始吆喝。

        “弗勒许，你这个傻孩子，来的只是个笨蛋学生。弗勒许，别叫，傻瓜。弗勒许！”

        门开了一半，仍挂着门链，门缝里填满了一个人影。就在史迈利拼命张望屋子里还有谁时，那双像婴孩般水汪汪的眼睛精明地也在打量他，注意到了他的公文包，他溅了泥浆的鞋子，然后眼光抬到他的肩上，窥看他身后的车道，回过来又打量了他一下。白晰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动人的笑容，前圆场研究组女王康妮？沙赫斯小姐由衷地高兴起来。

        “乔治？史迈利，”她叫道，一边把他拉进屋子，一边羞怯地笑着，“原来是你这个老朋友，我还以为是有人来推销胡佛牌吸尘器呢，谁知道敲门的却是乔治！”

        她马上在他身后关上了门。

        她是个高大的女人，比史迈利还高一头。宽阔的脸上一头蓬松的白发。她穿着一件褐色的运动夹克衫，裤子腰部是松紧带的，小肚子鼓鼓的，像老头子一样。壁炉里在烧着焦炭。炉前躺着好几只猫，还有一只灰色的长毛垂耳狗躺在卧榻上，胖得动不了。小推车上放着她吃的罐头和喝的酒。她的收音机、电炉、卷发夹子都用同一个插座。一个长发垂肩的男孩子趴在地上烤面包，一见史迈利进来，他就放下了铜叉子。

        “哦，琴格尔，好孩子，你明天再来好吗？”康妮央求他，“我难得有个老情人来看我。”他已经忘记她说话的声音了。她说话经常像弹琴，时高时低，什么音阶都有。“我放你整整一个小时的假，怎么样？他是我收的一个笨学生。”她向史迈利解释，那孩子还没有走远。“我还在教书，也不知为什么，乔治。”她轻声说，高兴地看着他从公文包中取出一瓶雪利酒，斟满了两个玻璃杯。“我认识这么多的老朋友，可就是他来了。他还是走路来的！”她向垂耳狗解释，“你瞧他的皮鞋。从伦敦一直走来的，是不是，乔治？哦，上帝保佑。”

        她喝酒有点困难。她的手指患关节炎，都蜷缩起来，就像是在意外事故中跌断一样，而且她的胳膊僵硬。“你一个人走来的吗，乔治？”她问道，从运动衫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我们没有陪客吧？”

        他替她点了烟，她像玩具枪一样举着，手指抓着一头，精明、发红的眼睛顺着枪管看着他。“那么，你这个坏孩子，有什么事情要来求康妮？”

        “她的记忆。”

        “哪一部分的？”

        “我们要回到一个老地方去。”

        “听见吗？弗勒许？”她向她的狗叫道，“他们先是用一根老骨头把我们撵了出来，现在又来求我们了。哪个老地方，乔治？”

        “我带来了拉康给你的一封信。今天晚上七点，他在俱乐部里，你如果有疑问，可以用外面路上的公用电话找他。我想你最好不用那样，不过你如果一定要，他会向你作必要的说明。”

        她原来一直挽着他，这时她放下了手，在屋子里周游了半天，哪里是憩脚的地方，哪里是扶手的地方，她心里都很明白，她的嘴里嘟嚷着：“哦，该死的乔治？史迈利和他的同伙。”她到了窗边，大概是出于习惯，拉开了窗帘的一角，但是外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引起她的注意。

        “哦，乔治，你这该死的，”她嘟嚷着说，“你怎么可以让拉康插进来呢？那倒不如让国安局的人插进来呢。”

        桌上有一份当天的《泰晤士报》，字谜栏朝上。每个空格都填满了工工整整的字母，没有一格空着。

        “今天去看了足球赛。”她在楼梯下面的暗处说，一边从手推车上拿起酒杯来喝，“乖威尔带我去的。他是我最喜欢的笨学生，这样的学生不错吧？”她突然夸张地撅起了嘴，用小女孩的嗓音说，“乔治，康妮着凉了。康妮冻僵了，连脚丫子都冻僵了。”

        他猜她是在哭，因此把她从暗处扶了出来，带到沙发旁边让她坐下。她的酒杯已空，他又斟了半杯。他们并排坐在沙发上喝着酒，康妮泪如雨下，从面颊上掉到衣襟上，又掉到他的手上。

        “哦，乔治，”她继续说，“你知道他们把我撵出来的时候，她怎么说的呀？那个管人事的婆娘？”她拉住史迈利的衣领一角，用手指揉着，情绪慢慢恢复。“你知道那个婆娘怎么说的吗？”她换了带兵的口气：“‘康妮，你脑子糊涂了。该是让你到现实世界中见识见识的时候了。’我讨厌现实世界，乔治。我喜欢圆场和里面所有的孩子们。”她拿起他的手，想把自己的手指同他的手指缠在一起。

        “波里雅科夫，”他轻轻地说，按照塔尔的发音，“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就像你预测的一样，他又复活了。”

        外面马路上有一辆汽车停下来，他只听见轮子的声音，引擎早已熄了。接着是脚步声，很轻。

        “这是珍妮，偷偷带男朋友进来，”康妮轻声说，她眼眶发红的眼睛盯着他，和他一样因为外面的动静分了心。“她以为我不知道。听到吗？他的鞋后跟的金属片。等等。”脚步声停了下来，接着一阵轻轻的窸窣声。“她在把钥匙交给他。他以为他开起门来声音比她轻。其实不然。”锁打开时，一声很响的咔嚓。“唉，你们男人，”康妮叹口气，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哦，乔治。你为什么要把阿力克斯拉出来？”她为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哭了一阵子。

        史迈利记了起来，她的兄弟都是教书的，她的父亲是教授之类。老总在打桥牌的时候认识了她，为她因人设事，安排了工作。

        她像讲童话一样开始讲她的故事：“从前有个叛逃的，名字叫斯坦莱，那是早在一九六三年的事。”她讲故事能自圆其说，想像力极其丰富，但是只有思想永远不成熟的人才具有这种本领，一半是靠灵感，一半是凭急智。她平淡苍白的脸上露出了老奶奶回忆往事时的那种得意。她的记忆和她的身体一样广袤无垠，可以肯定地说，她更喜欢她自己的记忆，因为她把别的都放在一边了：她的酒、她的烟、甚至有一阵子还有史迈利被动的手。她不再坐着蜷成一团了，而是挺着腰背，脑袋侧在一边，出神地卷弄着她的白发。他以为她会立刻从波里雅科夫说起，但是她却从斯坦莱说起――他忘记了她对家谱有偏好。她说，斯坦莱是审问组替莫斯科中心一个五流叛逃者所起的代号。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剥头皮组从荷兰人那里把他转买到手，送到沙拉特，要不是正好碰上淡季，审问组没有事干，谁知道这件事会透露出来呢？事实是，斯坦莱身上有金子，少少的一点点，结果被找到了。荷兰人没有找到，审问组找到了，他们的报告副件送到了康妮那里。“这事件本身又是一个奇迹，”康妮得意地说，“因为大家，特别是沙拉特规定的绝对原则是，他们的报告副件不再送研究组。”

        史迈利耐心地等待那点金子，因为像康妮这样年纪的人，你能给她的东西只有时间。

        她解释道，斯坦莱当时是在海牙执行暗杀使命时叛逃的。他原本是职业杀手，他被派到荷兰去暗杀一个俄国流亡者，因为那人让中心不安。结果，他却决定投案自首。康妮轻蔑地说：“他上了一个女人的当。荷兰人对他施了美人计，他闭着眼睛一头栽了进去。”

        中心为了训练他进行这项使命，在派他出国之前，把他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训练营学习“黑色艺术”：破坏和灭音枪杀。荷兰人搞到他以后，一知此事，极为吃惊，因此把审问集中在这个焦点上。他们把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要他绘出氰化物子弹和中心最喜欢用的其他可怕武器的图样。但是在沙拉特训练所，审问组对这些东西早已熟悉，因此在审问时集中注意于训练营本身，这个训练营是新设的一个，外界知之不详。她解释说：“像一个百万富翁开设的。”他们画了训练营的地形草图，这个地方有好几百英亩的森林湖泊。他们把斯坦莱所能记得的所有房子都画了进去：洗衣房、餐厅、教堂、练靶场，一点不漏。斯坦莱到过那里好几次，记得的不少。后来斯坦莱停下来不说了，因此他们以为快要完了。谁知他拿起一支铅笔在西北角又画了五座房子，外面围上双层铁丝网，还放了警犬。斯坦莱说，这些房子是前几个月新盖的。要走一条不对外开放的路才能到那里，他是与他的教官米洛斯在外出散步时，从一个小山顶上看到的。据米洛斯说（康妮话中有话地说他是斯坦莱的“朋友”），卡拉为了要训练军官从事秘密活动，最近办了一个专门学校，就设在这里。

        “就是这样，亲爱的，这就是我们弄到的东西。”康妮大声说，“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听到谣传，卡拉要在莫斯科中心内部创建他自己的一支私人军队，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大权。我们知道，他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情报员，很自然，他很担心，他年纪越来越老，地位越来越高，要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应付的。我们知道，像其他人一样，他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私产，不肯把他们交给派在目标国的合法常驻站。他当然不会这样做，你知道他最恨常驻站：人员过多，保密不严。这同他不喜欢保守派一样，他叫他们地面虫。这话不假。现在他有了大权，他就要想办法，凡是真正的男子汉都会这样。于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她唯恐史迈利忘记了这个日期又重复一遍。

        结果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仍旧是老规矩：因循蹉跎，忙着别的工作。等待发生什么新动向。”她这么等待了三年，终于发生了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助理军事武官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科马罗夫少校，从日本防卫厅一个高级官员那里收受六卷底片的最高机密被当场抓住的事。科马罗夫是她第二个童话中的主角，他不是个叛逃者，而是一个佩戴着炮兵军官肩章的军人。

        “还有勋章，亲爱的！各式各样的勋章！”

        科马罗夫得马上离开东京，走得这么匆忙，结果把他的狗反锁在屋子里了，后来竟然饿死，这是康妮绝对不能原谅他的一件事。科马罗夫的日本特务当然也遭到了应有的审问，巧的是，圆场竟能够从东京买到了一份报告。

        “咦，乔治，我记起来了，这次买卖就是你安排的！”

        史迈利表示这很有可能，还作了一个鬼脸，其实却很得意。

        报告的内容很简单。日本防卫厅的那个官员是只地鼠。他是在战前日本侵略满洲前，被一个看来与共产国际有关系、名叫马丁？勃兰特的德国记者搜罗过去的。据康妮说，勃兰特就是卡拉在三十年代用的一个名字。科马罗夫本人从来不是大使馆内正式东京常驻站的人员，他是单枪匹马，只有一个跑腿的，自己和卡拉单线联系，他们在战时并肩作过战。他在到东京之前，还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新设的学校里受过特殊训练，这是卡拉为了训练他精选的学员而办的学校。康妮说：“结论就是，科马罗夫是我们卡拉训练学校的第一个毕业生，可惜成绩并不怎么突出。他后来被枪毙了，那个可怜虫，”她又补充一句，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还把声音放低一些，“他们从来不用绞刑，太性急了，这些可怕的人！”

        康妮说，那时，她觉得可以加紧脚步了。她知道该找什么线索，她把卡拉的档案翻了一遍。她在白厅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跟陆军方面对付莫斯科的人一起检查了苏联军队的任命名单，寻找伪装的成员，最后从一批嫌疑对象中确定了三个人，她估计是卡拉新训练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军人，都和卡拉本人相识，都比他年轻十岁到十五岁。他们的名字据她说是巴尔丁、斯托科夫斯基、维多洛夫，都是上校。

        一听到第三个名字，史迈利脸上露出了倦容，他的眼光特别迟钝起来，好像是在竭力打消困意似的。

        “这三个人后来怎样呢？”他问道。

        “巴尔丁改名索科洛夫，又改名鲁萨科夫，参加了苏联驻纽约联合国的代表团。和当地常驻站没有公开来往

，没有参加日常的情报活动，不盯人，不招人，规规矩矩地在做掩护他的工作。据我所知，现在仍在那里。”

        “斯托科夫斯基呢？”

        “转入不法活动，在巴黎以法籍罗马尼亚人格罗德斯库身份开了一个照相馆。在波恩开了一个分店，据说是负责指挥边境那边卡拉在西德的一个谍报来源。”

        “第三个呢？维多洛夫？”

        “销声匿迹，毫无踪影。”

        “哦。”史迈利说，他似乎更困倦了。

        “受过训练以后，就从地面上销声匿迹了。当然也可能死了。自然的原因，很容易忘记掉。”

        “是的，的确是那样，”史迈利表示同意，“太容易了。”

        他从多年间谍生活中学会了这门艺术：前一半脑子听别人讲话，后一半脑子把一些主要事实一一陈列在自己前面，看一看它们有没有历史的关联。现在这个历史的关联通过塔尔到了伊琳娜，又通过伊琳娜到了她那个可怜的叫做兔子的情夫。说他可怜是因为他不仅为这个名字感到得意，而且也因能为一个叫做格里戈尔？维多洛夫的上校服务而感到得意。那位上校“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叫波里雅科夫”。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事情像童年往事的一部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没有照片，康妮？”他闷闷不乐地问，“你有没有弄到什么体型上的特征？”

        “在联合国的巴尔丁，当然有。斯托科夫斯基，也许有。我们有一张他当兵时的在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但是我们无法确切证实。”

        “那么那个销声匿迹的维多洛夫呢？”好像是在说个随便什么名宇一样，“也没有什么漂亮的照片吧？”史迈利说，一边走到屋子那头去拿酒瓶。

        “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康妮若有所思地微笑道，“在斯大林格勒英勇作战。可惜我们从来没有弄到他的照片。他们说就他最行。”她又精神一振，“不过别人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当然也并不知道。五幢房子，两年训练――亲爱的，经过这么多年，这加起来，不应该只有三个毕业生吧！”

        史迈利轻轻叹口气有点失望，好像是说，讲了这半天故事，没有什么东西使他这费力的搜寻有什么进展，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身上更不用说了。因此他建议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完全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个人，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也就是康妮喜欢叫他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的那个人，确定一下他在卡拉阴谋计划中的地位以及当初为什么不许她进一步调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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