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通过拉康的为数不多的记录，从那一次赞成派的首次相会情况，一直研读到现在。他的兴趣越来越大。当时，互相猜疑情绪在圆场颇为流行，因此甚至史迈利和老总都噤口不提巫师来源的问题。阿勒莱恩把巫术报告送来以后，就等在外面大办公室中，让老妈妈们把报告送去给老总，他马上签了名，以表示未加阅读。阿勒莱恩把报告拿了回去，打开史迈利办公室的门伸进脑袋打了一个招呼，就砰砰砰下楼了。布兰德躲得远远的，甚至比尔·海顿的轻快的光临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后来就完全绝迹了，而本来这是顶层生活的一部分内容，老总以前是喜欢鼓励他的高级助手相互之间交谈的。

        “老总傻了。”海顿瞧不起地对史迈利说，“我敢大胆地说，他的命也不长了。问题只不过是到底先傻还是先死而巳。”

        每星期二的例会不再举行，史迈利发现老总老是来打扰他，不是叫他出国去完成一些目的不明的使命，就是以他个人身份去视察国内一些基地——沙拉特，布里克斯顿，阿克顿等等。他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老总有意要把他打发走。他们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他就觉得相互之间有严重的猜疑情绪，因此甚至史迈利也真的开始认为，比尔说老总担任现职是否胜任的话可能有些道理。

        从内阁办公室的档案可以看出，此后三个月内，巫术计划在没有得到老总的帮助下稳定地开花结果。每月总有两份甚至三份报告收到，据客户的意见，质量继续保持很高的水准，但是很少提到老总的名字，甚至没有请他发表意见。有时鉴定人员发表了一些吹毛求疵的意见，不过比较经常的是他们抱怨无法找到旁证，因为巫师把他们带到了一些从未进入过的领域，是否能请美国人鉴定一下呢？大臣的回答是不能。阿勒莱恩则说，时机未到。他在一份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的备忘录里说：“一俟时机成熟，我们将不仅用我们的材料交换他们的材料。我们的宗旨不是做一次买卖。我们的任务是排除众议确立巫师的情报价值。做到了这一点以后，海顿就可以在情报市场上兜售了……”

        对此巳不再有任何疑问。在参与亚得里亚海工作组机密的少数人中间，巫师已成了一匹必胜之马。他的资料确凿，这是其他情报来源事后常常证实的。于是成立了一个巫术委员会，由大臣亲自担任主席。阿勒莱恩担任副主席。巫师已成了一项生产事业，老总甚至没有份儿。因此他在绝望之余派史迈利带着叫化碗出去：“他们总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他说，“乔治，对他们施什么计策都行。拷打，利诱，威吓，他们要吃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关于这些会面，档案并无记载，因为这属于史迈利最不愿想起的一部分。他这时已经知道，老总的伙房里没有东西能满足他们的食欲。

        四月间，史迈利从葡萄牙回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掩饰一场丑闻，回来后却发现老总生活在围城之中。地板上到处是档案卷宗，窗户上装了新的锁。他把茶壶的保暖罩盖在他的电话机上，又在天花板上挂了一块隔音板以防电子窃听，这玩意儿象电扇一样，可以不断地变化音域。史迈利不在的三个星期中，老总已遽然成了一个老头儿了。

        “告诉他们，他们要想用伪钞打进来，”他头也不抬，仍旧看着档案说，“告诉他们什么都行。我需要时间。”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现在史迈利向自己重复了老总的这句话，他坐在少校的牌桌边，一边研究着拉康的一张经过审查可以参与巫术机密的人的名单。今天一共有六十八人领到出入证可以到亚得里亚海工作组文件阅览室。每个人象共产党的党员一样，根据领证日期先后编了号。老总死后，名单又打过一遍；其中没有史迈利。但是名列前茅的仍是四个创始人：阿勒莱恩、布兰德、伊斯特哈斯和海顿。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当初老总这么说过。

        史迈利一边阅读，一边注意着每一细节，每一推理，每一隐含的关系，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景象：那就是他和安恩在康沃尔悬崖上散步。那是老总死后不久的事，是他们夫妇长期扑朔迷离的婚姻史上，他所记得的最困难的时刻。他们站在海边高岩上，大概是在拉莫那和朴恩古诺之间什么地方。当时不是到那里出游的季节，他们到那里去，表面上是为了让安恩去吸一吸海边新鲜空气以治她的咳嗽。他们沿着海边的小道走，各人都在想着心事：他想她是在想海顿，他则是在想老总，想吉姆·普莱多和作证计划，想他退休以后留下的一团糟。他们两人之间已无和谐可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已无平静的心情可言。相互之间都成了谜，最寻常的谈话也会扯到奇怪而无法控制的方向。在伦敦的时候，安恩生活糜烂，谁对她有胃口，她就同谁搞上手。他只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埋葬一件使她伤心或使她十分担心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同她说话。

        “要是死的是我，”她突然问，“不是老总，那么你对比尔有什么想法？”

        史迈利还在考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她又加上一句：“有时候我觉得我卫护了你对他的看法。这可能吗？那就是我使你们在一起？这可能吗？”

        “可能，”他说，“是的，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点依赖比尔。”

        “比尔在圆场仍旧举足轻重吗？”

        “大概比他实际价值还重要。”

        “他仍旧到华盛顿去，同他们谈判交易，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我想是吧。我听说是这样。”

        “他现在的地位跟你以前的地位一样重要吗？”

        “我想是吧。”

        “我想是吧，”她重复说，“我想是吧，我听说是这样。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更好一些？比你的成绩好，比你的数学好？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

        她神态兴奋，有些奇怪。她的因风流泪、晶晶发光的眼睛，绝望地看着他，她双手抓住他的胳膊，象个孩子似地要他答复。

        “你总是告诉我，男人是不宜比较的，”他尴尬地回答，“你总是说，你不相信这种比较。”

        “告诉我！”

        “好吧，我的答复是‘不’。他不比我好。”

        “那么一样好？”

        “不。”

        “要是没有我插在中间，那么你对他有什么看法？要是比尔不是我的表亲，不是我的什么人？告诉我。你是把他看得更重一些，还是更轻一些？”

        “更轻一些，我想。”

        “那么从现在起，就把他看得更轻一些吧。我把他从家庭、生活，一切的一切中抛开了。就在此时此地。我把他扔入了大海。喏。你明白吗？”

        他明白的只是：回到圆场去，完成你的工作。同样的话，她可以用十多种方式来说，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迈利仍旧因为这件意外的记忆而感到不安，他马上站了起来，走到窗边，他心绪不定的时候总是到窗边去张望。一列海鸥，有六七只，停在女儿墙上。他一定是听见了它们的叫声，才想起拉莫那海边的散步的。

        “我话说不出口的时候才咳嗽。”安恩有一次这么对他说。当时她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呢？他不快地向着对街房顶烟囱问。康妮说得出口，马丁台尔说得出口，为什么安恩说不出口？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史迈利大声地自言自语。海鸥一下子都飞走了，好象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一样。

        “告诉他们，他们要用伪钞打通门路。”若是银行接受伪钞呢？要是专家宣布是真钞，而且比尔把它捧到天上去？而且内阁办公室的挡案里尽是赞扬剑桥圆场里出了崭新一辈的人才，他们扭转了霉运，那又如何？

        他先挑出托比·伊斯特哈斯，因为托比是靠史迈利起家的。史迈利在维也纳招募他的时候，他当时还是个穷大学生，住在他死去的叔叔曾担任馆长的一个博物馆废墟里。史迈利开车径赴阿克顿，直捣他的洗衣房虎穴，站在他的核桃木办公桌前面，桌上有一排象牙色的电话机。墙上挂的是一幅跪着的贤人，是意大利十七世纪的作品，是真是赝，颇可怀疑。窗外是个院子，停满了汽车、卡车、摩托车，还有一些休息娱乐室，点路灯的下班以后就在这里消磨时间。史迈利先问托比的家庭情况，知道有个儿子上了西敏寺公学，一个女儿上了医学院一年级。接着他向托比提出，点路灯的有两个月没有填工作单了，他见托比支吾搪塞就直接问他，他手下的人是不是最近在干什么特殊任务，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由于保密原因，托比不能在报告中说明？

        “乔治，我会帮谁做呀？”托比瞪着眼睛说，“你知道，照我看来，那是完全不合法的。”这句话——照托比看来——有一种滑稽的味道。

        “我倒觉得你会帮潘西·阿勒莱恩”史迈利提示说，提供一个借口：“毕竟，要是潘西命令你去干一件事，又不许你记录，你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乔治，我倒要问，会是什么样的事呢？”

        “审查一只外国信箱，准备一个安全联络站，监视某一个人，窃听一个大使馆。潘西毕竟是对外活动总指导呀。你很可能以为他是根据五楼的指示办事的。我认为这样的事是很说得通的。”

        托比小心地看了一眼史迈利。他手里捏着一支香烟，但是点燃了以后却一口也没有吸。这玩意儿是手卷的，从一只银盒中取了出来，点燃以后却一直没有再送到他嘴上。托比把香烟摆来摆去，有时在前面，有时在旁边，有时要送到嘴边，但结果却从来没有。这时托比开口说了话；这是托比的一次个人表态，说明他在这一生的这个特定时刻所处的地位。

        托比说，他喜欢谍报处，他想留在处里，他对那里有感情。他也有其他兴趣，这些兴趣随时随地可以使他全心全意投入进去，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处里的工作。他说，他有意见的是升官问题。并不是他不知足。他想提升主要是社会地位的考量。

        “你知道，乔治，我的资格比别人老好几年，可是这些年轻人却要我听他们的命令，我真的感到有些难为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甚至阿克顿也是这样，他们一听到阿克顿这名字就觉得可笑。”

        “哦，”史迈利和气地说，“这些年轻人是谁呀？”

        但是托比已失去了兴趣，他表白完，他的脸上又恢复了一贯没有表情的样子，他像洋娃娃一样的眼睛出神地发呆。“你是说罗埃·布兰德吗？”史迈利问，“还是潘西·阿勒莱恩年轻吗？到底是谁，托比？”

        没有用。托比后悔说了刚才的话。“乔治，你该升官的时候没有升官，你累死累活地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谁，级别比你高就显得年轻。”

        “也许老总可以升你几级。”史迈利提示说，但他自己却不想担任这个角色。

        托比的回答使他感到一阵心寒。“事实上，乔治；你也明白，我对他如今是不是有这种能力，十分怀疑。你瞧，我这里有些东西要送给安恩”——他拉开抽屉——“我听说你要来，就打电话给我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可以送给一个完美无缺的太太，你知道我自从有一次在比尔·海顿的鸡尾酒会上见到她以后，从来没有忘掉过她。”

        于是史迈利就带着安慰奖回来了——一瓶名贵的香水，他估计是托比手下点路灯的从国外走私回来的——又带着叫化碗去见布兰德，心里明白这样他又接近了海顿一步。

        史迈利回到少校的牌桌边，翻查拉康的挡案，最后找到了薄薄的一份，上面标着《巫术计划·直接补助》，记的是自从有了巫师情报来源以后的最早开支。阿勒莱恩在另一份给大臣的个人备忘录——这一份的日期已经快有两年了——中说，“为了保密起见，建议将巫术财务情况与圆场其他开支完全分开。在未找到合适掩护之前，我请您从财政部所拨经费中直接设置专款，不要作为秘密工作拨款的追加费，因为后者必然会记入圆场帐目。专款帐目一概由我个人向您申报。”

        “所请照准，”一星期后大臣批示道，“只要能按规定……”

        但字下面没有但书。把第一行的数字瞄了一眼，史迈利就知道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到该年五月，也就是他在阿克顿见托比的时候，托比用巫术的预算款项，已亲自出国不下八次之多。两次去巴黎，两次去海牙，一次去赫尔辛基，三次去柏林。每次的旅行目的都简单地说是“取货”。从五月到十一月老总下台的时候，他又去了十九次。有一次去索非亚，还有一次去伊斯坦布尔，每次都不超过三整天以上的时间，大多数是在周末去的。有好几次，还有布兰德随行。

        拆穿说，托比·伊斯特哈斯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史迈利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从记录中找到材料证实自己的印象，反而使他感到很踏实。

        史迈利在那一段时间里对罗埃·布兰德的看法则颇为矛盾。他回想起来，觉得现在仍是这样。布兰德是一个大学教师发现的，由史迈利去把他招募来。这同当初自己被圆场罗致的情况，颇为相象。但是这一次并没有德国妖魔可以用来煽动爱国情绪，而史迈利对于反共表白总是感到有些尴尬的。象史迈利一样，布兰德没有真正的童年生活。他的父亲是个码头工人，一个热情的工会成员加共产党员。布兰德年幼丧母。他的父亲仇视教育就象他仇视权威一样，布兰德懂事以后，做父亲的不知怎么的认为他的儿子已被统治阶级争取过去了，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布兰德争取上了普通中学，暑假里就象托比所说的一样，累得要命地赚些外快。当史迈利在牛津大学老师的屋子里遇到他时，他有一副刚刚出门回来精疲力竭的样子。

        史迈利看上他以后，过了好几个月才慢慢转入正题上来，布兰德很爽快地接受了，史迈利估计是出于他对父亲的仇视。在这以后，他就不再由史迈利经管了。布兰德靠一些来历不明的各种补助金，在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孜孜努力，写了一些左倾文章投寄给一些如果没有圆场津贴早已夭折的小刊物。晚上他在烟雾弥漫的酒店里，或者学校会议厅里跟人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假期里，他到训练所去，那儿有个名叫撒切的狂热分子办了一个外派渗透间谍训练班，一次只收一个学生。撒切一边训练他间谍的技能，一边小心地将布兰德的改革观点转向他父亲的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在整整三年以后，一半靠他的无产阶级出身，一半靠他父亲在国王路的影响，终于争取到了在波兹南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一年的职位。

        他从波兰又申请到布达佩斯科学院工作，此后八年他就过着游牧生活，身为一个寻找光明的左倾小知识分子，他到处受欢迎，但从来没有得到信任。他在布拉格呆了一阵子，又回到波兰，再到索非亚呆了两个学期，又到基辅呆了六个学期，终于精神崩溃，这已是几个月内第二次犯病了。训练所又把他叫了回去，这次是要拷问他。审查结果认为他是干净的，把他的谍报网移交给别的外勤人员，他本人则到圆场办公室里指挥他当初在外建立的谍报网。史迈利觉得最近布兰德已成了海顿的密友。史迈利有时去找罗埃闲聊，往往会见到比尔躺在他的小沙发上，周围尽是文件、图表、烟雾；他如果去找比尔，则也不出所料，会见到布兰德穿着一件汗水湿透的衬衫，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比尔负责俄国，布兰德负责附庸国，但是在巫术的早期日子里这一分工几乎已经消失了。

        他们在圣约翰伍德的一家酒店里见了面，时间仍在五月间。那天天气阴沉，下午五点半，花园里仍空无一人。罗埃带了一个孩子来，是个五六岁的男孩，一个小布兰德，淡发，粗壮，红彤彤的脸。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带孩子来，但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他往往停下来闭口不言，看着他那个坐在远处一张凳子上吃核仁的孩子。不管有没有精神崩溃，布兰德身上仍有撒切派到敌营里去的特务应有的印记：自信、主动，具有群众吸引力，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不自在的形容词，在冷战高潮期间，这些形容词把训练所变成了像个道德重整运动的中心。

        “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布兰德和气地问。

        “并没有什么交易，罗埃。老总觉得目前情况不健康。他不喜欢你搞到阴谋集团里去。我也是这样。”

        “很好。那么跟我做什么交易呢？”

        “你要什么？”

        桌上有午饭时分留下来的一套调味罐，中间一格有一捆纸包的牙签，给刚才下的雨都打湿了。布兰德取了一根，剥去纸套，扔在草地上，开始用粗的一头剔他的大牙。

        “从秘密经费里拨出五千镑来给我怎么样？”

        “外加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史迈利把它当作开玩笑。

        “还有送孩子上伊顿读书。”布兰德又补充一句，朝着水泥地那边的孩子眨一眨眼，一边仍剔着牙齿。“你瞧，乔治，我已经付了代价。这你很明白。我不知道到手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付了极大的代价。我要捞一些回来。为了爬到五楼我耐心等了十年，不管什么年纪，这都值一大笔钱。甚至你的年纪也是这样。尽管这样我还是跌了下来，总有个原因，不过我已记不清是什么了。一定是由于你的魅力。”

        史迈利的酒杯还没有空，因此罗埃·布兰德又到酒吧那里去给自己拿一杯，还给孩子拿些吃的。

        “你是个受过教育的猪猡，”他坐下来时信口说道，“一个艺术家能够同时抱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照旧工作不误，这话是谁想出来的？”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史迈利回答，觉得布兰德就要说到比尔·海顿头上来了。

        “是啊，菲茨杰拉德知道一些东西。”罗埃·布兰德肯定道。他喝酒的时候，他的有些往外鼓的眼睛斜着向篱笆那边看，仿佛是在找人。“我肯定自己还是有用的，乔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可以捞钱。作为一个资本主义者，我不放弃搞革命，因为如果你不能打败它，你就侦察它。别那么看我，乔治。如今，这只是现今游戏的名称罢了：你不使我良心不安，我就为你开汽车，对不对？”他在说话时已举起手来。“马上就来！”他对草地那头喊道，“帮我准备一个！”

        铁丝篱笆那边有两个姑娘在徘徊。

        “这是比尔的笑话吗？”史迈利突然感到很生气地问。

        “什么？”

        “这是比尔说的英国社会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优裕生活的笑话吗？”

        “可能是，”布兰德说，一口气把酒喝完了，“你不喜欢吗？”

        “不怎么喜欢，不。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比尔是个激进的改良派。他怎么一下子变了？”

        “那谈不上激进，”布兰德反驳道。对于贬低他的社会主义和贬低海顿的话，他都不高兴。“不过是朝窗外瞧一瞧。那就是现在的英国，老兄。谁都不要这样的英国，是不是？”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史迈利问，听到他自己也用那种冠冕堂皇的话，他感到很不自在，“摧毁西方社会中的那种贪得无厌、互相竞争的本能，而又不致于毁坏……”

        布兰德已经喝完了酒，会见也结束了。“你操这份心干什么？你弄到了比尔的职位。你还想要什么？只要能保持这个职位了。”

        比尔却搞到了我的妻子，史迈利心里这么想，这时罗埃·布兰德已站起来要走了——而且真他妈的，他已告诉你了。

        那个孩子自己想出了一个游戏玩法。他把桌子斜放，把一只空瓶放在上面，看着它滚到地上去。每次他都把空瓶放在桌面最高的地方。史迈利在空瓶没有砸碎以前就走了。

        不像托比·伊斯特哈斯，布兰德连谎话也懒得扯。奥立佛·拉康的挡案并不隐瞒他同巫术计划的关系。

        阿勒莱恩在老总离职后不久的一份备忘录里写道：“巫师来源完全是一种委员会性质的事……老实说，我很难说我的三个助手哪个功劳最大。布兰德的过人精力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鼓舞……”他这话是答复大臣的建议：巫术的负责人应列入新年时的授勋名单。他又说：“而海顿的活动手腕有时也不逊于巫师本人。”三个人都得到了勋章，阿勒莱恩的首长任命也获得批准，还有他梦寐以求的爵士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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