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姆·普莱多的天地里，星期四过得同别的日子一样，只是夜半时候他的肩骨伤口开始流脓水，他想这大概是因为星期三下午参加了校内赛跑的缘故。他给痛醒了，感到背上流脓水的地方凉滋滋的。另外一次发生那样情况的时候，他自己开汽车到汤顿医院去，但是护士看了他一眼，就马上打发他到急诊室去等大夫来，给他拍X光片，因此他就偷偷地穿上衣服回来了。他尝够了医院和护士的味道。不管是英国医院还是别国的医院，他都不想再同它们打交道了。

        他自己够不着那个伤口，但是在那次以后，他就自己胡乱地做些三角绷带，每个角上缝了绳子。他于是把这些绷带找出来，放在架在水池的板上，调制化脓药，然后烧了热水，加了半包盐，洗了一个临时凑合的淋浴，弓起背来冲洗一下创口。他把绷带浸透了化脓药，甩在背上，在胸前打了结，然后俯卧在床上，手边放着一杯伏特加。痛楚减轻了，就感到瞌睡起来，不过他知道要是放心睡，他会睡一个整天，因此他拿起伏特加瓶到窗前，坐在桌边批改五年级乙班的法语作业，这时星期四的晨曦在大坑上空露出鱼白，乌鸦开始在榆树丛中扑翅起飞了。

        他有时想起那创口好象是一件不能忘怀的记忆一样。他尽量想把它忘掉，但总是做不到。

        他慢慢地批改作业，因为他喜欢这项工作，因为批改作业能够使他心无二用。到六点半，七点，他批改完毕，就穿起一条法兰绒旧裤和一件便装上衣，悄悄地漫步走到教堂里去，教堂是从来不上锁的。他在寇都瓦教堂的中央过道里跪了一会儿，这是寇都瓦一家纪念两次大战中阵亡家人的小教堂，很少有人去。小祭坛上的十字架是凡尔登的坑道兵削出来的。吉姆一边跪着，一边在座位下面小心地摸索着，手指终于摸到了几条胶带粘在那里，顺着胶带摸过去，就摸到了冰凉的金属物。他做完祈祷后就快步跑过峡谷路，到了山顶，他稍为放慢了速度，保持身上不断地流着汗，只要身上感到暖和，就很舒服，跑步的节奏安定了他的神经。他一宿未睡，大清早就喝了伏特加，因此感到有点轻飘飘的，看到峡谷下面的马驹呆呆地看着他时，他就用索默赛方言向它们嚷嚷道——“滚开！傻瓜，别呆呆地看我！”——然后又沿着小径跑回去喝咖啡，换绷带。

        晨祷后的第一课是五年级乙班的法语，吉姆在班上几乎发了脾气：他给绸布商的儿子克里门兹不必要的处罚，快下课时又不得不取消了。在教员休息室，他又做了另外一件照例必做的事，就象在教堂一样：动作很快，不用脑筋，干净利落。这个办法很简单，那就是通过信件来进行检查，不过这个办法很灵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用过这个办法，特别在职业特务中间，不过话又说回来，职业特务是不会谈论他们玩弄的把戏的。他会这么告诉你：“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对方在监视你，他们一定也在注意你的信件，因为信件最容易注意，特别是如果对方是国内的人，可以得到邮局的合作。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就每星期在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邮筒，用同一个邮资，寄一封信给你自己，一封信给同一地址的另外一个不知情的人。里面放些什么都行——圣诞节卡片，本地超级市场的广告——一定要把信口封严，然后等着比较投递的时间。如果你的一封信比另外一个人的那封到得晚，那一定就是有人在监视你，至于这一次，那就是托比。”

        吉姆用他自己的古怪的话管这叫做“测水”，这一次水温又是可以的。两封信同时送来，但是吉姆到得太晚了，来不及取走寄给马乔里班克斯的一封，这次是挨到他当作不知情的搭档。因此吉姆把自己的信揣在口袋里以后，翻看着《每日电讯报》，口中还啧啧有词，只听得马乔里班克斯厌烦地骂了一声“去他妈的”，把一份邀他参加读经会的请帖撕掉。这一天的课程给他排得满满的，一直到同圣埃尔明学校比赛少年橄榄球，他当裁判员。球赛进行得很快，结束时他的背又痛了，因此他又喝伏特加，一直喝到打第一遍铃，他答应年轻的埃尔维斯代他值班打铃。他已记不得为什么答应，但是年轻的教职员工，特别是已婚的，都找他来帮忙干些零星的活，他也从不拒绝。这只铃是轮船上的旧货，是瑟斯古德的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觅来的，如今已成为学校的一个传统了。吉姆摇铃的时候，他发觉小比尔·罗奇就站在他身旁，抬着头望他，脸上虽露笑容，但面色发白，等着他同他说话，他那样一天总有五、六次。

        “哈罗，大胖，又有什么事啦？”

        “先生，我说，先生。”

        “说吧，大胖，快说。”

        “先生，有个人问你住在哪里，先生。”比尔·罗奇说。

        吉姆放下铃。

        “怎么样的一个人，大胖？说吧，我不会吃你的，快说吧，嗨……嗨！什么样的一个人？男人？女人？玩巫术的？嗨！说吧，老兄，”他温和地说，蹲着身子与比尔·罗奇一般高度。“不用哭。这又怎么啦？发烧了吗？”他从袖口里抽出一块手绢。“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仍低声地问。

        “他在麦克库伦太太家的铺子里打听。他说他是个朋友。后来他就回到他的汽车里去，汽车停在教堂院子里，先生。”又是一阵泪如雨下：“他就坐在汽车里。”

        “你们快滚开，”吉姆向挤在门口的一批大一些的学生嚷。

        “快滚！”他又回过来对比尔·罗奇说，“很高的朋友？是不是邋里邋遢的高高的个子，大胖？眉毛很浓，背有点驼？瘦个子？布拉德伯雷，过来，别呆看着！等会儿带大胖到舍监小姐那里去！瘦个子？”他又问，口气温和但是坚定。

        但是比尔·罗奇已经词。他的脑海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他在大人世界中已没有了分辨的能力。什么大个子，小个子，老头儿，年轻人，驼背，直腰，都有分辨不清的危险。他不能对吉姆说不是，但是说是又要令他失望，这可担当不起。他看见吉姆的眼睛盯着他，他看到他的笑容消失了，感到一只大手象救命一样放在他的胳膊上。

        “好孩子，大胖。没有人象你一样观察仔细，是不是？”

        比尔·罗奇把脑袋搭在布拉德伯雷的肩上，闭上了眼睛。待他再睁开时，他在泪花中看到吉姆已走上一半的楼梯了。

        吉姆感到很平静；几乎沉着。好多天以来他已经知道有什么人要来了。这也是他信奉的一个规律，凡是那些监视他的人必到之地，他都留神注意。首先是教堂，本地居民的动静在那里是个现成的话题；其次是乡政府，选民注册的地方；还有小铺子老板，他们都有主顾来往的帐目；最后是酒店，对象没有不上酒店的。他知道，在英国，这些地方是监视者要找到你而必去之地。果然不出所料，两天前在汤顿同图书馆副馆长闲聊的时候，吉姆发现了他要寻找的足印。一个显然是从伦敦来的陌生人，居然对乡村选区发生兴趣，是啊，是个对政治有兴趣的先生，大概是在从事政治研究，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个专业人员，他要想了解的一件事情，现在说起来奇怪，就是吉姆那个村子的最新人口记录，是啊，要想了解选民名单，他们想挨家挨户调查一下一个名副其实的偏僻乡村，特别是有新来户的乡村。是啊，真奇怪，吉姆附和道，于是他就作了准备。他买了到各地去的火车票：汤顿到埃克斯特的，汤顿到伦敦的，汤顿到斯温顿的，都是有效期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他要逃跑，临时不容易弄到车票。他把他原来的证件和手枪挖了出来，藏在地面上容易找到的地方；他在阿尔维斯车的后舱里放了一只装满衣服的手提箱，又把油箱灌满了汽油。做了这些准备以后，他才能安心睡觉；但是现在又出现了背痛。

        “先生，谁赢了，先生？”

        一个叫普里布尔的新生，穿着晨衣，嘴上还尽是牙膏，到医务所去。有时，那些学生会毫无理由地向吉姆说话，大概是因为他的个子和背吸引了他们。

        “先生，我是说球赛，同圣埃尔明队的球赛。”

        “圣毒菌队。”另外一个学生插嘴道，“是啊，先生，到底谁嬴了？”

        “先生，他们赢了，先生，”吉姆吼道，“要是你们看了，先生，你们就知道了，先生，”他假装进攻，挥着一只大拳头，把两个学生都赶到过道对面舍监的医务所。

        “晚安，先生。”

        “晚安，你们两只傻蛋，”吉姆一边说，一边跨进另外一边的病房，从这里可以看到教堂和坟场。病房没有开灯，他不喜欢它的样子和气味。晚饭后有十二个孩子躺在昏暗中，迷迷糊糊地发着烧。

        “是谁？”一个粗哑的嗓子问。

        “是犀牛，”另一个回答，“喂，犀牛，谁赢了圣毒菌队？”

        直呼吉姆的绰号是大不敬的事，但是病房里的孩子觉得可以不受纪律的约束。

        “犀牛？谁是犀牛？不认识他。不知道这个名字，”吉姆站在床缝之间说，“把手电藏起来，这里是不许的。轻而易举，你说是谁赢了。圣毒菌队十八对零。”那扇窗户几乎和地面相平，有个壁炉铁架在前面不让孩子们爬过去。“后卫线太糟糕。”他喃喃地说，一边往下看。

        “我不喜欢橄榄球。”一个叫斯蒂芬的孩子说。

        蓝色的福特汽车停在教堂背后的榆树林里。从楼下看去是看不到的，但并不象是存心藏起来。吉姆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离开窗户有一步远，观察那汽车有什么地方露出马脚。天很快就黑下来了，但是他的眼力很好，他知道该注意些什么地方：惹眼的天线，给跑腿的用的第二面侧镜，长途行车后的痕迹。孩子们感觉到他的专心致志，都开起他的玩笑来。

        “先生，是看鸟吗？好看不好看，先生？”

        “先生，我们着火了吗？”

        “先生，她的腿长得怎么样？”

        “天啊，先生，难道是阿隆逊小姐？”大家听到这话都吃吃地笑起来，因为阿隆逊小姐又老又丑。

        “闭嘴，”吉姆叱道，很生气，“无礼的蠢猪，闭嘴。”

        楼下会客厅里，瑟斯古德在晚预习之前点高年级学生的名。

        阿倍克隆比？到。阿斯特？到。布拉克纳？病了，先生。

        吉姆仍旧看着，这时车门开了，乔治·史迈利小心地下了车，穿着一件厚大衣。

        走廊里响起了女舍监的脚步声。他听到她的橡皮后跟擦地的声音和酒精瓶里体温计的碰撞声。

        “我的好犀牛，你在我的病房里干什么？把那窗帘拉上，你要他们都得肺炎死吗？威廉·梅里杜，马上坐起来。”

        乔治·史迈利在锁汽车门。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带什么东西，甚至公事皮包也没有带。

        “格林维尔楼里大家都在等你呢，犀牛。”

        “好吧，我这就去，”吉姆精神抖擞地又说了一句，“大伙儿晚安。”就大步到格林维尔宿舍搂去了，他答应要把约翰·布坎的一个故事给他们说完。他在大声念的时候，发现有些声音发不出来，好象塞住在嗓门里了。他知道头上在出汗，他心里嘀咕背上一定又在流脓了，到读完的时候，他的下颚感到有些僵硬，那不完全是因为大声朗读的缘故。但是所有这一切，同他跨进寒冷的夜晚空气中去时心中所越来越感到的气愤相比，一点也不足道。他在杂草没膝的院子里犹豫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教堂。他只需要三分钟不到，就可以到教堂里，从座位底下把纸胶拉开，取出手枪，插在腰带里，左面一边，枪口向里，贴着下腹……

        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不用如此，因此他就直接朝自己的拖车走去，放声唱着“嗨，打炮打炮”尽管他嗓门不高，而且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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