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闸花园的名字大概取自附近康姆顿和汉姆斯丹德路的水闸，这是一排四幢十九世纪的房子，正面平平正正，盖在一条弧形街道的中央，每幢房子都有三层，外加地下室和一个有围墙的后花园，一直到摄政运河。门牌号码是二号到五号——第一号的房子不是倒塌了，就是从来没有盖起来过。第五号在北边一头，作为安全联络站，地点再适中不过了，它在三十码内有三个出口，运河的窄路又提供了两个出口。它的北面是康姆顿大街，可以连接交通要道，南面和西面是公园和樱草山。尤其好的是，这一带不讲社会身份，也不要求你有社会身分。有的房子已改为单间的公寓，成排的门铃有十个，好象打字机键盘一样。有的房子气派很大，只有一个门铃。五号房子有两个门铃：一个是米莉·麦克雷格的，一个是她的房客杰弗逊先生的。

        麦克雷格太太喜欢上教堂，她什么都要收集，这顺带也是注意街坊动静的一个好办法，不过他们却不是那么看待她的热情。她的房客杰弗逊大家只知道是个外国人，做石油生意，常常不在家。水闸花园只是他的一个落脚点。街坊们并不注意他，只知道他外表体面，为人腼腆。要是那天晚上九点钟他们在门廊下的暗淡灯光中瞥见乔治·史迈利时，也会得出同样的印象。米莉·麦克雷格迎他入门以后就拉起了窗帘。

        她是个瘦长的苏格兰寡妇，穿着棕色丝袜，短头发，皮肤又光滑又带皱褶，象个老头子似的。为了上帝和圆场的缘故，她在莫桑比克办过圣经学校，在汉堡办过海员传教会，虽然从那以后，二十年来她已成了职业的窃听者，她仍总是把所有男人看成是罪人。乔治·史迈利无法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从他一到，她的态度就很生硬冷淡。她带他看了一看房子，那样子仿佛是个房客都已死绝了的女房东。

        她先带他到地下室，那是她自己住的，摆满了盆花，各种各样的旧贺年片，黄铜桌面，雕花的黑色家具，这种家具似乎是在外国见过世面、一定年纪和阶层的英国妇女所特有的。是的，如果圆场晚上要找她，他们就打地下室的电话。是的，楼上另有一个电话，不是同一条线，专供打到外面去。地下室的电话在楼上餐厅里有个分机。接着到了一楼，这是管理组耗资很多但品味不高的名副其实的标本：摄政时代色彩鲜艳的缎子、鎏金的仿制椅子、豪华的沙发。厨房没有人碰过，肮脏不堪。厨房外面是一个玻璃外屋，一半当温室用，一半当放碗碟的储藏室，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和运河。花砖地上乱扔着一台旧绞肉机，一个铜壶，几箱奎宁水。

        “话筒在哪里，米莉？”乔治·史迈利回到了客厅。

        米莉喃喃道，成对地嵌在墙纸后面，一楼每个房间一对，楼上每个房间一个。每一对都单独与一只录音机相连。他跟她上了很陡的楼梯。顶楼没有家具，但顶楼卧室除外，里面有一台灰色的钢架，共放了八台录音机，四台在上层，四台在下层。

        “这些东西杰弗逊都知道吗？”

        “对于杰弗逊先生，”米莉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信任的。”这话等于是表示对乔治·史迈利的斥责，亦即表示她对基督教伦理的忠诚。

        回到了楼下，她又带他看了操纵机器的开关。每块开关板里都有一个额外的开关。凡是杰弗逊或随便哪个小伙子——她这么叫他们——要录音，他只需站起来把左手的电灯开关扳下来就行了，这样录音就是声音带动的，那就是说，人一说话，机器就开动起来。

        “录音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米莉？”

        她说，她在楼下，好像这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

        乔治·史迈利不断地打开柜门、抽屉，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最后又回到储藏室，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运河。他拿出一支小手电，向黑漆漆的花园里照了一下。

        “安全暗号是什么？”乔治·史迈利问，一边沉思地摸弄着客厅门边的电灯开关。

        她的回答平板单调：“门口放两个装满牛奶的牛奶瓶，你就可以进来，一切平安无事。没有牛奶瓶，你不可进来。”

        温室那边传来轻轻的敲玻璃声，乔治·史迈利回去开了玻璃门，匆匆低语了一阵后，跟彼得·吉勒姆一起出现了。

        “米莉，你认识彼得吧？”

        米莉可能认识他，也可能不认识他，她的冷淡的小眼睛轻蔑地盯着他。他在研究那个开关，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着什么东西。

        “他在干什么？他不许动它。叫他别动它。”

        乔治·史迈利说，如果她不放心，她可以到地下室去打电话给奥立佛·拉康。米莉·麦克雷格没有动身，但是她厚厚的脸颊上出现了红晕，生气地捻着手指。彼得·吉勒姆用一支小起子小心地把开关的塑料面板两头的螺丝卸下，仔细观察后面的电线。他十分小心地把里面的开关头从上面扳到下面，拧上电线，然后又把面板安上旋好，其余的开关都没有动。

        “我们来试一下。”彼得·吉勒姆说，乔治·史迈利上楼去检查录音机，彼得·吉勒姆就用像保尔·罗伯逊的低沉嗓音唱了《老人河》。

        “谢谢你。”乔治·史迈利下楼来说，身上打了一个寒战，“真的够了。”

        米莉到地下室去打电话给奥立佛·拉康。乔治·史迈利轻手轻脚地布置了舞台。他把电话放在客厅一把小沙发旁边，然后清理出了一条他退到储藏室的路线。他从厨房里的冰箱中拿了两瓶牛奶放在大门口，用米莉·麦克雷格简洁的话来说，就是表示你可以进来，一切平安无事。他脱了皮鞋，放在储藏室里，关了所有的电灯，在小沙发上就了位，这时孟德尔来了电话。

        与此同时，在运河的窄路上，彼得·吉勒姆恢复他对这所房子的监视。在天黑之前一小时，行人就绝迹了，这里干什么都行，情人幽会，流浪汉歇脚，因为运河涵洞下有隐蔽的地方，尽管用处不同。不过在那个寒冷的夜里，彼得·吉勒姆什么也没有瞧见。有时有一辆空火车急驰而过，留下很大一片空虚。他的神经紧张，心情复杂，一时之间，那天晚上的整个景象竟使他的心中出现了幻觉：铁路桥上的信号灯成了绞刑架，维多利亚时代的仓房成了庞大的监狱，窗户钉了铁条，耸立在多雾的夜空里。身边只听见老鼠的窸窣声，只闻到死水的恶臭。这时客厅的灯灭了，房子陷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米莉的地下室窗帘两边露出一条黄色的灯光。储藏室那边有一细条长的手电灯光穿过杂草丛生的花园向他眨眼。他从口袋里摸出钢笔形小手电，拔去银套，向着发光的地方，用颤抖的手指发个信号回去。从现在开始，他们只能等待了。

        里基·塔尔把收到的电报扔还给班，又从保险柜中取出只用一次的拍纸簿，也扔给他。

        “来吧，”他说，“该干活了。把它译出来。”

        “这是你私人的，”班反对道，“你瞧，‘潘西·阿勒莱恩发，私人自译’。我是不准碰的。这是上头的电报。”

        “班，听他的吩咐。”麦克尔沃说，一边看着里基·塔尔。

        十分钟之内，这三个人一句话也没有交换。里基·塔尔站在屋子里另外一头看着他们，等得有些紧张。他已把手枪插在腰带里，枪口冲下，贴着小肚。他的外套搭在椅背上。他的背上的汗把衬衫都浸透了，黏在背上。班用一把尺比着念数码，然后仔细地把结果写在前面的电报本上。他专心致志，舌头顶着牙齿，缩回去时就会发出啧的一声。他译完放下笔，撕下电报纸来给里基·塔尔。

        “大声念。”里基·塔尔说。

        班的声音柔和，不过有一点紧张。“潘西·阿勒莱恩发给里基·塔尔的私人电报亲启亲译。我坚决要求你澄清并（或）交换货样后才能答应你的要求。‘对保障我单位至关紧要的情报’此话不合要求。我要提醒你在无故失踪后在此造成的不利地位。要求你立即向麦克尔沃报告一切。首长。”

        班还没有完全念完，里基·塔尔就开始奇怪地、兴奋地大笑起来。

        “就是那样，潘西·阿勒莱恩小子！”他叫道，“是，又不是！你知道为什么采取拖延策略吗，班，好孩子？他是想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他就是那样干掉我的俄国小姐的。他又在玩老花样，那个畜生。”他摸弄着班的头发，笑着向他叫道“我警告你，班，咱们这个单位里尽是浑蛋，你一个也别相信他们，我告诉你，否则你永远成熟不了！”

        乔治·史迈利独自在漆黑的客厅里，也在等着，他坐在不舒服的小沙发上，斜着脑袋，夹着电话的话筒。他偶尔低声说句话，就会听到孟德尔的回答，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甚至还有一点郁闷。他像个演员一样，在幕启之前就知道即将出现的结局，知道这个结局又小又不重要；在他经过一辈子的斗争以后，在他看来，即使死亡也似乎是件不重要的小事了。他没有他所了解的那种胜利感觉。在他害怕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人。他并没有特别的理论或者看法。他只在想这对大家有什么影响；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他想到吉姆、山姆、麦克斯、康妮、杰里·威斯特贝，想到个人友谊都完了，他另外也想到安恩和他们在康沃尔悬崖上没有希望的谈话。他心里想，人与人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是不是以自欺欺人为基础的。他希望他能够在最后一幕演出之前就站起来走掉，但是他又不能。他象父亲一样地为彼得·吉勒姆担心，不知道他吃不吃得消最近这种成熟期的紧张。他又想到给老总下葬的那一天。他想到背叛，既然有不动脑筋的暴力，那么不知道有没有不动脑筋的背叛。令他担心的是，他感到一切都破灭了；在他碰到处世难题的时候，他所信奉的一点点精神上或哲学上的信仰却都完全破灭了。

        “看到什么吗？”他对着电话问孟德尔。

        “两个醉汉，”孟德尔说，“唱着《雨中丛林》。”

        “从来没有听到过这首歌。”

        他把话机夹到左面，把手枪从上衣内口袋里掏出来，口袋上很好的缎里已经磨破了。他摸了一下保险栓，也不知道哪一边算是开着，哪一边算是关着。他把弹夹拿出来，又放回去，于是想起了战前在沙拉特没有事做时，在夜靶场这样拿出来又放回去不知有多少次的情景。他记得总是用两只手开枪，一只手握着枪，另外一只手按在弹夹上。圆场有个传说，要求你用一个手指按着枪膛，另一个手指扣扳机。但他试过以后觉得很别扭，就把它忘了。

        “去走一走。”他低声说。孟德尔回答：“好吧。”

        他手中仍握着枪走到储藏室，留心听着会不会由于地板上的咯吱声而暴露了自己，但是蹩脚地毯下是水泥地，他即使大蹦大跳也不会震动一下。他用手电筒光发了两短闪，过了很久又发了两短闪。彼得·吉勒姆马上回了三短闪。

        “回来了。”

        “听到了。”孟德尔说。

        他又坐了下来，闷闷地想到了安恩：做那不可能做的梦。他把手枪放回口袋里。运河那边传来了一声喇叭的呻吟。夜里？夜里开船？一定是汽车。要是杰拉德有他的紧急措施，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从公用电话亭打到公用电话亭，半路上汽车接人？要是波里雅科夫确是有个跑腿的，一个助手，而康妮没有认出来？这些问题他已考虑过了。为了要在紧急情况下会面，这个办法考虑得很周密，万无一失。搞联络安排，卡拉是一丝不苟，绝不马虎的。

        那么他的有人盯梢跟踪的感觉呢？这又怎么解释？他从来没有看到的、但是感觉到的人影，还有，只是由于背后有人紧盯而感到背上发痒的感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感觉到。凭他的年纪经历，他不会忽视蛛丝马迹。从来没有咯吱响的楼梯发出了咯吱响，没有风吹来但是窗户有窸窣声，汽车换了牌照但挡泥板上仍有那条擦痕，地下铁道里看到一张在别的地方看到过的脸……有一段时期，有好多年，他就是根据这些蛛丝马迹生活的，其中随便哪个迹象一露头，就有充分的理由得挪地方，换个城市，换个姓名。因为在他这种职业中，没有偶然和巧合。

        “有一个走了。”孟德尔忽然说，“喂，喂？”

        “我在这里。”

        孟德尔说，有人刚才出了圆场的门。前门，但他说不准是谁。身穿雨衣，头戴呢帽。身材魁梧，行动迅速。一定是先要出租车到门口，一出门就上了车。

        “向北开，朝你的方向。”

        乔治·史迈利看一下表。他想，给他十分钟。给他十二分钟，他得在半路上停车打电话给波里雅科夫。接着又想，别傻了，他在圆场早已打了电话了。

        “我把电话挂了。”乔治·史迈利说。

        “祝你幸运。”孟德尔说。

        在小径上，彼得·吉勒姆看到了手电筒光三长闪。地鼠已在途中。

        乔治·史迈利在储藏室又检查了一下他的退路，把几张帆布椅子推开，在绞肉机上系了一根绳子，因为他在黑暗中眼力特别不好。绳子的另外一头系在打开的厨房门上，厨房有门通客厅和餐厅，两门并列。厨房很长，实际上是这幢房子外面附加的，后来又添了储藏室。他想到用餐厅，但太危险，而且他在餐厅里无法给彼得·吉勒姆发信号。因此他就等在储藏室里，光着脚只穿着袜子感到很不自在，他擦了擦眼镜，因为脸上发热产生雾气。储藏室冷得多了。客厅的门关着，暖气过热，但储藏室挨近外墙，而且有玻璃窗和水泥地，使他的脚感到有些潮湿。他想，地鼠先来，因为地鼠是主，这是礼仪，也是为了要假装波里雅科夫是杰拉德的情报员。

        伦敦的出租车快得象一枚飞弹。

        这个比喻是从他的潜意识记忆深处慢慢出现的。出租车开进弧形车道时，发出了震耳的碰砰声，低音部分消失后，又发出有节奏的得得声。接着关掉了引擎。车子停在哪里？哪一幢房子前面？这边的我们都在黑暗中在街上等着，钻在桌子底下，抓住一根绳子，不知道它停在哪一幢房子前面。接着是关上车门的声音，爆炸性的反高潮：如果你能听到，对方就不是到你这里来的。

        但是乔治·史迈利听到了，是到他这里来的。

        他听到车道上的脚步声，轻快有力。脚步停住了。走错了门，乔治·史迈利胡乱地想，走开吧。他手中握着枪，打开了保险栓。他仍听着，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想，杰拉德，你心中起了疑。你是只老地鼠，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你能嗅出来。他想，一定是米莉，米莉把牛奶瓶取走了，放了警告的暗号，叫他走开。米莉坏了事。这时他听到了钥匙的转动，一下，两下，这是一把班汉锁，他记起来了，天呀，我们以后得帮班汉做生意。当然，刚才的耽搁是地鼠在摸口袋，找钥匙。要是换了一个神经紧张的人，早已拿出来，捏在手中了，坐在车子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捏着；但是地鼠不是那样的人。地鼠可能担心，但神经不会紧张。就在钥匙转动的时候，门铃响了，可以听出这又是管理组的规定，高一声，低一声，又高一声。米莉说过，这是表示进来的是自己人，她的人，康妮的人，卡拉的人。前门打开了，有人跨进了屋子，他听到地毯上的磨擦声，关门声，开灯声，接着在厨房门下缝里露出一线亮光。他把手枪放进口袋，手心在上衣上擦了一下，又把手枪拿了出来，这时他又听到了第二个飞弹。又是一辆出租车开到门前，停了下来，脚步急促：波里雅科夫不但准备好了钥匙，而且准备好了车钱。他心里想，不知俄国人给不给小费，抑或给小费是不民主的事？又是门铃响，前门开了又关上，乔治·史迈利听到两瓶牛奶放到门厅桌子上的碰击声，说明他做事井井有条，符合暗号规定。

        乔治·史迈利看着身旁的那个旧冰箱，心里不禁惊叫，上帝保佑！要是他把两瓶牛奶放回到冰箱里来，那怎么办？

        客厅里几盏电灯一开，厨房门下的一线光突然更亮了。整个房子异常静寂。乔治·史迈利沿着绳子在冰冷的地板上慢慢向前挪。接着他听到了说话声。起先听不清楚。他想，他们一定还在屋子的那一头。也有可能他们一直是低声说话的。现在波里雅科夫走近一些，他在手推餐车前斟酒。

        “要是有人闯进来，咱们的掩护是什么？”他用很漂亮的英语问。

        乔治·史迈利记起来了：声音悦耳，和你的一样好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遍，就是为了要听他说话。康妮，你现在应该到这里来听一听。

        仍旧从屋子的那一头传来了一阵闷声的低语，回答他的每个问题。乔治·史迈利听不清。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再挂上钩？”“我们的退路是什么？”

        “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讲话时需要由我来带着，因为我有外交豁免权？”

        乔治·史迈利想，这一定是老生常谈，卡拉的训练班上的玩意儿。

        “开关有没有拉下？请你检查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你喝什么？”

        “威士忌。”比尔·海顿说，“满满的一大杯。”

        乔治·史迈利听着那个熟悉的声音高声朗读乔治·史迈利本人在四十八小时以前起拟给里基·塔尔发的电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时乔治·史迈利心中潜伏已久的矛盾就要公开爆发了。原来在奥立佛·拉康的花园里，他曾感到这事不可置信，因此感到很生气，但又不放心，结果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一股逆流，阻挡他的前进。现在这股逆流把他冲上绝望的岩石，又驱使他反抗：我拒绝相信。不论什么事都犯不上另外一个人的毁灭。痛苦和背叛的道路总有尽头。在到尽头之前，没有将来，只有继续滑入更可怕的现实。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安恩的情人、吉姆的朋友，说不定也是吉姆的情人。此人的叛国是国家的事。

        比尔·海顿背叛了。作为一个情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他背叛了。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安恩笼统称为体制派无可估量的集团的一员……不论是作为什么身份，比尔·海顿都表面追求一个目标，暗地又实行相反一套，乔治·史迈利很清楚，即使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种两面手法达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但是他心中已有另外一个自我出来为比尔·海顿辩护。比尔不是也被人家出卖过吗？康妮的悲叹仍在他耳边响着：“可怜的朋友。为大英帝国受到的训练，为统治海洋受到的训练……你们是最后一代了，乔治，你和比尔。”他非常刺目地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生来就是要干大事业、雄心勃勃的人，生来就是要统治别人、征服别人的人，他的抱负和野心，象潘西·阿勒莱恩一样，都以世界大局为目标，在他看来，现实不过是个可怜的岛屿，它的声音还传不过海洋。因此乔治·史迈利不仅感到伤心，而且，尽管在这紧要关头，对于他要加以保护的那个体制，他还是感到了强烈的不满。奥立佛·拉康说：“社会契约有来有往，你明白。”大臣漫不经心的撒谎，奥立佛·拉康闭紧嘴唇的道德上的自满，潘西·阿勒莱恩的贪得无厌——这样的人使得任何契约都无效了。为什么要人家对我们忠贞呢？

        当然，他知道。他从一开头就知道是比尔·海顿。正如老总知道，奥立佛·拉康在孟德尔家里也知道。正如康妮和吉姆知道，潘西·阿勒莱恩和托比·伊斯特哈斯也知道，他们都默默地心照不宣，只希望这好象是一种疾病一样，能不药而愈，不用承认，不用诊断。

        那么安恩呢？安恩知道吗？那天在康沃尔悬崖上投在他们身上的阴影是什么？

        乔治·史迈利这时成了这样一个人：安恩会说是一个肥胖的赤脚间谍，在爱情上受了骗，怨愤之下束手无策，只能一手握枪，一手捏绳，在黑暗中等着。后来他握着枪，蹑手蹑脚地往回走到窗边，用手电筒光很快地连续发了五短闪的信号。等到对方表示收到信号以后，他回到了监听的岗位。

        彼得·吉勒姆飞步跑下运河的窄路，手中手电筒飞舞，他一直跑到一座低拱桥，爬上一道铁梯子，到了格洛斯特大街。铁门已关了，他得爬过去，一个袖子被勾破了，口子一直开到肘部。奥立佛·拉康站在公主路拐弯的地方，穿着一件旧的休闲大衣，带着一个公文皮包。

        “他在那里，他来了，”彼得·吉勒姆耳语道，“他逮住了杰拉德。”

        “我不要流血，”奥立佛·拉康警告道，“我要绝对平静。”

        彼得·吉勒姆连回答也不想回答。三十码外，孟德尔耐心地等在一辆出租汽车里。他们开了两分钟，或许还不到两分钟，就在快到弧形街道前面停了下来。彼得·吉勒姆拿着托比·伊斯特哈斯的大门钥匙。到了五号，孟德尔和彼得·吉勒姆为了免得出声，都从花园大门上爬过去，走在草地边缘上。他们一边走，彼得·吉勒姆一边回头看，他觉得仿佛看到了有个人影在监视他们，是男是女，他说不准，躲在马路对过的一个门廊里。但是当他叫孟德尔看那地方时，又看不到了，孟德尔恶声恶气地叫他镇静些。门廊上的灯关了。彼得·吉勒姆走上前去，孟德尔等在一株苹果树下。彼得·吉勒姆把钥匙插了进去，转了一下，很容易就开了。他得意洋洋地想道，傻瓜蛋，连门闩也不闩上！他把门推开一点，犹豫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吸一口气到肺里，做好了准备。孟德尔又挪近了一步。街上有两个孩子走过，他们怕黑，故意纵声大笑。彼得·吉勒姆又回头看一眼，马路上没有人。他跨进门厅。他穿的是亮皮鞋，在打蜡地板上发出了咯吱的声音，因为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在客厅门外，他听了很久，义愤填膺。

        他想起了他在摩洛哥被害的一些情报员，他被流放到布里克斯顿，他年岁日长、青春消逝，然而工作却每天受到挫折，他感到越来越窝囊，他仿佛突然失去了爱、笑和享受的能力，他想遵守的平凡而又崇高的标准不断受到侵蚀，他为了献身于事业而把许多清规戒律加在自己身上——这一切他都可以朝着比尔·海顿嘲笑的脸上扔过去。比尔·海顿一度是他的导师，可以常常在一起喝喝咖啡、说说笑笑的，是他生活的揩模。

        不仅如此。现在他看清楚了，心里也就明白了。比尔·海顿不仅是他的模范，而且是他的灵感，某种古老的浪漫精神的旗手，英国气质的象征，正是由于这种气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至今使得彼得·吉勒姆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意义。但是现在，彼得·吉勒姆不仅感到被出卖了，而且变成了孤儿。他的怀疑，他的愤懑，长久以来都是向实际世界发泄的，向他的女人、他企求的爱情发泄的，如今却转向圆场，转向那个让他的信仰的破灭了的理想。他手里握着枪，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推开了门，一步蹿了进去。比尔·海顿和一个额上有一小绺黑色卷发、体格魁悟的人坐在一张小茶几的两旁。彼得·吉勒姆根据照片认出他是波里雅科夫，他在吸一根非常英国化的烟斗。他穿的是一件前胸有拉链的灰色羊毛衫，像赛跑时穿的运动上衣。彼得·吉勒姆揪住比尔·海顿的衣领的时候，他还来不及从嘴上取下烟斗。彼得·吉勒姆一下子就把比尔·海顿从沙发上提了出来。他已经丢了手枪，使劲地摇晃着比尔·海顿，象摇晃着一只狗一样，嘴里骂着。但是他忽然觉得这一点也没有什么意思。毕竟，他是比尔·海顿，他们一起干过不少的事。没有等孟德尔拉开他的胳膊，彼得·吉勒姆已经松开了手。他听到乔治·史迈利一如往常般那样客气地请“比尔和维多洛夫上校”——他是这样叫他们的——举起手来，放在脑袋上，等潘西·阿勒莱恩的到达。

        “你没有注意到外面有什么人吧？”他们在等着的时候，乔治·史迈利问彼得·吉勒姆。

        “像坟地一样寂静。”孟德尔代表他们两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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