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街头，我们总可以看到农民工辛勤工作的身影。据统计，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多万农民进城打工。从2005年起，农民从打工中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他们在农业中的收入。

        尽管农民工进城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部分，但绝大部分农民工的技术水平有限，收入较低，很难承受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他们往往只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长期保持流动人口的特征。这种现象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对社会的稳定，都是十分不利的。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不仅是建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使更多的进城务工农民真正变为城市居民。

        然而，中国的城乡分割式的二元经济是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要使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就要实行一系列的包括户籍、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社保、福利等制度的根本改革。而这些改革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进程来看，过急过快的城市化的一个副作用是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笔者曾长期在菲律宾居住，由于工作的需要，也经常访问南亚的许多国家，亲眼目睹了贫民窟居民的惨状。在贫民窟中，城市贫民的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往往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发展过程就会相当的痛苦。因此，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么，如何才能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使更多的农民工早日成为城里人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让农民工有收入不断提高的就业条件。应该说，进城了的农民工都已经有了一个工作。但他们的初始就业岗位技术含量低，收入不足以维持城市的正常生活。因此，要建立一个对已进城的农民工的不断培训机制，使他们的技术水平能不断提高，就业岗位能逐步升级，工资不断上涨。经过几轮这样的培训，几次这样收入升级，他们才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近年来，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据自2003年实行“阳光工程”以来，已有上千万转移就业的农民得到了培训。然而，当前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对第一次进城农民的初级培训上，集中在“先培训后就业”的模式上。而对已经进城后农民的培训关注还不够。

        最近，由茅于轼教授牵头，笔者也参与的北京富平职业培训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富平学校成立于2002年，是一所把贫困地区中青年妇女培养成为家政服务员的非营利职业培训学校。我们与国家扶贫办以及安徽省、甘肃省、河南省、湖南省扶贫办合作，为贫困地区妇女提供培训、就业，督导、以及维权等一条龙式的服务。在短短的几年中，富平已经为北京市输送了近万名家政服务员。她们每年拿到的工资就将近有一亿人民币。为解决她们家庭贫困问题，为他们自身的成长，也为北京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市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工作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民工有进一步学习提高的强烈愿望。他们不甘心当一辈子初级服务员，工作了一两年后往往就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社会也有对高级家政服务员的巨大需求。一些生活较富裕的家庭，或是有重病老人，有初生婴儿的家庭，他们需要的是更高水平、更专业的服务。这些家庭也愿意为之付出更高一些的报酬。

        于是，从去年起，富平学校在继续开展初级培训项目之外，还开始了对已进城农民工的再培训工作。我们挑选出一些有一两年工作经验，表现较好又热爱家政服务工作的学员，对她们进行老人，婴幼儿护理等专业重点培训。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再培训，这些学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工资一般能提高60%-80%。

        加强对农民工的再培训，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的规范，也随着农村务农收入的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涨。最近，笔者通过到珠江三角洲调研中了解到，由于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越来越大，近两年来工人的基本工资都有两位数的增长。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在低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在下降。而周边国家，如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国的竞争力却在不断地上升。如果不能较快地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与产业转移，这些企业会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年许多东南亚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能及时升级换代，竞争力下降，利润率下滑，最终引起资金外逃，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产业升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业与服务业的一线生产的主力军。因此，建立一个对农民工的不断再培训的教育体系，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我们建议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以民办的职业培训为主。与对农民工初期培训需要政府的强力介入不同，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力量。进城工作几年的农民工已经有了一定的培训支付能力，不需要政府过多的补助。政府的直接办学有可能反而会约束了市场的发展。

        当然，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政府可以进一步放宽对农民工培训学校的准入门坎。有关部门也可以对新办农民工再培训学校给与税收优惠。政府还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支持一些民办示范学校，帮助这些学校摸索出一条适合于农民工再培训的模式来。当然，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逐步使这类学校规范化，防止出现一些欺诈行为，把一个好端端的市场搅乱。

        总之，中国的农民转移就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模式。在大力继续推动对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培训之外，还应该关注对进城后的农民工的再培训。配合其它的配套改革措施，特别是户籍改革和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教育机会的改革，来帮助更多的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从而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本文特约作者：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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