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身边有一个很小的工作班子。1947年法军向越北中央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的时候，胡志明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八人，胡志明用中文为他们分别起名叫“长”“期”“抗”“战”“一”“定”“胜”“利”，后来逐渐减少，只剩三四人。阿期长期担任胡志明的贴身秘书，此外就是警卫数人。抗法战争中期以后，胡志明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护士，名字叫“春”，负责胡志明的保健工作，大家叫她“阿春”。也许是在长期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习惯，即使在中央根据地的办公竹楼里，胡志明有事呼唤工作人员，不叫名字或职务，而是学一声鸟叫：“咕！”值班人员即应声而至。胡志明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抗法战争胜利之后他搬进河内总统府。胡志明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他住的小竹楼里除了有时挂着地图外说得上四壁皆空，天气炎热时地上通常没有床，只铺一领草席而已，草席上是薄薄的被褥。至于饮食，胡志明常以普通的素食为多，有时也饮些法国葡萄酒。

        紧张工作之余，胡志明喜欢在他的竹楼边开一片地，种些蔬菜。他有两首中文诗，朴素而形象地描写了他在中央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胡志明对中国顾问的生活非常关心，常常信步走到中国顾问团驻地，问这问那，慰问在异国工作的中国战友。

        1953年春节，罗贵波（后排左一）率顾问团女战士（穿淡色军装）向胡志明拜年。后排左一是胡志明的护士阿香

        在越北根据地，中国顾问的生活标准逐渐形成制度，实行供给制。最初时，战士和班长每月津贴为5元（人民币币制改革后单位）。从1951年12月起确定为：战士和班长每月10元，排、连长15～20元，营、团长20～30元，师以上军官每月为30～40元。越方对中国军事顾问也有不少照顾，在当时条件下已是尽了努力。顾问团的伙食虽然单调，因有鸡和鸡蛋、牛奶的供应，营养不成问题。

        出于不增加越方负担的考虑，中国顾问在越南期间的伙食、服装供给，除了日常菜蔬要在当地购买以外，基本上由顾问团的大本营（设在南宁的“华南工作团驻南宁办事处”）供给。这个大本营在1950年的秋天就建立起来了。

        中国顾问也很关照胡志明的生活，由南宁办事处安排，中国顾问定期赠送胡志明几个铁皮桶，里面装有一些饼干、点心、炼乳、各种罐头，还有糖果、香肠等。中国顾问注意到胡志明喜爱吸烟，他吸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他初到法国之时，因此就定期向他赠送中国产的“中华牌”香烟。对这个牌子的香烟和稍后中国生产的“熊猫牌”香烟，胡志明十分喜欢。这样，从中国顾问入越以后，胡志明的香烟主要由中国顾问赠送。

        每逢收到这样的礼物，胡志明总要向中国顾问，特别是罗贵波反复称谢，他和罗贵波的友谊也在战争中发展起来。工作之余，胡志明也经常和罗贵波交谈，话题甚广，无所不包。胡志明甚至还谈起自己早年在中国的恋爱和婚姻经历。那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当时使用李瑞这个名字的胡志明结识了中国姑娘曾雪明，两情相爱，于1926年10月18日成婚。

        没有想到1927年4月广州风云突变，国共两党分裂，李瑞于5月初为避国民党追捕突然离开广州，从此和曾雪明天各一方，一时失去联系，此后再也没有见面。

        失去曾雪明在胡志明的情感世界中留下了创伤，胡志明再没有结婚，曾雪明也没有，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1952年10月，在越南中央根据地的一次会议后，（右起）胡志明、罗贵波、邓逸凡、梅嘉生、韦国清等走出会议室

        胡志明的战友们很多次婉转地提出，希望胡志明在越南组成家庭。但每有提及此事，总被胡志明岔开。不过，到了陈赓和罗贵波面前，还有在其他几位中国顾问面前，胡志明多次坦诚地流露出对曾雪明的深深思念。

        对邓逸凡来说，他最熟悉的是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越军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两人很能谈得拢。阮志清于1914年1月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3岁就成了孤儿，由亲属抚养长大。他受过初级教育，又因勤奋好学，能说比较通畅的法语。他于1937年加入印支共，此后多次被捕，出狱后又坚持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他最后一次被捕是在1943年，在牢狱中度过了两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才出狱。阮志清是越盟武装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军、政皆熟，威望很高，很受胡志明的器重。阮志清对中国人民怀有诚挚的感情，对中国顾问非常尊重，与以邓逸凡为首的政治顾问组合作得非常愉快。

        在越北根据地，越南劳动党和中国顾问们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中国顾问团主要翻译干部文庄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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