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17日中午，心急火燎的科尼不顾天气恶劣，坐飞机亲临奠边府上空。这时，在科尼眼底出现的法军阵地已是千疮百孔，而且被越军切去了北部一端。科尼在奠边府上空盘旋了半个来小时，几番鼓起勇气想在机场降落，直接指挥战斗，因跑道被毁和越军炮火的威胁而终于作罢。

        科尼飞回河内，命令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奠边府修复机场，运走伤员。科尼的心情坏极了，几次向下属吐露，他想跳伞进入奠边府，直接指挥战斗。

        参谋们极力劝阻，对科尼说，你在河内担负更加重大的责任。退一步说，要是你跳进奠边府最后被俘，那不是向武元甲送上的厚礼吗？参谋部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障奠边府的粮弹供应，尽快撤出伤员。

        以后的几天，法军运输机果然冒着越军猛烈炮火，克服恶劣的机场跑道困难，多次着陆成功，至3月28日共接走了223名伤员。其中，直升机大显身手，运走101名伤员，缓解了奠边府野战医院的窘迫。

        但是科尼手里并没有解救奠边府危局的锦囊妙计，除了命令保障奠边府守军的后勤供应外，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空军在奠边府上空连续作战，摧毁越军的炮兵阵地。

        于是，奠边府战役便成了越军高射炮兵大显身手的开端。

        早在2月11日，法军飞行侦察员就从地面痕迹上发现，越军已经把37毫米高射炮运到了奠边府附近。这个报告本应引起德卡斯特里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越军的地面战壕不断迫近法军前沿阵地，吸引了守军的注意，法军未能通过步兵的努力准确探明越军的高射炮阵地。

        3月10日至13日，法军侦察机不断飞临奠边府上空寻找越军的炮兵阵地，居然一个也没有找准，而且连一个高射炮阵地也没有发现。

        其实，一个高射炮营的12门火炮就藏在奠边府外围的群山之中，由越军第一个高射炮团团长阮光璧亲自指挥，史国强担任他的主要顾问。该高射炮营共有三位中国顾问，他们是排长马德贞、袁汝世和郭墨林（他长得很黑，绰号叫“郭黑子”），这三人和史国强一样，都来自朝鲜战场同一个高射炮营。

        3月13日那天下午，大战即开，空气紧张得快要凝固了。由于一周前红河三角洲两个空军基地遭受惨重打击，能飞到奠边府来的法军作战飞机一下子少多了，但科尼还是命令轰炸机尽可能地往奠边府飞，寻找越军的炮兵阵地。

        16时50分，战斗打响前十分钟，最后一批法国空军的轰炸机飞来了，史国强担心法军发现越军的榴弹炮阵地，对阮光璧说：“打吧，再不打榴弹炮就要开火了。”

        阮光璧示意史国强向上级请示。

        史国强立即要通了原野的电话。原野对史国强说：“你等一下，我请示一下黎铁雄司令员。”

        原野很快就向黎铁雄请示，然后向史国强下令，如果有法国飞机，就和榴弹炮一起打。

        原野话音一落，时间也就到了。史国强告诉阮光璧：“可以打了，阮团长。”

        几乎与榴弹炮轰响同时，越军高射炮开火了。滞留在奠边府上空的法军零星飞机吓了一跳，哪里顾得上寻找越军的地面炮兵，嗖的一下蹿上高空，消失在厚厚的云层里。开战当天，越军高射炮兵没有击落敌机。

        第二天下午，法军十多架轰炸机不顾一切地穿云破雾，来到奠边府上空。越军防空兵三个营一起开火。这下，越军的两门高射炮阵地暴露了，法军飞机连连俯冲，投掷炸弹。但是法军飞行员技艺欠佳，投弹都没有炸准，自己的一架B-24却被击中，在空中起火，一头栽了下来。

        对空作战就这样打开了，在13～15日的战斗中，越军对空射击部队一共击落和重创了法军12架作战飞机。

        在战斗中，越军高射炮阵地不断移动。为了打击越军的高射炮，法军每天出动75～80架次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寻歼越军的高射炮兵，其中有六架侦察机专门用来寻找越军的高射炮阵地。从3月24日起，由于得到了美军的供应和帮助，法军向奠边府外围的越军阵地投掷了凝固汽油弹。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法军一旦认准越军高射炮阵地，往往集中12～14架飞机实施“饱和轰炸”。但越军的高射炮始终在射击，法军渐渐失去了制空权。

        韦国清关注着对空作战，3月18日他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敌机在奠边府外围越军阵地施行报复，我略有伤亡。我高炮部队击落敌机五架，击毁藏于地下室拖出逃跑的敌侦察机三架。我高炮被敌榴弹炮击中两门。”

        开战五六天以后，奠边府上空云层渐稀，为了保障奠边府守军的粮食和弹药供给，法军运输机不得不冒着越军的猛烈炮火在奠边府机场强行着陆。为此，法国空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3月26日傍晚，一架飞临奠边府上空的达科塔式运输机被越军高射炮击中坠地，机长当场丧生，机组人员却奇迹般地被冲出阵地的法军救了出来。

        3月27日早晨7时，法军飞行员伯格林上尉驾驶达科塔运输机在奠边府降落，载运走了满满一舱的伤员。伯格林把伤员运到河内机场后，再次升空朝奠边府飞来，打算在午前执行第二次任务。但是这回，越军的高射炮射手没有放过他，于上午10时许在奠边府东部山头上空将伯格林的飞机击落，整个机组丧生。

        当天傍晚，又一架法军运输机在奠边府盆地西南被击落。飞机坠毁后部分机组人员逃了出来，越过法军设置的铁丝网和雷场奔向机场，结果，他们全都倒在奠边府开阔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倒是再晚些时候，法国空军上尉布热沃驾驶他的C-47运输机穿过越军高射炮编织的弹幕成功着陆，接着又在一阵迫击炮弹的飞溅中起飞，运走了19名伤员。伤员们为了登上这架飞机，已经在紧挨机场的一条排水沟里望眼欲穿地等了好久，他们哪里会想到，这是在整个奠边府战役过程中，最后一架从机场平安起飞的飞机。

        鉴于法军飞机在奠边府低空投送物资和着陆运送伤员损失惊人，法军越北地区运输机群总指挥尼科上校向奠边府守军司令德卡斯特里拍发了一份使后者心寒的电报：“我们已经不能继续忍受如此沉重的运输机组的损失。我们的飞行员已经精疲力竭，并不断承受巨大的心理创伤……为此，应该立即停止低空空投。我将在今晚发布此令。”

        至于是不是停止空运伤员，尼科没有说，他也不敢这么说。

        从第二天起，法军在奠边府上空的空投高度从大约800米（2500英尺）提高到了大约2000米（6500英尺）。即使在这个高度，法军照样受到越军高射炮的严重威胁。

        越军高射炮兵的英勇善战，给中国顾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3年9月，史国强回忆说：“在奠边府，越军高射炮是第一次对空作战，他们打得非常好，成功地保护了地面炮兵，使地面炮兵免受法军航空兵的攻击，这对于越军在奠边府战役中取胜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高射官兵对越军高射炮部队的训练是成功的。中国高射炮顾问在奠边府战役中没有跳上炮位直接作战，我们主要是在指挥所里协助指挥，解决一些在作战中越军提出的问题，出出主意。这也正是我们的任务。”

        奠边府法军在运送伤员

        占领奠边府外围三个重要高地后，越军攻势暂缓，一方面要撤下伤亡较大的团，补充兵员，另一方面根据预定计划，特别是根据中国顾问的建议，开始大规模的土工作业，以堑壕战方式向法军阵地步步逼近。

        初战得手，武元甲信心甚高。越军伤亡比预计的要少，更何况指挥部还没有动用手里最精锐的第102团和第209团。下一阶段，越军的攻击目标是奠边府东边的五个山头和机场北部的几个小高地。

        协助越军总军委作战局工作的中国顾问抓紧时间总结经验，写出《二次战斗（即兴兰高地和独立高地战斗）若干战斗经验介绍》。这份文件根据俘虏口供和实地观察，详尽指出了奠边府法军的防御特点，并且认为：“经过这两次战斗，我们可清楚地看到敌人的兵力比较集中，火力较强，防御设施复杂，有炮兵的掩护，但是工事不够坚固，部署机械、呆板，过分依赖炮兵。所以当被我炮火压制、敌炮不能有效地进行掩护时，敌军士气大减，在我军英勇的进攻下遭受失败。”

        初战之后，韦国清、梅嘉生听取了师顾问于步血、董仁、徐成功和茹夫一的汇报。茹夫一、徐成功等有过朝鲜战争经验的军官对堑壕战的主张尤其坚决，武元甲、黄文泰同意中国顾问的看法。

        越、中双方将领意见一致，下令越军战士冒着炮火挖掘S形的堑壕向敌军阵地逼近。这种堑壕有效地解决了防御法军凝固汽油弹的问题，可以在敌军炮火下运动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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