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十年，清国留学生去日本的最多，因为一来成本低、手续简便，连签证都不要，买张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贵。二来，中国人认为，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日本人学西方学得最好，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需要把这经验学过来，就万事大吉，省事省力。去日本留学，变服饰没有问题，日本的和服多少有些唐人的余韵，让穿惯了满人“胡服”的汉人留学生，还感到有些亲切。学日本学生穿日本校服，或者学日本官员穿西装，都没有问题。因为清朝的体制对人们穿什么没有明确规定，有这个空子可以让留学生们钻。但是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就不一样了。对于汉人来说，那是归顺的象征；对于满人来说，则是国族的标志。所以，刚去日本的留学生们，虽然一下船就感觉到了辫子的尴尬，但多数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把辫子盘在头上，扣上帽子，隆起一座富士山。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辫子的存在。进澡堂洗澡，要遭日本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会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后面骂“强强”（日语，猪尾巴的意思）。当然，进了学校，也挡不住日本同学异样的目光。到了日本，尽管有官方的留学监督管着，但毕竟难免遭遇革命党人。革命党的宣传，关于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听进去，反满的主张肯定是易于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学日本学军事的，也照样听得进去。好多日本士官生回国之后倒不见得还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间，好多人都接近革命党。个中的奥妙，很大程度上在脑袋后面那根辫子。已经实行西式改革的清政府，迟迟不肯放弃辫子，依旧把有无辫子作为政治正确与否的象征，实在是大失策。要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辫子就是一种落后、愚昧而且丑陋的象征。把辫子说成猪尾巴（pigtail），其实是西方人的发明，日本人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不过，清国留学生回国之后，脑后就不好这样空着，无论做官、为军还是做公办学校的教师，都得买条假辫子。回国没了让人骂的环境，而且饭碗要紧，所以上班公干或者参加典礼的时候，不管真假，脑后都得垂条辫子。当然，各级长官也都知道这些人的辫子是假的，但没人说破，更没有人揭开帽子看看。只有少数有真辫子的同事，总是在背后嘀嘀咕咕。也有一班儿街上的闲人，就像现在喜欢追究女星胸的真假的人一样，指指戳戳。现在是发现一个隆胸的兴奋半日，当初则热衷在男人脑后找蹊跷。其实，找了、说了也白搭，因为即使个别人告到衙门，衙门也从不纠治。

        其实，既然学习西方，西方的价值观、审美观就必然要进来。在乡下，已经习惯了留辫子的农夫农妇，也许依旧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辫子为美，但城里人，尤其是能接触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变了。自古以来，政治的道理总是抵不过生活的道理，除非有强权压着。强权压不住，就只能变通，明明知道这些人辫子已经剪了，硬是假装不知道。只要你肯装上一根假的，我就权当你是真的。这情形，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官话和套话，没人信，即使再高的官儿，私下里也说他也不信。一个报告，一个文件，甚至一个课题，具体内容另当别论，只要安上一个官话、套话的帽子，就算政治上没问题了。就像东汉时期，孝道是人人都讲究的大帽子，有儒生跟老婆做爱，也要先讲一番道理，说这是为了履行孔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论。

        从本质上讲，辫子也好，官话也好，都不应该是政治正确或者政治忠诚的象征。或者说，政治正确，没有什么象征。现代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才是政治上的正确所在。如果总是追求象征，把根本忘了，象征就成了假大空。老捧着假大空谈政事，政事就也成了假大空。这样的假大空到处走，走在堂皇的庙堂之上，让百姓讲诚信，岂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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