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为了了解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在“八九风波”后的政治选择，便指派一名记者采访当时中国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

        秦晓鹰说：“这是你们的政策，没什么对不对，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秦晓鹰在当时的另一个身份也引起美国记者的兴趣。他是那套曾于1984年开始风靡全国的系列大型丛书《走向未来》的编委。这套丛书偏重介绍新兴的边缘学科，把当时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介绍给社会，使青年读者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曲折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丛书共推出100种，在中国掀起了持续不绝的文化热和对新兴学科的强烈追求，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发端。据当时外电评论，这套丛书的编委大多由思想激进的“新启蒙”知识分子组成，而秦晓鹰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活跃的一员，用他的话说，这是新时期以来的“百科全书派”的标志性行动。

        戴晴的父亲曾是大革命时期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时被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杀害。据说，从此她成为叶剑英的养女。戴晴1979年因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小说处女作而走红，成为中国当时知名的作家。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是经过中国‘文革’十年的痛苦换来的，容易吗？”秦晓鹰说，“中国的特点不需要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

        记者停了停，又问：“那西方国家对你们中国的制裁是有效还是无效，或者说对还是不对呢？”

        记者开门见山问秦晓鹰：“秦，你还支持邓小平吗？”

        1979年，改革开放初现端倪，秦晓鹰的一篇题为《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理论》的理论文章就在学界引起震动，并受到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重视，被胡耀邦点名要求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发表。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吹响时代号角的先驱性文章。因为按传统的看法，包括联共党史都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退让，是一种被迫做出的临时性妥协。但秦晓鹰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绝对的退让，而是一种十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探索，后来这种策略上的“退让”变成了列宁的理论思索，逐步形成了建设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指导性理论。因此，具有普遍意义。秦晓鹰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从哪里起步等一系列事关国家与民族兴衰的大问题，做出了前瞻性的强烈的暗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为我国新时期改革者形成改革开放大战略的最初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原动力。

        秦晓鹰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因为这不是学术或文化的讨论，这已经成为政治。学术无疆界，学者有祖国。我只能站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一边，不能站在西方政治家的一边。因为我是中国知识分子！明白吗？”

        秦晓鹰接着说：“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们的封锁就能封锁出害怕和屈服来，我告诉你，你们的封锁将会在中国造就一批民族英雄，就像当年美国的面粉造就了朱自清一样。”

        中共产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使经济增长延续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早跟它较劲了。

        这个美国记者着重采访了3个人，一个是何新，一个是林炎志，另一个就是秦晓鹰。

        记者耸耸肩膀，两手朝两边一摊，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戴晴说，秦晓鹰是最能干、最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他绝对是为共产党服务的……听这话时，美国记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许，这位先生此时才发现中国还真有这样一批思想十分锐进，但又非常忠实于自己国家的传统和现存制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西方人看来，要改革就只有全盘接受西方，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此时，离东欧剧变已经不远了。

        这次会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

        果然，不久，这位美国记者在回国前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请秦晓鹰，向他告别。当他们走出饭店时，意外碰见了秦晓鹰以前的同事，女作家戴晴。

        美国记者和秦晓鹰的初次见面就在这样一种不太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当采访结束秦晓鹰起身告别时，美国记者伸出手握住秦晓鹰十分有力的大手，说：“秦先生，我对你很有兴趣，我们还会见面！”

        美国记者在采访了何新和林炎志后，似乎仍然意犹未尽，便把目光投射在秦晓鹰身上。

        秦晓鹰的声音是浑厚的：“我支持！”

        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林炎志是革命家林枫的儿子。他的父亲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建国后又担任过国务院文教办主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从白区到抗日斗争前线，从地方到中央，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林炎志是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取到清华大学的“新三届”高材生。“文革”时期，还不到20岁的他因为为受冲击的父亲鸣冤而被造反派投入监狱4年半。但他身上流淌着老革命的血液，颇具反叛精神。在“八九风波”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风波。

        美国记者找到秦晓鹰后马上被他的“威猛之相”所惊住：典型的东方四方脸，脑门儿很宽，鼻梁挺挺，有棱有角的嘴角挂着一丝捉摸不定的微笑，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有些咄咄逼人。

        应该说，秦晓鹰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中国理论界的一匹“黑马”，他以眼光独到的大量理论文章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1985年他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在对外宣传局，又到宣传教育局，接着又到《党建》任总编室主任。有趣的是，他在业余时间还兼着一份很有“含金量”的杂志《中华英烈》的副总编，在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还是一名特约研究员。多方面的涉猎，使其走向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为什么？”

        一位美国记者在接触了秦晓鹰后说，他的言谈和文章论据充足、语汇丰富，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化很熟悉，又对自己的国家充满感情，有一种让人在逻辑上无法抗拒的雄辩色彩，同时隐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听到这种评论，秦晓鹰只是一笑，反问：“美国人什么时候懂中国的事儿了？”

        1987年，有关部门筹备宣传革命烈士的杂志《中华英烈》，秦晓鹰和戴晴同时担任《中华英烈》的执行编委。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中，两人在稿件取舍和一些编辑指导思想与观点上存有分歧，其间也有龃龉，后来戴晴离开了杂志社，俩人便没有了联系。

        秦晓鹰197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后，进入了以前被称为“学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了世界历史研究所中最年轻的一个笔杆子。在那个思想的冰层还没有化解的年份里，他以超常的冷静和上山下乡打熬出来的顽强毅力，潜心苦学，开始了一个青年学者最初的独立思考。

        著名学者秦晓鹰在谈到从“文化革命”到今天这36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中，总结出三大变化：一、从书本到实践；二、从城市到基层；三、从全盘接受西方理念到正视与尊重国情。他说，这第三个变化始于1989年之后。

        秦晓鹰，1948年9月23日生，大学本科毕业，高级编辑，享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特别津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编审、编辑部主任、分党组成员；1985年调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任办公室副主任、处级调研员；1987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研究员、《党建》总编室主任、《中华英烈》副总编；1994年调国有资产管理局任宣教中心主任，后任《中国资产新闻》报总编辑；1997年4月至今任《中国财经报》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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