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典藏的正在坠落，该坠落的正绽放着荣光。”霍拉斯《诗艺》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成为温州民营经济过往境况的写照。

        奔跑的年代，怀念历史是件艰难的事。

        当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意气风发，勾勒气势磅礴的未来而陷入无言的兴奋之中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忽略过往的阵痛。逝去的岁月顽强却脆弱，在微风中，传来它们时断时续的声音。历史的记忆，我们怎能轻易忘记。

        一直以来，非常赞同和欣赏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若用先生的话来说，“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历史虽为过去时，但它也是现在时、将来时。它由活人创造，因而如何避免将历史静化、固化、标准化，势必成为我们完成写作力图规避的一个问题。

        数十年如一日。一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改革变局浩浩荡荡。今天，历史把我们带到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了沉甸甸的变局： 有超越、也有倒退，有疯狂的高潮、也有窒息的低谷；从万马齐喑到众生熙攘，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共存；从禁锢铁窗到破冰之旅，从单纯而虚妄的理想主义到复杂而务实的现实主义……

        每个纷繁芜杂的事件，千头万绪。或巨大或细微的变革背后，都有一摞鲜活的或悲或喜的故事推动着历史的前行。这些跌宕起伏的历史叙事，不应该是岩石的挤压、权威者手中的面团、修炼的丹药，它只能是双脚站在现实土壤中的解读者尽量以客观、谨慎的视角诠释的时代痕迹。

        二

        叙事，空间上不一定要宏大，时间上不一定要绵长。每一次瞬间的闪亮，即使只迸发于方寸之间，一样值得记载。有人说，时间像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可总有几件事、几个人，顽强地占据着我们的思维一角。由此，温州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主题。

        波里比阿在《罗马史》中曾谈到：“历史之特殊功用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研习过去，则能使我们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自1978年，温州，这个土地贫瘠、面积狭小、位置偏隅的小城，以不容置疑的速度与力度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无限放大，在鲜有政策辐射的劣势中绝处逢生、平地而起。所以，探寻温州崛起的背后是否有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与推动的大胆想法，刺激着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旷日已久的写作中去，并始终保持着创作的激情。

        慢慢地，我们意识到，这股力量无他，皆来自民间草根——崛起于草根，游走于民间。他们脚踏实地，以朴实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有意或无意地推动商业的变迁，义无反顾地涌入创造气象万千的民间改革先行者的行列之中。

        这是一群怎样的草根？他们的出生地，不是“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而他们的发迹之路，似乎与“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大多数人都是泥腿子下海，与高学历、海归毫无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农民”、“小商小贩”渲染；政策撑起保护伞时，他们少受庇佑，往往被边缘化；急刹车时，他们则是风眼，承受着各方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所有口诛笔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这群人，在巴掌大的温州，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以彻底弱势的姿态，创造着财富神话，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而一场理应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温州也自发演变成一出自下而上的、由无数个个人奋斗史所组成的空前宏大的经济运动。运动的关键词曾经一度很敏感也很“坠落”： 私营经济。

        一个爆发经济革命的时代，必然把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最美好的和最丑陋的，最善良的和最卑鄙的，最伟大的和最平凡的，最富有生机的和最没有生命力的，最具价值的和最悖论的……以及介入是与非、左与右两极间的中间状态，都在沸腾的温州尽览无遗。历史在剑走偏锋的道标前徘徊。在苦难的磨砺与生存的压力下，人的爆发力总是相当惊人。短短30年，温州以独辟蹊径的行走模式凸显中国经济的创造性与原创性。

        三

        经济学家是这样诠释宏观环境的：“宏观就是这样，永远有人在悲观时更悲观，有人在狂热时更狂热，也有人冷眼看世界，更多人是墙头草——两边倒。”

        这就是宏观的不可抗拒，任何波浪壮阔的序曲，都离不开大开大阖的时代撞击。温州经济的风生水起，只是滚滚中国经济洪流中的一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样的宏观背景，任何以区域起誓的经济理想只能胎死腹中。

        1978年前的若干年或者数十年的厚积薄发，给了历史新的命题。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不再悬挂于计划体制，壅塞在意识形态里的水泥开始破裂，朝向世界的窗口徐徐打开。中国，开始向世界主流的轨道靠拢，直至今天以大国的身份崛起。个人权利得到自由的伸张，市场化让平凡人有了比以往空前的影响力。

        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变得不可逆转： 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一批别无所有的温州人南存辉、王振滔、尤小平、邱光和、周成建、叶文贵、钱金波……因为无意间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

        后现代思想大师德里达说：“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历史意味着什么？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的本身。财富的迅速积累，让在角落里独自发力的温州人无端地卷入一场致命的风波。改革开放第四年的1982年，乍暖还寒。国务院两次发文：“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处于风尖浪口的温州个体户，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一片七零八落。温州从此进入经济发展的低谷。

        历史又总是在短暂性的撤退与超越中前进。时隔两年，大气候开始解冻，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1984年，因“投机倒把”罪名被长期关押而近乎绝望的郑元忠，得到人生的一次大赦——无罪释放。激动的他在出狱后径直去了镇工商所，细细研读解救他性命的一号文件。这份文件为他东山再起奠定了坚实的信心。也正是在这一年，日后统领中国电气行业的南存辉与胡成中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开始了艰难跋涉。

        又过两年，史无前例的金融大灾难，令温州陷入了危机的漩涡。本意良好的民间融资，由理智演变成疯狂的抬会风波，在政府谨慎的治理下逐渐平息。却未料，数年后，曾经风云一时的苏方中误入歧途，走上了非法融资的老路。千夫所指中，苏方中身陷囵圄18年。

        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温州发展的跌宕起伏，戏剧性地展现或者扩大了国家政策在历史的反复中对私营经济的鼓励与打压。尽管经历了“八大王事件”和“抬会风波”，温州的个体户和金融改革也得到了高层的认可，但也无法扭转调查组三下温州，对其私营经济的争议与存疑进行研究论证。

        幸而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伸张，细化到温州是平等而融洽的从商环境的培育，这很大部分得益于温州官方的“异端”。袁烈芳、董朝才与刘锡荣等人的魄力在于敢于同温州的小商小贩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接受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屡屡拷问。即便如此，曾在1989年后跌入谷底的民营经济，在全面复苏之中，却碰上了柳市这样一个例外——温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对假冒伪劣的围剿让柳市经历了一场切肤之痛。处于低潮期的柳市如何完成经济复兴的历史使命，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故事……

        四

        “眼睛远了，心走得很近很近；眼睛近了，心却走得很远很远。”历史不重复自身，却充满了平行线式的相似。在对其纵深的认识上，我们懂得了历史记忆，可缺乏一种向后展望的勇气与睿智。我们需要对历史的出入与穿透，温州民营经济的创业史则给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案例。

        这是一部没有主角的草民史，虽然其间不乏草莽、打擦边球甚至原罪，但在这个民生力量与改革勇气喷涌的地方，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直到现在，这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间还在延伸他的生命力，这正是温州经济史的价值所在。而幸运的我们，因为赶上了难得的历史机会，才得以见证、经历、研究、记录了温州这一段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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