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改革开放的20周年。

        陈寅恪与顾准，这两位逝去多年的知识分子，重回视野。前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后者的“拆下肋骨当火把”，让以天下为己任的学子们追慕不已。过往20年，我们国家年均增长7.5%，远离饥饿，小康在即。这难道不是顾准病榻上预言的“神武景气”？

        看起来，社会愈发开放、开明。然而，气象万千中各种变革似乎遇到了些许障碍。社会发展进程积累的问题像雪球般越滚越大： 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三农”问题长期无解、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失业人数不断攀升，亚洲金融风暴余威阵阵……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产权变革，也势必发生一些令人伤感的悲情、无奈与不安。

        看来“神武景气”的中国需要一个懂经济且可依赖的强势人物。无疑，朱镕基是最适合的人选。支持者和批评者们终于心有灵犀，达成一致。12天后，朱镕基接任李鹏，以98%的选票当选为新一届中央政府国务院总理。

        正式上任那天，面对众多媒体朱镕基悲壮起誓。他的演讲充满个人色彩，不像一位治理国家、扭转经济的高官上任言辞，倒像是一篇悲愤而不顾一切的战斗檄文。但是，人们喜欢这样的演说，因为很容易被感动。

        所有的这些，都始于1998年，后邓小平时代，也可以说，新的改革时代。

        

迈步从头越

        政府“自上而下”发起指令，人民“自下而上”进行参与，中国社会的稳定得到维系，并带动经济层面的改革。《中国大趋势》一书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将这种变革称为“中国纵向式民主”，“政府给我们规划了森林，中国的人民将其创造出来”。而国家酝酿着大变革，小城温州则迎来罕见的寒潮。

        这个以“温”为名的南方小城，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另一方面，生意人不管恶劣的天气，照样早出晚归，沿街叫卖声不减；店铺一早开张，营业直至深夜。喧闹的街市、肃杀的自然气候，风格鲜明、对比强烈。

        一位京城记者前来考察采访，看到街道两旁店铺密密麻麻，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不禁由衷感言：“全温州城连起来就是一间大超市”。此言非虚。兴起不久的房地产充当了良好载体，新建小区楼下均是商铺房。记者不解，为何住宅楼下全开店铺？他向一位杂货店老板求教。店主一怔，反问： 为什么楼下不开店铺？

        记者无言以对。他意识到自己的唐突，也意识到温州人的那种天性。他们总能在千篇一律的单调中制造出一丝亮色，外人看来，这是特立独行，反其道而行；事实上，他们不是刻意为之，一切皆自本能，所以才显得自然而然、浑然天成。

        安徽青年刘永晖在街上闲逛。路边的繁华让他联想到上海的南京路。内心激荡之余，他辞去计委工作。

        激发刘永晖内心激情的是位于人民路上的“开太百货”。那是一家开业不久的百货商场。几个月前，这个庞然大物陡然出现时，在遍地专卖店、零售店的温州掀起偌大波澜。有人悲观地断言，百货商场将会把扎根在地摊经济土壤上的无数小店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几个月来的事实却证明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

        地摊经济的顽强如野草，本金少、变现快，只要有需求就能生存下去，而资金雄厚的百货公司船大不易调头，往往在市场末端徘徊。开业以来，拥有港资背景的开太百货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成就，反而在专卖店、零售店的夹击中举步维艰。

        刘永晖想做救世主，他看到了百货公司的坦荡前途。

        开太百货之前，曾经风云一时的华联商厦昙花一现，温州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百货商场。这显然背离了时代发展。摆地摊、开专卖店到连锁经营，温州人纵向销售发挥极致，可市场经济对商业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诉求层次分明，一部分人希望在一个商店里买到所有需要的商品，而不是到商业街上走马观花。出师不利并非是误入歧途，而应该归咎于定位不明、营销缺失。刘永晖深入分析原因，信心百倍地进入开太百货。

        这一年，白色风潮流行于温州。大街小巷，到处是穿着白色西装、套裙的青年男女，即便家具、家电也多以白色为主。年轻人追求前卫的行为无形中创造出新的市场，白色产品供不应求，售价数千元的白色麻棉西装售价昂贵，但销势颇好。顺应白色浪潮，温州印染厂日夜不停地生产白色“摩力克呢”面料，4万多米面料投放市场被抢购一空。

        时尚经济让刘永晖深受启发： 抓住年轻群体等于抓住消费市场。此后，开太百货把目标定位于年轻、时尚群体，引进国际流行品牌，扭亏为盈。

        其实，几年前初来温州，刘永晖“对这个城市第一感觉并不太佳”。可就是“处处透露出繁华后面的杂乱”的城市让他的人生焕发出光芒。事业日盛，他融入原本陌生的异乡。

        和刘永晖一样，廖辉军也是闯温州的异乡人。他“带着美好的憧憬来”，“火车站外绿色玻璃幕墙的电信大厦”让把这个城市的高度展露出来。从3公里的人民中路，到商店爆满的五马街，再到水泄不通的广场路，巴掌大的地方，别人“用不着一天便能走个遍”，他却走了许久。天黑的时候，他下定决心： 勤劳工作，成家立业。

        温州开放的民营经济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土壤。其间，发生的种种事情总能唤醒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渴望和力量。许多不甘没落的外地人借此大有作为。多少年后，人们送给他们一个称号： 新温州人。

        

“歌舞升平”

        令人高兴的事情层出不穷。产业、商业的崛起与文化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对比。

        张艺谋声名鹊起。他忙着拍摄一部名为《我的父亲母亲》的新片。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会挑选19岁的中戏学生做女主角。这个名叫章子怡的女孩显然没有任何银幕表演经验，第一个镜头足足拍了27条。天分不是最好，可她足够努力，对自己够狠，更懂得抓住机会。日后，章子怡一步步走上奥斯卡颁奖台，隐然无限风光。但她却说，不相信童话，只相信努力。而与她的作品相比，成名经历更能引起普罗大众的兴趣和认同。

        很多人眼中，不简单的章子怡透露出一股野气。从她奋斗的故事中，有人感受到方向，而有人会从中看到自己从前的影子。温州人属于后者。

        夏天，当地一家新闻单位在街头做题为“假如你碰到困难，你是首先找别人还是靠自己”的随机调查。结果显示，98％的受访者选择“靠自己”。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温州人只相信个人努力而非其他。

        事实正是如此。104国道平阳段受到大山阻隔，温州政府决定打条隧道。初步预算，需投入资金4900万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按照其他地区的方式，很可能因为资金问题项目搁浅，或者干脆进行道路改道，在大山边绕行一圈。

        可温州人制定出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以出让15年隧道交通费征收权的方式招标。隧道建成，投资方从每辆车收取10元过道费，15年后无偿交付国家。政府分文不花打通隧道，15年后拥有全部产权，承包者也有利可图。方案一提出，投标者不计其数，最后平阳轧钢厂老板章烈成中标承包，投资5000万元，如期建成隧道。

        投资15亿元的人民路如法炮制。政府先按一定价格买下道路两侧土地，拆迁后进行公开招标，中标者可建造若干用于租售的新楼房，前提是由他们出资改造道路。相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领域。2000多所幼儿园除31所由国家投资外，其余均为个人建设；3000多所农村医院和卫生所也多由民资兴办。以市场经济的手段优化资源配置，不仅有效解决了城市建设等领域的资金问题，更使得民间空闲资本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实现政府和民间的“双赢”。

        金温铁路通车、温州大桥建成和市内道路加宽，但出租车供需矛盾却加剧。市里决定“个体化改革”，一次性投放300个经营权，公开拍卖，永久买断。4年来首次拍卖出租车牌照，群情高涨，人人都想分羹于稀缺资源，乃至有人极端地卖掉房产换取车牌。每个牌照20万元的价格起拍，拍卖结束时均价达68.8万元，政府财政净增2亿多元。不久，新增摩托车牌照参与拍卖，所得款项被划拨为市政建设专项资金。

        市场经济思维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温州人把拍卖之风发挥得淋漓尽致。歌星刘德华到内地举行个人巡回演唱会，首场演出地点选择温州。

        灵光的温州人把演出彻底变成一场商业游戏。坊间流传一个津津乐道的说法： 某老板在天都大酒店为刘德华举行欢迎宴，邀请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前来助兴，但预留席位拍卖。利用名人效应，刘德华指定白酒、服装、鲜花。演唱会下来，相关的温州人大发其财。

        深得经商之道的温州人利用经济手段调配资源，激活市场，同时使悬而未决的难题一蹴而就。而更有意思的是一位记者竟然从廉政建设的角度指出，温州政府的诸多做法“杜绝黑箱操作产生的随意性和腐败现象”。

        无疑，记者的文章将温州政府的所作所为上升到党政建设的高度。这年，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加强法治的必要性和惩办腐败官员的重要性。卸任前的一次讲话中，李鹏坦承，贪污腐化、犯罪率上升和环境恶化等是政府工作的严重“缺点和失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对此评价： 北京的官员似乎强烈意识到了腐败现象横行的危险性。

        温州又出难题。个体户开业开店，总想请头头脑脑撑撑门面。“大人物”倒大方，应邀赴席者甚多。事情多了，逐渐形成不成文的规矩： 市长剪彩，15万元一刀，副市长10万元一刀，其他领导依次递减。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上面重视，派专案组调查情况。调查结论： 不错，有创新，可以继续。原来，所谓的“出面费”剪彩者分文不取，而是直接打入市级财政，存为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据传仅此一项每年便达数百万之多。

        严肃呆板的政坛，温州官员俨然成为经营城市的商人。他们别出心裁的方式引起围观性的瞩目。常理，“富裕起来”的政府本应慷慨大方，花钱如流水。温州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仍安之若素，极其节省节约。各级机关的办公用纸多是双面打印，正面用完接着用反面，甚至贴在信封上标有邮编、地址、单位和姓名的纸条也是两面打过字的“废纸”。

        不仅机关单位如此，个体户、大老板也多克勤克俭。东阿外大酒店老板每天凌晨2点自己买菜；一位服装店老板叫清扫工把每天清理的垃圾中的布头拣出来，每月回收废布卖的钱，远超发给清扫工的工资；一家产值5000万元、“家当不小”的皮鞋公司经理亲自到广州的原材料厂谈判，每双鞋成本减少3分钱，虽微薄，仅此一项，该厂每年可节省27万元费用。

        温州的经济奇迹让人痴迷不解，一穷二白的个体户创造令人艳羡的财富，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也许就是自上而下开源节流的意识。

        说到开源，王荣森不能疏漏。这个温州女人中的佼佼者，在艳阳高照的陕北高原上神情焦灼。前方10多米，起重机声嘶力竭地拖起放下，卡在井中的钢管纹丝不动。有人说，钢管上的“水利锚”被卡住，弄不好整口油井会报废。王荣森脸色瞬间变白。

        一年多前，在西安做服装生意的她偶然碰到陕西地质学院一位丢失钱包的老师。她掏钱帮老师渡过难关，为感谢她的好意，对方透露出赚钱的秘密： 陕北地区勘探出石油，国家鼓励私人投资。“谁抢先，谁能赚上一笔”，对方信誓旦旦，指点她到延安一带问询。

        王荣森信以为真，跑到延安证实了消息来源： 当地政府鼓励外来资金投资勘探开采石油，不过不提供任何技术和资金。

        一口油井的勘探开采成本高达100多万元。而虽然地质部门探测到确有石油储量，但谁也无法保障一定能打出石油。风险和机会并存，“赢”，得到滚滚财源；“输”，不过从头再来。王荣森和丈夫拿出所有积蓄250万元，从老家筹集到230万元，承包三口勘探井。夫妻二人吃住在工地，井打到600米，石油没有冒出来，丈夫不堪劳累而去世。一旦放弃，前期巨额投资付诸流水，王荣森苦苦支撑，不料还是“卡”在油井的门槛上。

        神思恍惚，一个技术员提醒她，可以向专家咨询。王荣森整理情绪，跑回驻地，打电话向熟识的专家求助。电话打了20多分钟，她有了主意： 用千斤顶把钻井机拉出来。几个小时，卡在井里的“水利锚”被拉出，人们准备散去时，意想不到的黑黑的石油喷薄而出。

        辛苦守候换来戏剧性结局，王荣森大喜过望，马不停蹄赶回温州，筹集到3600万元投资勘探新油田。空旷的荒原中，30口油井同时开工，一派繁忙景象。

        梳理温州经济史，每个人物背后都有王荣森这样的一段辛酸经历。一无所有的窘迫激发起最彻底的力量，白手起家者爆发出震撼的顽强。风起云涌不断，世事变幻莫测，事业几经坎坷，终有人修成正果。蓦然回首，来路艰辛，却已化作云烟，被记忆典藏，沉淀成往昔荣耀。

        

大局难料

        各种神奇的温州故事中，全中国的形势显得愈发悲壮。改革的进一步推行让温州有了更好的机遇，然而改革是痛苦的。1998年，这种痛苦不只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自身，而在于各种天灾人祸的并行。除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江南暴雨似乎在给新政府制造困局。

        盛夏，洪水来袭，大半个中国一片汪洋。

        长江、松花江、嫩江、珠江、西江、闽江，六个江河流域全线告急，从南方到北国，洪水泛滥、热浪滔天，中国遭遇世纪水灾。

        这是一场毫无征兆的全流域大洪水。夏天到来前的几个月里，平均气温比往年略高，中国代表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上签字，作为第37个缔约国，其有责任和义务为环境变化付出努力。然而，自然的报复性反应彻底打乱了中国社会的节奏。

        灾难结束，有人反思，国家是否正在为快得让人提心吊胆的经济发展付出代价？

        生态学家适时站了出来，他们已经在角落里隐藏很久，也许有人曾经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很不幸，经济发展的狂热和喧嚣遮盖一切。“对森林的经营性砍伐”会给“自然资源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话分量不重，但一语中的。实际上，用环境为经济增长埋单，是许多地方政府乐此不疲的法宝。水患中暴露出的问题让人忧虑，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与国内学者的含蓄相比，国外媒体的结论直接犀利。典型的观点认为，“环境危机是旧的工业体系和过去20年经济蓬勃发展的双重因素造成”。

        政府有所觉察，审视以往政策，频频出台各类环保举措。专门针对令人担忧的水土流失速度而设的计划，将以2300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培育2600万公顷林木。期限是2030年。

        与此相比，严禁砍伐森林的政策直接有力，即使会让许多人感到无奈，比如伐木工人、林场老板以及家具制造商等。木材砍伐、加工、制造，产业链环环相扣，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

        许多人放弃改行另谋出路，坚持下来的只有另辟蹊径。卢伟光属于后者。

        洪水肆虐，国家禁止砍伐森林的公文令生意陷入停顿。安信地板断了材料来源，工厂只能停工，工资不能停发，卢伟光焦灼万分。他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地图右下角大片翠绿让他灵光一现： 去巴西进口原料，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

        国外木材经销链条由台湾商人把持，他们对巴西木材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守口如瓶。卢伟光唯一的突破口是台商，但这似乎是不能完成的任务。机缘巧合，他去长期合作的台商那里检验木材质量，不经意瞥到包装胶带纸上印着个巴西电话。他偷偷记下。

        接下来几十天，卢伟光打掉千元电话费。电话那头的木材供应商对这个“中国疯子”暗中敬服，决定与素昧平生的中国人做生意。前提是，卢伟光预先支付30万美元。 犹豫再三，卢伟光下了赌注。几个月后，上海港集装箱码头迎来巴西人的高品质实木地板原料。

        蜜月期转瞬即逝，问题出现： 木材总量有限，安信买得多，其他人就买得少，少买的人为多买会加价，如此往复，恶性循环。卢伟光只能向产业上游推移，根本办法是拥有森林。可巴西法律严禁外国人购置森林土地。一位老华侨的指点让卢伟光茅塞顿开。他把第二个儿子选在巴西出生，加入巴西国籍。他作为监护人取得绿卡，合法拥有购买森林的权力。他投资过亿，两次购买永久砍伐权的巴西森林，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

        1998年10月，温州举办第一届商品交易会。

        会上万人聚首，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外籍人士是最大的亮点。《经济日报》分析，温州经济探秘线，引起海内外浓厚兴趣。

        三个月前，温州在巴西开办“中华商城”，38家企业参展的服装、鞋帽、打火机、节能灯等样品被一抢而空。当年数据显示，温州人出国者有50万之多。可谓“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也有温州人开拓”。

        温州和世界交流日益频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7亿美元，同比增长35.8%。市委书记蒋巨峰总结：“温州机制活，民间资金丰富，国内外市场渠道畅通，目前在市场疲软、资金短缺情况下应该发挥优势，迎难而上。”

        基层政府的激励下，温州人做买卖“胆”子越来越大。

        3家私营企业联合承包“华东中铁快运X228次火车”，开通杭州经乌鲁木齐至莫斯科的国际快运专列。当日起，每天凌晨2时，一列满载温州皮鞋、服装、打火机、电器等货物的火车从杭州艮山门火车站开出，运行11天到达莫斯科。相比动辄数个月的公路运输，时间成本大为减少，因时令差而错失销售良机的温州货在异国找到市场。不久，金温铁路开通，专列的起点由杭州改往温州，家门口发货直达销售地的夙愿变成现实。温州人在铁路构建的联络网中如鱼得水，成千上万的小商品像水银倾泻般被卖到世界各地。

        道路建设有效提升一个地区物质流通的速率。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条铁路对于交通闭塞地区的意义不亚于新生。如同封闭的空间中划开一道口子，外界光线照射进来，里面的空气也散发出去，铁路的出现为新陈代谢提供可能。但是，它的意义不止如此。它缔造出思想交汇的纽带，新奇想法由此而入，人们眼前豁然开朗。

        

小商品，大世界

        外界的进来，里面的出去，彼此交流中，活力才会释放。

        秋天，被经济危机搞得晕头转向的皮鞋商王建平决定出国。凌晨两点，他从温州站坐上西去的列车，太阳升起时到达冰雪漫漫的莫斯科。

        前苏联解体后，这个国家向民主社会艰难转变。叶利钦采取休克疗法，大规模摆脱国有化工业，力图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观察家却坚持认为此种做法“喧闹”而不实用。《洛杉矶时报》记者的笔下，俄罗斯社会“到处是运用手段谋到职位的既得利益者”，裙带主义盛行，寡头政治家“贪婪地掠夺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得到莫斯科的庇护”。受困于粗鲁的发展模式以及政治改革的流弊，俄罗斯经济低迷许久。

        质优价廉的温州小商品在生活用品短缺、物价飞涨的俄罗斯长驱直入。凡在此搞外贸生意的温州人十有八九赚得盆满钵满。王建平既惊喜又兴奋，用旧集装箱摆成摊位，经销皮鞋。

        一个在国内混得潦倒的小皮鞋商，跑到异国寻觅市场，然后以毫不起眼的方式重操旧业，开始时简陋寒酸不入流，可他自顾自地奋斗，一点点积累。一年后，简陋的鞋摊赚到百万美元。王建平建立起贯通乌鲁木齐、阿拉木图、莫斯科等城市的物流销售线。

        生意顺风顺水时，他屡屡成为异国街头劫财者或者执法者刁难的对象。和王建平一样突然“发觉脑袋后面有冰凉凉一块硬的东西”的中国商人不在少数。在秩序混乱、法律漠然的俄罗斯，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同时，王建平的发展模式被更多温州皮鞋商复制。俄罗斯市场上国内同行增多，“大出血”式的恶性竞争下出现卖一双赔一双的现象。这也成为多年后温州皮鞋在俄罗斯折戟沉沙的一个伏笔。

        王建平在俄罗斯打拼，池万锋以闯入者的姿态在“巴黎童装名街”扩展地盘，吴国胜则把意大利高档男装“佛伦斯”引入广东市场，独享名牌代理优势，另一个温州人吴晓斌也在日本打开致富之门。

        来日本多年，吴晓斌做烧烤、洗公厕，遍尝生活艰辛，急切地想从社会百态中寻到商机，改善窘迫状况。机会终于敲门。一天，吴晓斌街头闲逛，前面的日本青年边走边打手机。看着形状怪异的手机，他突然开窍。日本青年喜欢标新立异，手机多装饰各种时尚另类的配件，生产新奇的手机配件不是一条捷径？

        他速回温州，筹集20万元启动资金，在日本注册成立名为日本忠成贸易有限会社的公司，研制生产针对年轻人群的有机天线。3个月后，第一批闪光天线面市，表现不俗，占据日本市场的76%，利润巨大。吴晓斌完成原始积累，涉足数码、通信、家电、汽车用品以及网络等领域，打造出年销售6000万美元的资本帝国。

        

入局

        温州之外，陌生的互联网横空出世1997年被广泛视为中国互联网元年，这一年，网易、搜狐、新浪三大网站粗具雏形。1998年，随着腾讯的出现，中国互联网时代正式开启。 。27岁的马化腾创办名为腾讯的网络公司。在此前后，王志东推出新浪网。张朝阳的“搜狐”也步入正轨。而丁磊的网易在广州运营数月，且表现不俗。在这一年，中国商业互联网领域呼风唤雨的四大网站先后面世。

        大城市的街头巷尾陡然冒出许多网吧，环境嘈杂、空气沉闷，上网者置若罔闻。一些人热衷收发电子邮件，感受世界同步的妙趣；还有人喜欢浏览新闻，沉醉于对世界大事的掌控中。每小时支付8元钱的上网费和4元钱的电话费，可是高额消费并不能阻挡人们对互联网的迷恋。

        世界第一次如此之近，许多人被眼前景象鼓舞。郑元忠投入重金，打造“庄吉服饰网”；身在迪拜的“淘金者”王伟胜则创办华人网，为国人提供免费商业资讯；“吉尔达”总经理余进华在因特网上发布信息，成功引来俄罗斯商人。

        浙江省政府推出的“金鸽工程”主页月平均访问量超过百万人次，温州是访问率最高城市之一。不久，温州市人民政府注册“enzh”国际域名，以《温州之窗》名义对外宣传，旅游业因之火暴。

        再综观1998年全年，布下的棋局年初已然成形。

        曾在“分配”管制下不显山不露水的房子风光起来。一个名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颁发，宣布“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这纸通知给中国的房地产带来了春天。从这一天开始，房地产名正言顺地市场化，其投资品的性质不再遮遮掩掩。市场的闸门打开，中国的房地产以超长的速度发展，带动建筑、家具、家电、钢铁、中介、金融、室内装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拉动GDP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后，房子将成为大部分普通中国人一生的“梦魇”，忧郁、焦虑、辛酸和无奈掺杂其中。然而，却也为温州资本的呼风唤雨提供了新的延伸空间。

        一家民营房地产企业老板，拿出2000万元参股当地最有名的优势企业荣事达。这位异想天开的民营企业家不知道究竟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可在诞生过“小岗村”故事的地方，此举为“国退民进”写下新的注脚。他最终成功，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无论公有、私有，都是社会资本。联合资本使企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后来，他被评为首届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会“优秀企业家”。

        “国退民进”逐渐成为1998年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回良玉说，要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回的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著名的“小岗村”。据说最早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凤阳县就是在一年之内把上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卖给私人。

        政府决心关停一批国有企业。股份制在全国大势已非星星之火，或方兴未艾，而是如火如荼，成燎原之势。政令下达，一夜之间，大量集体企业和中小国营公司摇身一变为私人公司。经济变革的悬念被赋予种种神秘色彩，有人揣测，“国家政策资源通过某种隐晦的方式产生转移”，“一种扭曲的、不公平的政策被又一次非公平的方式反向扭曲”。

        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写道： 国有资产流失，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合理合法、里应外合地洗劫而去。中国太大，国有资产巨细并存，仿佛是永远也清理不了的没有尽头的仓库。道德评判的尺度，是靠不诚实的劳动巧取暗夺的。按照法律裁决的条文，数额往往巨大；按照时代演变的规律，又不得不承认，乃是发生在一定逻辑之内的现象。许多人因为钻制度或政策的空子一夜暴富。与穷人的致富相比，这种轻松的钻营并不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反而是温州那些“不靠权势背景，不靠灰色潜能，命运中没有什么吉星高照过的小百姓”靠着纽扣、小五金批发，“发展为中国的小业主”。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脱颖而出。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更为中国的改革带来应有的凝重感、庄重感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可即使这样，有些时候，他们还是会受到不公正待遇。

        那时候，个体户，民营企业老总，常常会为资金发愁。意味深长的是，这个问题直到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整个官方金融系统对私营经济设置限制性政策，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合法渠道贷款融资。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占温州经济总产值9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从合法机构贷款不超过放贷总额的7%。

        由此形成一个奇怪的现象： 濒临倒闭的国营、集体企业成为放贷大户，盈利能力强的民营经济则借贷无门。个中端倪，耐人寻味。

        面对政策性壁垒，温州中小企业自有生存之道。

        这一年，国家计划下调水电价格，消息传开，许多水电站老板坐立不安。

        泰顺是发电大县，私营水电站是其主力。听到风声，50多位老板找到县小水电协会寻求帮助。副会长何序昌把意见反映到省里，省委副书记刘锡荣决定帮忙。最终，浙江省上报国家计委的水电上网电价为0.45元／千瓦时，比邻省江苏高出6分钱。

        工人们保住饭碗，水电老板们保住数百万利润，政府留下了好名声。类似的插曲层出不穷。大背景中，温州经济蓬勃生长，引起了吴敬琏的兴趣。他专程到温州中小企业考察，回来后写信给朱镕基汇报情况。看完信后，后者在信末题写肯定性按语。

        人们唱着《相约1998》，却不得不和彼此说再见。千头万绪，又到一年收官时。郑元忠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十大风云人物”。

        穿越时空，将时间拉回那段或风光或无奈的岁月。其人其事，浮屠再现。“从十几年前被四处追捕的投机倒把罪犯，到改革开放风云人物”，他身着西装，还戴着金边眼镜，面对采访的记者侃侃而谈，丝毫不避讳之前落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聚集体现。”讲这话时，郑元忠的身份是温州市政协常委，头上还有“十大风云浙商”、“十大工商英才”等多个光环。

        江湖夜雨十年灯。时光逝去，郑不复当年之勇，也不再是那个风风火火的个体户，可时代还是在他身上留下悲与喜的双重痕迹。他在许多场合发话，“要买下温州大学”，只有这时，人们仿佛才能依稀看见那个“骑着摩托车招摇而过”却已然陌生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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