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急取芷江，日军一开始便极力避免攻坚，出乎他们意料同时也让他们喜出望外的是，沿途也确实不太需要攻坚，守军数量很少，而且往往只做轻微抵抗就开始往后撤退。

        此时坂西已从衡阳赶到邵阳，亲自在第一一六师团原指挥所内进行指挥。他根据前方报告做出的结论是，整个战局如同先前的预期那样，正在朝着有利于日军的方向发展。

        抗战中最后一个大规模会战——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已经全面展开。在坂西看来，前任曾在长衡会战中取得的那些战绩全都唾手可得，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前方的轻微抵抗只是表象，在雪峰山这一核心区域，中国军队已开始大范围调动兵力。

        前线枪声一响，王耀武便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并确定设总部于安江，设前线指挥所于辰溪，后者由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率领大部分幕僚人员进驻，直接负责战役的指挥。

        作为第七十四军自己培养出来的智囊人物，邱维达这两年在陆军大学的光阴没有虚度。

        陆军大学以擅长培养高级幕僚为特色，凡陆军大学毕业的优秀生，在战术谋划上均具备突出之处，这一点在赵子立、余程万等人身上表现很明显。随着正面抗战的深入进行，大家都看到了提高军事素养的重要性，王耀武对部下报考陆军大学一直抱着乐观其成以及积极支持的态度。

        陆军大学分为三年制的正则班和两年制的特别班。前者面向社会和军内年轻的下级军官进行招生，后者主要接受资深军官的报考。邱维达就读的就是两年制的特别班。

        特别班与正则班不同，由于学员都是有军事指挥经验的资深军官，所以课程的针对性非常强，授课教官也都是陆军大学扛鼎级的战术专家。在教官的指导下，学员们要在课堂上重温战场上体验过的战术原则，同时还要根据教官规定的情境，做计划，写命令，进行各种沙盘作业，有时他们还要到野外去上现地战术课，对假想的战斗进行模拟。

        经过陆军大学两年的熏陶，邱维达在战术思维和指挥能力上都有了进一步突破的可能，王耀武将指挥大任交给他，也是要给予他突破自身的机会。

        会战之前，无论邱维达还是王耀武，都已预计日军会继续采用“反天炉战法”，即以重兵迂回两翼，然后从中央进行突破。虽然“天炉战法”在长衡会战中遭遇了失败，但这不表明“后退决战”与“争取外线”的战术思想已经落伍。万法不离其宗，正如赵子立曾指出的那样，以薛岳为首的指挥层所出现的最大失误，还在于没有延长纵深度以及适时集中兵力，假如这两点能得到改进，且不犯错误，稳扎稳打，会战是有希望取胜的。

        在过去的会战中，中方选择的后退决战地点一般都是城池，但这一次他们要选择雪峰山区，并且大家都认为，后者比前者在地形上更为有利。

        孙子兵法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邱维达据此打了个比方，说人生于大地之上，就像蚂蚁生于丘阜之间，地形稍有不便，就难以运动。军队也一样，遇到地形险阻，同样会限制其行动，变得束手束脚，因此善于用兵之人，一定会事先搞清楚地形的利害，“地形宜于战则战，不宜战则守”。如果不掌握地形的奥妙，就强行作战，是很难打胜仗的。

        雪峰山的地理特点是山峦重叠，道路崎岖险恶，且山脉均呈南北走向，越往西进，山势越险越高。正是中国古代兵学家孙武所称的“死地”。就此而言，日军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了错误：战略上是犯了冒进的错误，而战术上是犯了攻坚的错误。

        在召集有关作战人员，包括美军顾问共同研究之后，邱维达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战术，即先守后攻，守是为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攻是为了进一步歼灭日军全部或大部分有生力量。中国军队的作战也相应分为两期，第一期为守，第二期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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