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马中原先生在《中国时报》上写《三毛的生与死》，说到徐訏先生是三毛的义父，是海外文坛上最看重三毛、了解三毛的人。我认识三毛好像也是徐先生介绍的；先后在几个饭局上听她聊天，觉得她的确纯良宽厚，满怀爱心，跟徐先生说的一样。司马中原还说，徐先生去世后，他就成了三毛倾听心声的忘年交之一，有一次还陪她在香港逛摩罗街，从早上逛到晚上，看她一口气买了三把清代的大铜壶扛着走，司马先生觉得有碍雅观，替她揹回去了。我想，换了徐先生，一定揹不动。司马中原说徐先生文名籍籍，着作等身，《风萧萧》一书享誉文坛，历久不衰：“徐訏先生是一位深具历史素养、文化素养的先进作家，他所经历的，是中国艰危杂乱的年代，他在创作的最高意念上，始终坚守着民族文化的本位。但他留学欧陆，也深受欧陆文化的感染和激荡，在民族艰危处境中，他一心想以中西揉融的观点显示於作品中，寄望国族振兴与富强。由於国共之间撕裂性的矛盾而点燃的战火，使他流寓香江。他处身两大的夹缝当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双方都把他看成‘异类’。他的处境，和历史上忠诚忧国的文人，开罪帝王权贵而被放逐蛮荒的悲剧毫无二致，他心情的闷郁，可想而知。”

        （二）

        徐先生高大沉默的身影给人寂寞孤独的印象。我跟徐先生交往二十几年；我旅英期间常常和他通信，那时他的女儿尹白在法国念书，徐先生每封信都要我就近多照顾尹白，流露出他对这个小女儿的疼爱之情：“小孩子初出国，因为想家，常有家信，日子多了，慢慢惯了，交际一多，家信自然也少了。尹白似乎也是在这样蜕变。”徐先生那封信上还说：“香港有它特别诱人之处，但也有它不堪长住之缺点。我本迁台湾定居，但现在看看，台湾真也是个不容易适应的环境。年事老大，心情萧瑟，过一天是一天，不知应怎么样安排自己才对。”徐先生最后还是决定不到台湾长住了。他认识人真多，也很珍惜他喜欢的朋友的友情，喝喝下午茶聊聊天，总是很开心。写小说的人往往要在寂寞中不断观察世的人与事；徐先生有一次在信上说：“香港报上，一群写稿的女孩子倒是很热闹。我很少同她们来往，但偶而听到她们间一些是非；我现在知道，人就是用‘是非’来遣‘寂寞’的动物。”

        （三）

        我很早就觉得徐先生“深受欧陆文化的感染和激荡”。除了甚有中国情调，他大半小说的文字是最流畅的洋化中文，连人物的心理和举止都很现代，像极了毛姆的作品。没有一位中国现代作家有徐先生这样独特的功力。徐先生晚年写的回忆小品火气傲气都在，文字却醇得惊人，我在《明报月刊》上登了好多篇，一边读一边学，几乎背得出来。这是他的雕虫小技，徐先生最想再写的大概是小说。他信上说：“有好几个朋友鼓励我应该再写一篇长篇的作品，我也相信我还有一部长篇的东西可写，因为它在我心中酝酿了十年之久。可是现在则觉得这份‘劲’儿越来越淡。”不写其实也不要紧；我出世的那一年，徐先生的《风萧萧》红遍大江南北：一九四二年是“徐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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