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即将礼部两个尚书外加四个侍郎统统免职。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是新政的重头举措，一般老百姓由都察院代递，而官员由所属衙门长官代递。等于是在旧制度的模糊地带，开了一个言路的口子。因此光绪十分重视，来自民间的那些不讲格式、荒诞不经的奏章，他都亲自读阅，生怕漏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来自官员和士大夫的奏章，他就更重视了。可是就在这时，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所言三事：一、要求皇帝明确宣示，中国已经面临瓜分危机；二、请皇帝奉皇太后之命巡幸中外；三、建议设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孔子之教，以西人兴学之法，兴中国之学。结果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骥拒绝代递，然而这个王照足够强项，不肯就范，马上上书弹劾堂官阻遏上书，同时声言，如果不代递，他就直接到都察院亲递。无奈，礼部两位尚书只好答应代递，却同时递上弹章，弹劾王照“咆哮堂署，藉端挟制”，要皇帝出国巡幸，是陷皇帝于险境云云。

        晚清的尚书，虽然按体制只是从一品，但实际上都已经是头品顶戴，一品大员跟七品主事之间等级悬殊，而且现官现管，如果在平时，王照等于找死。但是，礼部堂官的这一举动却犯了光绪的大忌，锐意变法的他，愁的怒的，就是当道大臣阻扰变法，怀塔布和许应骥自己跳出来，焉有不办之理？所以，光绪龙颜大怒，一下子把礼部六堂官全部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连升三级。其实，罪魁不过是作为尚书的怀塔布和许应骙，四位侍郎只是跟着吃挂捞。虽然说当时的体制，尚书侍郎跟现在的部长副部长不一样，侍郎并非尚书的副手，尚书不代递，他们可以单独代递，但一般来说，很少有侍郎吃饱了撑的，会为一个小小的主事得罪尚书的。

        为一个主事而丢了官，又不是什么贪赃之类的大事，礼部六堂官多少有点冤。但是在变法之前，怀塔布和许应骙这两个宝贝，就已经吃过一回下属的瘪。清朝的惯例，凡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人，只要中了进士，就得分发六部。当年有一位文延照先生，就原本在内务府干得不错，中了进士，改到礼部做郎中，按资格排在前面，为领办司员。可是，此公在内务府当大爷当惯了，加上一口很重的鸦片烟瘾，根本起不了早。而领办司员又得经常与堂官打交道，堂官们往往坐着等到天黑也不见他的踪影，很生气，要开他的缺儿。丢饭碗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不过，文延照没有托人求情，而是找了一天，天不亮就跑到怀塔布的家里，要求晋见。门子说，大人还没起呢。文延照大怒，在门庭咆哮，你说我迟到，今天我来了，你还没起，到底谁迟到！如此不公的堂官，早晚有人参你。如此这般，大骂而去。

        骂完之后，你还别说，怀塔布和许应骥还真就没敢上奏开了此人的缺儿，经人说和，仅仅去掉了他的领办司员，依旧做他的郎中，还在某司掌印。当年六部的规矩，掌印者权重，但无需干活。这样的安排，正中文延照的下怀。当时的官场就是这样，有来头的下属，即使上司也惹不大起。碰上怕事的，也只好息事宁人。

        以往的史家，论及礼部六堂官事件，都以为怀塔布和许应骥是顽固派。其实，他们只是因循保守而已，说白了，无非是俩混日子的高官，多少还有点怕事。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满朝皆是。不肯代递王照的奏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真的视王照要求皇帝出国考察的言论过于“狂妄”，那个年代，皇帝怎么能出国访问呢？出了国，尤其是到“敌国”日本，不就是陷君父于险境吗？这样狂妄的言论从他们部里出来，万一皇上不高兴了，他们不也连带着麻烦？对他们来说，跟违抗皇帝旨意比起来，效忠更重要，或者说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冒风险更重要。不错，他们这样的官僚，对于变法的确充满了疑虑。但这种疑虑与其说是出于顽固，倒不如说是出于本能。在他们看来，宦海沉浮年头多了，怕的就是变化，不变，自己后面的路很清楚，该怎样做也很清楚，但变了之后，就一定有许多不定因素，说不定会危及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下属咆哮，完全可以忍，可以妥协，但是这样的咆哮如果是为了变法，而且是充满风险的变法建议，就难免要阻扰一下。他们这官做到一定份上，大体就是混日子，任何一点风险都经受不起。没想到的是，前一个郎中的事儿平息了，后一个主事的事儿却栽了。

        好在戊戌变法很快就结束了，礼部六堂官也官复原职，整个朝廷又继续因循下去，直到混到八国联军入侵，他们才混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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