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国民的储蓄行为也会影响投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储蓄和投资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由于中国人传统的储蓄观念根深蒂固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导致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用储蓄进行投资的缺口始终存在。这意味着在资金紧缺的中国，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没能被有效利用，大量储蓄资金在金融机构休眠，使得中国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常低。大规模储蓄成为潜在的“投资冲动”的一大诱因。

        第二，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规模、最终消费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消费率。一般来说，人口规模大、消费水平高、增长速度快，会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

        我们预判，未来10～15年，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是中国经济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预计还很大。因为中国劳动力众多，每年新增人口就高达1200万以上。2009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在未来20年内将持续存在。按人口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为城镇人口。这表明，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

        本章试图再寻找大牛市的契机，研究和探索未来拉动中国内需升级的人口因素。

        寻找大牛市的契机，必须将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人口因素——计量进去。除了前面论述的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之外，未来大牛市还源于由世界金融危机孕育出的中国另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内需升级。内需升级是由一系列中国特有的人口因素决定和促成的，包括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加速、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的迅速崛起，以及由庞大国内人口促成的消费市场。我相信，随着人口因素推动作用的显现，一轮前所未有的消费浪潮正席卷而来。未来，内需拉动将和制造业升级、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经济等合力托起中国新一波的增长荣景。

        人口转变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提高的贡献率约为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5%以上。

        无论是新增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为城镇人口后还是劳动人口，他们都需要吃、穿、交通、结婚、住，还要养老。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将有一个相当长的工业化发展过程。除了工业化必需的硬件设施（包括道路、交通、公用设施、房屋等），中国还将经历一个在粗放型发展模式基础之上的集约化过程，然后慢慢变成一个成熟的工业化国家。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继续享受人口红利的过程，劳动力也将在这一过程中找到用武之地。因此，在宏观政策上，也是消费升级、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有利时机。我预估，2015～2020年，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高达34%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直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人口红利在2015年之前是累进的，而2015～2030年的贡献率是逐步降低的。

        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经济增长目标，还是经济增长方式，都必须符合人口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消费、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人口因素对这两方面都有直接影响。

        从人口结构特征看，中国劳动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16～64岁的人，2016年将达到9.9亿的峰值，2050年为8.7亿，比2000年还多2800万，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总和。从市场容量看，中国人口总量大，人均收入仍处于较快增长阶段，内需潜力巨大，这必将成为较长时期拉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强大动力。

        从人口波动情况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致经历了3次人口转变：第一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50～1957年。这段时期平均生育率高达35.56%，约有94%的妇女生育3个孩子，近半数的妇女生育6个孩子。这个阶段的人口基数比现在小，但平均每年出生的人数仍高达2088.5万人；第二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62～1971年，持续时间长达10年。这个时期的平均出生率仍处于较高水平，高达32.32%，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平均每年的出生人数高达2795.2万人，比第一次生育高峰期的平均数高出了700多万人；第三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81～1990年。这个时期虽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出生率仍相对高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来的出生率。这段时期出生率的平均值为21.34%，比第二次生育高峰期的平均值下降了34%左右。到第三次生育高峰结束后，中国人口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达到11.4亿人。

        经济史学家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1870～1913年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美洲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0.47个百分点，这90%以上可归结为新大陆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力。

        不仅如此，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建国初期，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达到80%，农村地区更是高达90%。换句话说，那个时期人们的收入主要花在填饱肚子上。到了2009年，中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5.5%，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大约只有36.7%。与此同时，居民用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大增加。

        首先，人口对消费起着主导与决定作用。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与建国初期相比，中国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都有很大增长，现在的人口规模差不多相当于那时的3倍，人均收入水平更是提高了100多倍。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只有100多元人民币，1980年大约为460元，到2009年已经达到23000元人民币。相应地，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也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那么，人口转变又是怎样通过对消费制度变迁的作用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呢？首先，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指的是劳动力充裕进而出现了劳动力廉价、雇工便宜的现象。正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造成了之后几十年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这使中国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因为人口多，劳动力价格、工资价格就降下来，从而使中国的劳动力、中国的产品在整个国际市场显得相对廉价。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整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中国的人口红利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25%～34%，而在“东亚奇迹”时期（1974～1996年），更是高达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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