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峒曾到了二十弱冠的年纪。前后几年间，侯家至少有三件喜事。这三件喜事托举着峒曾在科举道路上继续攀升。

        第一件事是父亲侯震旸在中举十六年后，终于蟾宫折桂，获得进士的殊荣。

        侯震旸考中进士后，授职行人，正八品，专掌“捧节、奉使之事”，也就是作为皇帝的使者，负责颁诏、册封、抚谕、征聘等事务。这份职务需要长年在外行走，从闽越到荆楚，再到比广东更远的海岛，单车匹马，旅途奔波。侯震旸的用心之处在于，每到一处，他都将沿途的山川、形胜、战场、营垒等一一记录，以备为朝廷建议之用。行人的职位虽然不高，声望却不低，好处是可以很快得到升迁。

        峒曾也继续跟从父亲增长见识。在苏州虎丘，峒曾和弟弟岐曾跟随书画家陈元素学习书法和绘画。早在一百多年前，苏州就聚集了擅长诗、书、画多项才能的“吴中四才子”唐伯虎、文徵明、祝枝山、徐祯卿。在他们之后，诗文和书画并重的风气更加浓厚，书法和绘画成为读书人在文学之外的又一必修课。

        第二件喜事伴随侯震旸考中进士而来，那就是侯家酝酿已久的迁居县城计划终于实现。

        住在城里能更轻松地赚得收入，进入更广的交际圈，获得更让人放心的治安环境，享受更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只要实力能达到，任何一个江南富户都会选择由乡村移居城内。

        迁居嘉定县城，是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考中进士后的打算。侯尧封去世十几年后，他的心愿终于达成。侯震旸考中了进士，在城内偏西的地方买了一所杨姓官员的旧宅，修缮一新，带着妻儿老小离开城南的龙江村老家，搬到城里的宽宅大院。

        与“轿从门前进，船自家中过”的仕宦人家的豪宅相比，侯家的新宅并不算大。与平民百姓的茅屋相比，自然是光鲜夺目的府邸。院落分为前中后三进，主房面阔五间，左右带有耳房，为两层小楼。第一进为正堂，沿袭之前的名称荣寿堂，东房供奉祖先的牌位，西房为侯震旸的房间，兼供宾客休息。再往西的三间侧房，是峒曾兄弟读书的场所。荣寿堂后面有两进房屋，第一进为侯震旸的儿子和儿媳们的房间，第二进也有五间，峒曾的祖母和侯震旸夫妇分别住在两侧，中间是饭厅。楼上有书房、卧房、闺房、梳妆室。整座房子的后面是厚厚的土墙，墙外是鸡鸭场。土墙两侧，建有更多的平房，供家仆居住。主房东北侧，还有单独的三间平房作为未来的家塾。

        作为城里的官宦人家，私家园林必不可少，一来愉悦家人，二来招待宾客。侯震旸在城东的晏海门内买了一块地，营建了一座园林，人称侯氏东园。园内有古木流水，有仙鹤游鱼，融自然盛景于眼前。侯氏东园内，“堂开金谷酒，楼贮石渠书”，往来宾客皆为名流。以文学著称的“嘉定四先生”程嘉燧、唐时升、娄坚、李流芳，松江大画家董其昌，无一不是侯家的座上客。

        第三件喜事，是侯家的儿女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侯震旸从任上告假回家，为孩子们张罗婚事。

        侯家为峒曾选中的是南翔李家的女儿李氏。李氏是进士李先芳的孙女、“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的侄孙女。

        侯家与南翔李家素有往来。南翔是嘉定最富庶的镇，南翔李家的功名与商业闻名远近，是南翔第一大族。李氏的祖父李先芳曾在户部、刑部任职，几次为嘉定公共事业发声，是备受尊重的乡贤。李氏的父亲李绳之虽生于富家大族，却衣食简朴，言行正直，是一名虔诚的居士。本地人皆知的一个故事是，李绳之的父亲李先芳死后，牌位崇祀在乡贤祠，当李绳之发现有个品行不端者的牌位也立在乡贤祠后，便将父亲的牌位抱回家，不屑地说，我父亲怎么能与你这种人为伍。

        峒曾与李氏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同时代绝大多数的婚姻一样。二人婚后相敬如宾，受到族人的赞誉。

        峒曾的双胞胎弟弟岷曾虽然体弱多病，侯家依然为他安排了与大户人家俞家的婚事。

        很快，比峒曾小四岁的岐曾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在长辈的安排下，岐曾娶本县进士张恒的孙女张氏为妻。张恒是侯震旸的朋友，他担任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时，曾经不顾上级的压力处理冤案，替平民夺回被富户抢走的田地，以“不徇请托，不畏强御”知名，是江西声誉第一的官员。

        峒曾的四个姐妹，也相继嫁入门当户对的家族。其中一个姐姐嫁到了广福镇第一大族须家，一个妹妹嫁入功名卓著的金家。

        显而易见，侯震旸考中进士后，与侯家联姻的无一例外全是本县的进士之家，也都是官宦门第，并且口碑良好。

        如果说与大族联姻得益于侯震旸考中了进士，那么，为这一切奠定基础的是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在侯尧封考中进士的前后三十三年间，朝廷共举行过十一场会试和殿试，嘉定共有十三个家族成为进士家族。这一成绩在当时的嘉定县令看来可谓“寥寥”。即便如此，侯家仍从“寥寥”的进士家族中，为子女安排了龚家、李家、张家、须家、金家、俞家等多个名门望族联姻。

        生活的一帆风顺只是表面现象。即便是衣食无忧的上流家族，也有难以抵抗的人世悲哀。

        自万历朝以来，全国各地气候恶化，旱灾席卷大江南北，蝗虫吞噬了田里的庄稼，旱灾、蝗灾又引发了疟疾、天花、鼠疫等流行病。峒曾出生前，素有水乡之称的江南发生了百年一遇的重大旱灾，农业大幅度减产，贫苦人家吃不饱肚子，随之而来的流行病加剧了人口的消亡。峒曾出生后，大旱刚刚过去，但流行病没有消失，不时向体质孱弱的人发动袭击。

        各地的自然环境不同，流行病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天花，有的是鼠疫，有的是霍乱。在江南，最常见的是疟疾。一个人患上疟疾时，身体会遭受极热和极寒的交替折磨，一天交替几次，整个人很快瘫软下去。疟疾本身不足以致命，但会让人丧失活力。强壮的人能勉强抗争，体虚的人则可能丧命。在流行病蔓延的年代，能长大成人已是一种幸运。

        从小埋头苦读的孩子们，在流行病不时暴发的时候，尤其显得羸弱。峒曾婚后第二年，他的孪生弟弟岷曾被疟疾击倒，卧病在床。之前，峒曾也遭受过疟疾反复发作的痛苦，身体虚弱，几乎危及性命。他们喝了多种汤药，都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许是上山祷告起了作用，峒曾的病情稍有好转。岷曾则没那么幸运，病情不断加重，这一年还没过完便离开了人世。

        “江南三凤”少了一个，峒曾悲痛欲绝。岷曾和他相貌相似，身材同样清瘦。两人是心有灵犀的伙伴，经常是一个病了另一个也不舒服，一个被父母责骂时另一个在旁边哭。两人的性格又不太一样，岷曾才高气盛，性格急躁，时常遗憾没有知音，而峒曾自小看淡得失，处事不温不火。

        岷曾的病亡，成长的挫折，让峒曾对唯一的弟弟岐曾增添了几分爱护，也让他积极交游名士的热情减了不少。

        除了弟弟的病逝，妻子的身体也让峒曾担忧。峒曾结婚后不久，妻子李氏就身患重病，一度卧床不起。他在家愁眉不展，出门见朋友时强颜欢笑。到他结婚四年时，依然没能有一儿半女。此时，弟弟岐曾的妻子张氏已经病亡，岐曾续娶，为侯家生了第一个孙子，取名玄汸。

        弟弟已经有了儿子，年长四岁的哥哥还没有孩子。朋友劝峒曾纳妾以延续香火。当妻子无法生育时，男人为了传宗接代，纳妾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尤其在富贵人家，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蓄姬养妾。峒曾以弟弟已经生子，侯家后继有人作为推辞，拒绝了纳妾。

        他把没有子嗣的失落感转化成科考路上的动力。在接下来的南直隶院试中，他考取了第二名，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科举路漫漫，他还要通过乡试考取举人，通过会试和殿试成为进士。到那时，他才是国家的精英。

        当然，这并不容易。在接下来的两届南京乡试中，峒曾都出师不利，与举人的功名擦肩而过。

        1617年，结婚七年的峒曾终于有了第一个孩子。新生儿的啼哭声传来，家仆告诉他是个女儿，他的心情似乎有些复杂。他想起唐代的一句民谣，“生男勿喜女勿悲，生女也可壮门楣”，唐朝平民女子杨玉环入宫为贵妃，一时社会上“不重生男重生女”。接着，他又想到江南贫民溺杀女婴的风气，越贫穷的地方此风越盛，原因是养女儿等于白养了劳动力，还要搭上嫁妆钱。想到这里，仿佛自问自答，他感慨了一句：“谁说门楣生女好，自多偃蹇抱儿迟。”嘴上说女儿也能光耀门楣，抱着怀里的男孩却掩饰不住优越感，这种情景谁没见过呢。他无法干涉穷人的溺女习俗，只能保证自己的女儿受到良好的抚养。

        随着孩子的出生，妻子李氏的身体慢慢好转了，意味着他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儿女。这年，岐曾的第二个儿子玄洵也出生了。之前回乡养病的父亲侯震旸也康复了，奉命出使遥远的广东琼州。生活重归稳定，峒曾和岐曾在侯氏东园读书，继续准备科举考试。

        以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始于隋朝，畅行于唐、宋、元、明。科举考试有一套完善的体系，相比地方官员推荐、参考门第高低等传统选官办法，它的门槛更低，百姓不分贫富，只要身家清白，几乎都可以报名。全国或各省统一考试，匿名选拔，择优录取。简而言之，科举让所有读书人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想在科场上写出优秀的命题作文，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科举考试的题目主要出自“四书五经”。“四书”指《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四书五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上千年的解读与强化，成为一套历久弥新的价值观。无数流传后世的思想都来自这些著作，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宇宙观。

        当“四书五经”变为考试题，就不那么可爱了。一道考题看似区区几句话，却是考官翻遍古籍、绞尽脑汁策划出来的，极尽刁钻。一篇优秀的应试文章，要具备多个要素：格式上，要有对仗工整的骈句，也有不拘于此的散句；结构上，先要破题、承题，再起讲、入题，然后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段论述，每段各有两股排比对偶句，加起来即“八股”；风格上，既不能空讲道理，也不能放任抒情；思想上，一如八股文也叫“时文”，要求考生结合政治、战事、民生等现实问题，论证自己的观点。

        苛刻至极的规定，似乎让考生没了发挥的余地。事实上，一篇优秀的应试文章，往往既有语言上的美感，又符合结构上的要求，既有广博的知识，又有清晰的逻辑，还不乏对国计民生的见解。

        能考取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的考生，必定是耐着性子熟背“四书五经”，研读数十种考试用书和考场范文，苦练单调的格式，经历过月考、季考、岁考、童子试、院试等数不清的考试。科举之路有丰厚的回报，只是过程漫长而痛苦。金榜题名当然好，科举落第也不新鲜，屡败屡战，像爬梯子一样，不同的高度会带来不同的收获。

        了解过这些，侯峒曾兄弟就能明白，父亲和曾祖父的举人、进士头衔来之不易，摆在自己面前的路任重而道远。

        好在除了单调的八股文，诗、赋、经、史也都纳入了考试范围。在“五经”中，和《周易》是热门科目。江南考生大多选择《周易》，原因是本地的《周易》研究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峒曾和他的家人、朋友也都选择研习《周易》。峒曾、岐曾兄弟从小跟从外祖父的族人龚钦仕学习，龚钦仕是嘉定本地研究《周易》的名家。

        1618年，又是乡试的一年，侯峒曾又一次奔赴南京，踏入应天府贡院。之前的两次，他都榜上无名。乡试三年一考，他已经为眼前的乡试准备了至少九年。糟糕的是，他的身体很差，疟疾不时骚扰。在疟疾肆虐的几年里，无数人由于疟疾影响了生活，其中侯家的亲友龚用广参加乡试时就赶上疟疾发作，结果名落孙山。炎热的夏天，疟疾格外猖狂，峒曾的心情惴惴不安。

        应天府贡院是一套巨大的考场，用于考试的房间有七千多间，称为号房。每间号房占地约两平方米，考生一人占据一间，白天考试，夜间住宿。号房内有两张宽大的木板，一高一低摆放时可作桌椅，两张平放时就是床位。五六十间号房组成一排，房前是长长的巷子，巷子一头有水缸、号灯，另一头有便桶。贡院的中心矗立着几米高的明远楼，专供监考官瞭望号房、巡查考生。乡试主考官一般是进士出身的朝廷高官，监考官则为本省巡抚。

        在乡试中，峒曾一共要考三场。每场考一天，每隔两天考一场。第一场是最重要的一场，考“时文”，也就是八股文，考题出自“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论、诏、诰、表、判，都是官场常用的文体；第三场考五道时务问答题。

        考试前两天，峒曾和其他考生在墙上贴的榜文里查到自己的号房编号。考试当天，天刚蒙蒙亮，考生们抱着棉被，提着饭篓，捏着纸笔，排着长长的队伍，依次从监考官手中领三支蜡烛，搜身后没有问题，就可以对号入座。

        考场里，峒曾的疟疾再次发作，身体忽冷忽热，时而如身处燃烧的火炉，大汗淋漓，时而如落入酷寒的冰窖，不停颤抖，他的精力几乎无法集中。他努力克制自己，尽量发挥出最高的水平。几天后，他走出考场，感觉又要落榜了。

        八月底，桂花飘香时，成绩揭晓。整个南直隶参加乡试的考生有五千多人，只录取一百三十五人，峒曾考了第三名。就这样，二十八岁的侯峒曾成了举人。中了举人，就有做官的资格了。

        峒曾中举后，回到嘉定，受到家乡读书人的瞩目。嘉定县这次只考中了两位举人，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能忍受疟疾的折磨坚持考试，更赢得众人的赞赏。

        “南直隶举人第三名”的身份，使他名震江南。远近的读书人慕名而来，递交文章，请求指教。之前峒曾不在家时，岐曾不得已接收了一些士子的文章，现在峒曾回来，兄弟二人更被海量的文章包围，他们要细细阅读，一一点评。一些书商、书贩也闻讯赶来，上门寻求合作，请峒曾编选畅销文集，被他不客气地谢绝。

        中举后受追捧的场景，峒曾经历的不算夸张。据亲历者描述，报录人去中举的人家宣布好消息时，常随手带着木棍，身后簇拥着一群人。他一进门就挥舞木棍，把厅堂的窗户统统打碎，口中大喊一声“改换门庭！”，跟在他身后的工匠立刻快步上前，卷起袖子，掏出工具，将窗修缮一新。从此，新中举人家的修缮事宜就包给这名工匠了。几天内，拜师的、提亲的、通家谱的、送轿子的、出资赞助会试的，几乎要踏破门槛。

        拥有了举人身份的峒曾，一下子结识了很多朋友：

        顾咸正，昆山人，来自赫赫有名的昆山顾氏家族。他的祖父顾鼎臣是早年间的状元，官至内阁大学士。他的身上毫无纨绔子弟的习气，给侯家兄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马世奇，无锡人，他也向侯家兄弟请求指教。在峒曾、岐曾看来，他和顾咸正的文章是登门求教的士子中写得最优秀的。

        夏允彝，松江人，和峒曾在同一届乡试中考中举人，互称“同年”。同年关系将是他们人际网络中重要的一环。

        张溥，太仓人。他的祖父曾任杭州知府，他自己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他正筹备文学社团，希望有一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杨廷枢，苏州人。他和峒曾是表兄弟，他的母亲是峒曾的姑姑。他和张溥一样，热衷于结社，正准备组建文社。

        黄淳耀，一个年轻的新面孔，刚刚十八岁，比峒曾小十四岁。他刚在嘉定县的岁试中考取第一名，成为廪生，可以定期领取稻米和赏银。廪生的身份来之不易，一座县学有上百名学生，仅有二十个廪生名额。这不是他第一次考第一名，在苏州府和嘉定县的各类考试中，他至少有二十四次名列第一。

        黄淳耀的祖父做过小官，但他的家境并不宽裕。黄家多次搬家，最近一次是住在县城西侧的方泰镇。他的父亲每天勤诵《白衣经》，希望儿子有朝一日平步青云，改善家庭条件。黄淳耀年少聪慧，三岁跟父亲学《千字文》，五岁跟老师念“四书”，十一岁读，十五岁向本县的文学名流归子顾拜师。他酷爱阅读，家中没有藏书，他就借书来抄。他还喜欢临摹王羲之的小楷、颜真卿的行书，喜欢画山水和人物。

        侯氏兄弟和马世奇第一次看到黄淳耀的文章时，啧啧称赞。黄淳耀以侯氏兄弟为兄长，有了更大的朋友圈子。夏允彝、杨廷枢、张溥也愿意结交黄淳耀，拉他入自己的文学社，只是黄淳耀没那么活跃，没有参与他们的社团。

        几个青年才俊年龄相仿，一辈子的交情由此开始。其中侯氏兄弟年纪最长，被大家奉为前辈。加上对本地文学名家“嘉定四先生”的传承，嘉定一时间人才辈出，形成浓厚的文学风气。

        来年春天，北京还有更高一级的会试在等着侯峒曾。通过会试，就能成为身价倍增的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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