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8年，侯峒曾在南京吏部的三年期满，升任江西提学官。这一年，他四十八岁。

        提学官隶属于礼部，正四品，虽不是中央高官，却是一省要员。提学官一职是明朝正统年间设置的，已经延续了两百多年。提学官的正式名称为提学参议，职责为“提督学政”，俗称督学，统管一省的教育。它的选拔标准是有声望的文官，既要有学问，也要有德行。提学官履行职责时，不受总督、巡抚、巡按等官员的干涉。提学官任期四年，每月的禄米为二十四石，不算高，好在还有布帛、养廉银等补助和其他途径的收入。

        江西是一个文教大省。几百年来，江西人才辈出，是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杨万里等宋代文坛名家的故乡。进入明朝，江西的科举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涌现过几十位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状元、会元，等等，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由来已久的风俗教化使江西人尚读书，无论寒门还是富户，都希望以科举兴家。

        不过，明朝后期的江西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繁盛，农民起义频发，科举也陷入无序。明末的官场上，流行着“命运低，得三西”的谚语，官员普遍痛恨去贫穷落后、民风剽悍的江西、山西、陕西三省任官。前几年里，江西上饶的平民张普薇与同乡组织了“密密教”，发展了不少信徒，一度发动起义，建立政权，公然向官府挑战。峒曾对江西没有太多排斥心理，反倒有某种亲切感，原因之一是他的曾祖父、侯家的第一位官员侯尧封曾经在江西为官。

        峒曾带着朋友们的问候，起程前往南昌。“密密教”起义已经被官府遏制住，沿途没有受到太大阻碍。陪他赴任的是小儿子玄瀞夫妇。玄瀞刚满十五岁，和新婚妻子张氏侍奉峒曾的起居，顺便学习公务。峒曾还带上了最信任的家仆李宾。李宾在侯家为仆二十多年，是峒曾的可靠管家。峒曾的母亲龚老夫人、妻子李氏留在嘉定县城的家中，维持整个家族的生活。

        峒曾到达南昌官邸后，换上绯红色的官袍，走马上任。

        和所有新上任的官员相似，峒曾上任的第一件事是申明规章制度。他按照惯例，将《学政申约》分发至江西十三府，宣扬朝廷的教化宗旨。

        他想起自己在校读书时，学校也常发布各种条文。他会认真阅读，而很多同学看都不看就塞到桌底的罐子里，一辈子也不知道那些条文在讲什么。他认为这是提学官的责任。

        峒曾不希望自己发布的文件沦为空谈，打算做一些改变。《学政申约》的内容一般是固定的，主要是皇帝钦定的敕令、礼部颁布的条文。他拿出崇祯皇帝新近下发的敕令和礼部条文进行解读，与同僚讨论确证，再用明晰的文字重新解释一遍，编辑成一本册子，定名《江西学政》。册子的内容包括十八章皇帝敕谕、三十五章礼部钦定条例，以及他自己逐章逐条做出的注释。

        原本单调生硬的条文，在峒曾的解说下，变成切实可行的教育指南。他在注释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下考生的应试文章结构破碎，很多人的文体意识混乱，用古文体写八股文，让人一头雾水。他认为文体如同人体的四肢五官，固定不可移动。优秀的先辈文学家也有创新的才华，但在做文章时，写古文就是古文的样子，写八股文就用八股文的格式。针对文章越写越长，甚至长达几千字的风气，他提倡言之有物，规定文章篇幅参照朝廷的规定，不超过五百字。

        头几个月里，他的日子过得很轻松。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他邀请亲朋好友来江西旅行。他的儿子们、朋友黄淳耀陆续去官邸看望他，母亲龚老夫人和弟弟岐曾也到南昌小住。朋友和家人的到来让他心情愉悦。

        渐渐地，繁杂的公务如海浪般向他涌来，面前的教育界如同一片汪洋，渺茫无边，深不可测。

        身为提学官，他的职责之一是主持省内的院试，并审阅试卷，选拔考生。院试是考生在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会试、殿试）之前，必须通过的考试。所有参加院试的考生，事先已通过县试和府试，获得童生的身份。

        院试分两种，一种是岁试，分别在江西十三府举行，一般一年考一次或三年考两次，由提学官与各府官员一起监考。童生通过岁试，才能成为生员（秀才）。

        另一种是科试，在省城南昌举行，三年考一次，考生是全省所有的生员。生员通过科试后，才有资格参加南直隶或北直隶的乡试。

        所有考生都明白院试的重要性，无不在考试中竭尽全力。

        峒曾审阅过不计其数的考卷。阅卷是一件郑重的事情。阅卷前，他要焚香、告天、上奏章。阅卷时，他深思熟虑，唯恐有失公平。有时候，成百上千份卷子已批完，唯独一两份颇费思量，他便搁置几天，理清思路后再行定夺。评定为优秀的卷子，要找出能服众的理由。评阅完毕后，要拿出前五名和最末五名的考卷上交吏部，以作查验。

        透过一张张考卷，层出不穷的作弊行为一一呈现出来。明朝对作弊监管很严，量刑也很重，情节严重者要斩首示众，但依然挡不住作弊者的投机心理。无数考生冒着戴枷锁的风险，绞尽脑汁想办法作弊。在明朝的科举考试中，作弊行为花样百出，曾经有考生将两篇文章藏在肛门中，居然也被搜查出来。

        侯峒曾感到了头疼，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忙什么了。

        他对考卷进行整理，发现主要的作弊行为有两种：一种是“雇倩”，即花钱找别人替考；另一种是“传递”，即考场外的人给场内考生传递答案。

        他批阅一大摞南昌府的考卷时，偶然发现一名考生的笔迹与其他府的某份考卷极为相似，语言表达也是同一种风格，如同出自一人之手，论成绩可以名列前茅。峒曾猜测这一定是“雇倩”，此人自己参加考试，又为其他府的考生替考。

        也有的考卷文采风流，可偏偏夹杂着一些奇怪的错别字。他拿出这张考卷的草稿一看，通篇整洁清爽，没有任何错别字和改动痕迹，显然，这属于“传递”。该考生不通文墨，靠着偷偷传入的考卷飞速抄写，慌乱中抄错了一些字。

        如果这些情况只是个案，有可能是巧合，可是，峒曾阅卷完毕数了数，有几十份考卷都涉及这两种情况。

        他决定整治到底。

        他怕打草惊蛇，不动声色地将可疑的考生全部录取。几天后，到了复试的日子，峒曾在考生面前按常规宣读了官方训诫。众考生神清气定，作弊者心知没有隐患，放松不少。按惯例，复试的第二天，全体考生要整理衣冠，集体去孔庙参拜，并拜会本省提学官侯峒曾。当所有考生聚集到孔庙时，峒曾站在孔庙大殿前的台阶上，面向台下的人群，大声念出一些考生的姓名，发给他们纸笔，现场出题测试。其中几人面面相觑，测试结果一塌糊涂，只能认罪。没被查到的考生暗自庆幸，纷纷猜测峒曾在考生中布下了耳目。

        峒曾认为，几种作弊行为中，“雇倩”干涉考纪，混淆黑白，尤其恶劣。他没有专门的技术手段查出替考行为，只能依靠自己非凡的记忆力。他监考时，虽一天之内接触几百名考生，却能将绝大部分考生的姓名和相貌对上号。

        一次，他在南昌监考时，无意间留意过一个名叫徐昌期的考生。十几天后，他主持补考时，看到一个名叫徐鍪的考生长得眼熟，心里产生了疑问。他仔细回忆，终于想起此人很像十几天前参加考试的徐昌期。他派人找出之前徐昌期的考卷，放在宽大的袖子中，径直来到徐鍪的号房前。他拿过徐鍪的考卷查看，字迹果然跟袖中徐昌期的考卷字迹很像，心里确定了十之八九。

        峒曾不动声色，将战战兢兢的徐鍪带到大堂继续答卷。之后，他把两份试卷放在一起对比，不仅笔迹一模一样，连语气、文风也一致，便确定无疑。徐鍪面如死灰，跪在峒曾面前，坦白自己的真名是徐昌期。

        替考人已确定，但不抓到真正的徐鍪，难以立案。事不宜迟，峒曾命令下属立刻抓捕徐鍪。下属抓耳挠腮，称不知去哪里抓。

        峒曾想了想，命人打开贡院大门，放出第一拨考试结束的士子。门口立刻聚拢了一拨人。峒曾安排下属站到门口，留意门外有没有仓皇向里张望的人。不一会儿，下属发现了在人群中探头探脑的可疑人员，确定此人正是徐鍪，将他绑到了大堂。众人心服口服，听峒曾讲述原由。峒曾说，雇人替考后哪有安心待在家里的，都等在贡院门外，等替考人一出来就着急问情况。

        深入查案后，更让峒曾震撼的是，案子背后的主谋和联络人竟是南昌县学的一名冯姓差役。峒曾建议刑部除了惩罚徐鍪、徐昌期，还要对冯某从重发落，按理应发配边疆，只是考虑到冯某并未收受贿赂，建议改以杖刑。

        “一群鬼蜮，白日为昏”。峒曾很感慨，本应公正的教育界变成了乌烟瘴气之地。

        在侯峒曾看来，考场的弊端不仅来自学生的作弊行为，更源自科举体系中自上而下不遵守规则的顽疾。他整理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提出了至少十七条解决方案，如断绝“续案”、严管补考、禁止改姓改学，涵盖考试原则和执行策略，希望革除考场上的弊政。

        峒曾提出断绝“续案”，是针对窜改考生名次的不良现象。通常，考官阅卷评定后，考试名次的高低也随之确定，称为“草案”，正式张榜公布的名次叫作“红案”。按说“草案”和“红案”应该一致，但是钻空子的行为屡见不鲜。考官确定“草案”后，受到各方影响，有时私下修改名次，导致落榜生重新上榜，成绩差的一跃领先。揭榜日“红案”一发布，大家看到的不再是之前的“草案”。这种擅自改动名次的风气已成“旧例”，受到历任提学官的默许。

        峒曾初来乍到，听说这种风气后，痛心至极，希望革除“红案”阶段的变化。他规定，“草案”发出后，除了武艺和品德成绩可以变动外，其他成绩一律不许更改。命令一下，很快有人暗示他遵循“旧例”，被他严词拒绝。

        解决“续案”的问题后，峒曾在补考管理上也加大了力度。提学官在任四年间，要举行两次岁试，考生为省内各府、州、县所有童生，以全面检验他们的学业。没有通过岁试的考生，未来就没有资格参加乡试。

        按朝廷规定，在岁试开始前，生病或在外游学的考生可以申请延期，三个月内参加补考。到期不参加补考的，直接免去童生身份。岁试的成绩分六等，考取一、二等的童生可以领赏，三等不赏不罚，四等要受责备，五等的身份要降低一等，六等的考生直接黜落。这是朝廷上百年来颁布的条例，但是峒曾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在江西，快到岁试日期时，平均每县都会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请病假，却不参加补考。两年后再次举行岁试时，又有相当数量的人请病假。其中的漏洞在于，请过一次假后，不再参加补考，相当于免试通过，下次就不用再参加岁试了。岁试变成了摆设。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朝廷的条例，但一直私下通行，前几任提学官不管不顾。

        峒曾发现漏洞后，下令按考生的学籍彻查一遍，凡是几年内请病假却不参加补考的考生，一律降格或免去身份，统一安排补考。结果，需要补考的人达到两千多人，遍及江西十三府。读书人哗然一片，一些官绅的门生子弟联合反对，峒曾不为所动，严令执行。补考过后，少数优秀考生获得了奖赏，被免去身份的考生不下两千，其中将近一半是贵族子弟。

        事情传到了峒曾的朋友马世奇的耳朵里。马世奇正在北京詹事府为官，奉命巡视各省的教育，一到江西就听说了侯峒曾的铁腕政策，大为震骇。出于避嫌等原因，两个好朋友虽近在咫尺，但没有见面。峒曾托人把自己编写的《江西学政》带给马世奇，向他诉说严格执法的苦心。马世奇对他说，一场考试黜落两千人，等于断了很多寒门子弟的仕途，甚至断了他们的活路。峒曾听了，深感不安，问马世奇怎么挽回。马世奇替他想了个“招覆拔等”的办法，用八股文以外的诗、赋、书、论等文体重新考试，挽回大部分被黜落的考生。

        又一次岁试到来时，通过请病假等手段逃避考试的人大大减少了。

        峒曾提出的科举弊端解决方案中，还有一条是禁止擅自更改姓名和学籍。江西的大族子弟从参加童子试开始，改名、改学已成风气。他们临时改名换姓，招揽有才学的士子替考。文章录取后，把替考者的信息转卖给其他富家子弟，还能再赚一笔。有的人假冒姓名，有的人假冒学籍，等别人习以为常后，再悄悄地申请转学，恢复原来的姓名和学籍。

        峒曾收到了一摞要改姓名或学籍的申请书，他一概置之不理。碰上同时要改学籍和姓名的，他把申请书转交下级审查，查出不少人，全部处以警告。

        他还提出了更多方案，并且身体力行。他听说很多地方的提学官私下优先录用官绅家族的子弟，又怕别人发觉，于是让考生另外誊写一张试卷。朝廷对此明令禁止，但地方上沿袭成风。峒曾对这种欺瞒朝廷的风气深恶痛绝，坚持要求上交原试卷。

        侯峒曾上任后的“三把火”，给江西教育界带来不小的波动。一年里，他马不停蹄，奔波于全省十三府，从九江到南康，再到南昌，过后又从瑞州到饶州，从赣州到南安。他在各府主持岁试，追查荒废的政务，颁布严明的条例。他冷若冰霜的神情，让每个府的官员都非常紧张。有人笑脸相迎求他办事，有人对他望而生畏，也有人暗中诽谤他。

        赶上荒年，峒曾说，辖区内有吃不上饭的读书人是提学官的耻辱。他把没收的作弊者私下贿赂他的银子全部捐出，总计有上千两。他召集属下，统计各府的贫寒学生，根据贫穷程度划分等级，买米散发给他们。

        当一名叫耿始然的给事中到江西监督赋税时，与他平级的地方官员为了掩盖过失，以超常的规格接待他，媚态百出。当他抵达峒曾的官邸，让他惊讶的是，峒曾待他以平等之礼，不卑不亢，丝毫没有讨好之意。

        在袁州，参加童子科考试的考生水平较低，童生的录取名额为五十人，通过考试的才五个人。峒曾没有因此降低录取标准，将其余四十五人一律降格。

        在赣州，童生杨履炤是明初名臣杨士奇的后代，年仅十岁，擅长骑射，峒曾测试了他的文学才能后，破格让他进入县学，成为秀才。

        东林党门生李邦华是峒曾的朋友，他在吉安创办书院，资助寒门学子。尴尬的是，在峒曾主持的考试中，李邦华的三名弟子全部落榜。考试是糊名制，李邦华对峒曾的秉公处理表示理解，峒曾也没有做任何“弥补”。

        耿直不会一直受到别人的理解，峒曾的耿直终于遭到权贵的挑战。

        将近两年内，峒曾顺利主持了江西省十二府的岁试，只剩最后一个建昌府。他早料到会在建昌府遇上难题，所以把离南昌不远的建昌府安排在最后。

        一个原因，是建昌府和相邻的抚州府是江西省作弊风气最盛的地方。在建昌，提学官的官邸和贡院两旁是官吏的屋舍，不远处租住着一些投机分子，他们借助地理位置之便，与提学官的随从私下往来，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最新消息，拿去卖给有需要的人。峒曾深知此风难禁，只能将建昌的考试安排在最后，延迟投机分子传播消息的速度。

        更主要的原因是，建昌府有个很难对付的藩王——益王朱慈炲。

        江西省共有三支明朝藩王宗室，分别是南昌的宁王、饶州的淮王，以及建昌的益王。众人皆知益王飞扬跋扈，本地官员提到他时，要么唯唯诺诺，要么退避三舍。

        藩王府的族人和宗生也要参加科举考试。按照通行几十年的法令，皇族宗藩出身的考生，如果在“红案”揭榜后未通过，身份一律降为平民。

        巧的是，在侯峒曾主持考试时，益王府有两名宗生没有通过岁试，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贵族的身份。两名宗生找益王告状，益王记在了心里。益王自从世袭父亲的藩王身份四年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藩内的宗生非富即贵，即便不参加科举考试，依然有皇族身份，怎么能被提学官一掌拍为平民呢？他给峒曾写了封信，希望他酌情处理。

        峒曾回复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自古以来，皇族子弟参与学校的学习、考试，已经比平民多了不少优势。即便是将军、校尉，也不能凌驾于平民之上，否则难以服众。既然在校读书，就应该遵守学校的规则。况且，朝廷延续至此，皇室宗亲数量庞大，得罪皇帝的藩王会被削籍为民，不是没有先例。最后，他客套一番，奉劝益王多教诲藩内的子弟努力上进。

        峒曾之所以理直气壮，与明朝藩王地位的变化有关。明朝前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大规模分封族人为藩王，经过两百多年的“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到了明朝后期，全国的藩王宗亲达到六十多万人。藩王府如同蛀虫一般，每年坐吃国家的巨额财赋，挥霍无度，兼并农田，早已受到群臣的指摘。自从嘉靖朝以来，朝廷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藩王的监管，比如严禁藩王干预地方行政，严禁宗亲随意进出藩王府，要求藩王府也要承担赋税，等等。

        益王看到峒曾的回信后，颇为不爽。他想恢复两名宗亲的皇族身份，但无法绕开提学官侯峒曾。他身为藩王，享尽荣华富贵，却不能干涉地方官执政。他又想了一个办法，侧面通过江西省其他部门的官员找到峒曾，为两名皇族生员求情。谁知和先前一样，峒曾以朝廷法令为由，坚决拒绝。益王大为光火，打算和峒曾见面时再出招。

        按照规矩，地方官员到了藩王的地盘上，必须登门拜会，以示尊敬。

        峒曾在儿子玄瀞的陪同下，来到益王府。在王府大门外，好心的同僚私下告诉他，益王怒气未消，劝他先引咎自责，让益王消消气，气氛或许会有好转。峒曾没应声儿，缓步迈进大门，拾级而上；益王已在殿中等他。

        峒曾坐定后，看到益王正襟危坐，脸色铁青，他只能先开口打破僵局。他回忆了益王的父亲朱由木当年受封藩王时，自己的父亲侯震旸支持过老益王，两人有过友好往来。益王听了，面无表情地应声。

        之后，两人谈及天下大事。峒曾眉头一皱，说了一句，德王殿下在济南好好的，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原来，在刚过去的冬天，山海关外的清兵再次打到关内，一路南下，攻陷了山东济南，将占藩济南的德王府一把火焚烧殆尽，抢走了大批财物。德王本人被抓走，王府的族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掳，场面惨不忍睹。世人皆知德王为人刻薄，粗暴蛮横，所以他的遭遇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同情。

        益王想到同为藩王的德王惨遭不幸，变得很不自在，许久才缓缓地说，您手下误把本王府的两名宗生罢黜为民，是不是该责罚他们？

        峒曾明白他的意思，回答道，这些手下执行的是上级指令，上级奉行的是万历皇帝当年颁布的法令。殿下想责罚他们，为何不直接禀告皇上呢，向皇上讲明两名宗生不应罢黜的道理。

        益王愕然，语气缓和了些，问，这事儿不能破格吗？何必一概绳之以法？

        峒曾回答，法律一旦执行，就是皇帝也不能干涉，何况殿下。

        他再次阐述了之前回信中的看法，一番道理讲下来，终究没有松口。

        益王身边的侍从开始面面相觑，场面陷入了尴尬。峒曾站起身，称自己奉法令主持考试，并专程拜见益王，应该到此结束，便带着儿子告辞离开了。

        益王府外，不少人前来围观。他们感叹平日里官员见到益王先畏惧三分，侯公居然敢据理力争。

        之后，峒曾继续处理公务，刊印本地先贤的遗作，梳理各府考生的名单以免遗漏。其间，益王一直暗中派人刺探，企图搜集峒曾的不法把柄。不过，他最终没有发现峒曾有任何出格行为，只能不了了之。

        又一次岁试来临时，按照惯例，峒曾还要去建昌拜会益王。自从两年前的不愉快交往后，益王没怎么为难他。这次峒曾前去拜见，益王非常客气，对他以礼相待。等峒曾走后，益王派人给他送信，托他照顾益王府中某位宦官的门生。峒曾翻出这名考生的试卷，实在是满纸荒唐，他无法昧心照顾，直接将考卷评为最末六等，意味着免除了这名考生的就学资格。益王知道后，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随后的武科考试结束，峒曾整理了江西十三府的岁试考卷，上交礼部，同时递上自己写的两份教育改革疏文。疏文共包括十条项目，包括惩罚逃避岁试且不参加补考的考生、严禁“红案”确定后再作改动、约束皇族宗生的权利等条目。正值崇祯皇帝重视学校和人才质量，一个月后，圣旨下达，峒曾的两份上疏得到皇帝的褒奖。皇帝鼓励他秉公执法，不要担心招致怨恨和诽谤。

        不过，大部分人并不理解他近乎顽固的处世态度。面对外人的不解，峒曾对儿子玄瀞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仕宦者，交游所归也，惟督学不然。必人人致一绝交书，而后督学可为也。”要担任合格的教育官员，就要有与人“绝交”的精神。

        上任以来，他让狡猾的小吏心存畏惧，被纨绔子弟视为眼中钉，也受到好学上进的考生的敬重。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知不觉失去了一些朋友。有的朋友本来与他志趣相投，但利益关系没有达成时，从此形同陌路。真正的朋友也为他担心。好友马世奇委婉劝他，既要爱惜人才，也要爱惜算不上人才的读书人。徐石麒写信给他，劝他注意收拢人心，使双方都自在一些。他不为所动。

        侯峒曾的耿直一度让他陷入了困境。

        每年正月，是朝廷考评各省官员的时候。与峒曾不和的江西籍官绅，不少人在京城有关系，他们联合中伤侯峒曾。消息一传出，江西省内的读书人也参与进来，想趁机报复他的严苛政策，袖手旁观他的惨相。

        当时，朝廷盛行“清议”，在朝官员的行为举止要摆上台面，接受其他官员的评论。当话题的主角变成侯峒曾时，朝堂上掀起一场论争。有人批评他经常破格录用考生，带坏了考生的习气；也有人批评他偏袒写文章独辟蹊径的考生，使优秀文章的文体失去正统格式。

        支持峒曾的江西籍官员只有旷鸣鸾一人。旷鸣鸾与峒曾本不相识，只是他的生也参加了江西省岁试，得知峒曾一视同仁后，他表示赞赏，拉拢了多位江西官员帮峒曾说话，其他人对峒曾的中伤才稍微缓解。

        峒曾的朋友也积极为他辩护。徐石麒告诫主事者说，如果这样的人都要定罪，官员怎么保持正直？在朝的其他好友马世奇、徐汧也全力帮他说话。

        在唇枪舌剑的论战中，吏部做出裁决，判定侯峒曾为官期间清廉执政，政绩优异，才平息了纷争。

        他侥幸逃过一劫，但他的官场朋友一个个陷入了危难。从上到下，朝廷的风气仿佛颠倒了黑白，他虽在地方为官，心里的疏离感却越来越强烈。他的同僚黄道周、解学龙先后陷入“党争”的旋涡，触怒龙颜，遭到廷杖和充军广西的惩罚。当解学龙去老家江苏兴化告别家人时，峒曾派使者带着自己的信前去看望；当黄道周戴着枷锁路过江西时，峒曾赶去和他见面，一直送他到省界。峒曾知道，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一次次清洗后，朝廷再也没有正直人士了。

        他心情抑郁，疟疾又一次发作，头晕目眩，腹泻不止，他形容自己的感受如同“千刀搅腹，粒米断牙，有骨如柴，有气如线”。他卧病在床，每天服药，几乎无力再起来。医官为他诊断，说他积劳成疾，火气太重，必须彻底抛弃公务才能康复。江西官民只看到他一副精力过人的样子，无人知晓他的身体如此孱弱。

        他的假期不多，和大部分文武百官一样，按照旬休制度，每十天才能休一天假。在元旦、元宵、冬至三大节日，他才能享受多一些的假期。元旦，他可以从大年初一开始放假五天；元宵节，从正月十一开始放假十天；冬至，从当天开始放假三天。除了回乡祭祖、长辈去世等事假，他很难再请假，想休病假更难。

        以他四品官的资历，想请病假，要通过烦琐的手续向上级报告，得到批复后检查病情，递交医院开的证明，等待皇帝批准。在江西为官期间，他至少四次上书给两台（藩台和臬台，即掌管行政的布政使和掌管监察的按察使），称自己积劳成疾，希望告病还乡。他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因为他不是家中的独生子，按规定只有独生子才能以奉养父母为由辞官。上级反应冷漠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官场上，流行一股假借养病以规避是非的风气，动辄称病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峒曾的告病疏文难免得不到重视。

        官场难为，儿女成人，他更加怀念温暖的家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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