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几十年间，他们正在经历六百年来的最低气温，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小冰川期”。反常的气候带来了频繁的旱灾、蝗灾、瘟疫。

        人们已经感受到，十年一小荒，五十年一大荒。上一次江南大旱时，侯峒曾兄弟尚未出生。这一次，江南完全失去了水乡的湿润，大旱持续了四年，比五十年前严重得多。1642年是旱灾的第四年。之前的一整年，从春天，到夏天，再到入秋，一场雨都没有下，烈日当空，河道干枯，河床干裂，凿井不见水。旱情严重，粮食歉收，除了因为反常的气候外，也有水利设施失修、河道缺乏疏通的原因。

        伴随大旱和高温而来的是蝗灾，这次蝗灾空前严重。遮天蔽日的蝗虫从北方飞来，将麦苗、稻谷、棉花和竹子、树木的叶子啃得一干二净，随后在田里产卵。乡间房屋的墙壁上爬满了好几层蝗虫，路上的行人用扇子遮着脸，结果扇子和衣帽上沾满了沉甸甸的蝗虫。百姓没有解决的办法，急得流泪。官府贴出布告，发动百姓用网子捕捉蝗虫。农民用米袋装了一袋又一袋蝗虫，拿到城里的官府门前排队换米。

        蝗灾直接导致庄稼颗粒无收，入冬后粮食储备不足，粮价飞涨。几天之内，每石大米的价格从本来就昂贵的二两银子暴涨到五两银子，市面上一只鸡的价格比一名妇女的身价还要高。官府能做的仅仅是按户分发少量钱粮。大家小户的百姓都面呈菜色，富裕的人家可以吃陈米、豆麦，贫苦农民只能吃糠秕、榆树皮、草根，有的人直接吞棉花，差点噎死，甚至有人在将死之人的身上割肉吃，或者“易子而食”——官府对吃人肉的现象明令禁止，施以重刑，却无法根绝。

        旱灾、蝗灾过后，瘟疫随之而来。侥幸逃过饥饿的人在瘟疫的摧残下，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体质孱弱的老人和儿童尤其难逃一死。河沟里不时可见僵直的尸体，郊外新挖的坟坑数不胜数。黄昏日落，举目四望，处处是人鬼混杂的恐怖景象。外出的人每天都在桥边、路旁、城门外见到死尸，或者在昏暗的光线下从僵硬的尸体上踏过。见的死尸多了，渐渐也都不怕了。

        经历了饥饿和瘟疫还能坚强活下来的人，也如同活鱼入了温水锅，因为还有一件事在等着他们。

        由于东北边疆形势不稳，国库支出浩大，朝廷再次向全国百姓加派粮饷。嘉定县得到命令，本县百姓要比平时多缴纳五万余石稻米。

        前文已提过，嘉定地理环境特殊，不适宜种稻米，农民大多种植棉花和黄豆。需要缴纳稻米的时候，农民要先将棉花织成棉布，把棉布运到镇上卖掉，换成银子，再拿着银子到产米的镇上买稻米。近几年，由于连年大旱导致河水断流，舟楫不通，十里八乡的农民只能用骡子驮、用肩膀担，辗转上百里地。棉布、银两、稻米几经流转折合后，结果是“籴之则嘉定一石比旁县之二石，兑之则嘉定二石不及旁县之一石”。粮食折银在不同的地方也不尽公平，江北的泗州、桃源等地的稻米每石折银五钱，但嘉定每石稻米折银九钱。沉重的负担、额外的损耗、朝廷的不公正，让嘉定百姓心灰意冷，纷纷背井离乡去逃亡。

        朝廷的催缴日益急迫，史可法奉命督办苏州府的漕粮事宜。赶上嘉定的县令期满离任，新任县令还未上任，史可法便安排苏州府推官倪长圩代管嘉定。

        面对荒芜的田地、炊烟断绝的村庄、壮丁逃难后剩下的老幼病残，倪长圩知道，官府纵然施行威压，也无济于事。当侯岐曾去拜会他时，他与岐曾对谈，向岐曾请教如何在这种惨境中做到“名实两得”。岐曾回答说，想办实事，就要抛弃“利”字，实事办成了，名声随之而来。当倪长圩问岐曾具体怎么做时，岐曾劝他先把县衙库存的两千两银子捐出来为民办事。

        在嘉定百姓的哀求下，倪长圩上书户部，请求宽限时日，申请将稻米折银缴纳。户部担心误了收缴漕粮的期限，不答应折银，只允许用一部分黄豆和麦子代替稻米。倪长圩派人去江北购买黄豆和麦子，与稻米搭配，勉强凑足了应缴的数额。

        接下来，倪长圩发动本县缙绅捐助，暂停河渠工事，节省开支，全力赈济饥民。他捐出自己的俸禄，俸禄不够用时，他拿出县衙积攒的犯人赎罪资金，开设多处施粥厂；他担心贫弱百姓不来吃粥，定下“给钱法”，以赈济尽可能多的饥民。在他的安排下，全县缙绅都参与到赈灾行动中，其中侯家的姻亲、举人龚用圆每天早出晚归，带人挨家挨户核查，确保惠民政策有条不紊地落实。

        此事刚发生时，侯峒曾还在江西为官。他卸任回到嘉定时，事情还没有结束。城内的官绅商议继续向朝廷上疏，向大家族募捐，侯家也捐出一些银两。除了捐款，峒曾开始想其他办法。

        他给史可法和户部写了一纸长文，不讲任何客套话，请求重新将嘉定的漕粮折成银两。他详细讲述了嘉定折银的曲折历程、天灾蝗灾导致民不聊生的困境，言辞越发激动。

        让不产稻米的地方交纳稻米，会导致更多的花费。他给官员们算了一笔账：

        一、缴纳粮食，要置办几百艘运粮船，至少花费三万七千四百两银子；

        二、缴纳粮食，要养一支运输队，供给他们口粮，要支出一万四千九百两银子；

        三、要缴纳粮食，还要建设粮仓。嘉定的粮仓早已荒废，重建粮仓，要花三千一百两银子；

        四、要运输粮食，必须保证河道贯通。嘉定水道虽多，但一一疏浚，要花四万三百两银子。

        加起来是九万五千余两银子。他问道，这些资金是官府出，还是百姓出？

        接着，他给户部官员算了另一笔账。嘉定自万历年间折粮为银后，每年要给朝廷上缴十六万两银子。东北和西北的战事加重后，朝廷的压力空前加剧，向各地加派“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全国的“三饷”总额加起来有两千多万两银子，其中嘉定要承担十余万两银子。常规的赋税与加派的“三饷”合起来，嘉定每年要上缴将近三十万两银子。区区一个县缴纳的数额，堪比其他地方的一个府。

        他不客气地说，自己虽然不是高级官员，但也知道东北战事的巨大支出。只是二十年来，朝廷举全国之力支援东北战事，却从没听说哪怕训练出一支精锐善战的部队，哪怕有一座城池能从清人手中夺回。

        忠臣之谋国，惟其信而已。信于君而不信于民，虽甚利勿举。信于民而不信于君，虽无利犹将行之。

        他质问户部官员，向嘉定征收稻米这种不信于民，也不信于君的事，为什么还要一味坚持？

        他收到了回复。户部官员冷冷地回道，此前嘉定的漕粮已经折过银两，不能再折，以麦子代替稻米只是权宜之计，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意味着，当下一次缴纳漕粮时，嘉定还会遇到同样的题。只有朝廷答应漕粮永远折合成银两，才能解决嘉定百姓的困境。

        本地官府和侯峒曾都尽力了，可嘉定的漕粮折银一事仍没有解决。

        倪推官与本县乡绅商议几次，依然无计可施。侯峒曾分析道，万历和天启年间，他的曾祖父侯尧封、父亲侯震旸都参与过嘉定折漕事务，之所以处理得比较顺利，原因之一是当时朝廷法令相对疏松，国库相对充裕，并且当时在朝为官或寄居京城的江南同乡很多，愿意为家乡排忧解难。现在，内忧外患导致朝廷支出巨大，国库空虚，补充军需已成燃眉之急。江南籍的正直官员几乎全部离开了北京官场，无法为家乡申辩。户部官员虽体谅嘉定的难处，但不愿出手相助，以免惹上麻烦。事关重大，他建议挑选精通漕粮法规的人，直接去北京朝廷上疏，请求漕粮永远折银。

        除了要赶考的读书人，没有人愿意去此时的北京。

        从嘉定到北京，陆路有三千四十里，水路有三千七百二十五里，单程至少花一个月。沿途要经过淮、泗、齐、豫多地，流寇往来，盗贼丛生，一不留神就会遭遇不测。

        即便平安抵达北京，也要面对蔓延的流行病。北京的流行病和南方的疟疾不同，主要是鼠疫，也叫黑死病。北京城中，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老鼠的尸体，多到可以堆成小山，患上鼠疫的人脖子粗肿，面目膨胀，只能痛苦地呻吟，随时可能丧命。

        巨大的风险让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本着自愿的原则，倪推官和嘉定乡绅一起选出的赴京代表，是五十岁的张鸿磐、二十八岁的侯玄汸和另一名乡绅申荃芳。他们是读书人，品行端正，熟悉钱粮事务，且没当过官，算是平民的代言人。

        张鸿磐是侯家的好友，家住南翔镇。从南北二京，到北方的齐、鲁、豫，再到南方的楚、浙、闽，他几乎走遍天下。他重道义，好交游，家中虽非豪富，但宾客往来不绝，自年轻时就与钱谦益、“嘉定四先生”、侯峒曾兄弟为至交。天启末年，嘉定胡县令因得罪魏忠贤被捕，正是张鸿磐筹集了上千两银子，赶赴京城，将县令营救出狱。他虽没有举人或进士的功名，却崇尚经邦济世，热心公共事业，对兵事、农业、钱粮等时务了若指掌。

        玄汸是侯岐曾的长子，是侯家“六龙”中的老大。他是本县难得的熟悉钱粮、水利等实用学问的年轻人。他关注民间疾苦，曾经在黄淳耀的支持下，主持成立了慧香社，组织信众捐资济贫。他在妻子杜氏病亡多年后，续娶了苏州的名门闺秀宁若生，但还没有子嗣。家人为他担心，但无法阻拦他。他的参与，更多地代表了侯家几代人对地方事务的责任。

        他们的疏文是全县耆老、名流合力斟酌写成的。不像侯峒曾写给户部官员的信那么言辞犀利，这篇疏文是呈送皇帝的，语气以哀求为主。在疏文中，他们讲述了嘉定的艰难处境。纵然他们愿意支援国家，补充军需，无奈有心无力。他们讲了百姓的苦楚，士大夫的努力，苏州府倪推官的义举，只希望“漕兑永永全折”。

        嘉定全城出动，官民夹道，送他们上路。黄淳耀用两首送别诗，向他的朋友们致意，称赞他们的功德，也为他们担忧。

        面对父老乡亲的重托，张鸿磐也以两首诗拜别众人：

        京尘誓绝素衣裳，黾勉兹行为梓桑。

        斥卤青黄空极目，灾伤殣馘正相望。

        呼庚势亟纶三至，叫阖功深泪万行。

        敢谓噬脐成畏怯，男儿热血在心肠。

        炎歊五月气如蒸，病骨长驱暗自惊。

        父老扶携增涕泗，邦君慰送若生平。

        惭云识路休遗老，妄冀回天只恃诚。

        他的言辞中充满焦虑和责任感，没有一丝轻松。

        他们三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目的，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但还是带着嘉定百姓的嘱托上路了。

        酷暑夏日，他们带回了胜利的消息。嘉定漕粮终于可以“永折”。

        嘉定百姓长舒了一口气。他们感激推官倪长圩的功德，在他接受新的任命调走后，为他树碑立祠，奉若神明。

        嘉定漕粮折银一事，从万历年间定下规矩，每年申请，几经周折，到崇祯十五年，终于获准永折，花了嘉定官民整整六十年。六十年里，从侯尧封、侯震旸，到侯峒曾、侯岐曾，再到侯玄汸，侯家几乎每一代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从北京死里逃生回来的侯玄汸，回到家乡后，深感时局的动荡，和家人透露了买田隐居的打算。当他看到亲戚们丝毫不关心国事，依然沉浸于奢华的宴会时，心情更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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