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推翻了汉人的王朝，汉人将自己的文化带给了满人。早在改朝换代后的第三年，清朝就重新开科取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走上仕途，为国家的良性运转贡献智慧。清朝皇帝虽来自异族，但在治理国家上展现了出色的才能。他们对汉族制度、文化的推崇，让越来越多的汉人产生了认同感。

        侯家的好友陆元辅去北京设馆授业时，玄泓的儿子侯荣已经改名侯开国，随他一同在京城游历。侯开国进入国子监读书，外界对他的评价皆是“读书不求仕进”。他在父亲玄泓去世后，担负起奉养继母莫氏和弟弟的责任。作为忠臣的后代，他谨记侯家的门风，将祖辈的节义精神融于自己的诗作，“称名山水，凭吊古墓，伤悼骨肉”，形成与当时诗坛不一样的风格。

        他们在京城交往的朋友中，有汉人，也来自山海关外的满人。无论汉人还是满人，都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尊重。

        朱彝尊是他们的汉人朋友之一，同样来自江南，明亡后参加过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不仕。在康熙十七年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后，受到重用，筹备编修《明史》，并编修文学丛书《明诗综》。在《明诗综》中，他心怀敬意地收录了侯峒曾、侯岐曾、侯玄演、侯玄洁、侯檠、夏淑吉、姚妫俞、盛韫贞、章有渭等多名侯氏族人的诗篇。

        纳兰性德是他们的满族友人。他来自权臣之家，爱好汉族文化。“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当饱含汉语文化精华的诗句从异族人的口中吟出时，相信没有人再顽固地把“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放在首位。纳兰性德钦佩陆元辅的学问，两人亦师亦友。在陆元辅等多名汉族大儒的鼎力支持下，纳兰性德主持编辑了一套一千八百卷的儒家著述《通志堂经解》，其中有两部署名纳兰性德的著作都是由陆元辅代笔的。

        当侯开国向朋友们声称，他要“述祖德，守先业”，在嘉定县城的侯氏故宅建一座书房“凤阿山房”时，朋友们的热情似乎比他还高。凤阿山房选址在侯家院内的叶池岸边。叶池是侯玄汸、侯玄泓年少读书处，也是侯峒曾和侯玄演、侯玄洁罹难的现场。多位画家朋友依照他的设想，为凤阿山房绘制了景观图。朱彝尊为他题写了门额，嘉定的朋友们纷纷写诗撰文，表达对凤阿山房的兴趣。他们的热情，既来自和侯开国的友情，也是向侯氏家族致敬。

        以陆元辅、侯开国为代表的嘉定读书人，将嘉定文学推向新的高度，一时间人才辈出，出现了“嘉定六君子”（陆元辅、赵俞、张云章、张大受、张鹏翀、孙致弥）和“疁城八子”（侯开国、赵俞、孙致弥、王畮、张云章、王度、张僧乙、李圣芝）的新气象。

        只是，纸墨书香没有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玄泓的儿子侯开国、侯棠、侯莱，玄汸的儿子侯来宜，侯开国的儿子侯铨、侯永、侯焘，黄淳耀的儿子黄?，陆元辅，苏渊，这些抗清领袖的家人、门生，生活无不陷入困窘。他们或者在学校读书，领取微薄的官府补助，或者去大家族教书赚取薪水，业余写字卖画。侯开国的凤阿山房最终没有建成，多半是由于资金不足。

        他们成为另一种遗民：读书，但不科考、不做官；与文人、官员有来往，但与政治保持距离。孤独坚守的个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懂得。从现实来说，他们有权追求富足的生活，而作为忠臣的后代，他们又要在新朝廷洁身自好。

        从后世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坚守的不易：侯开国在康熙初年受封六品州同，但没有赴任，侯来宜成为“吏部候选”后也没了下文；陆元辅参加康熙朝“博学鸿词科”考试前，梦见黄淳耀在他面前写下“碧血”二字，他大受震撼，在考试中发挥失常，从此不再参加科考；黄淳耀的儿子黄?参加清朝的院试前，莫名其妙地被病魔击倒，口鼻冒血，从此放弃科考；龚元侃与侯蓁宜的儿子龚概采参加院试时，提学官念及他是忠臣后代，想给他优待，结果他回答：“我岂敢以祖宗碧血为子孙青衿地耶？”终身不再应试。

        一件件看似偶然的事件，编织成一种必然。后世费心搜集他们“绝意仕进”的种种传闻，报以称赞的口吻，然而谁能理解他们内心的纠结？这几乎是无法摆脱的命运。先人的精神笼罩着他们，让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心底一定经历了挣扎，但最终选择了坚守。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平定了南方的“三藩之乱”和台湾郑氏政权，将台湾纳入帝国的版图。各地汉人的反清情绪逐渐平息，没有人再“不识时务”地公然与朝廷作对。结束了顺治朝十八年和康熙朝初年的艰难生活后，百姓享受到政治稳定带来的安宁与繁荣。

        嘉定经过休养生息，成为吴地巨县，百姓的生活也恢复了平静。昔日的诸翟镇龙江村，改名紫隄村。夏天，蟠龙江两岸紫薇盛放，倒映在水中，整个村庄变成一片紫红色。南翔、罗店、大场等市镇店铺林立，贸易发达。“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教化嘉定食娄塘，武举出在徐家行。”民间流传的俗语，见证了岁月承平后的繁荣气象。

        也是在这一年，三十岁的康熙皇帝第一次离开紫禁城向南巡视。他的儒雅、包容得到江南官民的肯定。百姓听说他常常微服私访，去曲阜孔庙祭拜孔子，悉心考察地方官员，监督黄河水利工程，为江南读书人增加入学名额。不仅如此，他还去南京祭拜明孝陵，抚恤明朝皇室的后裔，表达对明朝的敬意。值得一提的是，康熙皇帝在接下来的一次南巡过后感染了疟疾，但他借助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奎宁），治好了自己的病。从此，疟疾在中国有了彻底的治愈方法。

        在后续几次南巡中，康熙皇帝更加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推崇，对明末忠臣的尊敬，对平民百姓的体恤。“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江南的绅衿军民也用“张结彩幔、夹道跪迎、感恩叩谢、欢声雷动”的场面欢迎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

        在嘉定，这一年还有另一件大事。继上次修志仅仅十年后，嘉定县又一次续修地方志。时为山西闻喜县令的许自俊和名列“嘉定六君子”的陆元辅、孙致弥（孙元化的孙子）、赵俞，以及侯家人侯开国，参与了地方志的编纂。

        续修的县志规模不大，一共五卷，单是《艺文志》就占了两卷。从《艺文志》可以看出，官方对明末忠臣的态度更加宽容了。在嘉定守城抗清过去整整四十年后，县志收入了第一首公开悼念黄淳耀兄弟的诗。虽然没有直接悼念侯家的诗文，但《艺文志》收录了侯家友人、诗人计东写的一篇《上谷宗祠记》。文中以侯家重修宗祠为切入点，记述了侯家从侯尧封、侯震旸，到侯峒曾、侯岐曾，再到侯玄汸等几代人的功德传承，以及侯家几代妇女“为天下妇女师法则”的节烈事迹，赞扬侯家的节义与文章并举，认为侯家的文学风气带动了整个嘉定，使“东南人士稍知读书”。相比十年前修志时的隐晦笔法，编撰者对侯家的忠正门风表示极大赞扬，找到了政治立场的平衡。

        在日渐松动的政治环境下，嘉定知县奏请朝廷为侯峒曾、黄淳耀立祠建庙也就顺理成章，陆续获得朝廷的批准。继“二黄先生祠”建立后，雍正三年（1725年），朝廷应允嘉定官府的申请，批准侯家的宗祠改为“三忠祠”，专门祭祀侯震旸、侯峒曾、侯岐曾父子三人，每年春秋举行宗族祭祀和官民公祭。

        “八十年来公论定，绰楔再峙修烝尝。”祠的建立，证明侯家在守城抗清八十年后，终于受到官方的认同。

        将明末忠臣的地位推上高峰的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清朝建国已经上百年，政治安定，社会繁荣，出现了史家笔下“康乾盛世”的局面。乾隆皇帝将自己视为儒家圣贤的后裔和华夏共主，将道德教化提上日程，大力表彰忠贞的明朝臣子，为天下树立“忠”的榜样。

        乾隆初年，耗时四十年的《明史》纂修完毕。《明史》记录的明末嘉定抗清人物中，只有侯峒曾和黄淳耀两人专门列传，这是莫大的荣耀。值得注意的是，《明史》中有关侯峒曾家族的传记，是侯家的友人汪琬所撰，他在《拟明史列传》中，为侯震旸、侯峒曾、侯岐曾父子三人分别立传，称为“侯氏三传”。但由于篇幅限制和主题忌讳，如他自己预料的，侯岐曾的传记最终没有收入《明史》。侯峒曾的传记附录了随父死节的侯玄演、侯玄洁兄弟，名垂青史。

        同时，黄淳耀的文学成就也受到巨大肯定。在乾隆皇帝钦定的明朝八股文八大家中，黄淳耀名列其中。乾隆皇帝认为，黄淳耀对四书经义的研究和阐释，“清真雅正，词达理醇”，堪称“有明三百年一人”。

        与此呼应的是，嘉定县在乾隆初年又一次编修县志。参与编纂的十六名读书人名单中，有两位侯家的后人，即侯开国的儿子侯焘和孙子侯肇基。这一次，不仅侯峒曾、黄淳耀受到世人的敬仰，参加守城的其他乡绅也受到赞誉，包括侯家的亲家龚用广、龚用圆、龚用厚、龚孙玹都以殉国之名供奉在忠孝祠，随夫殉节的女眷也进入烈女祠。

        嘉定城东的二黄先生祠前，城西侯氏故宅的三忠祠前，城外的西林庵内，侯家的叶池岸边，一个个读书人来此怀古，回味上百年前的激荡风云，纪念他们从没见过的前人。

        “德修于己，而道根于心，故穷达一观而险夷一致。”“嘉定六君子”之一赵俞翻阅黄淳耀的《自监录》《知过录》，明白黄淳耀的死是出于“本分”，并不是刻意追求青史留名。

        “一自丹心焚劫火，百年磷焰照寒漪。”嘉定的读书人站在荒草丛生、太湖石倾翻的叶池边，缅怀侯氏父子的殉国义举。

        “为国能拼应共许，此生徒掷亦堪嗟。”国家与个人，生存与死亡，侯家的抉择也让一些人感到纠结。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冰颢月。壁立万仞，发引千钧。渊乎有得，蔼乎可亲。成仁取义，行所无事。儒者之勇，可师百世。”嘉定学者钱大昕站在黄淳耀的画像前，看到了儒生的品质。他以两千多字的篇幅，详细记录了侯、黄率众抗清的斗争，上百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皇帝下令厘清明清之际的史实，编撰明朝殉节忠臣的名单，定名《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囊括了明初建文朝、明末崇祯朝以及弘光、鲁王、隆武、永历等几个南明朝廷中忠君殉节的臣子，共一千六百余人。侯峒曾和他的朋友黄淳耀、夏允彝、夏完淳、夏之旭、陈子龙、杨廷枢、顾咸正、顾咸建、徐汧、徐石麒、史可法、张锡眉、章简，以及其他明朝忠臣孙承宗、张国维、吴昜、张煌言、沈廷扬、黄斌卿、刘曙等人的名字皆在其中。他们有的是官绅，有的是青衿，有的曾是朝廷眼中的贼寇，因为“忠义”这一关键词，他们拥有了共同的人格，列入地方祠庙供奉。

        没有得到官方敕封的，也受到民间的尊重。比如，侯岐曾的后人私谥他为文节先生，侯玄演私谥孝烈，侯玄洁私谥孝毅，侯玄瀞私谥孝隐。

        乾隆皇帝在褒扬忠臣的同时，翻检建国初期道德上“大节有亏”的臣子，编纂了一部《钦定国史贰臣表传》，简称《贰臣传》。

        《贰臣传》收录了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一百五十多人。他们为清朝统一天下做出了贡献，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忠于明朝君主，所以称为“贰臣”。

        这些降臣全部已不在人世，有些人的子孙继续在朝为官。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分别被编入甲、乙两编。列入甲编的人，大多在降清后竭力效忠、立下汗马功劳，比如洪承畴、祖大寿。正是由于他们归顺后南征西伐，驰骋沙场，才保证了清朝能在短时间内一统华夏；乙编的名单中，有归顺后举棋不定的，比如钱谦益、吴伟业，有徇私枉法的，如土国宝，有道德败坏的，如冯铨、龚鼎孳。

        从前抗清的，开始受到推崇，得到敕封；从前降清的，全部成为政治上无法翻身的“贰臣”。

        乾隆年间，侯开国的儿子侯焘、孙子侯肇基是侯家最后两代参与编修县志的族人，也是最后两个在尘封的史料中留下痕迹的侯家后人。侯家后人大多离开了嘉定，侯焘、侯肇基搬到宝山，侯铨随妻室迁到无锡，还有的改名换姓无迹可寻。值得注意的是，侯肇基的母亲是张锡眉的孙女。这侧面证明，时隔三代之后，侯家依然与守城殉国的家族有来往。只是，没有功名，没有权势，也就失去了振兴家业的可能。

        当侯焘从朋友陈智周的书房看到几封泛黄的署名黄淳耀的信时，两百多年前的往事变得鲜活起来。陈智周的书房，是黄淳耀的故居。信是陈智周的门人私下收藏的，是黄淳耀在世时与侯峒曾、侯玄演等人日常往来的手札。玄演、玄洁是侯焘的伯祖父，侯峒曾、侯岐曾则是他素未谋面的曾祖父。侯焘面对先辈的手迹，虽然隔了两代人，他几乎立刻就能判定信的真实性。

        乾隆朝之后，在嘉庆、光绪、民国时期，嘉定又三次编修县志，编者名单中再也没出现过侯家人的身影。在历史的舞台上，侯家人谢幕了，侯家的抗争、劫难与衰微却如一出出戏剧，刚刚拉开帷幕。他们告别了历史，但是，历史没有忘记他们。从此，侯家的故事流传在官方的记录和民间的述说中。

        从清朝中后期，到清末民国时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地方志和各种史书、文学作品中，侯家殉国抗清的故事不断得到演绎，侯峒曾、黄淳耀成为忠义爱国的民族英雄，相关的历史遗迹得到官府的大力修缮。尤其在明朝灭亡两百多年后的清朝末年，当又一股猛烈的“反清”潮流兴起时，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下，侯峒曾、黄淳耀、夏完淳等人的抗清斗争幻化成一面革命旗帜，覆盖了一层层“民族主义”外壳。历史想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嘉定三屠”成为一个无人亲身经历，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主题。热闹的演绎与寂寥的真实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一切，已经与真实的侯家无关。“忠义爱国”的背后，是世人难以承受的分量。

        江南的河水流动了上千年，江南的人、房屋、田地继续漂浮在巨大的水面上，看似不变的景观每一刻都在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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