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从华盛顿飞往迈阿密的航班上挤满了乘客，喧嚣不已。不过，转去哈瓦那的飞机上却几乎空无一人。伊恩·弗莱明出现在我身边之前的这段时间，足够我思考有关埃德加·胡佛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事了。

        把我送进托尔森副局长的办公室后，甘迪小姐又待了好一会儿，直到确定我坐的是专为宾客提供的椅子，而非托尔森先生的“专座”，然后才近乎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轻轻带上房门。

        我花了一分钟时间环视克莱德·托尔森的房间：这是一间典型的华府官僚办公室，墙上有不少展示托尔森与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年少的秀兰·邓波儿在内各色名流握手样子的，彰显其身份威望的照片，也有许多埃德加·胡佛向他颁奖授勋的照片，甚至还有一张他在好莱坞面对电影镜头一脸紧张的照片——当时的他，显然是在为某部以联邦调查局为背景的电影或是纪录片担当顾问。而胡佛的办公室布置则与这种贴满照片的风格明显不同。我记得那儿的墙壁上只有一张照片：前任司法部长哈伦·菲斯克·斯通的标准像。1924年提名胡佛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正是这个斯通。

        副局长办公室里，并没有任何克莱德·托尔森与埃德加·胡佛亲吻或是握手的照片。

        自20世纪30年代起，坊间便有传闻暗讽胡佛是男同性恋，且与他手下最为心腹的副局长克莱德·托尔森之间关系暧昧。甚至还有一些人公开发表文章提及此事，尤其是有个署名雷·塔克的撰稿人，曾经在《矿工杂志》上就此发文。我身边那些与局长及其助手相识多年的人，都认为这些流言蜚语纯属胡扯。我也这么觉得。埃德加·胡佛是个听妈妈话的乖宝宝——他曾经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直到他四十二岁那年为她送终。据说胡佛和托尔森都是性格羞涩内向的人。除了工作之外，他们几乎与社会格格不入。不过，即便在我跟局长大人面谈的短短数分钟里，我也隐隐感受到了他那如长老会主日学校般不容一丝差池的严谨。冲着这份严谨，那种传闻中的“私密生活”，发生在他身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从理论上说，无论是我的个性还是我在秘密情报处接受的训练，都造就了我“评估他人”的专长——也就是通过接近某个可能是潜伏特工的家伙，透过其精心编织的掩护身份，评估其真实性格。但是仅凭与胡佛的数分钟面谈以及在托尔森办公室里的短时间逗留，就想了解这两人的一切是荒谬的。不过从那之后，我倒是再也没有怀疑过局长与副局长之间的关系了。

        瞻仰完托尔森办公室的墙壁，我翻开了海明威的档案，开始阅读起来。胡佛特批我阅读它们的时间只有两小时。其实整本档案并不算多厚，但是要换成别人，想读完这些密密麻麻的跟踪报告以及从印刷品上撕下来的书页，的确要用掉整整两个钟头。而我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把所有内容烂熟于心了。

        1942年，我尚未听说过“过目不忘”这个术语，但我知道自己是有这天赋的。这不是技巧。我从来都没学过，却能丝毫不差地记住文字内容或是复杂的画面，并能在回忆时精确地在脑中加以回放。这是我的天赋。或许这就是我不喜欢看那些虚构故事的原因吧——记住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将每一句话语每一幅画面都铭记在心，实在是令人厌倦的负担。

        欧内斯特·海明威先生的档案读起来并没有太多趣味。其中有一份标准的生平经历档案。根据经验，我料定其中谬误百出：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生于伊利诺伊州橡树园(当时那里还只是一座位于芝加哥城外的孤零零的村落)。据记载他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二，但他那些兄弟姐妹的名字却完全没有记录。他的父亲名叫克拉伦斯·埃德蒙兹·海明威，而职业一栏填写的是“内科医生”。他母亲的娘家名是格雷斯·豪尔。

        关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早年经历，档案中几乎毫无记载，只是写着他毕业于橡树园高中，曾在《堪萨斯城星报》短暂工作，并试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档案中有一份“驳回服役申请通知书”的影印件，原因是海明威有“视力缺陷”。通知书上最后一行字显然是联邦调查局某人的笔迹：(此人)以救护车驾驶员身份加入红十字会——赴意大利——1918年7月，在福萨尔塔迪皮亚韦被迫击炮炸伤。

        个人简历部分包括海明威的婚姻信息：“1920年与哈德利·理查森结婚，1927年离婚；1927年与波林·普费弗结婚，1940年离婚；1940年与玛莎·盖尔霍恩结婚……”

        “职业与雇佣关系”一栏的内容颇为简短：“海明威声称以写作为生，已经出版了《有钱人和没钱人》等小说。”

        1935年，这位作家似乎就已经成了联邦调查局的重点关注对象。那一年他为左翼的《新大众》撰写了一篇以《谁谋杀了退伍军人》为题的文章。在(被剪下来夹在机密档案中的)这篇两千八百字的文章里，海明威描述了1935年劳动节席卷佛罗里达群岛的飓风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这场飓风，是20世纪最强烈的一次，造成包括近一千名居住在工棚里的“民间护林保土队”工人在内的大量民众伤亡，而遇难工人当中绝大部分是退伍军人。显然，海明威是第一批乘小船到达受灾地区的人士之一，而且他似乎很乐于描述两具女尸的模样。“(她们)赤身裸体，被洪水冲到树上，浑身水肿，散发着恶臭，乳房如气球般肿胀，两腿中间爬满苍蝇。”不过，文章大部分篇幅都是对政客和华府官僚们的抨击——正是这些人将工人们推入了危险境地，又在风暴到来时救援不力。

        海明威写道，飓风来临之际，像是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富人、游艇享乐者和休闲渔夫远远地离开了佛罗里达群岛，以求他们的游艇和财产免遭灾难。可是退伍军人们，尤其是那些家徒四壁的老兵。他们只是芸芸众生，生活失败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唯一财产就是生命。海明威是在指控官僚们犯有过失杀人罪。

        档案中有一些跟踪报告，但都只是些跟踪监控别人的报告影印版。大多数被监控对象都是参与到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特工、苏联间谍，或者双面间谍。海明威的名字只是在这些报告中被提及了几次。1937年，诸多左翼情报人员蜂拥潜入马德里，相比之下，海明威在这之中的分量在我看来不值一提。海明威当时在盖洛德酒店居住，其获得“信息”和资料的主要来源是一个叫米哈伊尔·库尔特索夫的年轻人。库尔特索夫智慧过人，是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撰稿人。这位作者提供的所有信息，都被海明威视作真理。

        档案里还有其他报告警惕地指出，海明威参与了宣传片《西班牙土地》的拍摄制作。这位美国作家为该片充当旁白，并且在左翼分子参加的筹款活动上发表演说。但在我看来，这些并不能算是破坏性行为。自经济大萧条高峰期开始，三分之二的好莱坞明星和九成的纽约知识分子都在为马克思主义奔走发声。如果说海明威跟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没能第一时间赶上这一潮流。

        档案中最新的记录，记载着海明威与左翼人士接触的情况，其中包括一份上个月联邦调查局在墨西哥城的搜查记录。海明威和他老婆当时正在那里拜访一位前去度假的美国富豪。如汤姆·迪隆般的特工们将那位富豪描述成“左翼炮制的诸多富人傀儡之一”。我对他们说的这个富豪有所了解。两年前，我曾经亲自调查过他，但当时的背景与现在完全不同。其实此人并非任何势力的傀儡，只不过是在其他富翁度日如年的经济大萧条时代，凭借自身敏锐的头脑发家致富，并且依然在试图找寻一条实现“心安理得”的捷径罢了。档案的最后是一份备忘录。

        发信人：驻古巴哈瓦那特工R. G. 雷迪

        收件人： 华盛顿司法部大楼，联邦调查局，埃德加·胡佛局长

        比赛中，他曾经在一位友人面前介绍我是“盖世太保”。在那种场合下，我并不喜欢被别人这样介绍，于是他很快又改口说我是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领事……

        我不禁放声大笑。接下来，这份备忘录还描述了海明威最近一次与使馆首席秘书罗伯特·乔伊斯见面，提出他那个建立反间谍网络的计划的情景。但这位姓雷迪的特工总是会重复提起他在海阿拉回力球比赛上被海明威“羞辱”的事。其实联邦调查局本就是美国版的“盖世太保”，而那次介绍却让雷蒙德·雷迪恼怒至今。他这份故弄玄虚的局内备忘录，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着这种意欲报复的情绪。

        我摇了摇头，想象着充斥赌球者叫喊声和击球声的回力球赛场上那番彼此介绍的情景。胡佛先生说得没错。如果我不多加小心的话，没准儿真会被这个作家给迷惑了呢。

        “约瑟夫？约瑟夫，老伙计，一看见你的脑袋我就认出来了。老伙计，你还好吗？”

        我当即就认出了这副嗓音——这种吐字清晰却又有些语调拖沓的“牛桥”式低沉嗓音，一听就知道是那个擅长自寻其乐的家伙。

        “你好啊，弗莱明中校。”我抬起头，看着眼前这身材瘦长的伙计。

        “老伙计，约瑟夫，你还是叫我伊安吧。还记得吗，在训练营的时候你都是叫我伊安的。”

        “好吧，伊安。”我说道。我俩上次见面已经是一年多之前的事了，他看上去还是那副德行：又高又瘦，卷曲的头发盖着苍白的前额，鼻子很长，嘴唇的形状一如既往地精致美观。尽管这个季节的天气已经开始回暖，但他依然穿着一身看上去非常昂贵的英式羊毛花呢西装。这件西装的剪裁工艺颇为精良，只是看起来像是给比他重二十磅的人设计的。他正用一支烟嘴抽着香烟，那副叼烟嘴、弹烟灰的样子在我看来就是在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此刻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这小子可千万别坐到我旁边靠近通道的空位上来。

        “约瑟夫，我能坐在你身边吗？”

        “请自便吧。”我把脸从机舱舷窗方向转了过来，窗外绿色的海滩正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湛蓝深邃的海湾。我抬头环视，发现我们所在的四排座椅再无其他乘客。整架飞机几乎空空如也，引擎和螺旋桨发出的噪声足以湮没我俩之间的任何谈话。

        “老伙计，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你要去哪儿？”

        “伊安，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古巴。你又要到哪里去？”

        他朝通道方向弹了弹烟灰，又摸了摸手腕：“哦，我只是途经百慕大回家去。我本以为这一路上都要靠阅读来打发时间呢。”

        如果他是从纽约的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总部经由百慕大回家去的话，完全不用跑去古巴折腾一趟。不过，我明白他提及“阅读”一词的用意。过去三年间，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在百慕大三角区运作的通信监控中心，堪称该组织建立以来最成功的行动之一。南美洲和欧洲之间所有书信往来，包括各国使馆外交人员的信件，都要经过百慕大转发。威廉·史蒂芬森在该岛上建起了一座拦截检查站，对来往信件进行转发、复制或拍照，起用大量密码专家破译各种信息，偶尔还会对发往柏林、马德里、罗马或布加勒斯特的信件进行改写、变造。

        但是，伊恩·弗莱明说出如此不合时宜的话，并非出于这一原因。

        “顺便提一句，约瑟夫，”这英国佬说道，“上个礼拜我还见到威廉了。他让我一碰到你，就代他向你问好。老伙计，我觉得他很赏识你。在他看来，你是最棒的，最聪明的，已经到了出类拔萃的程度。真希望能多一些像你这样脑子灵光反应快的美国同行。”

        我和伊恩·弗莱明中校是在加拿大参加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X营区训练时，经由威廉·史蒂芬森介绍才认识的。弗莱明也是一个深受英国上层(尤其是丘吉尔)赏识的“天才型业余选手”，并因此力压那些更为勤奋努力的专业谍报人员而得到提拔。具体点说，当初发现他并加以重用的并非丘吉尔，而是德国军事谍报局头目卡纳里斯上将的死对头——英国海军情报局负责人约翰·高福瑞海军上将。据我所知，在1939年战争爆发之时，弗莱明三十一岁，是伦敦有名的花花公子，而他家中的委托产业却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此外，弗莱明也是一名典型的英国公立学校生，总是喜欢恶搞，乐于在滑雪陡坡上、开得飞快的汽车中或是漂亮女人的被窝里找刺激。高福瑞上将在这个担任股票经纪人的年轻花花公子身上看到了无穷的创造力，于是便将其招入海军，收进麾下担任他的个人特别助理。后来，在高福瑞的许可下，弗莱明开始放手大干，并提出了许多计划。

        X营区曾经就某些在弗莱明启发下制订的计划展开过公开讨论。其中一项计划，便是组建30号突击队——以重刑犯组成一支队伍并加以训练，派遣他们去德军战线后方执行那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弗莱明的30号突击队中有些成员被派到了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抢夺了好几船先进军事装备。有传言说伊恩·弗莱明还纠集了一批瑞士的占星家，专门忽悠极端迷信的纳粹党人鲁道夫·赫斯，欺骗他说，他的命运就是要推动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和平，以取悦“元首”。此番忽悠的结果便是，赫斯发疯般地独自一人从德国出发飞向英国，在苏格兰跳伞，就此被关进了监狱。他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交代了大量有关德国纳粹政权内部运作方式的细节。

        在X营区执行了三次秘密潜入行动之后，我发现这位伊恩·弗莱明中校是被英国情报部门派到北美来的，目的是协助史蒂芬森，将美国拖入战争。

        “老伙计，从你开始，埃德加派往X营区的那些家伙就都存在着一个问题。”弗莱明还在絮叨，而且居然用“埃德加”来指代胡佛先生，“那就是，那些家伙被派去执行任务时，只接到了‘去看看’的指令。埃德加的手下都很擅长‘看’，但很少有人懂得如何‘观察’。”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其实我比较赞同弗莱明和史蒂芬森关于联邦调查局间谍活动能力的分析。尽管胡佛总是在强调“调查”而非“执行”，但从本质上说联邦调查局就是一个负责抓捕间谍的警察机构。当威廉·史蒂芬森下令在纽约干掉一名纳粹特工时，胡佛先生甚至想要逮捕这位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的领导人。虽然那个被干掉的纳粹间谍负责向德国U型潜艇通报盟军船队航行路线，导致了成千上万吨的货物沉入汪洋大海，但胡佛依然认为史蒂芬森无权违反美国法律。不过，除了一部分秘密情报处特工之外，局里并没有什么人真正把“间谍行动”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逮捕间谍，而不是监视、揭露然后干掉敌人。

        “说起‘观察’，老伙计，”弗莱明说道，“我观察到有个居住在哈瓦那的美国作家可能也要涉足咱们这一行了。”

        我尽量摆出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但我心中的确是吃了一惊。什么？海明威向驻哈瓦那美国使馆的人提出这个想法可还不到一周呢！“哦？”我应了一声。

        弗莱明将烟嘴从嘴边拿开，冲我咧嘴一笑。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约瑟夫，老伙计，吃惊吧？可这是真的。有件事我记不太清了，咱们在加拿大的时候好像谈到过一次。你说你不喜欢读小说。老兄，我没记错吧？”

        我摇摇头。这家伙为什么要为这件事在公开场合与我进行接触？为何史蒂芬森和他的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会对我这次的无聊任务如此关注？

        “约瑟夫，”弗莱明的腔调终于不像刚才那样令人生厌了，这会儿，他的语气更加柔和，也更加严肃，“你还记得咱们曾经谈到过的，‘黄色上将’面对竞争对手最爱用的阴谋吗？”

        “记不太清了。”我答道。其实我记得那次对话。“黄色上将”——也就是德国海军情报局头目卡纳里斯——有一种在敌对阵营的不同情报部门之间挑起矛盾、制造分裂的可怕能力。具体到英国方面，分别掌管英国内外情报工作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便是他的挑拨对象。史蒂芬森和其他几个人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弗莱明已经加入X营区了。

        “没关系，”弗莱明轻轻抖掉烟嘴上的灰烬，“我只不过是最近想到了那件事罢了。约瑟夫，想听我讲讲吗？”

        “当然。”我答道。投身情报界之初，弗莱明或许只能算是业余选手，但他从来都不是个傻瓜——至少在间谍活动方面如此——经历了三年战争磨炼之后，他俨然已经是位专家了。我敢保证，他要讲的故事，就是他此次在飞往古巴的航班上与我“偶遇”的原因。

        “去年8月，”弗莱明中校说道，“我刚好在里斯本。约瑟夫，你去过葡萄牙吗？”

        我摇摇头。我相信他是知道的，我从来都没出过西半球。

        “那是个有趣的地方，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战争时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总之，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叫波波夫的南斯拉夫人。我和他‘偶遇’了好几次。老伙计，‘波波夫’这个名字让你想到了什么没有？”

        我假装思考了一番，又一次摇了摇头。既然弗莱明在公开场合提到一个人的真实姓名，那这番“故事”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机舱几乎空无一人，而且飞机的螺旋桨也在隆隆作响，可我依然感觉我们的行为有些不太妥当。

        “约瑟夫，难道你什么都想不起来吗？”

        “不好意思。”我答道。

        杜桑·达斯科·波波夫，生于南斯拉夫。此人曾是一名德国军事情报局间谍，负责在英国秘密潜伏。但是，几乎从进入英国的第一天起，波波夫便开始为英国人所用，成了一名双面间谍。到弗莱明所说的那个时候——也就是1941年8月——波波夫已经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各种亦真亦假的情报长达三年之久。

        “好吧，无所谓。”弗莱明说道，“你没听说过这个家伙也很正常。总之，还是继续听我讲故事吧——我从来都不是讲故事的行家，所以还请多多包涵——这个波波夫有个外号叫‘三轮车’，大陆方面在里斯本给了他六万美元，让他招兵买马。可他却脑袋一热，决定把这笔钱交给我们。”

        我努力解读着弗莱明的“絮叨”。有传闻说，英国情报部门给波波夫起的代号是“三轮车”，因为这个双面间谍就像是一个浪荡公子，很少独自一人上床入睡，总喜欢左右两边都搂着女人，尽享齐人之福。“大陆方面”指的是德国军事情报局。德国人还以为波波夫在英国运作了一个间谍网络，便在里斯本给了他六万美元，供其在英国邀买情报之用。“把这笔钱交给我们”的意思就是，波波夫决定将这些钱转交给军情六处。

        “是吗？”我装出一脸无聊的表情，往嘴里塞了一块口香糖。机舱已经在加压了，但高度变化依然让我的耳膜有些不适。

        “确切地说，的确如此。”弗莱明说道，“但问题在于，我们这位‘三轮车’先生在有机会转交这笔钱之前，还需要在葡萄牙打发一段时光。关于该派谁去给那个可怜虫找点乐子，五处和六处的同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上面决定派我去跟波波夫混上一阵，直到他返回英国为止。”

        解读：关于该派谁去葡萄牙跟踪波波夫，保证他将那笔钱带到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弗莱明隶属于相对中立的海军情报局，他被指派在8月最后几天跟踪波波夫，直到那位双面间谍能够回到英国，将钱交出来为止。

        “好吧，”我说道，“有人在葡萄牙发了笔小财，而他准备把钱捐给大英帝国。你带着他在葡萄牙玩得开心吗？”

        “老伙计，是他在带着我玩儿。我原本有机会跟着他去埃斯托里尔的。你听说过那个地方吗？”

        “没有。”这次我说的是实话。

        “老伙计，那是一个可爱的葡萄牙海滨度假小镇。”弗莱明说道，“那里到处都是海滩，而赌场比海滩还多。‘三轮车’是那些赌场的常客。”

        如果不强忍着，我可能已经笑出来了。波波夫原本就是个臭名昭著的赌场高手。这一次，他一定是拿着从德国人那儿得来，号称要交给军情六处的钱去赌博了。

        “他赢钱了吗？”尽管我应该谨慎一些，但我对这故事的情节发展很感兴趣。

        “赢了，而且赢了不少。”弗莱明又掏出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塞到他那黑色的长烟嘴里，“我整晚都坐在赌场里，看他把一个可怜的立陶宛伯爵赢了个精光。其实我们的‘三轮车’先生一点都不喜欢那家伙。最后一局，波波夫从兜里数出一万五千美元扔到赌桌上……立陶宛可怜虫实在是玩不起了，只能非常丢脸地离开赌场。我觉得这很有教育意义。”

        我就知道是这样，因为弗莱明一直都把“勇气”视作所有道德中最值得推崇的。

        “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呢？”我问道。飞机引擎正在降低转速，我们正在下降高度，即将进入古巴上空。

        弗莱明中校叼着烟嘴，耸了耸肩：“老伙计，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何寓意。就这件事而言，正是五处和六处的争执，让我有机会去埃斯托里尔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但有些时候结果常会难遂人意。”

        “哦？”

        “还有一个叫威廉的家伙也挺有意思，你知道吗？”弗莱明说道，“就是那个多诺万。”

        “不知道，”我说道，“我从没见过这个人。”

        我当然知道这个“疯狂比尔”威廉·多诺万。他是美国另外一家对外情报与反间谍机构“情报协调局”的头目，也是胡佛的最大对手。多诺万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宠臣，罗斯福甚至在珍珠港遇袭当晚咨询过多诺万。此人行事风格更接近威廉·史蒂芬森和伊恩·弗莱明——浮夸、大胆、略显神经质。这与胡佛先生和联邦调查局所推崇的更为单调、官僚色彩浓厚的方式存在差异。我明白，因为胡佛对于和英国人合作一直非常冷淡，所以史蒂芬森和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与多诺万及其情报协调局的关系正越走越近。

        “约瑟夫，你应该见见他。”弗莱明盯着我的眼睛说道，“我知道，你挺欣赏威廉·史蒂芬森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会瞧上这位威廉·多诺万的。”

        “伊安，威廉·多诺万跟你所讲的这个赌博故事有关系吗？”

        “是的，的确有关系。”弗莱明一边说着，一边用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望着窗外那座看上去越来越大的绿岛，“你也知道……呃……埃德加并不赞同这个威廉·多诺万的行事方式，是吧，老伙计？”

        我耸了耸肩。事实上，关于胡佛先生对多诺万的嫉恨，我知道的或许比弗莱明更多些。过去六个月里，情报协调局最成功的行动之一，便是侵入了驻华盛顿的各国使馆——无论盟国敌国都未放过——在各国外交官没发现的情况下盗取了他们的密码本。整整几周，多诺万都在计划潜入西班牙大使馆。对于美国情报部门而言，那是一处宝库，因为法西斯分子统治下的西班牙会定期向柏林方面传递信息。作为秘密情报处成员，我听闻胡佛先生打算同华盛顿警方合作——拉响警笛，开亮警灯——将情报协调局的秘密潜入行为公之于众，并以非法闯入西班牙大使馆的罪名将情报协调局人员逮捕归案。在胡佛先生眼中，司法权限上的斗争又一次超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呃，先把这些都放在一边吧。”弗莱明说道，“我跟这位‘三轮车’先生在去年8月一起度过那个美妙夜晚之后没多久，他似乎就到了美国。”

        没错，我知道这件事。根据我阅读过的文件上的记录，那个杜桑·达斯科·波波夫于1941年8月12日进入美国境内。他是从里斯本出发，乘坐一架人称“泛美飞剪”号的波音314水上飞机来的。波波夫是受卡纳里斯和德国军事情报局差遣，到美国来建立一个间谍网络的，目的是复制他在英国的“成功经历”。六天后，也就是8月18日，波波夫与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珀西·巴德·福克斯沃斯会面。据福克斯沃斯的报告，波波夫向他展示了总额为五万八千美元的小额钞票，也就是德国人在里斯本交给他的活动经费；另外还有一万二千美元据波波夫说是他在赌场赢来的。这个波波夫打算照着那些让他在英国人面前左右逢源的伎俩，跟美国情报部门耍同样的把戏。

        福克斯沃斯的报告还提到了一些波波夫交给他的有价值的信息，但并未提及具体细节——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在局里的报告文件中并不常见。

        我从秘密情报处和华盛顿总部的友人那里得知，威廉·多诺万和情报协调局的疯子们已经在叫嚣要与波波夫接洽，并从他身上获取情报了。多诺万派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吉米到胡佛先生身边担任联络官，试图窃取一些重要信息。尽管胡佛对吉米的态度还算客气，但却并未透露丝毫情报，更不要说由局里专属的反间谍网络收集来的信息了。

        伊恩·弗莱明正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他慢慢点了点头，又朝我这边欠了欠身，用刚刚盖过引擎轰鸣的声音对我耳语道：“约瑟夫，‘三轮车’先生带来了一份问卷。黄色上将对他的黄色盟友做出了一个意在提供帮助的手势啊。”

        解读：卡纳里斯和德国军事情报局通过波波夫，为潜伏在美国的德国间谍捎来了问题，后者的答案会帮到日本人。这样的行为非常罕见，但并非前所未闻。再者说，这正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四个月。

        “确切地说，是一份缩印胶。”弗莱明低声说道，“还是埃德加的手下把它解印出来的呢……是9月17日那天的事……约瑟夫，就是你那些同僚。你不打算看一眼吗？”

        我盯着弗莱明的眼睛：“伊安，你知道的，咱们这番对话的所有内容，我都要上报的。”

        “老伙计，那是当然。”弗莱明的目光冷峻而坚定，“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过你真的不打算看一眼吗？”

        我什么都没说。

        弗莱明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两张折叠起来的纸片，递给了我。这时，一位空乘人员从旁边经过，告知我们飞机即将在何塞·马蒂机场降落，请我们将安全带系紧，并且表示如果我们不会，她可以提供帮助。

        弗莱明用一句玩笑话把她打发走了。我展开纸片，阅读起来。

        这是一份微缩胶片的直接放大影印件。原文部分是用德文书写的，不过另外一张已经被译成了英文。我读的是原件。波波夫在1941年8月接到的为日本盟友提供帮助的命令如下：

        1.调查夏威夷珍珠港的州立码头、电力供应、车间仓库和加油设备，摸清一号干船坞以及正在建造的另外一座干船坞的情况。

        2.摸清珍珠港潜艇基地的具体情况(及其整备计划)。摸清目前已有哪些陆上设施。

        3.扫雷部队的基地设在哪里？东边和东南边入口处的挖掘疏浚进展如何？水深多少？

        5.珍珠港内有无浮动码头？或者有无将此类设备调往该港的迹象？

        特别任务：摸清英美两国海军最近引入的防鱼雷网的情况，并加以汇报。摸清两国的商船和军舰对防鱼雷网的装备到何种程度。

        我抬起头来看着弗莱明，赶紧将两张纸片交还给他，仿佛上面涂着硫酸似的。1941年8月，一名纳粹间谍想要刺探珍珠港内的这些情报，而且是在帮日本人的忙。这或许不会让人直接联想到偷袭，但是我还知道一件事。去年夏秋两季，威廉·多诺万和他情报协调局的庞大分析团队一直都在试图弄清日本人的计划。1941年12月7日，这一谜题的答案将得到公开揭示。如果当初胡佛将这份微缩胶片情报送出去，能否为多诺万的团队补齐那谜题上缺失的一角呢？

        我不知道，但我明白，弗莱明手上的这份微缩胶片影印件绝非伪造之物，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熟悉的局内印章和批准签字——现在想想，如果这份东西在珍珠港事件后那个狂热的冬天被公之于众，那埃德加·胡佛的局长位置肯定就保不住了。

        我盯着弗莱明。飞机晃晃悠悠地飞在一片热气腾腾的地面之上，或许这就是跑道吧。透过机舱通道对面的小小舷窗，绿色的山峦、成片的棕榈树和湛蓝的海水映入了我的眼帘。但我依然在盯着弗莱明。

        “伊安，你干吗要对我说这些？”

        这位英国海军情报局特工慢条斯理地熄灭香烟，优雅地将长长的烟嘴收进那两张纸片所在的西装口袋：“这只是一则警示。如果一家特务机构……该怎么说呢……如果它对自己太过自信，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

        我还在盯着他。我实在不明白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伊恩·弗莱明用他那指头修长的手拍了拍我的胳膊：“约瑟夫，如果你准备到哈瓦那去，跟那个什么作家和他的小把戏有所瓜葛……你想过没有，埃德加为什么会选择你来执行这次联络任务呢？”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我答道。

        “当然，老伙计，”弗莱明说道，“你当然不明白。但是你拥有一项独特的技能，或许正适用于这个作家的处境。你有一项工作经验让埃德加认为在这个情况里有价值，你的那个作家朋友或许会牵扯进他本不该涉足的事情。你的那项工作经验让你与埃德加其他手下都不同。”

        我摇了摇头。刚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确有些摸不着头脑。飞机落地了，机轮发出一阵尖锐的摩擦声，引擎仍在轰鸣。新鲜空气涌进了机舱。

        伴着这些噪声，伊恩·弗莱明并没有继续贴近我的面颊，只是用一种我很难模仿的柔和腔调说道：“约瑟夫，你就是个杀人工具，而且是受命杀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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