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大楼的正门位于第九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交界处。柱廊显得古色古香，每一层朝向街口方向都有四根硕大的圆柱支撑，从二楼窗台开始直至四层之上的屋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靠近街口一侧，只有一个阳台从五楼窗户延伸出来，位于那些圆柱左边。那就是专属胡佛先生本人的阳台。截至1942年，他已经在那儿看了十八年风景——既有庆祝总统就职的游行人群，也有簇拥着总统灵柩的送葬队伍。

        我对这座大楼了如指掌，却从未有过在楼里办公的机会。因为我早些年在哥伦比亚特区干的都是些外勤，或是见不得光的工作。会面时间定在十一点半，而我早到了十分钟，这要归功于我对大楼地理位置的熟识。我的样子看上去清清爽爽，胡须已经剃光，头发梳得油亮，身上的衬衣和西装一尘不染，脚上的皮鞋几可照人，干干净净的手上小心翼翼地托着帽子。这楼里的空间着实不小，不少人在我面前走过，有些看起来很像是老熟人，或许我也是他们的旧相识吧。不过我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而是走进电梯来到五楼，径直朝着局长大人的“至圣所在”走去。

        胡佛先生的办公室并不在大楼中心位置，而是几乎藏在一个神秘的角落里。若是有谁要想找到这间办公室，需要先走过一条悠长的走廊，接着穿过一间干净桌面上摆着烟灰缸的大会议室，然后再经过一间接待室。在此恭候来访者的甘迪女士，活像是童话故事里守护公主的恶龙。至1942年，甘迪女士已名声在外了：她是胡佛先生必不可少的手下，扮演着监护者和女保姆的双重角色，也是唯一被允许观看、分录、编纂、阅读胡佛先生所掌握的个人档案的人。1942年我走进接待室的那一次，她刚刚四十五岁，但胡佛已经在“男性朋友”和心腹喽啰们面前称她为“老婆子”了。也难怪，这位甘迪女士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的确很像一只“老母鸡”。

        “你是特工卢卡斯吗？”她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我站在她面前，手上拿着帽子，“你来早了四分钟。”

        我点了点头。

        “请坐吧。局长大人正忙着。”

        听她嘴里蹦出“局长大人”这个词，我差点笑出来。既然她让我坐下，那我就坐下吧。这间接待室真是够寒酸的，只有两把软坐垫椅和一张靠墙的弹簧沙发。我走到沙发旁坐了下来。我知道，大多数特工对于埃德加·胡佛办公室的印象也就是这样的了，因为局长(我可没加“大人”)通常就是在外面的会议室或者这间接待室里接见低级下属的。我抬头四望，想要在对面展示柜为数不多的格子里找到约翰·迪林杰的头皮，可我找了半天也没看到那件被汤姆和其他特工朋友描述得有鼻子有眼的玩意儿。展示柜里只摆着几枚奖章，还有一只落满灰尘的奖杯。或许那块头皮被送出去“干洗”了吧。

        时钟刚刚走到十一点半，甘迪女士便说道：“特工卢卡斯，局长大人现在要召见你了。”我不得不承认，就在我迈进胡佛办公室大门的一刹那，我的心率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看到我走进办公室，胡佛先生猛地站起身来，快步绕过办公桌，在房间中央与我握了握手。随后，他示意我坐到办公桌右边的椅子上，而他自己则坐回了桌子后面。我曾经听其他特工说起过，有幸在胡佛先生的办公室里与之见面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一番“程序”。

        “呃，特工卢卡斯……”胡佛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把身体靠在“宝座”上。我把他的椅子说成是“宝座”并非讽刺挖苦，而是因为办公室的布置本身即是如此——他的办公桌和椅子都摆在高出一截的“圣坛”上，而他自己那把椅子的奢华程度更是我所坐的会客椅无法比拟的；胡佛先生身后的墙上有一扇硕大的窗户，百叶窗敞开着。如果阳光明媚，他就会被阳光勾勒成一幅颇具气势的剪影。只不过，虽然早晨阳光不错，可这会儿却成了多云天。胡佛先生身后的“光芒”被削弱了不少，这使我能轻易看清他的容貌。

        1942年4月的这一天，埃德加·胡佛四十六岁。这是我唯一一次与他见面。我在打量着他，而他也在打量着我。跟别人会面的时候，我习惯于通过假设与对方徒手格斗来对其做出判断——也许这更像是一项弱点吧。单从肢体强健程度而言，把胡佛摆平对我来说并非难事。通过跟他握手我发现，以特工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个头实在太矮了——他和我一样高。而且，即便是跟我这个微胖的人比体重，他也至少要比我重二十磅。他大概只有五英尺十英寸高，一百八十三磅重，远远超过他给手下特工制定的身高体重比例标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又矮又胖，而他那粗笨的上半身加上我所见过的男人中最小的双足，更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胡佛的衣着很是考究，挺括的深色双排扣西装做工精美绝伦，而那条粉色与酒红色相间的领带更是普通特工不敢模仿的。除此之外，他的上衣口袋里还塞着一块粉色的丝质手帕。他的头发看上去又黑又亮，整齐光滑地向后梳着，搭配着他那标志性的皱眉和眯眼，显得很像是被拉得太紧的假发。

        有一幅流传甚广的讽刺漫画，画中的胡佛被描绘成一只斗牛犬。它有着凸出的大眼，扁平的鼻子，紧咬着的大牙。初次与他相见，他的这些特征皆表露无遗。不过，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只八哥犬，而非斗牛犬。胡佛的动作很快，他走到办公室中央，与我握手，又回到桌子后面坐下，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十五秒。这一连串干净利落的动作虽然略显紧张，却很有目的性。如果我要跟他干一架，那么肯定先打他的肚子——很显然那是他全身上下仅次于“下三路”的最薄弱环节。然而，我一定会保证自己在他倒下之后仍然有所防备。看看他那双眼睛和那张嘴吧，即便你把他的手脚全都砍掉，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咬死的！

        “呃，特工卢卡斯，”他再次说道。他的手上翻着一本厚厚的人事档案——我知道，那一定是我的档案。桌上摆着几本别人的档案，在距离他左手肘部几英寸远的地方是一部黑色皮革装订的旧书——那是他母亲送给他的《圣经》，是一件局里同人都听说过的艺术品。除此之外，桌上再无他物。“卢卡斯，你到华盛顿来，一路旅途还算愉快吧？”

        “是的，长官。”

        “卢卡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召你到这儿来吗？”胡佛的话说得很快，但发音短促，不太连贯。

        “不知道，长官。”

        局长点点头，但似乎并不想把事情挑明。他翻阅着我的人生，仿佛是第一次阅读这份档案。但我敢说，在我到来之前，他便已经熟读过它了。

        “我看档案上写着你生于1912年，”胡佛说道，“你出生在……呃……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

        “是的，长官。”尽管我猜不出胡佛为何召我到华盛顿来，但我在从墨西哥返回美国的路上的确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并未指望着能够“升官发财”或是得到“特殊表彰”。1942年，为埃德加·胡佛卖命的特工大概有四千人，我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是因为我干掉了两个人……如果把1941年干掉的克里维斯基也算上的话，那就是三个。局里上一个堪称杀手的角色，是特别行动署的负责人梅尔文·珀维斯，据说约翰·迪林杰和“美少年”弗洛伊德都是他的枪下之鬼。不过，局里的人认为这两件案子都不是他的功劳。1935年，珀维斯在胡佛的强迫下辞职了，个中缘由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珀维斯……他太出名了，甚至有些功高盖主了。毕竟局长大人从未射杀过罪犯，也没有亲手逮捕过任何人。只有“埃德加·胡佛”这一个名字可以被公众与联邦调查局联系在一起，所以珀维斯必须离开。这便是我任何时候都不愿高调邀功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墨西哥参与逮捕最后几名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工，还是在阴暗的砖房里干掉那个试图取我性命的席勒和他雇来的杀手时，又或者是在杀死克里维斯基时，我都保持着低调。

        “你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胡佛说道。

        “是的，长官。”

        他将目光从文件夹移到我身上，盯着我：“这对于墨西哥天主教信徒家庭而言不算人多啊。”

        “我父亲生在墨西哥。”我说道，“我母亲是爱尔兰人。”莫非局里最近才得知我父亲的国籍？

        “墨西哥人娶了爱尔兰人，”胡佛念叨着，“只生了四个孩子，真是奇事一件啊。”

        奇事？流感和肺炎才是奇事呢。不过，尽管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却依然保持着面无表情。

        胡佛再一次低头看了看我的档案：“特工卢卡斯，你的家人是不是称呼你‘胡塞’？”

        我父亲的确是这么称呼我的。直到他死去的前一年，他才终于成为合法的美国公民。“胡佛先生，我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是‘约瑟夫

        如果把我召回华盛顿只是为了核实这些信息，那么我没什么可紧张的。局里并不像外界那样有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1942年，整个联邦调查局共有5702名黑人雇员——这是在不到一周之前，我在驻墨西哥城办事处的一份报告上看到的数字。这些雇员中有5690人在过去半年时间内接受了任务指派，他们都是些司机、门卫、厨子和办公室助理。胡佛不想将他们拱手让给军队。他一方面竭尽全力想要让手下特工免服兵役，一方面又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几周后广而告之：如果有谁想去参军，他不会阻拦，但等到他们从战场上回来时就不要奢求局里还会为其保留职位了。

        我听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局里至少曾有五位黑人特工——当然这其中包括胡佛先生的三位司机，以及约翰·阿莫斯和萨姆·努瓦塞特。阿莫斯是个老家伙，曾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贴身侍从兼私人保镖。毫不夸张地说，西奥多·罗斯福就是在约翰·阿莫斯怀里死去的。1924年，当胡佛成为联邦调查局负责人时，阿莫斯便已是局里的雇员了。我曾经在靶场与这个老家伙有过一面之缘，他当时负责在那里擦枪。

        萨姆·努瓦塞特则像是黑人中的后起之秀。他是隶属于胡佛先生个人办公室的特工。刚才在门口没看到他，这让我颇感意外。他常常被人引为联邦调查局包容黑人的一大典范。曾经有人给我看《乌木》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上面盛赞特工努瓦塞特与胡佛先生亲密的工作友谊，文中有一句话让我不禁发笑：“两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奠定了这个庞大机构中的种族关系形态。”此言不虚，但事情或许并不尽如《乌木》杂志撰稿人所想的那般。努瓦塞特——也就是胡佛和其他所有人口中所说的“萨姆先生”——是局长的个人助理兼大总管，负责在胡佛的私家浴室门口递送干净毛巾，帮他穿好衣服，最重要的是，为他拍死每一只苍蝇。

        “你的家人是不是称呼你‘胡塞’？”原来胡佛的意思是他知道——局里也知道——在我出生之时，我的父亲并非美国合法公民。从技术层面说，我是个讲西班牙语的人的后代，而我的父亲曾是个非法劳工。

        我盯着面前这个“人形八哥犬”的眼睛，等他继续“审问”。

        “特工卢卡斯，我看到你少年时曾经多次搬家。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然后又回到得克萨斯读大学。”

        “是的，长官。”

        胡佛的目光依然落在文件夹上：“我还看到档案上说你的父亲1919年死在了法国。他是因为打仗受了伤而死的吗？”

        “他死于流感。”我答道。

        “可他当时是在军中效力吧？”

        “是的，长官。”其实我父亲隶属于一个劳工营。那支部队是最后返回美国的，所以他才会在瘟疫的巅峰期依然留在法国。

        “好的，好的，”看来胡佛打算不再深究我父亲的事了，但他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文件夹，“令堂也是那年去世的？”问完这句，他终于抬起头来，一边眉毛轻轻扬起。

        “她死于肺癌。”其实是伤心死的吧，我心想。

        胡佛翻了翻手上的档案：“可是你和你的兄弟姐妹并没有被送到孤儿院啊？”

        “是的，长官。我妹妹去我姨家住了。”其实她去了墨西哥，但愿档案里没有关于这一细节的记录。“我的两个兄弟和我去了佛罗里达，跟我叔叔一起生活。他是个渔夫，却只有一个儿子可以帮忙。我们就跟他住了好几年，除了上学就是到渔船上帮忙。即便在我上大学时，我每年夏天也都会回佛罗里达，帮叔叔干活儿。”

        “那你对加勒比海地区很熟悉喽？”胡佛问道。

        “长官，我对那儿并不太熟悉。我们只是在墨西哥湾一带打鱼。有一年夏天，我曾经到一艘租船上打工，去了迈阿密，然后去了比米尼群岛。但我们从来没到过其他岛屿。”

        “可你了解船只。”胡佛用他那突出的双眼阴沉地盯着我。我摸不准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是的，长官。靠开船混口饭吃没问题。”

        局长大人再次看向文件夹：“特工卢卡斯，给我讲讲韦拉克鲁斯事件吧。”

        我知道，他正在看我那份单行印刷、整整十页的报告。“长官，关于那次行动，相信您已经有所了解，那个叫席勒的家伙是栽在了墨西哥警方一名线人手上。”

        胡佛点点头。此时外面阳光重现，透过百叶窗照进房中，形成了局长所喜爱的那种光影效果。我再也无法看清胡佛的双眼，面前只剩下一幅剪影。他那敦实的肩膀与椅子已然融为一体……破碎的光线照在他那油亮的头发上，有点熠熠生辉的意思。

        “当时，我约好了在夜里十一点到西蒙玻利瓦尔大街的那间房子与他们见面。”我说道，“之前我已经去过十几次了。我总会至少提前一小时到，检查房子周围有无异常。而他们却只有这一次是比约定时间提前九十分钟到的。我开门进屋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间黑漆漆的屋子里等我。直到最后时刻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在屋子里了。”

        “特工卢卡斯，你是怎么意识到的？”胡佛的声音从那个昏暗的剪影处传来。

        “长官，是狗救了我。每次我到那间房子，那儿的老黄狗都会叫个不停。其实墨西哥当地的土狗不怎么看家，可那条浑蛋黄狗是个例外。它是那个照看着席勒房子的农民养的，就拴在偏院。那个农民通常会在我们见面前的两天过去收拾一下房子。至于那条狗，它总是饿得够呛。”

        “那你听到狗叫了吗？”

        “长官，没有，我没听到它叫。我猜席勒到之后它一直叫唤来着。那家伙肯定让跟班把它的喉咙割断了。”

        胡佛轻笑一声：“就像《福尔摩斯探案集》里那只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样吧。”

        “长官，您说什么？”

        “特工卢卡斯，你没读过福尔摩斯吗？”

        “长官，没有。我不读虚构故事。”

        “虚构故事？你指的是小说吗？”

        “是的，长官。”

        “好吧，接着说正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摆弄着正放在膝上的帽子：“没什么了，长官。或者说接下来的事情很快就结束了。意识到狗没叫之前，我已经站在门口了。我决定进去看一眼。他们想不到我会那么早到达，应该还没找到最佳的射击位置。我快步冲进房间，他们冲我开枪了。还好，当时现场阴暗，他们没打中我。我开枪还击了。”

        胡佛双手合十，做出一副类似祈祷的姿势：“弹道报告上说，那两个家伙开了四十多枪，子弹口径九毫米。是鲁格手枪吗？”

        “洛佩兹，也就是那个受雇而来的枪手，用的是一把鲁格手枪。”我答道，“席勒用的是一支施迈瑟。”

        “是施迈瑟冲锋枪吧，”胡佛说道，“在那么小一间屋子里用它射击，动静肯定不小。”

        我点了点头。

        “特工卢卡斯，你的点三五七口径手枪只射出了四发子弹？”

        “没错，长官。”

        “四发子弹中，两发爆头，一发击中上身。这发生在你以俯卧姿势开枪，周围一片黑暗，耳边枪声不断，而且还是在没搞清楚状况的情况下？”

        “长官，枪口的火焰已经暴露了他们的位置。其实我并没有瞄准头部开枪，只是朝着那些火光上方射击。通常在黑暗环境下，人们的瞄准线都会稍高一些。而且我认为席勒在枪声大作时发慌了。那个洛佩兹很专业，但席勒是个白痴门外汉。”

        “现在是个死鬼门外汉了。”

        “没错，长官。”

        “卢卡斯，你还带着那支点三五七口径手枪吗？”

        “没有，长官。我换了一支点三八口径制式手枪。”

        胡佛似乎又在看手中的档案：“克里维斯基……”他的声音很低，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我什么都没说。如果我这次被召到华盛顿事出有因的话，那么这件事应该就是原因吧。

        胡佛翻看着厚厚一叠文件。

        瓦尔特·格里高利耶维奇·克里维斯基将军：1937年之前，他曾经在苏联秘密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担当西欧方面负责人。1937年，他来到荷兰海牙，寻求西方国家的庇护，并对新闻记者表示他已经“与斯大林决裂”。与斯大林翻脸的人必死无疑——被克里维斯基奉为导师偶像的列夫·托洛茨基于1940年在墨西哥城遇刺，证明了这条“铁律”。

        德国的军事谍报局曾经对于克里维斯基所掌握的信息颇感兴趣。优秀的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工特劳格特·安德烈斯·理查德·普罗策中校(原德国海军情报局反间谍专家)曾派人对瓦尔特·克里维斯基展开策反——后者当时将其自身在巴黎的“高调亮相”视作获取人身安全保障的敲门砖。但这位苏联叛将打错了算盘。追杀他的“格伯乌”刺客正从苏联赶来，而普罗策手下的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工也如影随形。有一名特工为了接近克里维斯基，甚至装作遭受纳粹和苏联双重迫害的犹太难民。克里维斯基这位前“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的性命已经越发不值钱了。

        克里维斯基从法国巴黎逃到了美国。很快，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海军情报局也搅了进来，开始与德国军事谍报局和苏联“格伯乌”一同追踪这个又瘦又小、一头乱发的家伙。克里维斯基决定再次抛头露面，因为他觉得这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他写了一本题为《我曾是斯大林的特工》的书，并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文章，甚至接受“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质询。每次公开露面，克里维斯基都会向所有听众声称他正遭到“格伯乌”刺客的跟踪。

        当然，的确有人在跟踪他。为首的是一位人称“红色犹大汉斯”的杀手。此人当时刚刚在欧洲刺杀了克里维斯基的老友、苏联秘密情报部门的另一位叛将伊格纳茨·雷斯。到了1939年欧洲战事爆发时，克里维斯基就连去街角报摊买一份《Look》画报，都会遭遇数名各国特工的监视。

        我当时的职责并不是监控克里维斯基(我得领个号码牌并乖乖排队才会有机会执行这个任务)，而是跟踪那个想要追杀他的德国军事谍报局刺客——“红色犹大汉斯”。此人的真实身份是汉斯·威茨曼医生，曾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活动在欧洲舞台上的“高贵”的花花公子，擅长绑架和谋杀政治流亡者。他凭借一本记者护照进入了美国。尽管从其入境伊始，联邦调查局便获知了他的行踪，但在他公开接近克里维斯基之前，他一直未曾真正被局里重视。

        1939年9月，我被召回美国，参与到联邦调查局与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的联合行动中，好将克里维斯基与“红色犹大汉斯”威茨曼医生之间的对峙情况变得对我们有利。威茨曼一定是意识到有不少人因为他尝试靠近克里维斯基而聚集在他身边，因为这位德国特工曾向长官普罗策中校提出，想要离开美国，藏身遁形。由于英国人破译了德国密码，并且偶尔会与我们分享一点情报，所以后来我们也得知了这一信息。普罗策向德国军事谍报局头目卡纳里斯上将汇报了这一情况。于是，1939年9月底，威茨曼便登上了一艘开往东京的日本轮船。我们联邦调查局无法继续追踪他了，但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和英国海军情报局可以。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威茨曼刚刚抵达东京，便接到了普罗策命令其重返美国的电报，他们立刻将这一情报传给了我们。

        我就是在那一刻开始发挥作用的。前一年秋天我曾被召回华盛顿，因为局里认为威茨曼或许会前往墨西哥潜伏下来，而那里恰是德国军事谍报局在西半球大多数行动的中心。然而，那个德国佬在尼加拉瓜度过了1940年的10月和11月，等待着潜回美国。德国军事谍报局在尼加拉瓜的组织人员捉襟见肘，而那时威茨曼对于其个人安全的担忧也已经接近当初克里维斯基的程度。一天夜里，“高贵”的威茨曼遭到三名暴徒袭击，多亏了我这个“流落海外、身份低贱的原美国商船海员”出手相救，他才侥幸逃出。他的鼻梁骨被打断了，肋侧也被捅了一刀。袭击威茨曼的三名暴徒，受雇于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和秘密情报处。这两个组织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太过相信我的近身格斗能力了，结果那三个白痴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我的掩护身份既简单易懂，又难以拆穿：“我”是一个性格略显内向，但常常蛮不讲理的身材健硕的海员，曾经当过拳击手，后来因为揍了水手长而被开除。为了躲避马那瓜市警方的追捕，我丢掉了包括美国护照在内的所有身份文书。只要能离开这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并重返美国，我愿意去做几乎任何事情。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威茨曼成了我的雇主，而我确实需要去做“任何事情”——包括充当他与在巴拿马运河潜伏了两年的德国军事谍报局组织之间的通信员，还曾经给威茨曼当过一回贴身保镖(这一次是与强壮如熊的苏联特工真刀真枪地对抗)——直到威茨曼逐渐对我建立了信任，在我面前不再设防。脑部受过伤的“海员老乔”要装出一副几乎再也听不懂英文的架势，但作为特工卢卡斯的我，可以毫无障碍地听懂那个军事谍报局组织使用的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1940年12月，当威茨曼接到重回美国的许可，我成了他带在身边的唯一雇员。德国谍报情报组织还挺仗义的，他们帮我补办了一本护照。

        我看到埃德加·胡佛在翻看机密报告的最后几页了。正是胡佛本人于1940年初建起了联邦调查局的独立分支机构——秘密情报处，以便在拉丁美洲反间谍工作方面与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展开更为密切的合作。不过，在工作方式上，秘密情报处与联邦调查局颇有些不同，它倒更像是英国的军事情报局。如果这些都不能让胡佛感到紧张，那我真觉得有些吃惊了。举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吧——联邦调查局特工必须每天二十四小时待命，如果汤姆·迪隆超过一两个小时不接来自办公室的电话，那他就只能卷铺盖走人了。而当我跟进威茨曼一案，辗转于尼加拉瓜、纽约和华盛顿三地时，我连续几个礼拜不用跟上线或是领导们联系。这就是以潜伏方式从事反间谍事业的真实工作状态。

        总之，1940年的新年夜，我是与威茨曼医生和另外三名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工一起在纽约度过的。这位好医生带着他的同党们逛了纽约城中数家顶级夜总会——这一点儿也不像人们心目中低调潜伏的特工——而我这个充当贴身保镖的“老乔”每次都要等在门外，冒雪站在他的轿车旁边，听着纽约时报广场方向传来的欢歌笑语，盼着那几个醉生梦死的德国佬尽兴之时我的屁股还没被冻掉。当时，可怜虫瓦尔特·克里维斯基不仅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斯大林的耻辱符号，更是德国军事谍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眼中的烫手山芋。这个如惊弓之鸟般的苏联叛将，已经将他所知的、早已过时无用的苏联驻欧洲情报网出卖殆尽，所以打算再透露一些他曾经负责调查的德国间谍机构的信息，以期留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保住自己的性命。“格伯乌”的刺客们依然在他身边如影随形，德国的卡纳里斯也通过普罗策向威茨曼颁下密令，克里维斯基已经不再是绑架和审讯的目标，必须加以消灭。

        威茨曼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随从——朴实、无知，却全身充满暴力细胞的“老乔”，也就是我。

        1月底，克里维斯基离开纽约，再一次踏上逃亡之路。我追踪他来到弗吉尼亚，并在那里跟他接上了头，告诉他我是联邦调查局和秘密情报处特工，并表示可以保护他免遭德国军事谍报局和苏联“格伯乌”的追杀。1941年2月9日星期二夜，我俩一起回到华盛顿特区。他住进了联合车站附近的贝尔维尤酒店。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来到最近的餐厅，买了一堆油乎乎的三明治和两杯味道令人作呕的咖啡。在克里维斯基位于酒店五层的客房里，我俩一起用了晚餐。

        第二天早晨，服务员发现克里维斯基死在客房的床上，手边有一把并不属于他的枪。房门是锁着的，而窗外也没有火灾逃生梯之类的东西。华盛顿警察局的刑警们将这一案件定性为自杀事件。

        威茨曼医生是个言而有信的家伙。他曾经保证过将我送出美国，并且也的确做到了。我先后乘坐火车和汽车辗转，后来步行来到墨西哥。他命令我到那儿向一个叫弗朗兹·席勒的家伙报道，等待执行新的任务。我照做了。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在当地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分支机构的协助下，我们在墨西哥抓捕了五十八名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工，有效摧毁了他们在该国的间谍活动。

        胡佛从档案夹上抬起了目光。“克里维斯基……”他一边重复着，一边看着我。他身后窗外的阳光又一次被云层遮蔽了，我能清晰地看到这位局长深邃的眼神。当时我曾经与克里维斯基促膝长谈了三天，让他明确了自己的绝望处境——这些在我的报告里都写得一清二楚。当然，他死时手边的那把枪是我的。我明白胡佛那双黑眼珠后面所隐藏的问题——“卢卡斯，是你杀了他吗？还是说你想要赌一把他会自杀还是杀掉你，就把上膛的枪递给了他，然后坐在那里看着他打爆了自己的脑袋？”

        一瞬间，时间仿佛停滞了。过了一会儿，胡佛清了清嗓子，翻看着档案。

        “你曾经在X营区受训。”

        “是的。”尽管他的话并非问句，我还是做出了回答。

        “你对那段经历有何感想？”

        X营区，是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设在加拿大奥沙瓦市附近的特别行动中心，位于安大略湖北岸，距离多伦多不算太远。尽管“X营区”这个名称有点夸张——在我看来就像是某些低成本电影里的地名——但其职能却异常重要。X营区训练英国游击队员和反间谍专家以便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部署，并与某些新入行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分享训练经验。我们秘密情报处的所有成员最初的培训都是在X营区进行的。基础训练科目包括偷阅信件(拦截并加以拷贝，然后送回正常的投递渠道)、非法秘密调查的方式方法、照相及电信监控技巧、徒手肉搏杀人的技巧、高级密码学、外国产武器的使用，以及无线电通信，等等。

        “长官，我认为X营区的训练非常有效。”

        “比匡蒂科的还好？”胡佛问道。

        “两者是有区别的。”

        “你认识史蒂芬森吧？”胡佛又问。

        “我见过他几次，长官。”这里说的史蒂芬森名叫威廉·史蒂芬森，是一位加拿大百万富翁，也是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一切行动的负责人。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亲自派遣史蒂芬森来到美国，目的有二：在公开层面上，他是要在美国建立军情六处的分支机构，以便掌握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工的踪迹；而不方便拿到台面上来的意图，则是希望在战争进入高潮阶段时将美国也“拉下水”。

        我并不是在胡乱猜测。我在X营区受训的目的之一就是刺探英国人的情报，而我也的确这么干了。那是在当下我间谍生涯中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我所偷拍的不仅有丘吉尔发给史蒂芬森的私人备忘录，还包括该特别行动中心的一份计划书。他们打算于1942年向捷克斯洛伐克派遣游击队员，意在刺杀盖世太保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给我描述一下这个人。”胡佛突然说道。

        “您是说威廉·史蒂芬森吗？”我这话问得有些愚蠢。我知道，胡佛局长是了解史蒂芬森的。这个加拿大人当初第一次来美国时，两人就曾经共过事。胡佛总喜欢夸口说“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这个机构名称是他提出的。

        “给我描述一下他。”局长重复了一遍。

        “他的外貌不错，”我说道，“个子不高，十足的超轻量级选手。喜欢穿三件套萨维尔街手工西装。个性安静，但自信满满。从来不让别人给他拍照片。他在三十岁那年就已经腰缠万贯了……好像是因为发明了某种通过无线电波传输照片的设备吧。之前没有在情报界混迹的经历，但他是天生干这活儿的材料，长官。”

        “你曾经在X营区跟他打过拳击。”胡佛又开始看档案了。

        “是的，长官。”

        “你俩谁赢了？”

        “只是简单切磋了几个回合而已，长官。从技术上说，我俩谁都没赢，因为——”

        “卢卡斯，我是说，在你看来，你俩谁占上风？”

        “长官，他挨了我好几拳，而且我俩的体重也有差距。不过要说拳击技术，他要更胜一筹。如果有人计分的话，那每个回合得到更多点数的都应该是他。他似乎能够承受各种程度的皮肉之苦而保持屹立不倒，而且喜欢近距离格斗。他占上风。”

        胡佛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呼噜呼噜的声音：“你觉得他是个称职的反间谍项目负责人吗？”

        我心想，史蒂芬森几乎堪称世界上最棒的反间谍项目负责人了吧。

        “是的，长官。”

        “卢卡斯，他们招募的那些美国名人中有你认识的吗？”

        “是的，长官，”我答道，“有埃罗尔·弗林、葛丽泰·嘉宝、玛琳·黛德丽……还有个叫雷克斯·史陶德的推理小说家……他还通过沃尔特·温切尔和沃尔特·李普曼在电台上发布信息。他手下有几千人为他工作，包括大约三百位美国名流，就像我刚才提到过的那几位。”

        “埃罗尔·弗林……”胡佛一边嘟囔一边摇头，“卢卡斯，你平时看电影吗？”

        “偶尔会看，长官。”

        胡佛如抽搐般再次摆出他的那副笑脸：“只要那些虚构的东西出现在银幕上，而不是印刷在书本上，你就不介意自己沉迷其中，对吧，卢卡斯？”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于是就没开口。

        胡佛靠在椅背上，合上了厚重的文件夹：“特工卢卡斯，我要派你去古巴执行一项任务。我希望你明早就乘飞机到那里去。”

        “好的，长官。”我一边回答，一边暗想，古巴？古巴出什么事了？我知道联邦调查局在那里有派驻机构，就像在全世界各地处处扎根一样。但驻扎古巴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只有不到二十人。我记得其中有个叫雷蒙德·雷迪的，在哈瓦那的美国使馆担任法律参事，是联邦调查局在古巴的主要联络员。除此之外，我对那个加勒比岛国上的行动再无了解。当然，至少据我所知，德国军事谍报局的特工在古巴也并不活跃。

        “你知道一个叫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家吗？”胡佛把右手肘靠在厚重的椅子上，紧咬牙关，我仿佛能听到他牙齿相互摩擦的声响。

        “只是看报纸上登过。”我说道，“他是个狩猎高手，对吧？赚了不少钱，是玛琳·黛德丽的朋友。他的书被拍成过电影。我记得他好像住在基韦斯特岛吧。”

        “以前是住那儿，”胡佛说道，“几年前他搬到古巴去了。他已经在那儿生活了好几年。他现在正和第三任妻子住在那里，就在哈瓦那郊外。”

        我安静等候。

        胡佛叹了口气，探身伸手摸了摸办公桌上那本《圣经》，又叹了口气：“特工卢卡斯，海明威是个骗子，一个撒谎者，或许还是我们的敌人。”

        “长官，为什么说他是个骗子呢？”再说这跟联邦调查局有什么关系？

        胡佛笑了，嘴唇向上轻轻翻起，微微露出一嘴亮白细牙：“一会儿你就会看到他的档案了。”他说道，“不过我可以举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曾经在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一枚迫击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把他送进了医院。接下来的数年间，海明威总是告诉记者们，他还挨过重机枪子弹，有些还命中了他的膝盖骨，但他还是忍痛把一名意大利伤兵背到了一百五十码外的指挥部，然后才自己倒下。”

        我只能点点头。如果海明威真的说过这些，那他的确是个骗子。膝盖骨被子弹击中，是已知疼痛最为剧烈的伤害之一。如果海明威在膝盖骨被弹片打中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行走，即便不背着伤兵，他也称得上是条硬汉了。可是重机枪子弹是一种势大力沉、飞行速度极高的噩梦般的武器，除了能穿肉碎骨，更能摧毁人的意志。如果海明威真的说过，他在膝盖和腿曾被机枪子弹打中的情况下还背着别人走了一百五十码，那他就是个骗子。可这跟联邦调查局有什么关系？

        尽管我确信除了一点正常的警醒之外，自己并未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但胡佛似乎还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海明威想在古巴建立一个反间谍网络。”局长说道，“星期一他去跟美国使馆的艾利斯·布里格斯和鲍勃·乔伊斯谈过了，准备在星期五和斯普卢伊尔·布拉登进行一次面谈，正式提出这一计划。”

        我点点头。今天是星期三，胡佛是星期二给我发的电报。

        “我想，你认识布拉登大使吧。”局长问道。

        “是的，长官。”布拉登之前一年在哥伦比亚供职时，我曾经与他共过事。现在此人乃是美国驻古巴大使。

        “你有问题吗？”胡佛说道。

        “是的，长官。一个平民……一个作家……怎么就能得到与大使正式会面的许可，还要提出一个运作业余间谍网的愚蠢计划呢？”

        胡佛揉了揉下巴：“海明威在古巴有不少朋友。其中很多都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海明威声称，1937年他曾经在马德里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

        “长官，这话能信吗？”

        被我打断后，胡佛眨了眨眼，想要继续讲述，却又在开口之前摇了摇头：“不能信。海明威去过西班牙，这不假，但只是去做通信记者而已。尽管他在西班牙曾经与一些特工有过来往，但所谓秘密情报网似乎只是他臆想出来的。那些特工利用海明威传达信息……而他自己也情愿被利用。我会提供一份供你今天阅读的档案，里面全都有记载。”

        胡佛又一次向前俯身，双手交叉，胳膊支在办公桌上：“特工卢卡斯，我想派你前往古巴，充当海明威和他那愚蠢计划的特别联络人。你将不会以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身份出现，而是进行秘密卧底，由美国驻古巴使馆派遣到海明威身边。”

        “长官，那我到时候该以何种身份露面呢？”

        “布拉登大使会告知海明威，你参与进来就相当于使馆批准了他的计划。届时你的身份是一位专精于反间谍工作的秘密情报处探员。”

        对此我只能报以一笑。胡佛让我假扮秘密情报处探员前去卧底，可这恰恰是我的真实身份。“难道海明威不知道秘密情报处隶属联邦调查局吗？”

        局长摇了摇他那颗肥硕的脑袋，油光锃亮的头发在吊灯照耀下熠熠生辉：“我们认为他压根儿就没有关于间谍与反间谍这一行的基本常识，更别说组织结构了。另外，布拉登大使会向海明威保证，你只听命于他——听命于海明威。没有他的允许，你不能向使馆人员或是其他任何关系人透露情况。”

        “长官，那我真正的上线是谁呢？”

        “只要你出现在哈瓦那城，自然有人联系你。”胡佛说道，“此项任务的运作，将独立于美国使馆和联邦调查局驻当地机构之外，你我之间只有一个联系人。具体联络细节，过后你可以参阅甘迪小姐提供给你的简报。”

        我的表情并未改变，但内心却感到惊愕不已。这件事到底重要到何种程度，以至于我和局长之间只保留一个联系人？胡佛对他亲自创制的情报传递管理体系颇为满意，讨厌那些想要绕开它的人。是什么让他如此破坏既有的指挥机制？我一言未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局里已经为你预订了明天上午经由迈阿密飞往哈瓦那的机票，”胡佛说道，“明天你就能见到你的上线联系人。星期五上午，海明威向大使阐述计划时，你也将在场。计划会被批准，而海明威的白痴游戏也将得以启动。”

        “好的，长官。”我说道。也许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降职”吧——被发配到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偏僻之地，奉命参与某项白痴计划，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而主动请辞，或是干脆参军为止。

        “你知道海明威对鲍勃·乔伊斯和艾利斯·布里格斯说他打算给他‘组织’起个什么名字吗？”胡佛一板一眼地问道。

        “不知道，长官。”

        “犯罪车间。”

        我摇摇头。

        “接下来说你的任务。”胡佛又往前探了探身，离我更近了，“特工卢卡斯，你需要接近海明威，给我搞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身份是什么。运用你的技巧，查出这个骗子的真实面目。我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动机，以及他的真正目的。”

        我点点头，等待他继续发号施令。

        “卢卡斯，随时向我汇报他在古巴运作这个白痴组织的最新情况。我要的是细节。如果有必要的话，以每日报表和图表的形式向我汇报。”

        局长大人的命令貌似发布完了，但我总感觉他还有别的话要说。

        “这家伙正在插手的，是一个有可能开展一些敏感事务或者事关国家安全计划的区域。”局长大人终于开口了，靠回椅背上。从他身后的百叶窗外传来了隆隆的雷声。“海明威这家伙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继续说道，“你的任务是让我们掌握他的动向，以便我们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他那些愚蠢的干预行为注定会带来的破坏。另外，如果有必要的话，你要按照我们的指令，阻止他过多插手情报事务。不过，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你的任务就是跟在海明威身边，充当顾问、副官、助手、与他‘英雄相惜’的计划观察者，甚至是马前小卒。”

        我最后一次点了点头，抓起放在膝盖上的帽子。

        “今天你需要阅读有关这位作家的机密档案。”胡佛说道，“你得把它们都记到脑子里。”

        这自然不用多说。任何机密档案都不会被带出这座大楼。

        “甘迪小姐会把档案借给你两小时，”胡佛说道，“然后带你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以方便你阅读。我想托尔森副局长今天没到他的办公室来。那些档案内容很多，不过如果你能快速浏览的话，两小时应该够了。”说完，他站起身来。

        我也站了起来。

        我俩并未再次握手。胡佛走到桌子这边，脚步快得就像一开始见我走进房间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穿越了整个房间，打开房门，招呼甘迪小姐把档案准备好。他只用了一只手来拉动门环，另一只手则在掏着胸前口袋里的手帕。

        我走出办公室，侧过身来，以免用后背对着局长大人。

        “特工卢卡斯。”胡佛喊了一声。甘迪小姐就站在他身边。

        “长官，还有什么事？”

        “这个海明威是个骗子不假，但据报告上说他也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家伙。可别被他给迷惑了，不要忘记你在为谁当差，不要忘记你可能需要做些什么。”

        “是的，长官……我的意思是，我不会被迷惑的，长官。”

        胡佛点点头，关上房门。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当面见过他了。

        我跟着甘迪小姐来到了托尔森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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