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各种机关是特别喜欢发布禁令的所在，每年都有新的禁令出台，从不许上班时间打扑克，到禁止领导拥有女秘书，不一而足。有些禁令保持了跟法律条文的高度一致，比如不许受贿，不许贪污，不许泄露国家机密，禁止强奸幼女等等。有些禁令则保持了跟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比如婚事不许大操大办，吃饭限制几菜几汤，禁止接受异性按摩等等。不过，无论什么样性质的禁令，命运都一样，两个字：没用。既然没用，却还非要有，每年叙旧翻新，禁令套禁令，年复一年，谁都记不得到底个禁令是旧瓶旧酒，哪个是新瓶新酒，哪个是新瓶旧酒，反正不管新旧，禁令总是要出的。

        为何如此？其中的奥妙历史上早就有明示。清朝秕政，高官家的门子收“门包”，即对有事来见者索取贿赂，要算不大不小的一个。此风晚清尤甚，庆亲王奕劻多年秉政，权倾朝野，本事有点，但贪心更大，因此他家门子门包收的最多，也最横。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公事私事，想见庆王爷，都得留下买路钱，否则概不通禀。奕劻家门包的名声大，大到连西太后老佛爷都知道。知道归知道，老佛爷也管不了，对前来打小报告的人，顾左右而言他。一次，一位官员获派江西提学使（这是新政之后的官），按规矩得拜访各个军机大臣之后才能赴任，奕劻为首席军机，不能不拜，可巧这位官员是个穷京官，掏不出据说达72两之巨的庆王府门包，因此被挡驾。最后官员急了，指着门房墙壁上贴的奕劻严禁收受门包的手谕说，王爷说了严禁，你们怎么还收？门子道：王爷那个话不能不这么说，我们也不能不这么做，总而言之，大人您的银子不能省。

        清朝的门子是一绝。说起来，这属于有技术含量的职业。有师承的想从事这个职业，得交学费学拜师傅学，类似幕僚，即我们一般所说的师爷。凡是做门子的，官场上的事儿都门儿清。所以，里贾雨村官场初入，居然得听门子的，了断葫芦案（不听估计不行）。门子的那番教诲——对案情之了然，对官场之谙熟，对世态（当地巨族）之明白，令看官瞠目结舌。无怪乎毛泽东要把载有门子教诲的这一回（第四回）视为的纲。这一次，奕劻的门子又说到点上了。

        说的不能不这么说，也必须这么说，作为禁令，必须说得字正腔圆，义正辞严。上级号召什么，老百姓反对什么，都要收到禁令里去，推陈出新。这不仅是官样文章，而且是官场公务。说，代表着一种态度，一种表态。但凡需要下禁令的时候，往往是官场某种陋行惹出麻烦，已达上听而且引起关注了。下禁令，白纸黑字，说明本级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重视了，表了态，要禁止或者遏制这种行为。做到这一步，至少上头再来查的时候咱有话可说。所以，说，说了，不白说。至于下了禁令有没有效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真禁，也可以明禁暗不禁，更可以似禁非禁。总之要考虑压力，计算成本，没有人会干亏本的买卖。至少，下了禁令而禁不了，遁辞比较多，可以讲困难，谈国情，论条件，实在推不了，也无非技术问题，能力问题，只要态度正确，政治正确，一切OK。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潜规则吃掉了明规则，隐性制度吞噬了显性制度，但是细究起来好像又不全是那么回事。一来，禁令所禁止的也不尽为潜规则，往往只是潜规则实行过程中的一些后果。禁止这些后果，自然要中止潜规则，但造成令不行禁不止的现状的，却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潜规则，而只是一些历史悠久而且适应一切事务的官场积习。这种积习，不仅对禁令产生作用，对别的官场行为也起作用，好事固然干不好，坏事有时也干不太坏；二来，禁令也说不上是明规则，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它几乎没有制度的意义，禁令贴出来，大家就在禁令下面照做“禁事”（这样的新闻照片，已经非常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仅仅是一种表态，一种对上不对下的表态，只有上面下来检查的时候，它才有临时的制度价值，上面的人一走，价值也就跟着走了，时间效应非常短。

        从根本上讲，禁令不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即使对那些认真对待禁令的官员而言，禁令也有因人设政的随意性，人亡（或者走）政息是难免的下场。而且对于这些人来说，禁令一多，往往就把某些原本法律规定的东西变成了政策性的禁令，这样做固然有强调的意思，但也有化法为政的嫌疑，一旦政随人亡，法也等于亡了。更何况，禁令式的治理必然伴随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无论治理者个人有无良好的道德愿望，个人品质如何，最后都会走向禁令归禁令，做事归做事的老路上去，禁令变成了例行公事，变成了没完没了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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