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的表哥对三岁半的表弟说：

        “那辆白色的警车给我！”

        表弟不放手，急急地说：

        “Nein,Nein,das ge mir！”

        “你已经玩很久了嘛！”表哥不高兴了。

        “Du    auco。”表弟也不高兴了。

        妈妈忍不住将报纸放下，仔细听起表兄弟俩的对白。这又是一个新发现：安安竟然和龙行说德语！

        为什么？他和外公外婆舅舅舅妈都说国语呀！

        这还是他们回到台湾的第一天。观察了两天之后，妈妈就恍然大悟了：在德国，安安每天上幼稚园。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小人儿都是说德语的；德语就是沙坑、秋千、小汽车、吵架的语言。龙行也是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却说不一样的话，真是矛盾极了。刚下飞机的安安一下子扭转不过来。

        有一天早上，妈妈一边帮安安梳头，一边说：

        “今天带你去幼稚园看看。”

        安安有点紧张：“是不是跟德国的幼稚园一样？”

        “嗯——”做母亲的沉吟起来，她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幼稚园年代了，虽然还记得破碎的儿歌词“排排坐、吃果果……”今天的孩子还“排排坐”吗？

        手牵着手，妈妈紧张地看着轰隆轰隆川流不息的车辆，找不到空隙过街去。她觉得头昏心跳，手掌出汗，在路边支撑了很久，却看见对面穿制服的一个小萝卜头若无其事地穿梭过街。她终于也过去了。

        园长带妈妈去看小班。妈妈首先注意到房舍的结构是台湾典型的“教室”，正正方方的一个房间，开着正正方方的窗和门。“教室”的布置也是她在台湾长大过程中所熟悉的：前面挂着黑板，对着黑板的是一列一列整齐的桌椅。此刻，小小教室里坐着密密麻麻的人。老师站在前面，正在教孩子们认字。

        “还是排排坐，四十年都没有变！”妈妈心里想着。在德国的幼稚园里，房间不像“教室”，倒像个家庭起居室。一个角落里是玩家家酒的地方，放着娃娃的床、衣柜、玩具厨房、小桌小椅。另一个角落里叠着厚厚的海绵垫，是聊天和翻滚的地方。右边的墙角下铺着一张地毯，玩积木造房子就在这张地毯上。左边的墙角下有一张矮的方桌，四周围着矮胖的小椅子，剪纸劳作就在这张桌上。其他还有几落桌椅，散置各处。?９９lｉｂ?

        清晨七点半，幼稚园开门。零星几个小把戏就被爸爸或妈妈送来了。来得这么早，多半因为爸妈两人都得上班。陆陆续续的，孩子越来越多。安安通常九点才到，看他起得多迟。到九点半，大概所有的同学都到了，总共有廿个。

        到了之后做什么？洁西卡坐到早餐桌上开始吃妈妈准备好的面包和乳酪；桌上已经摆着牛奶和果汁。丹尼尔快步冲到积木毯上，开始一天的巨大工程；瑞莎乖巧地挨到克拉太太身边去，要了把小剪刀，动手做纸灯笼；路易和多莉正在角落里扮演医生和护士，多莉怀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很心疼的样子；玩组合玩具的卡尔和汤玛士正在怒目相视，马上就要厮打起来；华安正从墙边玩具柜里抽出一盒拼图，今天早上，就从这个开始吧！

        “要来的孩子实在太多，我们校舍来不及建，所以，”园长正在向妈妈解释，“所以就挤了点。这个小班，现在一个老师带四十个孩子。”

        “我们校车一大早去巡回接小朋友，到校时间大约是早上八点。”园长指了指停车场上一列排开的娃娃车。

        “八点到了之后做什么呢？”妈妈细细地问。

        “八点到九点是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可以在操场上玩。九点开始上课——”

        “上课？上什么课？”妈妈诧异地问，她看见教室里三岁大小的孩子，好像坐都坐不稳的样子。老师声嘶力竭地在说什么，娃娃们有的在说话，有的在扭动，有的在发呆。

        “我们有认字课、美术、音乐、体育、算术，还有英文……早上三节课，每一节四十五分钟。”

        这岂不是正规小学了吗？妈妈开始担心起来：华安从来还没有经历过“组织”性的团体生活，他不曾排过队伍，不曾和小朋友动作齐一地对“老师”一鞠躬，不曾照固定位置“排排坐”过，更不曾上过所谓的“课”。在他的幼稚班上，小朋友像蜜蜂一样，这儿一群、那儿一串，玩厌了积木玩拼图，玩厌了拼图玩汽车，房间里头钻来钻去的小人儿，像蜜蜂在花丛里忙碌穿梭，没有一个定点。

        团体活动，倒也不是没有。譬如体育，孩子们学着翻筋斗、跳马、玩大风吹；譬如唱歌，孩子们围着弹吉他的老师边弹边唱；譬如画画，每个小人儿穿着色彩斑斑的兜兜坐在桌边涂抹。但是这些所谓团体活动，只不过是大家同时做同一件事情，并不要求规范和齐一。而且，不愿意加入的孩子尽可以独自在一旁做他愿意做的事情。

        “他甚至还没有上课和下课这种时间规范的概念——”妈妈似乎有点抱歉地对园长解释，“在德国的幼稚园里，孩子们只有一件事，就是玩、玩、玩……”

        正说着，老师带着小班萝卜头鱼贯而出。有些孩子们兴奋得控制不住，冲出门来，被园长一把逮住：“不可以！操场是湿的，今天不可以出去玩！”

        老师赶忙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小逃犯归队。走廊下，四十个小人儿手牵着手排成两列，等着，眼睛羡慕地望着操场那头正从滑梯上溜下来的华安；他的裤子和袜子早就湿了，妈妈知道。

        “小朋友，手拉好，要走了！”老师大声地发号施令。

        “去哪里呀？”妈妈惊讶着。

        “上厕所。”园长说。

        “集体上厕所？”妈妈呆呆地问。

        “对，”园长耐心地解释，“孩子人数太多，如果上课的时间里，一下去这个，一下去那个，没办法控制。所以每一个小时由老师全体带去。上课中途尽量让小朋友克制。”

        “哦！”妈妈心沉下来，这个，安安怎么做得到；他可是渴了就上厨房拿水喝、急了就自己上厕所、累了就到角落里自顾自看书的，他怎么适应这里空间、时间、和行为的种种规范？

        妈妈沮丧地走出“精英幼稚园”。她真想让她的宝贝经验一下中国的幼稚教育，不只是学习语言，还有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都是她想给予华安的，然而那时间、空间、行为的三重规格又使她忐忑不安：这真是三岁的孩子需要的吗？

        舅妈听了安妈妈的叙述之后，安慰着说：

        “没关系！在台北也有那种开放式的幼稚园，就和你说的德国幼稚园相似。不过很贵，听说平均一个月要四千多块。”

        妈妈傻了眼：“三百马克？”安安的幼稚园也只要一百马克，而台湾人的平均所得是西德人的二分之一不到，这幼稚园岂不昂贵得离谱？为什么呢？

        舅妈摇摇头，没有答案；她还没告诉妈妈，如果三岁的宝宝要加入儿童英语班、如果要加入天才钢琴班、如果要加入文豪作家班……她想想，算了算了，让妈妈和安安好好度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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