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拉比尤凶杀案发生。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起，《世界报》刊登让-马克·泰奥莱尔的司法专栏文章，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中受到启示，于一九六〇年发表剧作《塞纳-瓦兹的高架桥》，叙述退休的拉贡夫妇克莱尔和马塞尔杀死表妹玛丽-泰蕾丝·拉贡，并将碎尸分别扔到在高架桥下经过的列车上。七年之后，作者发表主题相同的作品，体裁为“小说”，名为，翌年又撰写同名剧作。小说跟《塞纳-瓦兹的高架桥》的内容基本相同，区别是杀人犯只有克莱尔一人，她丈夫并不知情。另外，故事情节的介绍方式完全改变，是由同一调查者依次讯问三人，即巴尔托咖啡馆老板罗贝尔·拉米、现在名叫皮埃尔·拉纳的丈夫及其妻子克莱尔。

        第一个被讯问的是罗贝尔·拉米。四月十三日晚上，即凶杀案发生后八天，克莱尔跟丈夫一起来到巴尔托咖啡馆，她在招认后被捕。进行讯问的调查者姓名不详。他不是警察，他对被讯问者说，他们可以不回答他的问题。他讯问的目的是想了解凶杀案发生的原因。他后来对克莱尔说：“您使我感到兴趣。因此，您干的一切，我都想知道。”

        他坚持要她彻底交代。他可能是心理医生，受司法机关委托进行医学鉴定：他讯问她是为了使她“免于终身流放”。另外，他同意回答他们在谈话中提出的某些问题。也许他只是一位作家，了解情况是想写一本书，这可从小说的第二句中看出：“一本内容为维奥纳凶杀案的书开始撰写。”

        在第一次讯问中，罗贝尔·拉米叙述了四月十三日晚在咖啡馆的情况。他的叙述一时间停止，改放那天晚上便衣警察在咖啡馆悄悄录下的录音，但要罗贝尔说明当时的情况并指出说话者是谁。录音听好后他再把那天晚上的情况说完。然后讯问皮埃尔和克莱尔。根据这三次讯问，读者可以了解到克莱尔、皮埃尔和玛丽-泰蕾丝这三个人物过去的部分情况，并综述如下。

        小说女主人公克莱尔·布斯凯过去生活在卡奥尔，在乳制品厂工作，曾跟一警察热恋。两人相爱了两年，爱得发狂，后来她发现那警察对她撒谎，就跟他分手。她在绝望之中曾跳到池塘里自杀，未遂。几年后，她遇到也住在卡奥尔的皮埃尔·拉纳，嫁给了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于一九四二年迁居巴黎，两年后定居维奥纳。皮埃尔现年五十七岁，是财政部公务员。他受过教育，曾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后又通过考试当上职员。他曾竞选维奥纳市镇议会议员，但没有选上。

        皮埃尔和克莱尔这对夫妻的生活并不幸福。他一直未能使妻子真正忘记她过去的情人。他们俩感情上渐渐疏远，皮埃尔另找情人，有过许多风流韵事。他们现在相互间冷若冰霜，几乎不再说话。由于克莱尔无法操持家务，一九四四年定居维奥纳之后，他们把又聋又哑的表妹玛丽-泰蕾丝·布斯凯接到家里来管家务。玛丽-泰蕾丝跟原籍意大利的农业工人阿尔丰索·黎涅里有过男女关系。阿尔丰索在克莱尔被捕的那天晚上也在巴尔托咖啡馆。他是咖啡馆的常客，认识克莱尔，并跟她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据咖啡馆老板说，他以前可能对她有过“感情”。他们可能常常在夜里相遇，是在附近的森林里，他居住的小屋就在森林里。克莱尔也很喜欢他，每次在咖啡馆见到他都很高兴。他也愿意去听克莱尔所说的颠三倒四的话。四月十三日晚上，他也在咖啡馆，竭力使谈话离开凶杀案这一话题，不让克莱尔招认，他显然已猜到她是凶手。

        从三次谈话中，我们也能了解到四月七日至八日夜里凶杀的情况。克莱尔因睡不着，在屋里走来走去，看到表妹睡在床上，背朝着她，就将其杀死，把尸体拖到地窖后分尸。在其后的三天夜里，她把碎尸拿到高架桥上，扔到驶过的一列列火车上。除人头外，碎尸已全部找到，但克莱尔始终不愿说出把人头藏在何处。

        这起凶杀碎尸案，给作家提供了撰写侦探小说的良好题材：案件有个看来无法揭开的谜，但对各种情况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之后，这个谜还是能被解开。然而，的作者关注的显然不是案件本身。实际上，此案也只有一个疑点，那就是人头藏在何处，而其他秘密从一开始就已揭开。因此，小说看起来像是侦探小说，但读者想要了解的却是杀人犯的性格及其杀人动机，而书中的调查者想要知道的也是杀人动机。杜拉斯向我们提供情况是通过三次讯问，每次讯问都不相同，使我们从中得出一系列假设，但又无法肯定对杀人犯的性格和凶杀的原因是否有了清楚的了解。

        这凶杀案出人意料之处，首先是因为被害人生前包揽了克莱尔家里的全部家务。正如皮埃尔在谈到玛丽-泰蕾丝时说：“真正的家庭主妇是她。她是在自己家里。一切都由她决定，如吃什么菜，要修理什么。”我们知道克莱尔精神失常，所以她不可能在这方面对表妹有所嫉妒。我们也知道克莱尔和皮埃尔关系冷淡，所以也可排除因感情问题而产生的怨恨。另外，皮埃尔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两个女人相处和睦，从未有过争吵。当然，克莱尔对表妹也许有点讨厌，皮埃尔告诉调查者，她曾说玛丽-泰蕾丝像“一头小牛”，她对此也毫不否认。据她说，她感到讨厌，是因为玛丽-泰蕾丝吃得好睡得香，但这不能构成凶杀的充分理由，除非是因为一时冲动，咖啡馆老板举的农业工人杀死一过路女子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这样，那么任何人不管性格如何，在某种情况下都会杀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在纪德的《梵蒂冈地窖》中，拉夫卡迪奥在前往意大利南部的火车上偶遇弗勒里苏瓦尔，对这个小老头看不顺眼，就在天黑后将其推出车门。拉夫卡迪奥是私生子，没有家庭束缚，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希望“真正的自由”，就进行了这一“无动机谋杀”。的作者显然考虑到这种犯罪心理。

        对凶杀案的另一解释，则是杀人犯精神失常。克莱尔对生活不感兴趣。据咖啡馆老板说，她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度过，坐在长凳上遐想。据他说，她说话常常颠三倒四，只有阿尔丰索能够听懂。另据她丈夫皮埃尔说，她什么也记不住。他说在结婚初期曾想让她读一本书，结果她看到后面忘掉前面，最终只好半途而废，而她也只对有插图的儿童读物感兴趣，这些读物她是从学生的课桌里拿来的。这说明她智力有问题，有精神疾病，也提出了她的刑事责任问题。然而，克莱尔完全能回答调查者提出的问题，并在讯问时常常显得理智清楚，说话有条不紊。但认识她的人大多认为她精神失常，她也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提出疑问。她承认自己干的事十分荒唐，承认碎尸灭迹的三天夜里对她来说如同在做噩梦，并害怕自己会变成疯子。她现在被关进监狱，还在回想当时的感觉：“是的，夜里我感到自己疯了。我听到一些声音。我觉得有人在打人。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也许快要疯了。要么死了。”她承认，别人有理由认为她精神失常，并对别人的看法听之任之。但在有的时候，她又说自己不是疯子，并认为她干的事不能完全用精神失常来解释。

        对这个人物的刑事责任问题，作者的态度显然希望从宽处理。我们对克莱尔的性格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特别是在对她问讯之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她内心来体验这一惨剧。女主人公的种种反应，她的真诚，她在生活中孤独无助，以及她为理解自己的行为所作出的努力，提出了这一案件的道德责任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在加缪的中提出。但跟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精神失常，这在莫泊桑的某些作品中也可看到，如《奥尔拉》、。作者把调查者写得不偏不倚，是要让读者站到杀人犯一边。克莱尔·拉纳这个人物，可说是杜拉斯对疯子较早的描写，而疯子在她以后的作品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如《劳尔之劫》、直至，并在其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作者的另一目的显然是要让我们知道，精神失常这一概念在书中并非只是随意贴用的标签。“精神失常是否是一种原因？”女主人公提出的这一问题使我们去寻找其他动机。在跟克莱尔谈话时，调查者对凶杀的原因提出另一假设，即“一个不知道的原因”，就是说杀人犯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因为既然无法找出明确的动机，那就只好去寻找潜意识的动机。预审法官进行的审讯，则被一种类似心理分析的谈话所取代，因此，调查者强调“招认应该彻底”。正因为如此，她杀人的原因是隐藏在她身上。克莱尔自己也说：“如果有人对我恰当地提出问题，我就会知道该如何回答。这种问题，我自己也提不出来。”这说明无法找到客观而又合理的动机来对凶杀进行解释，因此必须在杀人犯的意识中去寻找凶杀的原因。

        由于这个原因，作者谈到了梦中杀人。在讯问中，克莱尔承认此前曾多次在梦中杀人。皮埃尔也承认自己在梦中杀过人。为此，调查者对他说：“我发现，你们俩杀了同一个人，您在梦中杀，她在现实中杀，就是想把你们的生活尽量安排好的那个女人。”这样，凶杀的责任看来应该由夫妻俩共同承担，就像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那样。后来，调查者和皮埃尔又作出另一种假设，即克莱尔杀错了人，她想杀的不是玛丽-泰蕾丝，而是她丈夫。

        另外，这次凶杀也可看作是替代一次自杀。克莱尔承认初恋使她难以忘怀：“我从来没有跟卡奥尔的幸福分开过，这幸福陪伴了我的一生。”同时，她又从未摆脱这次爱情的消失所带来的痛苦。她说，在十二年前，她曾希望跟阿尔丰索一起生活，再次体验这种爱情，但结果却未能如愿以偿。从此，她对生活完全失望，她活着如同死人一般。调查者则说她“从未融入生活”。她对生活的失望，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她奇特的行为。调查者问她：“在花园里您是什么人？”她回答说：“在我死后仍在的女人。”因此，她讨厌生活中过于坚固的东西，觉得玛丽-泰蕾丝肥胖的身体是“一大块听不到声音的肉”，她讨厌精美的食品，如表妹制作的调味汁烧肉。她喜欢的则是花园里种的“英国薄荷”，并承认自己曾多次写信给报社，以了解这种植物的种植法，并说她“有时吃英国薄荷，清洗肠胃”。

        克莱尔对生活的这种态度，使她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把自己也洗得干净，而对屋子里肮脏却毫不在意。她这样做，是要消除她肉体存在的任何痕迹，正如她自己所说：“如果我失踪了，如果我再也不回来了，永远不回来了，别人就不会在我身后找到任何东西，连一个特别的痕迹也找不到，只有干净的痕迹。”同时，她又把某些物品毁掉，如把报纸放在壁炉里烧掉，把盘子砸碎，把收音机扔进井里。她对生活完全失望，就产生两种愿望，一是想摧毁世界，二是想摧毁自己。la mente（情妇），而anglaise（英国的）则成为en glaise（黏土制的）。因此，l''amante anglaise就是土制的情妇，也就是死了的情妇。女主人公在卡奥尔的热恋结束之后，就把自己看成这样的女人。这个书名，可说跟尤奈斯库的剧名《秃头歌女》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克莱尔的态度及其凶杀，最终应理解为她跟现实生活的决裂。玛丽-泰蕾丝只是进行这种决裂的偶然工具，是一种间接自杀的工具。调查者认为，她杀人是“为了使这惨剧能完美无缺”，而皮埃尔则说，“因为她是在黑暗中走向凶杀的，所以在黑暗尽头的是玛丽-泰蕾丝还是我并不重要。”选择玛丽-泰蕾丝也许纯属偶然，她身体肥胖，像一头小牛，即献祭的牲畜，而她的姓Bousquet（布斯凯）也跟petit b?uf（小牛）相似。另外，克莱尔在被讯问时说，她杀人是因为她表妹脖子上的一个斑点，仿佛这斑点已被指定为她举刀砍杀的地方。

        由此可见，杜拉斯叙述的故事，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这凶杀以及三天夜里的碎尸灭迹，女主人公自己回想起来也心惊胆战，如在做噩梦一般，而不像是真实的事情。另外，克莱尔始终不愿说出把被害人的头藏在何处，这无头尸体的身份也就成为无法揭开的谜。作者通过叙述的故事，旨在展示人的某种心理状态，以揭开个人行为的秘密。

        杜拉斯在谈到《埃米莉·L》时说：“必须对这本书动手术。”杜拉斯作品中意义的流通，往往依靠这种手术，依靠跟故事的素材无关的第三种成分的加入。阿梅莉·拉比尤凶杀案的一个残存物，在皮埃尔·拉纳的梦中沉淀下来：他知道，这榔头虽说击在玛丽-泰蕾丝的头上，却是对准了他的脑袋。据阿梅莉·拉比尤说，他丈夫曾多次威胁要用她后来使用的榔头敲碎她的脑袋，而在杜拉斯的作品中，皮埃尔·拉纳在梦中杀死玛丽-泰蕾丝或他的妻子。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克莱尔和马塞尔·拉贡这对夫妇是同谋。在中，“社会新闻”中的榔头打在玛丽-泰蕾丝头上。在“最初的”凶杀案和“被改变的”凶杀案之间，形成了一个无限复杂又不断改变的因果关系网。

        这因果关系网复杂，是因为有一个多余的成分，即玛丽-泰蕾丝。她的名字使人想起杜拉斯的母亲玛丽·多纳迪厄，她母亲于一九四九年回到法国，也就是拉比尤凶杀案发生的那年。杜拉斯在（剧本）的前言中提到女演员玛德莱娜·勒诺的“神奇”魅力，觉得就“像是她在犯罪，完全像真的一样”，并越来越对这位女演员跟她母亲相像感到惊讶。杜拉斯的父亲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因病去世，时年四十九岁。对父亲的死，杜拉斯从未因此而直接责怪母亲，但在中，玛德莱娜·勒诺扮演了克莱尔·拉纳的角色。埃米尔·多纳迪厄并未被妻子杀死，但在中，叙述者从母亲的脸上看出她的婚姻出了问题。而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的暴力一直威胁着她的女儿。另外，玛丽-泰蕾丝这个名字部分跟中的女主人公泰蕾丝相同，而杜拉斯则声称：“泰蕾丝就是我。”

        而由于缺少另一成分，这因果关系网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那就是克莱尔·拉纳永远不会说出把玛丽-泰蕾丝的人头藏在何处。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克莱尔代表了一种类型的女人，这种女人精神有点失常，头脑有点简单，又有点像巫婆，就是中的女乞丐、中的劳儿·瓦·施泰因这样的人物。在小说中，克莱尔·拉纳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胡话连篇：“……涉及电视，并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一个故事套在别的故事上又套在另一个故事上，涉及聚集，很多，关于聚集的聚集，结果是聚集和其他……”,在现实中，阿梅莉·拉比尤对法官的回答颠三倒四。而杜拉斯认为，在这种颠三倒四后面，隐藏着一个能接受多种意义的女人“世代相传的”智慧。小说中，在谈到法官就凶杀案提出的问题时，调查者问克莱尔·拉纳：“这些问题有什么地方不符合实际？”她回答说：“它们互不相关。”她还指责调查者只关心她把玛丽-泰蕾丝的人头藏在何处：“那么，跟其他话相比，只有这个词重要啰？您认为我会让人把这个词抢走？使其他话都被活埋，使我跟它们一起被活活埋在精神病院里？”克莱尔对这小说中的主要问题保持沉默。她几乎就是作家，因为杜拉斯说，“男人不是沉默……因此，文学就是女人。”又说：“克莱尔·拉纳像我们大家一样想要杀人。她要是进行写作，就不会杀人。她的凶杀就像签上自己的名字那样，比一本书更有自己的特点。”

        克莱尔的凶杀，签上的是她丈夫的姓拉纳。她娘家姓布斯凯，就像她表妹一样。玛丽-泰蕾丝死后，布斯凯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随之消失。的作者在对其作品署名时，使用笔名“玛格丽特·杜拉斯”。据她男友迪奥尼斯·马斯科洛说，玛格丽特·多纳迪厄选择这个笔名，是因为她对大哥皮埃尔的行为感到羞耻。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克莱尔的丈夫名叫马塞尔，而在中则改名为皮埃尔。他像她大哥一样，在家中发号施令，禁止家人做某些事，又强迫家人做另一些事。在小说中，他还想把杀死玛丽-泰蕾丝的罪名加在阿尔丰索的头上。

        阿梅莉·拉比尤杀死丈夫后将其碎尸，但并未想到要把碎尸扔到在铺石路面山地的高架桥下经过的货车里，而是把碎尸连同人头埋在村子周围的荒地里，这只是一则社会新闻，克莱尔抛尸货车，又把人头藏了起来，则使人想起了历史。

        拉比尤凶杀案发生在一九四九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四年，把人的碎尸扔进货车就另有涵义。小说中，调查者在跟拉纳夫妇谈话之前，首先询问他们的一位朋友、巴尔托咖啡馆老板罗贝尔·拉米。他的作用是“‘启动’这本书”。杜拉斯的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著作《人类》中写道：“我们将在铁轨上滑行。机车上的那个人不是党卫队员。他也许不知道他运的是什么人，但他使火车行驶。”在中，泰蕾丝的丈夫名叫罗贝尔·L。他跟成千上万的政治犯、抵抗运动战士和犹太人一样，乘坐运送货物和牲畜的列车穿越法国，驶向集中营。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在法国铁路公司工作了二十七年的马塞尔·拉贡即克莱尔的丈夫说：“一列列火车把我们可怜的被害人的碎尸从东部运到西部，从北部运到南部，那些道岔如果不是让人知道这些列车的目的地，又有什么用处？”有几百名犯人在被运往集中营途中死去。“在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运沙的车厢里，他们也许每天都会找到人的脚和器官？也许他们最终会找到很多，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在该剧中，马塞尔·拉贡这样来描写她表妹玛丽-泰蕾丝的突然消失：“她走到法兰西共和国大街。我们看着她一直走到这条如此美丽的共和国大街的尽头。她的人已经变得很小，然后就消失了。”那些犹太人看来跟玛丽-泰蕾丝一样消失，但又有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在中，泰蕾丝等待被关进集中营的丈夫罗贝尔·L归来，泰蕾丝是热情的抵抗运动战士。杜拉斯从一九四三年起也是热情的抵抗运动战士，她从事地下活动，要冒巨大的风险，她丈夫则于一九四四年被捕并关进集中营。玛丽-泰蕾丝这个名字，一半跟的主人公泰蕾丝相同，另一半则跟罗贝尔·昂泰尔姆的妹妹玛丽路易丝部分相同，后者也被运牲畜的列车运往集中营，后死在关押妇女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克莱尔·拉纳说，她住在村子的中央，夜里外出行走，发现奇特的事情：“……有人在一些地窖里要把别人打死。有一天夜里，到处都发生火灾，幸好下起了雨，把火给灭了。”她在地窖里把玛丽-泰蕾丝的尸体切开，并在墙上写下“阿尔丰索”和“卡奥尔”。在跟皮埃尔·拉纳结婚前，她曾跟卡奥尔的警察热恋。在历史上，有一人绰号叫“卡奥尔的警察”，此人名叫路易·达基埃·德·佩勒普瓦，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出任该地总警长，负责“犹太人问题”，对几万名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负有责任。

        杜拉斯市镇位于洛特-加龙省，在市镇中央，正对着杜拉斯公爵的城堡，有一块纪念性牌子，标明广场的名称：让·布斯凯。此人曾建议在镇里安装自来水。虽然如此，现任镇长仍考虑把这块牌子拿掉，原因是许多游客把让·布斯凯跟勒内·布斯凯混为一谈。后者于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一九四三年底出任内政部警察署秘书长。一九四九年，即拉比尤凶杀案发生那年，他被控曾把南方六省一百九十四名犹太儿童关进集中营，据说他曾跟德国警方负责人谈判，将数万名犹太人逮捕并关进集中营。但因他曾为抵抗运动做过一些好事，弗朗索瓦·密特朗又为其辩护，因此未被判刑。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被害人玛丽-泰蕾丝跟杀害她的夫妇一样姓“拉贡”。一九六五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参观了杜拉斯市镇和“让·布斯凯”广场对面的杜拉斯公爵的城堡。从一九六七年起，在小说版和剧本版的中，克莱尔·拉纳说她住在市镇中央，她的表妹则名叫玛丽-泰蕾丝·布斯凯。

        的作者在洛特-加龙省参观时，来到她父亲埃米尔·多纳迪厄墓前悼念，决定用杜拉斯这个姓，以纪念葬在杜拉斯市镇附近的父亲。她改姓，可以说是为了跟她大哥断绝关系。在她的小说中有如下叙述：“对我哥哥这种无声的命令我无力抗争。”“我从来不跟大哥跳舞。［……］他这个人行凶作恶不论对谁都做得出，不要去惹他，那是危险的，不能把祸事招引上身。”“围绕着这样的记忆，是那灰青色的猎人之夜。这就像是发出的尖厉鸣响的警报一样，小孩的尖厉的叫声一样。”作者在洛特-加龙省参观之后，克莱尔·拉纳的丈夫改名为皮埃尔。此人喜欢发号施令，是一个神秘政党的积极分子，还到处拈花惹草，其形象跟与德寇合作的附敌分子夏尔·德瓦尔十分相像。皮埃尔·拉纳并非像他显示的那样“装聋作哑”，玛丽-泰蕾丝也许并非无知、无辜。她身患残疾，注定要成为被害人，但她跟皮埃尔联合起来对付克莱尔，也理应受到谴责。最终，克莱尔·拉纳那幢位于市镇中央的屋子人去楼空，屋里的东西都将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但玛丽-泰蕾丝的人头却依然踪迹全无。

        这部小说虽然只有六万字左右的篇幅，而且由三段对话组成，语言简单、平淡，却包含着十分深刻的涵义。不过，这其中的种种奥妙，也并非译者这样的凡夫俗子所能一眼识破。上面的分析，主要根据两部论著撰写，一是让·皮埃罗（Jea）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中分析小说的部分，二是《阅读玛格丽特·杜拉斯》中亚历山德拉·塞默（Alexandra Saemmer）的文章《〈英国情妇〉中的故事》，均由法国尼斯大学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e Blot-Labarrère）推荐提供。她在得知我同意翻译这部小说之后，还寄来贝纳黛特·博斯特（Bere Bost）的文章《〈英国情妇〉，戏剧-小说电影》，以及杜拉斯的（剧本）前言中题为“凶杀案”的部分。这篇“凶杀案”，对现实中的案件作了详细介绍，现作为附录列在书后。

        这部小说曾于二〇〇〇年翻译出版，书名译为。这个译名原准备采用，但译到第二个对话即对皮埃尔·拉纳的讯问时，看到下列句子：“la mente（情妇），就像un amant（一个情夫），une amante（一个情妇）”，觉得既然书中把amant和amante这两个词同时列出，就应有所区别，还是译成为好。

        正如二〇〇〇年译本的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说，这部小说虽然从头到尾都是对话，语言看似简单，其实句子的意思有时很难吃透和把握。在翻译中，把涵义吃不准或跟老译本的理解不同的句子作了记号，译完后进行整理，有疑问的句子竟达六十来句。当时克里斯蒂安娜及其丈夫安德烈·Z·拉巴雷尔（André Z. Labarrère）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一杜拉斯讨论会后回到摩纳哥，等我把问题寄去，他们已去了巴黎，邮件也紧随其后改寄巴黎，他们收到时已是十二月中旬。回摩纳哥过圣诞节之后，他们就着手解答我的问题，但觉得有些问题要回答清楚也并非易事，主要是因为句子属口语，多有省略，有的不符合法语中所谓“正确用法”，即书面语的规范，因此理解时容易出错。当然，克里斯蒂安娜是杜拉斯研究专家，这些问题也一一得到解答，安德烈由于长期协助妻子的研究工作，对杜拉斯的作品也已了如指掌，并在解答时作了不少补充。中的引语涉及影片《猎人之夜》，则主要由安德烈解答，他近年来主要研究电影，曾出版《电影图册》（袖珍本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书。对他们在我翻译过程中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表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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