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奇的课很快就大受欢迎。不久，来自纽约三所医学院的学生纷至沓来，排队等候上课，他们就像当年的韦尔奇一样，被这门新科学、显微镜和实验所吸引。韦尔奇不是简简单单地授课，他还启发学生。他的评论总是那么扎实精深、论据充分而且推理严密。一位同事这样评述：“他一直在散布知识。”还有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每一次，当学生将样本固定在载玻片上并通过显微镜观察时，一个全新的世界豁然呈现在眼前！对于某些人来说，发现并进入这个世界，开始操纵它，就近乎于去创造它。他们这时一定感觉自己化身为造物主了。

        纽约内外科医学院不得不开设一门实验课程来与之竞争，他们恳请韦尔奇加盟。韦尔奇以不愿背叛贝尔维医学院为由婉言谢绝了，但建议对方聘请普鲁登（t. Mitchell Prudden），他是韦尔奇在欧洲时就认识的一个美国人，当时韦尔奇还将其视为霍普金斯那份工作的竞争对手。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安排别人的工作，自此之后，他所参与安排的工作多到无法估算。此间，他的一个学生这样回忆道：“他严肃而热切的目光、微笑的面容以及对年轻人的热情，使得他们围绕着他。他总是愿意放下手头上任何正在进行的工作，来解答关于各方面的问题，哪怕非常琐碎——事实上他从来不会没有答案，他简直就像百科全书一样知识渊博。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待在贝尔维是大材小用，他注定应该有更多的听众。”

        但是，除了主动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学生蜂拥而至外，普鲁登和韦尔奇两个人谁也没有成功。两年过去了，然后又是一年，到了第四年，为了维持生计，韦尔奇在一家州立医院担任一名杰出医生的助理，从事尸体解剖工作，并在期末考试前指导学生。当他过了而立之年后，他还一直没能做真正的科学。韦尔奇的声誉不断提高，而且显而易见，如果他专注于行医，他会非常富有。医学研究在美国的进展仅是那么一丁点——尽管意义重大——但即使是这一点点，他也没有参与。在欧洲，科学正凭借着接二连三的进展和毫不间断的突破向前迈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疾病的病菌学说。

        对病菌学说的验证和详细阐述将最终开创一条对抗所有感染性疾病的道路，也将创建出韦尔奇和其他人后来用以抗击流感的概念框架和技术手段。

        简单说来，病菌学说认为微小的生物体会在侵入人体后繁殖，然后导致疾病，而且特定的病菌导致特定的疾病。

        那时也确实需要新的疾病理论。随着19世纪的发展，人们将尸体解剖后的发现与生前记录的症状关联起来，开始利用显微镜观察尸体和动物器官，将正常器官和病变器官进行比较，疾病变得越来越清晰化、局域化和特征化，科学家们最终抛弃了系统性疾病的概念以及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的气质学说，开始寻求更好的解释。

        当时与病菌学说相抗衡的还有另外三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涉及“瘴气”。这个概念以多种形式存在，但都从根本上认为，大部分疾病是由空气中的腐败物、气候的影响以及有机物降解出的有毒气体所致。（在中国，人们认为是邪气导致了疾病。）瘴气貌似一个特别好的流行病学解释，而且沼泽地区的脏乱似乎能支持这个理论。1885年，韦尔奇认为病菌学说已经确凿无疑了，纽约市卫生局还在告诫市民：“将所有的电线在某个季节埋于地下……会让那么多富含毒气的下层土暴露于空气中……这对市民健康极为有害……哈林区的腐败污物如此之多，足以生成毒害半数市民的有害气体。”版本本质上所描述的物质，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病毒的东西。

        然而，许多科学家仍不满意于这些理论。疾病通常都有发生、发展和传播的过程。那么是否应该有一个起始点——一个“种子”呢？在1840年的《关于沼气和传染原》（On Miasmata and tagia）一文中，亨勒首次阐述了现代病菌学说；他也给出了这个学说的证据，并列出了一旦符合就能确认疾病的一些标准。

        1860年，巴斯德证明，发酵是由生物体而非化学链式反应引起，成功地将其转变为病菌学说。早期最重要的皈依者是李斯特（Joseper），他立刻将这些发现应用在外科手术中，在手术室创造了消毒环境，从而大大降低了患者术后感染所导致的死亡率。

        但科赫的工作更为耀眼。科赫本人就非常引人注目。他是工程师的儿子，5岁就能自己看书，非常聪慧。他曾跟随亨勒学习，并得到了一个研究职位，但为了养家还是选择了临床医生一职。然而，他无法停止对自然的探索。他独自一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些实验满足最苛刻的检验要求），发现了炭疽杆菌的整个生命周期，指出它能以芽孢的形式在土壤中休眠数年。1876年，他来到韦尔奇的一位导师科恩（Ferdinand ）的实验室，并展示了他的发现，结果他一举成名。

        随后他提出了著名的“科赫法则”，尽管亨勒在较早的时候曾经提出过类似的内容。法则认为，在确定一种微生物为某种特定疾病的病因之前，首先，研究人员必须在这种疾病的每一病例中都找到这种微生物；其次，他们必须分离出这种微生物纯种；第三，他们必须用这种微生物接种易感动物，并让这些动物患上此病；第四，必须再从这些实验动物身上分离出这种微生物。科赫法则几乎立刻变成了一个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并不容易，例如，通常很难找到在感染人类病原菌之后，会表现出和人类相同症状的实验动物。）

        1882年，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结核病的病原菌），从而震撼整个科学界，并进一步确证了病菌学说。结核病是无情的杀手，民间称之为“痨病”（ption），这个名称道出了这种疾病的可怕，它会掏空（e）人的体力。如同癌症一样，它攻击的对象不分老幼，它榨取人们的生命力，让他们形容枯槁，然后夺走他们的生命。

        对于细菌学的信徒来说，怎样评价科赫发现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在纽约，一位朋友拿着报道这项发现的报纸闯进了韦尔奇的卧室。韦尔奇从床上一跃而起，两个人又一起冲出门去告诉另外一个朋友。很快地，韦尔奇亲身感受到了这份喜悦。他在自己的课上演示科赫的发现，重复科赫的方法，用苯酚品红液对痨病患者的痰液进行染色，他的学生们注视着蒸汽从玻片上升起，染料结合到杆菌上，玻片上显现出杆菌的真貌。这是最新、最伟大的发现呀！学生们通过显微镜观察这块玻片，看到了科赫所看到的一切，大家激动万分。许多人在多年后还活灵活现地回想着当时的情景。比格斯（hermann Biggs）就是其中之一，他凭自己的努力也成为了一名杰出人士；就是在那一时刻，他决定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细菌学。

        但对韦尔奇来说，重复科赫的发现苦乐交加。他了解那些德国人，知道他们几乎全部都在这门未知的科学中探险。然而，在这里，他只是沿袭着他们工作的轨迹，自己什么也没做。

        1883年，科赫取得了他在战胜疾病的科学领域内的第一次伟大胜利。19世纪初期，欧洲和美国遭受了两次流行性霍乱的蹂躏。就在埃及发生的新一轮流行性霍乱逼近欧洲边境时，法国派遣细菌学这个新领域的研究人员去探查这种疾病的病因。德国派遣了科赫。

        在此之前，医学的重大发现几乎都是从观察中偶然得到的。琴纳发现生活在乡下的人们能自我接种，认真思索后开始了对天花的研究。但在这里行不通。这一次，目标已经预先确定。法国人和科赫都先设计了一个合理的流程，然后对实验室和微生物学常用的工具进行改造，使之适用于特定的对象。

        法国人失败了。探险队中最年轻的成员特威利尔（Louis thuillier）死于霍乱。尽管科赫与巴斯德研究所之间誓不两立，法、德两国间竞争也非常激烈，科赫还是将特威利尔的遗体运送回了法国。在特威利尔的葬礼上，他担当了护柩者，并向墓穴里投下一只“授予勇者”的月桂花环。

        随后，科赫折返埃及，分离出了霍乱杆菌，并随其扩散跟到了印度，更深入地探究他的发现。斯诺先前在伦敦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仅仅证明了“污染的水会导致疾病”，现在结合科赫的证据，病菌学说似乎在霍乱中得以证明——这暗示着病菌学说马上就要被证实了。

        全世界（包括美国）大多数著名医生都赞同一位杰出的美国公共卫生专家1885年的声明：“曾为理论者终将成为现实。”

        但欧洲和美国仍有一小部分人反对病菌学说，他们认为巴斯德、科赫和其他人确实证明了细菌的存在，但并不是那些细菌了疾病——或者至少不是导致疾病的唯一原因。

        持反对意见的人中最著名的是冯·培滕科费尔（Max voenkofer），他曾为科学作出过切实重要的贡献。他坚持认为，科赫所说的细菌只是导致霍乱的多种诱因中的一个。他与科赫的争论逐渐变得充满敌意而且火药味十足。与巴纳姆（Barnum）及其身边的一位走钢丝的演员接触后，培滕科费尔决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准备了若干个装满了致死性霍乱细菌的试管，然后，他和他的几个学生喝下了其中的液体。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两个学生出现了轻微的霍乱病征，但是所有人都活了下来。培滕科费尔宣告胜利并得到拥护。

        这个宣言的代价是昂贵的。1892年，汉堡和阿图那这两个近邻城市的供水受到了霍乱细菌的污染。阿图那将水进行了过滤，它的市民躲过了这场浩劫；而汉堡没有这样做，结果8606人死于霍乱。培滕科费尔遭到了嘲弄，而且成为人们辱骂的对象。不久他引咎自杀。

        当时仍没有有效治疗霍乱的方法，但科学已经证明——汉堡市民的死亡是决定性的证据——保护水源和检测细菌是能够预防这种疾病的。自那以后，仅有一群孤立无援、没有声望的顽固者还在继续反对病菌学说。

        那时韦尔奇已经到了霍普金斯，他到巴尔的摩的旅程还远非一帆风顺。

        1884年，霍普金斯的那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这时韦尔奇在纽约的生活已相当舒适，财富对他来说唾手可得。几乎每一个曾经上过他课的学生都对他无比敬仰，而且许多人当上了医生。他已经小有名气，只要他愿意，他的声望和魅力就能使他融入上流社会。

        韦尔奇最好的朋友是他在预备学校时的室友丹尼斯（Frederick Dennis），其父是铁路业巨头，他自己则是一名医生，曾在德国学习过。丹尼斯不遗余力地帮助韦尔奇开拓事业：在科学杂志编辑面前称赞他的天赋，利用社会关系网在纽约提携他，时不时还间接资助他。事实上，与其说是朋友——甚至是挚友，倒不如说丹尼斯表现得更像一个渴望得到爱慕的情人。

        但丹尼斯也要求韦尔奇以忠诚于他作为回报。韦尔奇愿意恪守这份忠诚。如今丹尼斯要求韦尔奇留在纽约。在韦尔奇踌躇不定之时，丹尼斯处心积虑地组织了一群说客去挽留他。他说服韦尔奇的父亲去开导韦尔奇，又从卡耐基（Andrew egie）那里游说了5万美金捐助给贝尔维医学院的实验室，并说服医学院承诺另外再提供4.5万美金，这可以和巴尔的摩的任何实验室相比拟了。不仅仅是丹尼斯急切地要求韦尔奇留下，一名杰出律师（他的儿子曾经跟随韦尔奇学习）也这样告诫他，去巴尔的摩将会是“你一生的错误。在这个世纪，并不是所有同龄人都能得到你目前已有的这般声誉”。甚至连美国信托投资公司总裁也派人捎话说：“无论在巴尔的摩的前景如何光明，同这份事业相比还是要逊色许多。”（1992）, 203。">这份事业就在纽约，就摆在他的眼前。

        这些压力并非毫无效果。丹尼斯也确实听到了韦尔奇为留下而提出的一些条件。但对韦尔奇而言，他有自己的顾虑，一些与他自我满意度有关的顾虑。自德国返美那年起，他几乎与真正的科学无缘。多年来，他只能说，为了维持生计，他没法进行原创性研究。

        霍普金斯期望的不仅仅是光说不练。它已经运行了8年，尽管规模很小，但已在国际闻名遐迩。韦尔奇向他的继母坦承：“霍普金斯对其教员的期许非常之高，他们希望教员能有所成就，能对这个国家的医学教育进行改革，这使我备感责任重大。想在那里树立威望可不会像在贝尔维那般轻而易举。”，参见128—132。">

        然而，对于为何接受霍普金斯所提供职位的确切理由，韦尔奇这样写道：“毋庸置疑，这是这个国家的最大良机。”拒绝将意味着他是一个虚伪而懦弱的人。与此同时，在纽约，他开出的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尽管丹尼斯认为自己已尽力。

        韦尔奇接受了霍普金斯提供的工作。

        丹尼斯非常恼火。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与韦尔奇的友谊一直是情感深厚而炽烈。现在，丹尼斯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韦尔奇向他的继母吐露：“这份一生一世的友谊就这样画上了句号，我很难过，但……丹尼斯医生似乎认为他对我未来的整个人生持有控制权。当他诉说着他已经为我做了些什么的时候，我告诉他这是一个我决不和他谈论的话题。”

        后来，丹尼斯寄给韦尔奇一封信，宣告他们正式绝交，这封信措辞相当激烈，以至于丹尼斯自己都在信中要求韦尔奇阅后烧毁。

        对韦尔奇来说，这份友情的破裂影响也很深远。他再不会有第二个这样的朋友了。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韦尔奇最亲密的合作者是他的学生弗莱克斯纳。他们一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就是对弗莱克斯纳，韦尔奇也保持着距离。弗莱克斯纳写道，自韦尔奇和丹尼斯疏远以后，“他再也没有让任何人，女人或同事，亲近他……这位单身的科学家在极度孤独中前行，也许这孤独就是他力量的秘密源泉”。

        在韦尔奇的余生中，他始终单身一人。但除了独身，他从不固步自封，从不墨守成规，也从不顽固不化。

        他一直没有结婚。尽管与其他人一起像伙伴一样融洽地合作——唯一例外是与伟大而古怪的外科学家霍尔斯特德（illiam ed）一起时（这一可能的例外也许只是流言蜚语），他没有同任何男性或女性有过公开的过从甚密的关系（性关系或其他关系）。尽管他在巴尔的摩生活了半个世纪，但他从未有过自己的住所，哪怕是一间公寓；尽管他的积蓄已经相当可观，但他仍生活得像一个过客；他向一位房东太太租了两个房间，之后跟随着这位房东太太一次次搬家，虽然是寄宿者，他却将遗产留给了房东太太的女儿。他的三餐几乎都是在绅士俱乐部中解决的，他退隐到一个只有男人、雪茄和在黄昏时分进行交流的世界里了却余生。他观察年轻的同事，“不慌不忙地打破那种很可能演变成情结的强烈关系”, 136，亦见153。">。

        但是，纵然他就在日常生活中浮沉，他的生活依然是不寻常的。他是自由的，不只是独身，而是不受约束，没有人事的纠缠，没有财产的羁绊，彻彻底底的自由。

        他可以自由地做非凡之事。

        在霍普金斯——几十年间，霍普金斯大学渐渐变成了“霍普金斯”这个简称——人们期望韦尔奇能创建一个永远改变美国医学的研究机构。他在1884年接手了霍普金斯，时年34岁。

        霍普金斯开始直接和间接地去实现其目标。它成了（虽然是临时的）第一代改造美国医学科学的人们的总部并成为楷模，其他的研究机构不得不效仿它——否则就会消失。

        在这个过程中，韦尔奇逐渐积累起巨大的个人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就像收藏家搜罗藏品一样。他的第一步是返回德国。之前，他曾跟随科恩（科赫向他介绍自己的炭疽研究）、路德维希和科恩海姆工作过，这三位都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他还与青年时代的埃尔利希见过面，后者的手五颜六色，滴着染料，他的见解结合他的化学知识，可以为整个医学作出巨大的理论贡献。

        现在，韦尔奇几乎拜访了德国每一位杰出的研究人员。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排名，他高兴地说，霍普金斯“已经在德国享有声望，而纽约的医学院甚至连名字都不为人所知”。他用故事引起别人的兴趣，引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是运用大量不断拓展的科学知识吸引人。即使那些极端好胜、几乎达到偏执的科学家都向他敞开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尚未公开的观点。他的宽宏大度和超人智慧，使他能够深入洞察他们的工作深度及其广泛意义。

        韦尔奇也向科赫的两个弟子学习细菌学。其中一个办了一个“班”，学生都是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小有名气。在这个群体中，韦尔奇非常耀眼；同窗们给了他在告别晚宴上第一个向老师敬酒的荣誉。韦尔奇从科赫（科学上最伟大的一个名字）本人那里也获益匪浅，科赫接纳他参加他著名的课程（仅办过一次），这个课程是为那些将教授细菌学的科学家开设的。

        随后，韦尔奇回到了巴尔的摩。在霍普金斯医院或医学院正式开办的前几年，虽没有患者，也没有学生，但霍普金斯已开始加速变革。尽管霍普金斯医院直到1889年才开办，医学院是1893年，但实验室几乎在韦尔奇回来后就马上开始运作了。光是这点就已足够。

        就在实验室开始运作的第一年，26名非霍普金斯教员的研究人员使用了实验室。韦尔奇的年轻助理库恩斯曼（illiam cilman，他后来以霍普金斯模式重建了哈佛医学院）不断向他们供应器官。他骑着自行车到其他医院收取器官，放入挂在车把上的桶内带回来。这些来访者或研究生当中许多人已是（或后来成为）世界顶尖的研究人员，包括抗击黄热病的四位医生成员中的三位——里德（alter Reed）、卡洛尔（James Carroll）和拉齐尔（Jesse Lazear）。经过几年的发展，实验室已经可以满足50名医生同时做研究生课题了。

        同时，霍普金斯开始招募教员。学校的研究机构设想以及韦尔奇本人的魅力，使它招募到的都是些甚为优秀的人，马尔（Franklin Mall）就是一个代表。

        1883年，在21岁时，马尔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的医学学位，随后他去了德国，与路德维希一起工作。马尔在霍普金斯读研究生时所做的一些工作已令他声名远扬，他希望——要求获得——所能想得出的最高标准，不仅仅是做一名教书先生。沃恩（Victor Vaughan）是密歇根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医学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仅次于韦尔奇，他认为自己学院的化学实验室在美国最棒，并且在世界上也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但马尔却将这个实验室贬作“一个小型化学实验室” （1934）, 70.">，并称他在密歇根受到的教育就和一个好点的高中教育差不多。

        当韦尔奇给马尔发出工作邀请时，马尔正在芝加哥大学，准备花费400万美元［一笔巨款——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是芝加哥大学的主要捐赠人］来做韦尔奇试图要做的事情——建立一个大型研究所。马尔回应韦尔奇的工作邀请时，建议韦尔奇离开霍普金斯到芝加哥来，条件是给他大幅加薪。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霍普金斯极其需要资助，韦尔奇还是拒绝了马尔的建议，回应道：“我能够想见，也许影响你来霍普金斯加入我们的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对生活在这里的渴望和对我们理想与未来持有的信念……在相当长时间内，它们不会吸引大众，甚至不会吸引医学人士。我们视为成功的，医生们也不会认为其成功。”

        马尔在二择一之间犹豫。如同他告诉韦尔奇的一样，他已经在芝加哥大学“规范了生物系，装配了25 000美元的设备，并已着手规划一栋将耗资20万美元的大楼了”，所有这些都已获得资助，大部分来自洛克菲勒。而在霍普金斯大学，只有一些医学院教员和仅有的一家医院，已经没有资金再创办一所学校了。（医学院最终靠着一群女士提供的50万美元捐赠得以创办，她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刚资助了布赖恩梅尔学院，捐赠的条件是医学院要接收女生。学校和董事会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不过，还有韦尔奇呢。

        马尔给韦尔奇打电报说：“我更倾向于选择霍普金斯……我认为你就是最大的吸引力。你创造了机会。”

        然而，吸引人和创造机会的并不是韦尔奇的实验室研究。对于聘请了韦尔奇的吉尔曼和比林斯，甚至韦尔奇自己，他们所不知的是，韦尔奇也有软肋。

        韦尔奇当然通晓科学的方法，也能迅速领会一个实验结果的重要性，能够明白并进行下一步设计来验证一项发现或者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然而，他在纽约的6年中就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而当时他没有从事科学研究。他曾经这样告诉自己和其他人：维持生计的需求妨碍了对科学的追求。

        但他并没有家庭要供养，而其他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也能作出巨大的科学贡献。没有哪一位科学家所处的不利条件要比斯滕伯格（Gee Sternberg）更甚，他完全靠自学成才。韦尔奇称其为“这个国家现代细菌学研究真正的先驱……［他］凭借坚持不懈和天赋的能力精通了相关技术和学术著作”。

        1878年，就在韦尔奇与比林斯在那个传说浮士德遇见魔鬼的啤酒馆会面之时，斯滕伯格正在同内兹佩尔塞（Nez Perce）族印第安人作战的军队中担任军医。从那里，他搭马车走了750公里——日复一日地忍受着满身的臭汗，简直要令骨头散架的颠簸，还有令人窒息的尘土，只是为了赶上一辆火车。然后又是近4200公里的行程，一路相伴的只有闷热的不适、车厢内的相互推搡以及难以下咽的食物。他忍受了这些，只是为了参加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举办的一次会议。当韦尔奇在纽约为他实验设备的匮乏而嗟叹时，斯滕伯格正在前线营地建立实验室，而建设资金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斯滕伯格自己投入的。1881年，他率先分离出肺炎球菌，比巴斯德和科赫还要早几周（这三人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病菌的重要性）。斯滕伯格也是观察到白细胞吞噬细菌的第一人，这是了解免疫系统的关键所在。他没能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观察结果，但他的许多其他成就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了，特别是他在显微镜下拍摄照片的开拓性工作，以及检测各种灭菌温度和各种灭菌剂灭菌效果方面的细致实验。这些工作使得人们有可能在实验室和公共卫生实践中建立灭菌环境。斯滕伯格在一个前线营地也这样做了。

        与此同时，在纽约的韦尔奇觉得，只要他能摆脱经济问题的困扰，他自己的研究就会取得成效。

        在巴尔的摩，他的工作并没有取得进展。即使有最富有天赋的年轻人辅助他，他的缺点还是开始慢慢显露出来。

        他的缺点是：他对科学就像对待他的余生一样，一直停留在表面而没有深入下去，他的注意力从不曾锚定在一个重要或意义深远的问题上。

        他所做的工作确实是一流的。可是仅仅也就是一流——细致而全面，甚至无懈可击，但不够深刻，欠缺煽动力，也没有深远的意义，不足以为自己或他人开辟新路，不足以为全世界展现新方向，也不足以拨开迷雾找到希望。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发现今天被称为韦尔奇杆菌的细菌，这种细菌是气性坏疽的病原菌。他的另一个重要工作是发现驻留在皮肤各层的葡萄球菌，这意味着外科医生在外科手术时不仅要消毒皮肤表面，还要消毒皮肤下层。这些发现并非是无足轻重的，纵然没有其他更为显著的成就，如果它们能代表韦尔奇所有同等工作的冰山一角，它们合起来也足以使韦尔奇无愧于科学巨人的称号了。

        然而，这些是他的研究中唯一真正引人注目的结果。放在整个一生的范畴内考虑，特别是在一个天地万物对探险敞开怀抱的时代，这些工作实在算不上什么。

        科学上最大的挑战，或者说它的巧妙之处，在于提出重要的问题并以一定的方式来框定这个问题，将其分解成若干可以解决的片段，变成可操作并且最终能获得答案的实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天赋，而这天赋就是既能上探天文下勘地理，又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所谓在横向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是能博采看起来似乎支离破碎的信息并且将它们组织在一起。它让一个研究者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再产生联系和创造性飞跃。而在纵向上的“上探天文下勘地理”，则是在研究某个东西时不断深入，创造出新的知识。有时候，一个人的发现就能熠熠生辉，照亮和启发整个世界。

        至少有一个问题可以把纵向和横向视野联系起来，那就是“又怎么样呢？”就像拼字游戏板上的一个单词，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和促进多个方向上的发展，它也能排除一些不重要的信息——或者说，至少对提出该问题的研究人员来说是无关的信息。它可以鞭策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探索以了解知识。它也可以迫使研究人员回到原点，去审视如何令一个发现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要以这些方式看问题，需要的是一个对一切充满疑问的，根据一定原则深入质疑，就像将太阳光聚焦到纸上令其燃烧的透镜。这需要某种魔法。

        据报道，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说过，他的科学天赋是能够浏览海量的实验报告和期刊文章，选择其中少数几个正确且重要的而无视其他，并就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论。（1925），参见5, 68, 279, 285.">在这个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中，爱因斯坦很可能过于谦逊了。但他的部分天赋就是辨识事物的直觉以及纵向探究和横向联系的能力。

        韦尔奇具有至关重要的广泛好奇心，但是他不具备这种深入探究的精神。他能看清何谓伟大，但却不能以小见大。从未有过什么问题能唤醒他内心的极大热情，从未有过什么问题能化为驱动力，也从未有过什么问题能迫使他去追踪，直至该问题被详尽阐明或引出另一个新问题。与之相反，他研究一下某个问题，马上又见异思迁。

        在霍普金斯的最初几年中，他一直在思考他的工作，思考他是否需要回到实验室。后来，他舍弃了这个抱负，甚至停止了对研究的尝试。然而，他一直也没有完全接受自己的抉择；在生命步入尽头之时，他有时会表露出本该投身实验室的愿望。

        不过，尽管在科学成就上有所不足，韦尔奇的生活却不像那些起先雄心勃勃、最终却以苦涩失望而告终的人那样。虽然他在实验室里无所建树，但像马尔这样的人还是被他所吸引。就如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所说的：“在病理学界，每一个人都认同韦尔奇自身巨大的魅力。他的榜样力量、他的智慧以及他全面的知识，构成了美国医学科学拱门的冠石。”

        韦尔奇真正的天赋在两个领域。

        首先，他不仅拥有知识，还具有判断力。他无与伦比的能力就在于：能在听取他人描述其实验或阅读科技论文时，立刻界定出尚不清晰的关键点及阐明它们所需的关键实验。怎么说呢，尽管他自己不会变魔术，但他似乎知道个中诀窍，并能够教会其他人。

        他具有的同样无与伦比的能力是判断人的眼光，识别出那些有希望做成他未做之事的人。他主要选择医学院教员，在这方面他简直是才华横溢。所有人在被任命时都很年轻：他自己是34岁，威廉·奥斯勒（illiam Osler）40岁（加拿大人，称得上当代最著名的临床医生），霍尔斯特德37岁（一位改变外科思维方式的外科医生），凯利（howard Kelly）31岁（妇产科专家，放射治疗的先驱），艾贝尔（J. J. Abel）36岁（化学家和药理学家，发现了肾上腺素并帮助革新了药典），豪厄尔（. h. howell）33岁（生理学家），马尔31岁（豪厄尔、艾贝尔和马尔都曾是霍普金斯的研究生）。

        第二个天赋是，韦尔奇能激发他人的灵感。他的激发是无意识的，并非刻意为之。在学校开办早期，韦尔奇体重很重（但还不算肥胖），身材矮小，在被称为“帝王”之相的黑色胡须（尖尖的小山羊胡）上方，闪亮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他身着保守但得体的黑衣，经常手持一顶圆顶窄边礼帽。相对于他稍胖的身材，他的手和脚明显要小得多，令他看上去近乎纤弱。但是他最为非凡的特质不是身体上的。他似乎对自己感觉非常自信和安逸，以至于他周围的人也能感受到这种安逸。他洋溢着自信，却没有傲慢、矜持或浮夸。在争论中（他与那些坚持己见的外行之间的争论非常之多），他从不会提高嗓门，据一位观察了他数十年的人说，他也从未体会过那种“击败对手后的狂喜”。

        关于他的任何事情都是正面的。他的智慧、他广博深邃的知识面也促进了他的教学。他从不带笔记本或作任何准备就走进教室，常常也不知道他将要讲什么主题，但他能马上开始讲演，条理清晰而具有逻辑，引人思考而令人振奋。他如父亲一般，却没有家长作风。医生们将病理学样本寄给他，请他分析并付给他可观的报酬。他的助手进行分析，他写总结报告，然后把钱分给大家。他热爱饮食，并在他的俱乐部（马里兰俱乐部）摆设丰盛的宴席，经常宴请青年同事或研究生。因为韦尔奇的交谈，他们当中有一人称这些宴请留给他“幸福的记忆”。韦尔奇有能耐使学生感觉到“世界的富饶”——艺术、文学和科学的世界。

        弗莱克斯纳说，总的效果就是“制造了一个成功的氛围……渴望像韦尔奇那样，渴望得到他的赞许，这是那些聚集在他实验室里的热血青年的主要动机”。

        决定性的一点是，韦尔奇充满了某种神秘感。尽管这不是他天赋的一部分，但能部分解释他的影响力。他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保持着距离。客气本身就是一个别人无法穿越的障碍。在学生做的事情尚未重大到能引起他注意之前，他很少关注他们，甚至越来越不关注。他看上去不拘小节，甚至邋遢。在与人交谈时他会变得非常活跃，以至于烟灰掉在外套上都没注意到。他从来不会准时，桌子上总是堆满了好几个月都未曾回复的信件。年轻的同事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这个绰号从霍普金斯流传到了每一处的年轻科学家那里。他们称他为（当然从不当着他的面）“小亲亲”。

        这是一个令人舒心的、父亲般亲切的绰号。但他给予了别人安慰，却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安慰。尽管他帮助了所有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尽管他让自己周围聚集了许多人，但是他从来不怂恿、不允许任何人向他倾诉心声，自己也不向任何人吐露心事。马尔曾经写信给他的妹妹说，他期望与韦尔奇建立真正的友谊，而不是相熟而已。但即使是马尔也未能做到这一点。韦尔奇独自在大西洋城度假，在那里享受着它的俗不可耐。

        学生们有一段顺口溜：“没人知道小亲亲在哪儿吃饭/没人知道小亲亲在哪儿睡觉/没人知道小亲亲养活谁/除了小亲亲他自己。”

        霍普金斯医学院坐落于城郊的一座小山上，市区和大学主校区相隔数公里。矮小的学校主建筑（病理学实验室）怪模怪样，两层的石头建筑，每层有6扇落地窗，顶上竖着方形烟囱。楼内，用于观摩尸体解剖的阶梯式座位区贯通了整个建筑，而在顶层，学生们可以越过栏杆极目远眺。每层都有狭长的房间一字排开，一楼是病理学实验室，二楼是细菌学实验室。

        1889年，当霍普金斯医院开办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医学院。在约6万平方米土地上的这16栋建筑物中，一个小小的团体开始发展。人们每天在一起共进早餐和午餐，晚上也常常进行会谈。每周一晚上有一个较正式的聚会，有30—40人参加，包括职工、学生（博士或在读医学博士）及临床医生。他们讨论当前的研究或病例，并评论惯常会提出的问题。资深教员有时会穿着睡衣在一个可以俯视地面的凸窗旁的“高桌”上进餐。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玩纸牌，相互请客，一起去“教堂”——位于沃尔夫和纪念碑路上的汉塞勒曼姆餐馆和酒吧，他们在那里喝啤酒。一位哈佛教授将霍普金斯人比作修士，而库辛说：“这在医学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且他们的确肩负着使命。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Elias etti）在他的《群众与权力》（）一书中写道，巨大的进步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推动的，他们被称为“群众结晶……人们结成小型的、严密的、有严格界限和极大稳定性的、具有促进群体形成作用的团体。其结构一览无余，只要一瞥就可以全盘掌握。这些团体的统一性比其人数更为重要。其作用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人们也应该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什么……群众结晶是稳定的……它的成员已经适应了它的行为和思想……群众结晶的透明性、孤立性和恒久性同群众本身激发的事件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以同样的方式，沉淀从溶液中析出，再相互结合形成晶体。具有超凡能力和共同愿望的人们现在聚集到了霍普金斯的韦尔奇周围。他们和美国各地的其他人一起，在为促进医学革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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